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關將至，很多家庭有算帳的習慣，通過帳目，就能了解家庭的經濟狀況如何。如果這些帳本能夠保存下來，若干年後，它將是研究我們這一時代生活史的絕佳資料。受此啟發，有人會想，能否通過資料，還原幾十年前北京的生活狀況？
作者：姜寶君、陳芯儀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大柵欄
答案是肯定的。不過，這並非易事。幸運的是，如今人們能夠查閱到不少記載上世紀三十年代北京生活片段的資料。通過梳理那個時代的衣食住行，人們得以從「切片式」的圖景中，真切地感受那個時代在經濟、文化、娛樂等方面的風貌。
銀元換銅元有「匯率」
出入北京要換零鈔
說起老北京的帳本，就不得不提到一個字：錢！提到錢，在很多人印象中，民國的貨幣非常多，有銀元，有銅板，還有紙幣，五花八門。的確，晚清至民國時期，是一個發生巨大轉變的時代，當時的貨幣制度非常混亂。
銅元票
要想了解那時的「錢」，首先要清楚一點：銀元與銀兩（白銀）不是同一個概念。銀元起源於15世紀的歐洲，是銀本位制國家的主要流通貨幣。上世紀四十年代，中國常見的銀元是西班牙「本洋」。而銀兩（白銀），在中國有著近千年的歷史。古代典籍以及明清小說中提到的銀子（「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指的就是白銀。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左右，墨西哥銀元取代西班牙本洋，成為在華主要流通銀幣。墨西哥銀元上面有一隻「鷹」，又被人們稱為「鷹洋」，後被人們以訛傳訛稱為「英洋」。
墨西哥鷹洋
清光緒十五年（1889），兩廣總督張之洞開始鑄造銀元，他製作了「庫平七錢三分」的銀元樣幣。第二年，他又將重量改為七錢二分，此後，庫平七錢二分成為一元銀元的重量標準。當時，庫平一兩為37.3克，庫平七錢二分為26.5克，也就是說，一元銀元的重量，並不足一兩，通過換算可知，一兩銀可換1.4銀元。
雖然制定了銀元的標準，但是在當時人們的實際生活中，既有銀元，又有銀兩。民國時期，1914年，袁世凱在北京以大總統的名義公布了《國幣條例》及《國幣條例施行細則》，規定一圓銀幣的重量為七錢二分。12月，由天津造幣廠開始鑄造鐫有袁世凱頭像的銀元，俗稱「袁大頭」。袁大頭很快在全國範圍內流通。
「袁大頭」
不過，雖然有了銀元，但是銀兩（白銀）在人們生活中還是沒有完全廢止。1933年4月5日，國民政府頒發《關於廢兩改用銀本幣的布告》規定：自4月6日起，「一律改用銀元，不得再用銀兩」，從此完全廢止了銀兩流通。這便是民國貨幣史上的「廢兩改元」。
此後，國民政府統一鑄成幣值為壹元的新版銀幣，俗稱「船洋」。持有銀兩的人，可以把銀兩交由中央造幣廠代鑄銀幣，或者在當地中央銀行、交通銀行、中國銀行兌換成銀幣。這一時期，人們所說的大洋，指的就是銀元。幾塊大洋，就是指幾銀元。
1935年11月，南京政府又通過新的貨幣法案，由政府授權中央、中國、交通等銀行發行法定貨幣——「法幣」，法幣一元等於原銀元一元，銀元作為合法的中國貨幣的歷史，從此結束。從這之後，人們所說的「元」就是指紙幣的「元」。當然，因為老百姓根深蒂固的「白銀意識」，再加上社會動蕩，人們對紙幣天然不信任，偷偷使用銀元的仍不在少數。
「船洋」
雖然是以銀元為本位幣，但是清代及民國時期還有相當數量的銅元，俗稱銅板。當時，小額的交易都用銅元來計算，老百姓在購買小東西時，多使用銅板。銅元的價值與銀元掛鈎，但不是採取十進位的換算方法。它與銀元存在一定的換算比例，這個換算比例一直在變動，甚至各地都不一樣不同。民國初年，在北京，一銀元能換130-140枚銅幣，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一個銀元能換三百枚左右。銅板也有「當十」、「當二十」等區別，即這一枚銅板相當於十文、二十文。
除了銀元、銅元，當時還有數量巨大的紙幣。辛亥革命後，各省紛紛獨立，為了應付財政困難，地方軍閥把發行紙幣作為籌款方式，任意濫發的現象日趨嚴重。這些紙幣雖然面額上與銀元等值，但實際購買力則並不能得到保障。
具體到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北京，有哪些流通貨幣呢？
1935年馬芷庠編寫、張恨水審定的《北平旅行指南》中記載，當時北京城有現貨與紙幣兩種。現貨就是銀元、銅元等，銀元有袁大頭、總理紀念幣以及各種外洋。不過，當時正值推行法幣期間，銀元在市面上基本絕跡。當時的北京，每銀元可換四千六百文至五千文銅元，即「當二十銅元」二百五十枚。
