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得妃子笑的究竟是「一qí紅塵」還是「一jì紅塵」？
近日，部分字詞讀音即將修改的消息，在社交網絡上引發了不小的騷動。儘管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的相關負責人回應，稱最終版本的審音表尚在定奪，但審音標準製造的困惑卻是不爭的事實。
網友們紛紛表示，寒窗苦讀十幾載，好不容易把規範發音記住了，又得再學一遍，「怕不是上了個假學」。
分歧由來：異讀字難讀
其實，字怎麼讀是個亙古不變的話題。語言在方便人們傳遞信息的同時，也不斷受外部社會變遷的影響而進化或衰敗。
中國有七大方言區，隔一座山可能方言就完全不同，所以同一個字不同讀音是很正常的事。《武林外傳》中的佟掌柜，一句「額滴神啊」火遍大江南北，而閩南人的「我」則讀作「哇」，上海人則說「吾」。
以北京語音為標準的普通話比起南方方言已經有了很強的互通性，但異讀現象仍不少。打個比方，在北京話中，質量的「質」既可以讀作「zhì」，也有人讀作「zhǐ」，但發音的不同並不影響「質」在詞中的含義。
《現代漢語專題教程》將此類現象定義為異讀字[1]，它和多音字的區別在於，多音字辨義，異讀字不辨。
異讀字裡還有種特殊的現象，叫做「文白異讀」。簡單來說，就是同一個字，在紙上寫的和口頭用的發音不一樣。假設在課堂裡，老師讓小明朗讀課文裡出現的「剝削」，那麼「剝」此時念「bō」，但課後小明招呼夥伴一塊兒剝花生吃時，「剝」就念「bāo」了。
一般來說，白讀讀音是從方言裡固有的語詞衍生出來的，而文讀讀音可能受古代文言文、術語和官話的影響較深。
可以看出，異讀詞的讀音規律性不強，要掌握所謂的標準讀法只能靠死記硬背。
曾有研究在河北對審音表中文白異讀詞的認知度做了調查，發現讀音的準確程度並不規範，人們有時傾向文讀，有時傾向白讀，有時會將兩者混用。[2]
準確率最低的是「虹」在口語中的用法。按照1985年審音表的標準，假如雨過天晴，人們說「天上出虹了」，此時「虹」應當念「jiàng」，但在調查中，只有5.5%的人選對了發音。
同種用法的字，在不同的詞語組合中也影響人的判斷。同樣是「嚼」的白話讀法「jué」，使用在「咀嚼」一詞中的正確率為93.5%，但在文言文「過屠門而大嚼」中，僅有12.5%的人選對了發音。
不斷變化的漢字讀音
由於社會變遷和地域文化對讀音發展的衝擊，為了順應大眾在生活中對語言的需求，中國從古時候起就通過修訂辭典的手段正音。譬如大宋年間，宋真宗就命令政府根據前朝的韻書主修了一本《廣韻》，為單字和詞加入注釋，增加了韻數[3]，人們從此對漢字讀音受意義推動而分化有了明確的認識。
1956年，國務院正式宣布推廣普通話，不久後便成立了「普通話審音委員會」，由15位當時的知識分子組成，包括文學家老舍、歐陽予倩，以及語言學家周有光。這次審音工作一直持續了六年，期間發表的三批《審音表》在50年代推廣普通話的高潮中被教育、文化、電影等部門奉為圭臬[4]。
但此後30年，受到廣播、戲曲和影視的影響，一部分既定音讀逐漸失去約束力。因此1982年政府再次組織並重建了普通話審音委員會，委員們試圖從實際出發，只審訂普通話口語中的異讀詞，以及一些字詞新出現的讀法。
2016年，教育部針對審音表發布擬修訂稿，徵求大眾意見。其中，有超過一半的改動是修正具體字詞的讀音。
有16條修訂內容擬將多音字改為統讀，比如軀殼的「殼」原本應音從「地殼」，讀「qiào」，但大眾對此讀音的認知度很低，因此修訂稿建議將「殼」統讀為「ké」，只對「地殼」和「金蟬脫殼」作特殊處理，念「qiào」。
另外11條改變了部分字在詞組搭配中的發音，比如1985年版審音表規定：「累」在受累、連累、牽累中應為第三聲「lěi」，表牽連義。但新版修訂稿建議將此種情況下的讀音改為第四聲「lèi」，而將第三聲用來表示積累之意。
再比如「血」字，在過去的文讀發音應為「xuè」，口語裡讀「xiě」。但其實生活中大多數人都讀作「xuě」。修訂稿中也注意到了人們的日常用法，將「xuè」和「xiě」統讀為「xuě」。
不難發現，審音表採用的是枚舉法，有「掛一漏萬」之嫌。前國家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所長曹先擢就曾在論文中指出，審音要審的是詞素，而不是詞[5]。
2016年的徵求意見稿中就有12條變更項目純粹是針對之前的讀音進行補充舉例：原稿在畜「chù」的條目中列了四個異讀詞：畜力、牲畜、家畜、幼畜，徵求意見稿中只在該項下增加了一個「畜類」，並沒有多做解釋，使人摸不著頭腦。
