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張奚若, 無黨派民主人士, 曾任新政協籌委會常委、國務院教育部部長, 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號的主要提議者, 力主將《義勇軍進行曲》定為國歌, 以警示國人。他一輩子是個硬人，說話向來不知忌諱，做事更是直來直去。當面頂撞過蔣介石，批評國民黨獨裁；後來，向共產黨提意見也直言不諱。
1889年10月，張奚若出生在陝西朝邑縣(今陝西大荔縣朝邑鎮)南鄉倉西村。18歲到陝西最早成立的新式學堂之一宏道書院念書，後到上海就讀中國新公學。早年參加中國同盟會，參加過辛亥革命。後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攻讀政治學。1920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25年回國，歷任教育部國際出版物交換局局長、高等教育處處長，中央大學教授職位。1929年8月應聘清華任法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近讀《張奚若文集》，獲益頗大，也令人回味和深思。奚若先生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政治學家。他應邀參加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並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被任命為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1954年後，為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常委，教育部部長。對他的學識和為人, 過去我並不了解，但對他在1957年整風時批評黨和政府工作中的「四大偏差」 (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 的發言，卻有深刻的印象。大概經歷過那個時代的人，都知道這四句話。這個發言給張先生造成了很大麻煩，從最高領袖到一些報刊、文章，都曾對此批判過。但實踐證明，這個發言是正確的，切中時弊的。張先生在當時為什麼能夠提出這樣富有遠見和洞察力的意見呢?讀了他的文集，我想恐怕一是他學識淵博，看問題透徹。二是他品德方正，敢於直言，正如陳岱孫先生為文集所寫的序言中所說，我們認為他是一個合志士與學者二者於一身的人物。這一集合，在某一意義上，就應是「五四」所提倡的科學和民主精神的體現。
張奚若早年參加辛亥革命，曾被捕入獄。出獄後到美國攻讀政治學，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此後赴歐洲各國實地考察。回國後，先後擔任清華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教授達20多年之久。他以介紹、講授西方政治學為職責，但對西方文化並不盲從，認為「全盤西化論」和「中國本土文化論」兩者都有不妥之處，力格諸說，獨樹一幟。「五四」前後，我國介紹西方的民主學說，大都源於盧梭的著作 (其實，盧梭的國家學說對馬克思也有相當大的影響) 。張先生對盧梭的學說特別是國家理論，有深刻的闡述。例如，盧梭認為人民建立的國家其性質規定了它是不會作非的。張先生針對這種觀點說:「假如國家真是不能作非，政府是的確萬能，那麼，絕對的服從，無條件的擁護，至少還有實際的利益。不過，不幸經驗告訴我們，世上沒有這樣的國家和政府。最簡單的理由就是因為政府是由人組織的，不是由神組織的。政府中人與我們普通人一樣，他們的理智也是豐偏不全的，他們的經驗也是有限的，他們的操守也是容易受誘惑的。」接著，他又談到權力的腐蝕作用：「權力對於運用它的人們有一種侵蝕的力量，有一種腐化的毒素。這種腐化侵蝕的象徵，便是濫用權力。壞的統治者固然逃不掉此種侵蝕與腐化，就是再好的統治者，若不受限制，也很難抵抗濫用的引誘。某種限制權力的特殊方法，例如分權，不見得一定有效，但是權力應受限制的原則卻是毫無問題的。經驗告訴我們，接受批評容納意見是有效方法中最重要的一種。」這是70多年前說的，但今天看來仍舊是十分深刻的。我冒昧猜測，張先生1957年的直言，是受這種思想支配的。
張奚若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關心國運、鞭撻腐朽的強烈心情和不畏強御、不顧一身安危的勇氣，更是令人敬佩。舉兩件事：一件是，張先生作為社會賢達，被聘為國民參政會參議員，在一次會上，他直面抨擊國民黨的腐敗和蔣介石的獨裁。蔣介石坐不住了，打斷他的話說：歡迎提意見，但不要太刻薄。張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回到了昆明。下一次參政會開會時，他接到寄來的通知函和路費，當即回電：「無政可議，路費退回」，從此再不出席國民參政會了。另一件是：1946年1月13日，在舊政協召開前夕，張先生應學生聯合會之請，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的大草坪上講演，痛斥蔣介石的獨裁專制，要蔣下臺，並公開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組織聯合政府的主張。這次講演，歷時兩個多小時，聽眾有六七千人，一些進步刊物競相登出，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
全國解放後, 黨和國家給了張奚若很大的榮譽, 委以重任。張奚若一心一意為人民, 希望新中國健康成長。他把看到的、覺察到的問題直接提出來，不隱瞞自己的觀點。1956年，他就在一次學習會上懇切地提出, 希望中國共產黨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 一定要實事求是，有計劃、有領導、按部就班去實行。求成心切, 一哄而起, 貪大求全, 容易造成浪費, 反而貽誤大事。他說, 事物自有其發展規律, 欲速則不達, 「揠苗助長」、說空話大話，都無補於事, 是不可取也。並且, 一個人的見識總是有限, 大家共同商量出主意，集思廣益，這是我們前輩傳下來的好經驗, 一定要發揚, 這也是個民主作風問題, 應該提倡。
