畢飛宇:不著邊際的疼痛是我寫作的理由(圖)

　　他年齡與餘華、格非、蘇童相仿，他們成名時，他還是個「無法判斷什麼是新聞」的記者，後來卻成了獲獎專業戶，頗有大器晚成意味，再後來他成了和他們一樣的文學大家，他就是畢飛宇。

　　原始的鄉村和沉默的父親

　　1964年，畢飛宇出生在蘇北蒼凉的鄉村。「我來到世界的時候，那個平原很原始，幾乎沒有文明的跡象。」他有些躊躇，「我都9歲了，夏天還光著屁股。我們一個班的男同學都光著屁股，女同學們都覺得很自然。它的經濟狀況和文明程度都是一目了然的。」——這是現實。

　　現實逼近到一定的程度，就有些超現實的意味——「你能聞到冰的氣味麼？我能；你和月亮賽跑過麼？我賽跑過，而且從沒輸過，當然我也沒贏過；你能在水裡睡午覺麼？我能，隨波逐流的睡眠妙不可言，一覺醒來，你要用很長時間確定自己死了還是活著。一場雨、一陣陽光，大地就面目全非，連空氣的性質都跟著變化。和植物一起成長的是動物，我10歲前就是動物。這樣的感受在童年如果失去了，讀一輩子書都弄不明白。」

　　他認為他性格中的一部分來自父親。父親悲觀、凝重、善於冥想。「他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是心懷祖國，二是放眼世界。家裡沒米了，也要把《參考消息》放在膝蓋上，對著天邊的晚霞憂心忡忡。吃了一輩子苦，受了一輩子屈辱，一事無成，最終成全的卻是我。」

　　父親曾經是個養子，那戶人家姓陸，由於「運動」，父親姓了畢。從這個意義上說，畢飛宇是個丟了姓氏的、「無根」的人。「無根的人總渴望把根扎在天上」，也許恰好是因為這樣，他的小說有了某些夢幻的氣質。

　　年輕時沒有能力與父親對話，直到父親平反，父子倆在「藏汙納垢」的旅館裡住了一年，也常常相對無言。這一代中國作家似乎一直在探索父與子的關係。據說，直到他成為作家,父親對他也常常持保留態度。父親是現實的，希望他成為一個對世界有用的人，而寫小說「沒什麼用」。畢飛宇覺得，自己「並沒什麼用」，他的小說反而可能「有點用」。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寫作

　　大多數時候，畢飛宇是不寫作的。如果要寫，他會在9點左右起床，然後磨蹭，吃飯，做咖啡，或者泡茶，抽菸，感覺到自己「寧靜而通暢」了，開工，再不停頓，一口氣寫到下午三四點，去外面吃「午飯」。吃完飯翻翻書，太太回家了，孩子放學了，日常生活也就開始了。

　　他生活規律、簡單，「沒怪癖」，唯一折騰的是運動。7點去健身中心，「和朋友們鬼混，每天都要出一身臭汗」。他踢了很久的足球，但足球需要的人太多，不好辦，轉向了器械。現在主要項目是桌球，一大群球友，每天都要賭球，輸了的做伏地挺身，實在做不動就去買飲料來抵債。當然，鬥嘴也很重要。他和球友差不多每天都要吵，偶爾還飆髒話。最愉快的是衝澡的時光，「一大堆男人光著身子鬥嘴，輸了球，一定要用嘴贏回來，很享受的。」

　　他的頭髮有些桀驁不馴，似乎總要「衝冠」，後來索性剃光，眉眼才「順暢」了一些。有人看他英氣挺拔，戲稱之曰「色藝雙全」。有傳言說，他發現媒體提及他的長相很生氣，還對記者發過脾氣，覺得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讓人討論長相「很不體面」。由於他的堅持，他終於沒有以「美男作家」的惡名行世。

　　剛剛結婚時，冰箱離他的寫字檯只有30釐米，又熱又響；餐桌離他只有一米多，太太在餐桌邊和客人說話，他寫他的，「只要我想寫，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可以。寫作雖辛苦，但已是神仙的日子。天是天，地是地，凱撒的歸凱撒，我的歸我。」

　　他是懷疑主義者，因為骨子裡的「不相信」，但他要求自己相信，「相信比懷疑好」。這樣的暗示似乎有了點結果，他能與生活和平相處了，作品「暖和」一些了，「這樣可能導致平庸，也可能導向開闊。」