「語言純潔度」和「約定俗成」的拉鋸
和一般的規章制度不同，異讀詞審音吃力不討好。它面臨的難題在於語言的讀音通常沒有對錯，可謂「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此次舊聞一出，許多人表達出不滿：「劣幣驅逐良幣！」「沒文化還有理。」
但這並不是語言發展史上唯一一次「黑白顛倒」的情況。許多我們現在習以為常的讀音，不乏因為「積非成是」而改變了審音標準的例子。
恐怕現在姓紀的人自己都不記得，紀作姓時曾經讀「jǐ」。千禧年間風靡一時的《鐵齒銅牙紀曉嵐》將「紀」姓讀為「jì」，在當時事實上是錯誤的讀法。2016年國家語委組織審音課題組做出的調查中，只有10.2%的人選擇了正確讀音。這可能是由於大眾受到求簡求同的心理驅使，加上媒體的誤導助推。因此在徵求意見稿中，課題組暫時選擇將「紀」統讀為「jì」。
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你是否想過，你的背包，並不是一直都念「bēibāo」？
實際上，在2005年版本的《現代漢語詞典》將「背包」一詞注音為「bēibāo」之前，辭書出版界中的漢語詞典都將1996年版的「bèibāo」作為標準讀音。
中國傳媒大學的學者曾經在2007年針對北京定福莊第二小學的部分學生和家長做過調查[6]，當時的小學一年級語文課本對「背包」一詞注音仍為「bèibāo」。問卷顯示一年級學生受課本影響較大，94.5%的學生認為課本上學到的拼音為「bèibāo」，而使用過同一版本教材的三年級學生有93.3%以為老師教的拼音就是「bēibāo」。
就連家長也不贊成照本宣科。調查顯示，大部分家長都將「背包」讀作「bēibāo」，45.5%的人認為可以接受課本上「bèibāo」的注音，但他們在實際使用時還是會說「bēibāo」，只有20%的人選擇日常生活中也按照課本上的讀音發音。
這可能是由於生活習慣改變了記憶對讀音的塑造，而大眾傳媒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可忽略。
在同一篇研究中，學者利用中國傳媒大學有聲語言語料庫，發現在提取到的20條信息中，包括《新聞聯播》、《今日說法》和《實話實說》在內的知名媒體欄目都將「背包」讀為「bēibāo」，且語料中的「背包」都是作為一個名詞來用，而不是動賓結構的短語。
而讓觀眾常常直呼受不了的臺灣腔，比如「垃（lè）圾（sè）」、「擁（yǒng）抱」、「我和（hàn）你」，也只是受歷史因素影響，發音特點和普通話有不同而已。
臺灣國語和普通話本是同根生，兩者的發音體系都繼承了民國時的國語[7]。但臺灣讀音中較多保留通假音，且受閩南方言影響較大。
根據中國人民大學和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的統計[8]，目前在臺灣推行的《國語一字多音審定表》中有1080個字和內地2012年版《現代漢語詞典》的讀音不同。
官方2016年6月曾就審音表修訂稿向社會徵集意見，但新版的審音表遲遲未正式發布，而關於字音讀法幾乎每年都要被拿出來討論一番。
正音時常遵照「從音、從俗、從簡」的原則，然而從大家對已糾正的部分發音的態度中可以看出，「一刀切」的規範可能會引起更多的困惑，需要官方對審音結果給出更詳細的說明。
畢竟咬文嚼字，耐嚼才行。
參考資料：
[1]北京大學中文系漢語教研室. (2003). 現代漢語專題教程
[2]杜丹妹. (2007). 《普通話異讀詞審音表》讀音考察 (Master's thesis, 河北大學).
[3]史俊. (2005). 《廣韻》異讀探討. (Master's thesis, 蘇州大學)
[4]徐世榮. (1995). 四十年來的普通話語音規範. 語文建設, (6), 2-8.
[5]曹先擢. (2002). 普通話異讀詞審音. 中國語文, (1), 82-96.
[6]侯敏, &王彬, &王依然, &文採菊, &周鑫. (2007).「背包」一詞讀音的調查及思考. 語言文字應用, (2), 19-26.
[7]郭江山. (2016). 臺灣光復初期的「國語推行員」.海峽教育研究, (3), 22-29.
[8]楊書俊, &戴紅亮. (2015). 兩岸讀音比較研究——基於《國語一字多音審定表》和《現代漢語詞典》. 語言文字應用, (2), 58-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