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歲牛犇入黨:做一個好人,當一位好演員,夠不夠?

原標題：83歲牛犇入黨：做一個好人，當一位好演員，夠不夠？

　　窗簾還沒泛白。

　　一整晚，每過一會兒，牛犇就要起身看一眼窗。他自己也沒有想到，入上影廠67年，入演員行73年，從未在大戲開拍的前夜緊張過，但這個晚上，83歲的他睡不著。

　　這是2018年5月31日凌晨。幾個小時後，中共上海電影集團有限公司演員劇團支部黨員大會將召開，討論牛犇的入黨問題。牛犇等待這一刻的到來。

　　上午10點整，在虹橋路廣播大廈18樓，上影演員劇團的會議室裡，支部成員已圍坐一桌。這是人們熟悉的面孔：演員嚴永瑄、王志華、崔傑、吳競、陳鴻梅等都作為支部成員趕來了。上影演員劇團團長佟瑞欣受邀列席。牛犇穿著紅色的格子襯衫坐在橢圓桌子的中央，忐忑不安地交叉雙手，不時整理頭髮、拉拉衣領。所有來的人，都是與他共事過的老朋友，交情少則十幾年，多則幾十年。過去劇團例會，每次業務會議結束、支部生活開始前，黨員們會對群眾們說「接下去是我們支部開會」。

　　今天，牛犇能不能成為「我們」？

　　他緊張了。

　　一

牛犇在宣讀入黨志願書。瀋陽攝

　　牛犇不怯場。10歲第一次站在大導演面前，他毫不緊張。

　　那是1945年，演員謝添帶著牛犇去導演沈浮處面試。到了中電三廠（北影廠前身）廠辦辦公室，牛犇進門，一蹦坐在沙發扶手上。謝添一愣，沈浮導演也一愣。但正是因為這樣，導演一下子就喜歡上了放得開、有表現欲的牛犇。

　　牛犇一直把謝添視為師父，是將自己帶入電影圈的引路人。很快，牛犇就在沈浮導演的《聖城記》中演出，之後在《滿庭芳》《甦鳳記》《天橋》《十三號兇宅》裡接到角色，成了片約不斷的小童星。

　　但很少有人知道，童星在來到電影廠前，究竟經歷過什麼。

　　牛犇出生在天津，父母都是城市貧民，生活匱乏到他只知道自己屬狗，卻連出生的具體年份也不清楚。在他9歲那年，父親感染白喉，無錢送醫，回家後不久病死，眾人瞞著因為流產血崩而臥床休養的母親，孰料母親像是冥冥中知道了什麼，也咽了氣。同一天裡，父母雙亡。破舊的院子裡，一裡一外停著兩具棺材，環顧一圈，四壁皆空，牛犇沒了家。

　　哥哥在北京的中電三廠找到司機工作，將牛犇和妹妹接去。當時日本人剛剛投降，城裡一片混亂。白天黑夜，哥哥開車接送演員化妝拍戲，牛犇就和妹妹住在廠裡的前院。哥哥勞苦一天，帶回家一塊餅，牛犇吃一口，還要留一口給妹妹。正在長身體的牛犇老覺得餓，但不敢說。他就想知道一回：「吃飽」到底是一種怎樣的感覺。

　　當時電影廠的很多演員也住在廠裡大院，牛犇就幫大家跑腿、送東西；晚上演員上劇組演戲，他幫著在大院裡看小孩子。演員謝添也住這兒，牛犇常常幫謝添自行車打氣。謝添留意到這個和大家打成一片的男孩——因為營養不良而顯得矮小、頭大，但眼神裡透露著聰明、要強。所以當得知《聖城記》正缺一個村童角色時，謝添想到了牛犇。

　　《聖城記》裡，齊衡扮演的遊擊隊員在教堂後院擦槍，忽然日軍要來搜查教堂。牛犇扮演的村童小牛子趕來通風報信，讓遊擊隊員及時撤離。日本鬼子走進教堂時，發現地上有一個菸頭，小牛子見狀，立即機靈地撿起菸頭叼在嘴上。飾演日本鬼子的韓濤也住在大院裡，平時很和善，牛犇在片場看著他總想笑，怎麼也演不出畏懼感。導演試拍了幾條都沒通過，大家都急了，一旁的謝添直接衝上現場對著牛犇一巴掌，牛犇難過地垂下頭，這場戲順利通過。事後，謝添上前抱住牛犇，牛犇委屈地哭了。謝添對他說：「你看看這麼多人在等你，拍不好戲，將來怎麼當大明星？」

