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的一天夜裡，一個8歲的男孩被家人從夢中叫醒，這個男孩的名字叫米濤。當年，他的家就住在河北省一個叫定縣的地方，離遠近聞名的盧溝橋不是很遠。過了數十年，早已定居美國達拉斯的米濤，回憶起了當年的情景，依然歷歷在目：
我被叫醒以後，看見二哥和姐姐也都起來了，然後，姐姐領著我們從西屋來到爸爸媽媽的房間，煤油燈將整個屋子照得亮堂堂。一進屋，爸爸就講：日本鬼子在盧溝橋發動了戰爭，離我們這裡也就百十裡的距離，我們又在鐵路邊，小日本說到就到，怎麼辦？
接下來，父母經過商量還是覺得躲一躲比較穩妥，決定去內陸中原一帶，總之，離鐵路沿線越遠越好。於是，全家趕緊收拾東西，帶上一些必須品，趕著馬車，夥同其他幾家借著夜色向西行去。後來，米濤才搞清楚，導致他們一家連夜逃亡的竟是「盧溝事變」。
實際上，早在事變爆發之前，日本軍中一大批右翼派將領就一直揚言，只要對中國「華北一擊」，中方很快就會主動向我們乞和投降，加快我們佔領全中國的腳步。另外，在日本東京的一些場合，同樣有一些傳言說：七夕之時，華北將是瀋陽「柳條湖事件」的重演。
1937年7月7日的晚上，駐紮華北地區的日軍，假借一個日本兵在演習當中不知所蹤，於是，日軍準備進入宛平城內進行搜索，被當時的中國守軍予以拒絕。次日凌晨，日軍公然炮轟宛平城，駐防宛平的第29軍一部將士，憤然還擊，「盧溝橋事變」爆發。
隨著事變發生，日方公開聲稱戰事不會擴大。當時，華北區中方最高長官是第29軍的宋哲元軍長，當晚他就動身前往天津跟日本談和。北平學生鄧雲鄉還記得當時的經過：頭幾天，民眾並不覺得事態有多嚴重，都認為這只是局部衝突，用不了幾天就能和解。
最初幾天，社會上還算比較平穩，就連北平的城門也都沒有關閉，那些開往天津、保定和張家口的列車，依然照常運行，甚至連市場上的糧食、蔬菜以及煤炭等一些生活用品的價格，也未曾出現巨大波動。而老百姓也像往常一樣，過著柴米油鹽的平淡日子。
然而，日方在跟中國當局談判的同時，日本內閣會議上卻通過了向華北戰區增兵的決議，繼續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戰爭，而作為受害一方的國民政府，仍舊判斷不出日本軍事上的狼子野心。因為，哪怕是事件發生以後，還是做出了應戰而不求戰的決策。
1937年7月17日，老蔣在廬山講話中說：現在，衝突已燒到北平家門口，假如盧溝橋被倭寇強佔，那我們傳承百年的古都北京，馬上會變成第二個瀋陽。所以，事件的爆發，關乎著我們國家的存亡問題，此事能否早日結束，就要看最後關頭的境界。
宋哲元，山東樂陵縣人，生於大西北，馮玉祥麾下5虎將之一。中原大戰過後，他接受了當局的招安，但他對蔣一直懷有戒心，所以，他希望自己跟日軍籤訂停戰協議，和平解決華北問題。但日軍借著談判之機，從滿洲和朝鮮以及日本本土，向平津調增了6萬人馬。
事實上，關於宋軍長的想法，老蔣也早已有所察覺，所以，他便在7月13日給宋軍長的一份電報中，這樣寫道：今日對倭寇之態度，應該知道，唯有團結一心、軍民一心的情況下，跟中央絕對保持一致，勿受敵詐，則勝矣。否則，我們只剩下絕路一條。
1937年7月27日，日本人給宋軍長下達了一道最後通牒，要求北平城內的所有中國駐軍必須撤出，否則，日軍將強行進攻北京城。就這樣，日軍要進城的消息瞬間在北京大街小巷傳開，甚至街上還貼出一些小日本的標語，「銅打鐵羅漢，難過6月23」。
這個6月23，是指農曆，公曆是7月30日。當時，還在清華擔任教授的朱自清，在他的散文《北平淪陷的那一天》裡描述了當年的景象：1937年7月27日的下午，局勢有些緊張，我們從西郊轉移至一個朋友的四合院裡，大街上也有些亂，但大體還算穩定。
28日上午，在床上就能聽到轟隆隆的爆炸聲，晚上時，白天斷斷續續的隆隆聲，開始密集起來。這時，屋裡的電話也是一個接一個，大家通過電話來判斷，是敵人攻入西苑了，敵人又攻入南苑了，這是炮聲，零零散散的響聲是我們的，連續的響聲則是敵人的。
