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賈似道非說鬥蛐蛐是治國之術 還寫出中國首部相關專著《促織經》

北京的城市化進程加快後，有幾年的初秋似乎都聽不到蛐蛐叫聲了，反倒是攪拌機和砂土車的轟鳴聲讓那些酷熱的日子更加焦躁難熬，近來京城的環境和綠化明顯向好，於是晚上遛彎兒，走在小區的花園裡，又聽到蛐蛐們的低吟淺唱，不禁想起流沙河先生的名詩《就是那一隻蟋蟀》：「在你的記憶裡唱歌，在我的記憶裡唱歌，唱童年的驚喜，唱中年的寂寞……」

作者：呼延雲

十裡河華聲天橋市場賣蛐蛐  攝：胡鐵湘

兒時我曾經長期住在位於虎坊橋的姥姥家，立秋一過，舅舅們就拿著手電筒，帶我翻牆根兒逮蛐蛐，那時城南破爛得不行，尤其萬明路後邊那一溜胡同裡，到處是搖搖欲墜的磚房，完全無法想像這裡在民國時曾經是大名鼎鼎的「城南遊藝園」之所在，野草長得有半人來高，蛐蛐的叫聲此起彼伏，清脆得像剛從架子上摘下的小黃瓜，人的腳步一走近，它們就停止了鳴唱，可是儘管如此，經驗豐富的舅舅們還是能將它們翻出並拿下……可惜我從小就害怕各種昆蟲，所以聽聽叫聲尚可，連走近了看都是不敢的。

北京的城市化進程加快後，有幾年的初秋似乎都聽不到蛐蛐叫聲了，反倒是攪拌機和砂土車的轟鳴聲讓那些酷熱的日子更加焦躁難熬，近來京城的環境和綠化明顯向好，於是晚上遛彎兒，走在小區的花園裡，又聽到蛐蛐們的低吟淺唱，不禁想起流沙河先生的名詩《就是那一隻蟋蟀》：「在你的記憶裡唱歌，在我的記憶裡唱歌，唱童年的驚喜，唱中年的寂寞……」

人到中年，其實聽什麼唱什麼都是一樣的寂寞，回到陋室中便打開電腦，蘸著寂寞寫一篇關於蛐蛐的「敘詭筆記」，起筆既然要驚人，就從中國「促織學」的開山鼻祖——大奸臣賈似道談起吧！

一、天子：明宣宗的一千隻促織

初識賈似道，是在《上下五千年》裡，寫他的那一篇有幅配圖，我迄今記憶猶新，賈似道蹲在地上跟幾個貌美的侍妾一起鬥蛐蛐，後面有個人正哭笑不得地拍他的肩膀……

這裡描繪的是《宋史》中所載一事：「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臺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唯故博徒日至縱博……嘗與群妾踞地鬥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大事耶？」襄陽保衛戰這一決定南宋生死的大戰打得如火如荼之際，賈似道卻忙著跟群妾鬥蛐蛐，客人問他：您這是在忙軍國大事嗎？少年時筆者只覺得這是諷刺，後來讀書多一些了，才悟出這其中還有一層意思，是指賈似道曾經寫過一本書，書中認為鬥蛐蛐也是一種「治國之術」，此書就是中國第一部鬥蛐蛐的專著——《促織經》。

中國鬥蛐蛐的最早的記載，見於宋人顧文薦所著《負暄雜錄》一書：「父老傳，鬥蛩亦始於天寶間，長安富人鏤象牙為簍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啄，其來遠矣。」 蛩即蛐蛐，此句大意是鬥蛐蛐這件事始於唐玄宗天寶年間，而且那時圍繞此項娛樂製作的「周邊」就已經非常高檔。而到宋代，鬥蛐蛐更成了市民最常見的娛樂活動，特別是南宋，舉國上下鬥蛐蛐成風，比現在的搓麻還要全民化，賈似道作為理宗時代的權臣，在治國上連業餘水平都談不上，但在鬥蛐蛐上卻是專業級選手，作為資深玩家，經驗一多就難免想與別人分享，於是寫下來一萬四千餘言的《促織經》，從「賦、形、色、勝、養、鬥、病」七個部分總結了蛐蛐的選擇、飼養和決鬥的經驗，其中序言部分有這麼一句：「夫一物之微，而能察乎陰陽動靜之宜，備手戰鬥攻取之義，是能超於物者也，甚矣！促織之可取也遠矣！」大意是說從促織身上可以了解陰陽之變，領悟戰略之道，確實值得好好向它學習啊！所以，《宋史》中的那位客人才拍著賈似道的肩膀問：「你這是在領悟軍國大事之道嗎？」