　　但實話說，牛犇不是衝著做明星來的。他做演員，為的是吃飯，為活命。

　　1947年，張駿祥導演受邀去香港永華電影公司拍攝《火葬》，主演白楊推薦牛犇出演她的「小丈夫」，牛犇跟著劇組到了香港。當時，牛犇住在長城影業公司，每天都從宿舍出門去看《清宮秘史》的拍攝，最後把慈禧和李蓮英的臺詞全記住了。回來後他表演給大家看，眾人都被逗樂，誇他是「神童」。其實「神童」在進入電影廠之前只粗略讀過3年書，劇組才是他真正的課堂，演員就是他朝夕相處的老師。張駿祥、吳祖光、陶金、白楊、呂恩、李麗華都把牛犇當成自己的子弟一樣。

　　大哥哥大姐姐們教他拍戲的訣竅，教他學會認識衣服不同的料子，教他學會觀察人、觀察生活，把日常當成訓練演技的課堂。當時演員們住在廟街，街坊多是香港本地的貧苦人家。看到中國人民受到英國殖民者壓迫的情景，許多青年演員都忿忿不平。有幾位進步的年輕演員，在宿舍裡偷偷開會學習，囑咐牛犇到樓下站崗。

　　要防備什麼人？要通知哪些人？年幼的牛犇一概不知，他警惕地站在樓下，模模糊糊靠直覺明白：大哥哥大姐姐們關起門來開的會，很神秘；他要講義氣，保護他們。

　　1949年10月1日，北京的喜訊傳來，正在香港拍戲的演員們按捺不住。演員劉瓊和好幾位青年興奮地一路跑到大嶼山，以每個人的身體作為一根線條，手拉手在山上拼出五角星。牛犇也好想成為五角星裡的一根線，但他太小了，夠不著。他問大哥哥大姐姐們：「為什麼要支持共產黨？」

　　大哥哥大姐姐們告訴他：「中國人民解放了，共產黨是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是共產黨解救了我們大家，給了我們新生活。」

　　見他不解。大哥哥大姐姐們拍著他的腦袋說，「從今後，你有飽飯吃」。

　　二

支部黨員大會正在審閱牛犇(前排左二)的政審報告。瀋陽攝

　　1952年，牛犇跟著大光明影業公司從香港回到上海加入長江影業公司，又應邀去北京參加電影《龍鬚溝》的拍攝。拍完《龍鬚溝》回到上海，他成了上影演員劇團的演員。

　　拍《龍鬚溝》時有人告訴牛犇，拍進步的戲就是幹革命。牛犇才知道，自己是幹了革命，拍電影是為人民。到上海時，牛犇17歲，還是個沒有選舉權的孩子，但他知道，「共產黨救了中國，我認準了跟共產黨幹革命的道理。我加入上海電影製片廠，是上影的小青年，必須要求進步。我兒時失去父母，到上海又遠離親人，靠的就是組織」。

　　那幾年裡，回到上海的還有已蜚聲影壇的演員劉瓊。這位主演《大路》《生離死別》《國魂》的影帝級演員，當時在香港永華影片公司，在廣州解放後隨香港電影界赴穗觀光團來到廣州，親眼目睹人民解放軍紀律嚴明、共產黨言行一致。回到香港，他奮筆投書《大公報》發表赴穗觀感，熱情讚揚中國共產黨。不久，劉瓊和其他進步青年由於發動公司同仁罷工，在1952年被港英當局驅逐出境。演員白楊也離開香港，毅然回到北京，1949年11月到上海電影製片廠成為演員，翌年拍攝了《團結起來到明天》。同期從香港回到內地的還有舒繡文等。

　　1950年，在上海首屆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演員黃宗英作為劇影工作者發言。她說：「我這一年來工作有些成績，自己有微少的進步的話……我就想：假如我是一個青年團員，假如我是一個共產黨員。這麼一想，我就勇氣百倍，並且有了力量戰勝自己，戰勝困難，完成任務。」