29日一大早，我房間裡的電話鈴突然急促地響了起來，拿起電話一聽，原來是我一個好朋友的來電，他在電話裡用一種十分嚴肅的口氣跟我講：朱兄，宋哲元和秦德純兩個王八蛋，昨兒夜裡悄悄地撤走了，現在的北京城已經變天了，可以說是敵人的天下了。
後來，朱自清才知道，當年他們聽著炮聲胡亂猜測的時候，竟有3000多名日本兵，在飛機、大炮和戰車的掩護下，向駐紮在南苑的第29軍軍部發起了猛烈進攻，當晚，第29軍的副軍長佟麟閣以及師長趙登禹，率領眾將士奮起反抗，最終喋血於南苑。
而作為第29軍的首領宋哲元，則放棄無謂抵抗連夜棄城而逃，退守至河北保定一帶。就這樣，北平城徹底陷落，老百姓開始了一個亡國奴的生活。不過，幸運的是北京城內的一些古建築，得以保留下來。
第二天，日本人成立了一個由前清遺老江朝宗牽頭組建的「北平地方維持會」，成立當天，正好是7月30日。然而，就在北京城淪陷之時，另一個重要的城市天津，也將要面臨炮火硝煙之中。
1937年7月29日，日機把炸彈投向了南開大學，林語堂在他的小說《京華煙雲》裡做過一些描述：7月29日凌晨2點多，天津城區槍炮大作，除了租界，中國區遭受飛機轟炸，尤其位於郊外的南開大學更是轟炸的重點，一片廢墟，大火在市區蔓延，一片火海。
另外，一名《京津泰晤士報》的波蘭記者愛潑斯坦，在他的作品《人民之戰》裡面就記錄了當年的這一段歲月，上面寫道：
日本的飛機，一排排飛在南開大學的上空，而且飛機幾乎都是低空飛行，就好像是把炸彈輕鬆地放在校園之內。眼看著，那一座無比輝煌的圖書館以及館內的大量藏書，就跟其它一些建築一樣，瞬間毀於一旦。
另外，愛潑斯坦還保存了一份當年日本人舉行記者招待會時的一些記錄，其中，主要內容是各國記者跟日方發言人的對話記錄，比方說有人提問：
貴國為什麼要轟炸一所大學？
諸君，這是因為這些可惡的中國人，在大學裡屯兵。
我們在那並沒有看見有中國軍人啊？
因為，那裡的建築物十分堅固，中國軍人一定會加以利用。
你是怎麼知道的？
如果我是中國軍隊的指揮官，我就會這麼做。
難道這就是你們轟炸一所世界著名學府的原因嗎？
諸君，南開是一所反日基地，我方只是摧毀一切反日基地。
南開大學被炸之後，被日軍佔據，曾經的教學樓、圖書館、學生宿舍、工廠、實驗室等主要建築，一朝毀之。其中，所有教學儀器破壞殆盡，書庫被洗劫一空，成套珍貴的西文期刊和中文典籍被運至日本。為此，南大成了抗戰以來，第一所罹難的著名學府。
1937年7月30日，時任南大校長的張伯苓，在一次記者採訪時，發表意見說：此次，敵人轟炸我南大，被毀皆是南開之物質，但南開之精神，將越挫越勇，愈奮勵益義。
這個時候，淪陷以後的北平城，可以說是百業蕭條，一篇名為《淪亡後的平津》的文章裡面，記錄了當年的景象。而且，最重要的是該文章的作者桐古，還是一名剛從漢口高中畢業的學生。
1937年6月，桐古來北平報考燕京大學。一個月後，日軍攻佔了平津，桐古寫下了自己的所見所聞：日軍進城時，其指揮官曾由香月發表了安民告示，並言如有日軍騷擾人民和不法之舉，人民可隨時稟報，我方會給予處罰。當然，這等文中承諾，顯然如放屁等同。
有一次，幾名日本兵在前門大街的肉鋪買30斤牛肉，買完後掉頭就走，根本沒打算付錢。掌柜向他們懇求肉錢，其中一個日兵掏出2枚鋼板，約合國幣2分錢給老闆。然後，掌柜再三哀求，結果又得到2枚鋼板。等掌柜再乞時，日兵舉起刺刀兇狠地問：還要嗎？
隨著日本人的佔領，北平前門大街一線的商鋪，曾現出一種關門歇業的狀態。然而，在漢奸江朝宗控制的「維持會」的威逼下，無奈商家含著一泡眼淚開門營業。但是，不管侵略者如何努力去營造一個繁榮景象，都難改全市經濟凋敝，商鋪異常冷落的局面。
20世紀80年代，在北京報國寺的一個文化市場上，有人發現了一本舊日記，日記的主人名叫董毅。
1937年，北平淪陷之時，董毅是輔仁大學一名國文系的學生，他在日記裡記錄了當年北京的生活，道：陰曆年過後，北平物價飛漲，白糖已是1.8元1斤，肉才1.5元，但肉是有價無市。一塊豆腐4分錢，2把菠菜也要2毛錢。人們見面時的話題，皆是吃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