中國古人特別喜歡見微知著，賞花學做人，養蟲學打仗，看個餐具都能知道國家興亡……惜乎多半是胡扯，元軍的鐵騎到底是比蛐蛐的牙齒厲害，南宋還是亡了，但民間鬥蛐蛐的風俗卻絲毫不受影響，到了明代甚至更盛，尤其宣宗朱瞻基，迷戀到了發痴的地步，《萬曆野獲編》卷二十四載：「我朝宣宗最嫻此戲，曾密詔蘇州知府進千個。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更有人給他取了個「促織天子」的外號。後來蒲松齡寫《聊齋志異·促織》，開篇即云：「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徵民間。」亦可一證。

皇帝尚如此，百姓更積極。陸粲在《庚巳編》中記載了很多明人鬥蛐蛐的趣事，有一篇寫他自己的同鄉張廷芳的，張廷芳「好此戲」，可惜每每鬥輸，這種比賽當然不是「五毛錢一把」的，導致張廷芳「至鬻家具以償焉，歲歲復然」，終於落得個傾家蕩產。他天天求神拜佛地祈禱自己能翻盤，夜裡做夢夢見一個神仙對他說：「不要憂愁，我派黑虎前來幫你，他的化身就在天妃宮東南角樹下，你趕緊去尋找。」一覺醒來，張廷芳飛奔到天妃宮東南角樹下，「掘土獲一蟋蟀，深黑色而甚大」。用它與別人的蛐蛐鬥，無往不勝，「旬日間獲利如所喪者加倍」。張廷芳歡欣不已，可惜到了冬天，黑虎死了，「張痛哭，以銀作棺葬之」。

二、寵姬：跟賈似道的女人鬥蛐蛐

不知道《聊齋志異·促織》現在在語文課本上還有沒有，至少筆者上學那會兒是有的，此篇大概可以算是古代筆記小說中有關鬥蛐蛐最知名的篇章了，其實另有一篇在清代也很有名，只是近世以來漸漸被人遺忘，那就是長白浩歌子所著《螢窗異草》中的《鬥蟋蟀》。

「促織之戲，肇自宋明，沿及近世以來，遂流為賭具，日出為市，好事者多從之，醵錢合鬥，恆至數十緡不止。」

京城有個姓楊的，靠著鬥蛐蛐發了大財，他有個兒子，「頗聰慧，貌且秀美」，姓楊的也不督促兒子念書，天天帶著他到街市上鬥蛐蛐，楊子長大成人後，別無所長，唯獨對怎麼養蛐蛐鬥蛐蛐知道得門兒清，正好有個在杭州做官的人，亦酷好此戲，請姓楊的跟他一起去杭州幫他養蛐蛐，姓楊的年老體衰，便把這項工作交給了兒子。楊子與那官員「往居杭」，有一天聽說靈隱寺等地方有上好的蛐蛐，便跟官員告了假，「往覓之」。他帶著兩員小吏，攜罩持筒，在茂林芳草間尋找蛐蛐的蹤跡，薄暮將歸，卻一無所得，正緩步於白沙堤上，忽見一肩輿緩緩而來，後有二婢從之。等到了楊子面前，輿中人突然掀起肩輿掛著的帷幔問道：「蟲伯樂竟在這裡嗎？」