隨後，在1957年5月15日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徵求黨外人士意見的座談會上，他最後一個發言，批評共產黨內滋長了驕傲情緒，工作中存在「四大偏差」，主要表現是：好大喜功 (什麼事情都喜歡「大」，一為形式要大，二為組織要大，誤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大」) ，急功近利 (一切都要速成，要快，把長遠的事用速成的辦法去做) ，鄙視既往 (輕視歷史的繼承性，一切搬用洋教條，只知道舊的要打倒) ，迷信將來 (認為將來一切都是好的，將來還沒建立起來，就把過去都打倒) 。在結束髮言時，張先生作了一個很巧妙的比喻。他說，比如做衣服，頭一次做長了，第二次又短了，頭一次瘦了，第二次又肥了，怎麼都不行，就是要適當。不是說大的都不好，過去的都好，將來的都不好，問題在於要區別，要有適當的比例，要有適當的配合。文化科學發展到今天，應該看得出今後怎麼辦，我想虛心一點，事情還是能辦好的。
主持這次會議的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認為，這些批評可以說是切中時弊的。但是毛澤東同志聽到後，卻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據《毛澤東傳 (1949—1966) 》記敘:「這四句話，給毛澤東留下很深的印象。」不久，即發動了反右派運動。但沒有把張奚若劃為右派，卻把另一位在當時也批評「好大喜功」的陳明樞先生劃成了右派。在1958年1月28日舉行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毛澤東重提張奚若的四句話，他說：「我很欣賞這幾句話。這幾句話是好人說的，說這個話的人並非右派，我很喜歡這一位，這個人是個有正義感的人。」毛澤東接過這四句話，當作正面的東西作了新的解釋。他說，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實際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也不行……歷史是要的，但對過去不能過於重視……還有一個「迷信將來」，人類就是希望有個將來，希望也總是寄托在將來。所以說，「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這四句話，恰好是正確的。
毛澤東輕輕一撥，就把張奚若的四句話說成不僅不是「四大偏差」，而且是正確的。乍聽起來，毛澤東講的也不無道理，但在當時形勢下這麼講卻完全是為了批判「反冒進」和發動「大躍進」的需要。在這之前不久召開的南寧會議上，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了周恩來、陳雲、李先念等同志提出「反冒進」的錯誤，說他們離右派只差五十米了。在那次會上，還印發了3個材料，其中一個是李先念副總理在全國人代會上作的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中的一段話。其中有這樣的提法：「在執行1956年國家預算過程中，必須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同時反對急躁冒進傾向。」李先念的報告，是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同意的，又是經過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批准了的，全國人大在決議中重申了上面所引的這個提法。把政治局和全國人大通過的報告又拿到黨的工作會議上去批判，這本身已經不那麼合適了，何況這個報告和全國人大的決議並沒有錯誤。但是，毛澤東認為，「冒進」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不久即發動了「大躍進」運動。那可真是「大」的年代，一切都要大辦：大煉鋼鐵，大辦交通，大辦教育，大辦人民公社，大辦公共食堂，甚至雞場、豬場也非辦成萬隻、萬頭不可。大，可謂大矣，但功又何在呢?那就是眾所周知的三年困難時期。這說明，不講科學，不講民主，一味地追求所謂「大」，帶來的結果並不是功，而是過。
需要說清楚的一點是，毛澤東並不是從來就讚賞「好大喜功」的。他在1939年寫給何幹之的信中就說過：「對於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 (這在中國歷史上是有過的) ，應採取不贊同的態度。」問題是在個人掌握了大權，特別是產生了驕傲情緒後，就是另一種態度了。
現在重提這件事，我們深感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是何等的正確和重要!樹立科學發展觀，需要發揚科學和民主的精神，提倡實事求是的作風。沒有這種精神和作風，科學發展觀是難以真正落實的。張奚若先生去世已經30多年了，他所堅持的科學和民主思想以及敢於直言的精神，至今令人敬佩。
作者劉政（1985年到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任研究室主任,後任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九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委員,十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
附：下面這篇以張奚若為首的西南聯大十教授為國共商談致蔣、毛的電文,不但體現了當時教授的現代思想,而且也是一篇好文章。這篇電文出自朱自清之手。
【資料來源：《中國人大》2006年12期等】
主編：黎斐 執行主編：陳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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