　　哥哥姐姐們一致的選擇，潛移默化影響了牛犇。而讓牛犇進一步認識共產黨的，還有他最崇敬的演員趙丹。

　　1952年，牛犇到上影廠後，轉租一位老演員在建國西路的房子。住處沿馬路，離廠也近。很多演員上下班騎車經過，都能看見牛犇的窗。同事們記得，趙丹下班經過牛犇門前就在底下叫：「小牛子在家嗎？」牛犇一聽這叫聲就在窗口應：「在呢，上來吧！」牛犇的小屋成了這群演員聚會的地方。趙丹懂戲、愛戲，常常來這兒琢磨戲，也談他的信仰。

　　趙丹尚在南通念中學時，就與朋友組織了「小小劇社」，共產黨一開始就關注了這個劇團，並派同志影響這個劇團。有一年暑假，劇社在南通公演洪深反對反動統治的話劇《五奎橋》，門票早已賣出，觀眾也來了，可當晚從後臺傳來禁演、抓人的消息，趙丹一行不得不星夜僱了小船赴上海。在上海，他主演了讓他成名的《馬路天使》《十字街頭》；也是在上海，他主演《烏鴉與麻雀》慶祝國民黨統治的覆滅。親歷舊社會種種不公的演員們無不歡欣鼓舞，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

　　1952年，趙丹作為中國人民第二屆赴朝慰問團成員，到前線和「最可愛的人」生活了兩個月。「當你談起敵人時，他們像頭猛虎；當你談到他們的功績，又靦腆得像個姑娘。他們的心真是透明的。在那麼多巨大的身影面前，我才感到自己的渺小，才感到過去對於人民、對英雄的認識太陌生了。」回國後，趙丹遞上入黨申請書。

　　1957年，趙丹入黨。

　　那幾年間，著名演員黃宗英、王文娟、白楊紛紛入黨。1954年和1958年，劉瓊也兩次申請入黨。1941年就參加革命的秦怡，也在195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多年之後，秦怡向人解釋那等待18年的鄭重其事：她聽說戰爭時期一名女黨員，敵人當其面把她的孩子頂在刺刀上逼問，孩子哭聲震耳，女黨員心疼地昏厥，但還是選擇守住了黨的秘密。之後多次接到動員的秦怡一直在自問：「我那麼愛孩子，如果換我，我能保守黨的秘密嗎？都說共產黨員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我是嗎？」直至不再有這般殘酷考驗的和平年代，秦怡才漸漸解開心結。但她依然在不斷自問：是不是和平年代，就沒有考驗了？

　　老演員們把入黨當一件神聖的事，當成心靈的考驗來面對。牛犇自忖：我怎麼比得上他們呢？

　　他退縮了。

　　但他暗下決心：「一定要跟共產黨幹革命，一輩子絕不回頭，嚴格地要求進步，以共產黨員的標準來衡量自己，努力為黨為人民做工作，黨指到哪裡，我就到哪裡。」

　　從沈浮開始，牛犇和幾代導演都有合作。他是《紅色娘子軍》裡的通訊員，是《泉水叮咚》的大劉。小牛犇長成了影壇常青樹，雖然一生出演的多是配角，卻個個令人津津樂道。1983年，牛犇獲第三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男配角獎、第六屆百花獎最佳男配角獎。2017年，牛犇獲得第三十一屆中國電影金雞獎終身成就獎和第十六屆中國電影表演藝術學會終身成就獎。

　　三

一位年輕黨員為牛犇佩戴黨徽。瀋陽攝

　　牛犇一度想，這樣就夠了。

　　跨不跨入這扇門，他都會盡力做一個好人，當一位好演員。

　　他拍謝飛導演的一部電影時，主動把溫馴的驢子讓給同行騎，自己去騎一匹倔驢子。拍「搶婚」時，驢子受驚把牛犇摔到地上，他當場休克。醫生把牛犇搶救過來。他斷了兩根肋骨，頸椎骨裂，胸骨錯位，但甦醒後看到導演，他的第一句話是「給您添麻煩了」。為了不拖累拍攝進度，他強忍劇痛，拜託醫生打了麻藥，由救護車一路送到拍攝現場。有一段戲，牛犇要自扇耳光。一下、二下，邊上的醫生上前勸阻，說「如果再受傷，會落下終身殘疾」。

　　牛犇想，這樣也挺好。有沒有黨員這個身份，他都會兢兢業業對待每一項工作。

　　2002年，劉瓊去世。到追悼會上，牛犇才知道，老朋友早已在1983年實現夙願加入中國共產黨。2007年，孫道臨去世，喬奇去世；2008年，謝晉去世。牛犇送別老友。他們都是電影史上熠熠生光的名字，也都是中國共產黨黨員。