　　不著邊際的疼痛是寫作的理由

　　記者：你的題材非常寬廣：村莊、城市、工廠、軍人、盲人……但你自己說，現在為止，「只寫了一個關於『疼痛』的故事，只不過這個故事有不同的名字罷了」。你的疼痛感從何而來？

　　畢飛宇：我是從小村莊到小鎮、縣城、小城市、大城市，這樣走過來的。老實說，題材是很寬，但我還是有底的。疼痛首先是氣質，然後才是身心。我是一個疼痛的人，這不需要形而下的依據。

　　我沒遇上什麼挫折，也沒經歷大的天災人禍，是平平安安長大的。「文革」對我也沒有直接影響，「文革」開始時我才兩歲，能知道什麼？但我就是要寫，不寫就不安，渴望寫出「文革」時我們的「疼」。這種精神背景下寫了《玉米》和《平原》。1999年，所謂的世紀末焦慮來到時，我腦子裡無緣無故有了一雙手，10個指頭，慢慢變得柔長、骨感、神經質，想抓，卻一直是空的，如果把它們摁在牆上，必然會出現指甲痕。這雙手，只能是青衣的，加上一些意外的緣由，《青衣》就這麼來了。寫小說需要理由，但具體的理由往往不可靠，可靠的理由往往是空穴來風。不著邊際的疼就是我的理由。

　　記者：你怎麼處理小說和現實的關係？

　　畢飛宇：我不喜歡把現實和小說直接對接，我喜歡迂迴，我追求的不是現實，是現實感。我一直認為現實感是比現實更高級的東西，在精神上比現實要真實得多。現實太局限了，現實感卻是廣博的。

　　記者：小說家如何才能使作品不只是文字的堆砌？小說有沒有可能成為思想資源、社會文獻？

　　畢飛宇：我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中國作家，包括我，學養上有嚴重的欠缺。天才可以成就好作家，但是，沒有一個大作家沒有深厚的學養。作家最重要的是學習，只有學習能挽救自己。我可以很負責任地說，沒有良好教育背景的作家，其寫作將會越來越難。我一直在學習，卻還感覺跟不上。

　　記者：你說你「痴迷一樣東西：害羞。害羞的底子不是害羞，是珍惜」。

　　畢飛宇：從社會層面來說，害羞是一種障礙，但從美學上來說，它又是吸引人的。比起許多別的情感，害羞複雜得多。從害羞入手我們可以考察許多東西：性別、年紀、歷練、天性、處境、即時的身心狀況……害羞是顆洋蔥，經得起剝，剝的時候你也許飽含熱淚。往後退，害羞可以變成深邃的內心活動，可以變成小說的開闊地；往前推，還可以成為一種暴力，即惱羞成怒。

　　東方文化是恥感文化，含蓄、害羞，可在當今中國，害羞越來越稀有了。我們的文化形態越來越粗鄙，語言越來越粗鄙。與此同時，羞恥感已不再能調節我們的內心與行為，我們民間的英雄模式，是不知羞恥和無所顧忌。

　　記者：你曾提到在特定環境中理想主義是「有罪的」，為什麼？

　　畢飛宇：我是1964年生的，我們這一代人都遭受過理想主義的摧殘，讀大學的4年裡，價值觀經歷過艱難的轉換。成年之後，我對理想主義的警惕是本能的。有人振臂一呼，馬上就有千千萬萬人熱血沸騰，我們其實很容易成為「買拐」的人，「大忽悠」無所不在，面目多種多樣，所以擁有常識無比重要。我一直都希望自己是一個會生活的人，尊重常識理性，使之成為一種能力。使常識理性落實到具體的生活中，在中國依然需要一個漫長過程。

　　記者：有人說這是一個不重視內心的時代，價值觀分崩離析，當代作家往往為失敗感所籠罩，你可有類似感覺？或者你更樂觀些？

　　畢飛宇：我樂觀。我有一個歷史觀：我們的歷史是還債的歷史。我們後來的生活都是在為先前的生活還債。這是中國史的不幸。當代中國人如此不重視內心，原因是我們太注重物質。但物質是無罪的。許多作家和知識分子指責物質，指責商品經濟，這沒有道理。我們是從物質匱乏時代過來的，現在如此偏執地在意物質，這是歷史在讓我們還債。「冤有頭，債有主」，我希望我們能早一點擺脫「還債史」。我們喜歡躲債，其實躲不掉的。上一代人還了，下一代人能輕鬆一點，這需要勇氣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