楊子一看輿中人，乃是一貌美至極的女子，「神魂頓失，蚩然木立」，一個婢女對他說：「我家娘子姓顧，家住清波門外，嗜好鬥蟲，懇請先生前往一觀」。楊子半邊身子都酥了，哪裡會拒絕，遣那兩個小吏回去，自己興衝衝地跟在肩輿之後。沒多久，來到了清波門外，天已向晦。楊子見眼前一座高門華屋，雖不甚修整，而寬廣異常。有很多的奴僕，都穿戴著圓帽青衣，看上去不像是當世的裝束。「楊子心頗駭異，不得已而隨婢入」。

「庭後高屋五楹，花竹繞砌，遙聞喓喓之聲，清如戛玉，即所蓄之大蟋蟀焉」。顧娘子延請楊子進屋，對他說：「我聽說你家傳挑選、飼養促織的方法，又來自京城，見多識廣，所以想邀請你來談談心得。」這時天已徹底黑了下來，「遍室皆燃巨燭，輝煌如晝」。楊子四下望去，不禁目瞪口呆，「四壁皆以文楠為架，異錦裝璜，上列細泥陶器數百具，制絕精工，皆蟲也」。顧娘子一聲令下，侍婢們鋪紅毯於地上，設錦裀，置鬥盆，鬥盆以瓦為質而飾金於外，刻鏤雕文，更極匠巧。於是楊子挑了一隻蛐蛐，與顧娘子所選蛐蛐開鬥。

數局下來，楊子的蛐蛐連連告負，他年輕氣盛，說自己去院子裡逮一隻，結果還真的捉到一隻「銳喙勁足，鐵背金頭，昂昂然真英物」的蛐蛐，顧娘子看了看笑道：「咱們這局賭一把吧，你要贏了，我把這錦裀和鬥盆送你，你要輸了送我什麼？」楊子一聽大囧，因為他身上並沒有帶任何值錢的東西，拱手說自己一無所有，顧娘子羞答答道：「你若輸了就把自己送給我吧！」

楊子一聽，腸子都悔青了，暗想早知如此就應該逮一缺胳膊少腿兒的蛐蛐來，誰知一較之下，楊子的蛐蛐還是輸了。接下來當然是相攜入房，解衣寬帶了。

事畢，顧娘子含淚對楊子說：「其實我是鬼不是人，我生前本乃賈似道的寵姬，他喜歡鬥蟋蟀，我也陪他一起娛樂，直到身死國滅，你看到的這些鬥蟋蟀的器具，都是他的故物，昨天見你風流玉立，才做一夕之歡，就此別過……」

楊子大驚失色，眨眼之間，便見高門華屋俱已不見，「略一回顧，則荒墳三處，屋宇杳然」，他嚇得好久才能邁開腿走路，踉踉蹌蹌地奔走了半天，才回到官員的官署之中。

這則筆記，前面清新，中間情色，收尾詭異，與《聊齋志異·促織》的風格與情愫大不相同，但有一點是殊途同歸，那就是對權貴階層沉溺於遊戲而給國家、百姓帶來巨大災難和痛楚的控訴。

三、將軍：鬥場裡的「變幻大王旗」

《鬥蟋蟀》一文提及的楊子身在京師而於促織之道見多識廣，也確是實情，明清兩季的北京，已經將鬥蟋蟀發展成一種全體市民無不參與的文化，「鬥盆筒罐，無家不貯焉……壯夫士人亦為之」。崇彝所著《道鹹以來朝野雜記》所述，晚清北京內城玩蛐蛐「應以後馬家廠（舊鼓樓大街後馬廠）楊氏為首，且歷數十年不衰敗」，楊氏為內務府漢軍旗人，又是河督鍾祥的後代，人稱「鍾楊家」，算是名門望族。而參與鬥蛐蛐者，除了販夫走卒，牽車引漿之流，還有譚鑫培、餘叔巖這樣的京劇藝術大師、鹽業銀行總經理嶽乾齋、中南銀行經理鄭潤生這樣的金融大鱷和收藏家郭世五等人。