　　牛犇想入黨，但又猶豫了。時過境遷，入黨已經不像解放初期那麼艱難，甚至有時有些鬆懈。那些年，牛犇聽到、看到圈內圈外許多不那麼合格的共產黨員。他覺得自己不該和他們為伍。

　　一晃到了2016年，上影集團拍攝影片《鄒碧華》。佟瑞欣演主角。牛犇從北京趕回上海加入劇組，演一位來法院上訪的老人，戲份不多，但劇情卻藉由他折射出鄒碧華法官的親民和負責。劇組設立了臨時黨支部，有的青年演員一邊演戲一邊就遞交了入黨申請書。

　　在收集材料時，大家看到鄒碧華生前這樣說過——「我們生活的世界本來不完美，但正因為它的不完美才需要我們去努力，去奮鬥，我們的存在才有價值。」

　　牛犇聽了這話，竟然紅了眼眶。劇組慶祝殺青之際，他正式遞交入黨申請書。這成了上影演員劇團的大事。牛犇被確立為入黨積極分子，和入行不久的年輕人一起參加上影集團的入黨積極分子培訓。

　　經過考察期後，2018年5月31日上午10點半，牛犇在上影演員劇團的會議室裡，很慢、很鄭重地向老朋友、老同事介紹自己的前半生：「我是在中國受苦受難下成長的城市貧民，家裡很窮，可以說是沒有吃過飽飯，從小便死了父母，隨著哥哥流浪到北京……在北京，我和許多貧民一樣，在水深火熱中。兒時，又去了香港，在英國殖民地統治下的中國人民依然是受苦受難……」

　　短短一百來字，牛犇哽咽了兩次。他抬起頭，求助一般看著大家，說：「我眼睛裡都是水，看不清。」演員陳鴻梅從包裡取出自己的老花眼鏡遞過去。牛犇道謝接過，拿著眼鏡，卻沒有戴上，而是低下頭，久久用手按壓著雙眼，平復情緒。

　　牛犇的入黨介紹人、上影集團董事長任仲倫在意見中這樣寫道：「牛犇同志在思想上、行動上始終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有為共產主義理想奮鬥終身的堅定信念。多年來，自覺以黨員標準要求自我，為人正派、甘於奉獻，該同志從事表演事業多年，不忘初心，堅持為人民創作，參演過多部精品力作，為黨的事業和社會主義文藝繁榮做出了重要貢獻。我認為他具備了共產黨員的條件，我願意介紹牛犇同志加入中國共產黨。」

　　另一位入黨介紹人是秦怡。病中的她，在華東醫院寫了字條，託上影演員劇團支部書記帶來她的意見：「牛犇是個好同志，是個好同志。我願意是他的入黨介紹人，我相信他也會做得很好。」

秦怡的字條。由上影演員劇團提供

　　見慣大場面的牛犇，在只有十個人的會議室裡，微微顫抖。他說：「我的年齡已經80多歲，為黨工作就算不睡覺也不會太長，我一定要珍惜。只有跟著共產黨，才能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活得更有意義。我也深知，自己雖然年紀不小，但對黨的認識很少，我願加入中國共產黨，決心不改，努力成為黨員的目標不變，請黨接納我，請黨考驗我。在我有生之年，願為黨的電影事業，也為共產黨努力地工作，最終成為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的人。」

　　最後，牛犇念出了他的名字。一直在眼眶裡打轉的淚，順著臉頰落下。

　　2018年5月31日上午11時20分，中共上海電影集團有限公司演員劇團支部黨員大會經過充分討論，認為牛犇已經具備共產黨員的條件，同意吸收其為預備黨員，經無記名投票，一致同意吸收其為預備黨員。支部裡最年輕的黨員走上前，將一枚黨徽別在牛犇胸前。

　　佟瑞欣拉著牛犇的手，向在座者透露了一個秘密：就在《鄒碧華》殺青之際，上影集團開了一個表彰會。會後，牛犇叫住佟瑞欣，遞給他一張紙條，然後默默坐下。佟瑞欣有點驚訝，因為老爺子向來笑呵呵的，為何這天如此凝重。帶著疑惑，佟瑞欣打開摺疊整齊的紙條，只一瞥，「唰」地眼淚就下來了。

　　紙條上，牛犇寫道：「我們一塊從今天起考慮塑造自己成為一個合格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