明末的劉侗、於奕正二人一起撰寫的《帝京景物略》，寫北京人捉蛐蛐多在清明節上墳時，「或制小袋以往，祭甫訖，輒於墓次掏促織，滿袋則喜，秫竿肩之以歸」。不過這時的蛐蛐還不能鬥，而要養，養到七八月間再將他們投入「戰場」。清末富察敦崇所著《燕京歲時記》引用乾隆年《日下舊聞考》的史料「永定門外五裡胡家村產促織，善鬥，勝他產」，這則記錄其實已經『過時』，清末民初，京城盛產蛐蛐的地方早就不止胡家村一地，西山福壽嶺、壽安山、黑龍潭南北二三十裡以內、關溝、蘇家坨、十三陵一帶，都盛產好鬥的好蛐蛐，每到立秋，上述地方聚滿了各路玩家去「掏蛐蛐」。

老北京鬥蛐蛐，分上中下三等。下等就是三五個小孩抱著粗製瓦罐或搪瓷茶缸，蹲大槐樹底下鬥，贏者彈輸家的腦門兒，至不濟賠上倆玻璃球仨洋畫，中等多是在自己家中「雅鬥」，以點心、水果或一元大洋為輸贏，純屬消閒取樂。

上等的規矩可就大了去了：白露前後「開盆」，設局的地方要選在大院落，先發大紅請帖請參加者蒞臨，然後設司秤、記帳和監局三人。司秤的負責給蛐蛐過秤——這跟拳擊比賽一樣，分清輕中重量級，同級別的選手才能較量，記帳的把重量寫在條子上交給蛐蛐的主人，蛐蛐的主人攜帶相應的蛐蛐參加相應的「重量級」的鬥局，而鬥局正式開始前，由監局人與雙方商議賭注的大小——北京的賭注最多不超過百元，一般幾十元，少者五至十元。一旁的觀戰者可以隨彩（行話叫「跳井」），其實就是押注。

兩隻蛐蛐在鬥盆裡一搭牙，監局的便大叫「搭牙」，意思是戰鬥開始。蛐蛐相鬥，也分不同的風格，有的是見面就掐，叫「快口」；有的是任你怎麼用探子醒盆也紋絲兒不動，然後出其不意地突然發起襲擊，這叫「智咬口」；還有上來用腿踢對方，等對方抵擋時聲東擊西，咬住其要害的，這叫「奇巧口」；最可怕的有一種蛐蛐，兇狠個兒大，任對手怎麼挑逗都不反應，抓住時機一口咬住頭或脖子等要害，勝負立見！監局人恣要是一喊「提」，就是通知雙方已成定局，請馬上把各自的蛐蛐提出，結束戰鬥。

這種鬥局，眾目睽睽之下，作弊很難，唯一的機會就是在領到記帳人給的條子之後，偷偷以小換大，就是把重量級選手派到輕量級賽場上去，不過行家裡手往往不用秤量，一眼就能看出蛐蛐的大小輕重，所以此種作弊的成功率很低，一旦被識破，肯定要身敗名裂。

民國初年，軍閥混戰，縱使京城百姓也叫苦不迭，袁世凱稱帝之時給很多武將加了將軍的封號，偏偏鬥蛐蛐這一行也好給蛐蛐封個「某某將軍」，所以哪路軍閥鬥敗，鬥局中便會出現與之封號相稱的「將軍」，如張勳復闢失敗後一堆蛐蛐叫「定武將軍」，張作霖離開京城後，鬥局上又出現好多全須全尾的「盛武將軍」，一旦這些將軍在鬥局中敗下陣來，往往叫好聲和鬨笑聲響成一片，京城百姓總是能從各種角度表達他們對時局的真情實感。

今天的京城，已經極少見到鬥蛐蛐的場景了，縱使在城南一些尚存老北京風貌的地方，也是遍地棋牌室，不聞鬥局聲，排除娛樂方式的選擇越來越多，鬥蛐蛐這種「純天然」的遊戲已經和抖空竹、滾鐵環一樣少人問津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讓蛐蛐無處生息……所以當再一次聽到它們的叫聲時，便覺得分外的珍貴和難得，杜甫寫《促織》：「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百年來我們失去的天真還有多少，恐怕已無計可數，亦無跡可尋。

（原標題：蛐蛐：立秋之後的「千年鬥局」）

 

來源：北京晚報編輯：TF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