紙幣常見的有中央、農工、中國、交通等銀行發行的一元、五元和十元三種。另外也有一些流通的小額角票，比如一角、二角等紙幣。
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北京，還有大量不同面額的銅元票，比如當二十枚、當三十枚、當四十枚甚至當百枚等，可與銅元通用，這些銅元票多為河北銀錢局及國民政府財政部農工銀行發行。不過，這些銅元票只能在北京一帶通用，過了天津再往南就不通用了。
而且當時法幣的五種輔幣（20分、10分、5分的鎳幣以及1分、半分的銅幣），在北京還不能使用。所以從外地來北京，如果要使用小額的輔幣，需要先換成北京通用的輔幣，比如銅元或者銅元票，在離開時，如果沒有用完，需要將剩下的錢換成法幣的輔幣。
春節
初一至初五飯館也營業
小孩壓歲錢多為一銀元
如今，每到春節前，北京城裡就洋溢著濃鬱的過年氛圍。傳統的農曆新年，已有數千年歷史，在古時，這一天常稱之為「元旦」。用「春節」來指代傳統新年，就是在民國時期。
不管通過老照片，還是通過文人雅士的日記，都能發現，老北京的很多過年習俗如今還在延續：貼春聯、逛廟會、祭祖……不過在《北平旅行指南》中，提到了當時一個鮮為人知的習俗：農曆正月的一整個月，婦女禁止針線縫紉，因此，正月又有「婦女節」之稱。當過了正月初五之後（初一至初五，女性多不讓出門拜年），婦女便可以出門賀歲，此時，不論大家小戶，婦女皆結伴到熱鬧的地方遊玩。
歲末除夕夜，人們焚香祭神，徹夜不眠，俗雲守歲。當天夜裡，大部分商鋪通宵營業直至東方破曉，然後閉門休息，從正月初一一直到正月初五，「破五」之後開始營業。因此，清末民初，在北平生活的人，要在歲末儲備這五天的「乾糧」，否則，這五天就有無處吃飯的可能。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除了一些大的餐飲商號外，一些飯館在這五天照常營業。
除了吃喝玩樂，對於小孩子來說，春節的誘人之處，還在於能拿到壓歲錢。上世紀三十年代，家境好一點的，給孩子的壓歲錢是一銀元，這不是一筆小錢。如果是一般家庭，會給孩子包上一百個銅板，寓意「長命百歲」。在1935年銀元廢止後，很多人給孩子們送的是鈔票，當時市面上流行各種壓歲錢封袋，將紙幣裝在裡面，非常美觀。
住房
繁華地段房價每平方米34元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城，房價並不算貴。1924年，魯迅在北京阜成門內買下一座小型四合院，佔地400平方米，大小房屋共10間，當時總價800大洋（800銀元）。與同時期上海的房價相比，簡直親和太多。上海著名中醫陳存仁（1908-1990）在《銀元時代生活史》中記載，民國十六年（1927），他在上海老城區看中一幢兩層小樓，賣方喊價居然是25000元，可見房價之高。
1927年，魯迅定居上海。因為上海房價太高，魯迅買不起，只能租房。魯迅在《病後雜談》中提到，當時的房租加水電以及「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就是一百十四兩，每兩作一元四角算，等於一百五十九元六。」
當時的北京城，因為區域的不同，房價也有區別。上世紀三十年代，王府井大街東安市場、西單商場的人流漸多，大柵欄、煤市街一帶，飯肆櫛比，戲院林立。因此這一代的房價自然很高。以瓦房為例，單價最高的都集中在正陽門大街、王府井大街、珠市口、大柵欄、廊房頭條等區域，每平方丈（每平方丈大約是11平方米）能賣到370元（合每平方米34元）；其次是西長安街、東安門大街、金魚胡同等區域，每平方丈能賣到310元。
房價高的地方，租金也高。1930年，北京房租最高的地段是東交民巷、西交民巷、正陽門大街，平均每間每月租15元，其次，宣武門內大街、崇文門內大街、菜市口大街等，平房每間每月7元。
中國歷史學家譚其驤在回憶上世紀三十年代北平生活的文章《一草一木總關情》中談到，他單身時，房租每月5元左右，結婚後每月十幾元。當時大教授住的房子大，每月租房花費在六七十元。
消費
魚翅席十二元
新茶一罐三角五
雖然房價不高，但是一般老百姓也不是輕易就能買房。北京居民收入，大體可劃分為高、中、低三個層次。高收入者多集中在兩個領域：一是少數政府高官，二是外資洋行等機構。比如，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先後幾次調整了文官工資標準，其中規定，各部部長工資為月薪800元。
中等收入以公教人員為主。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規定，大學教授的月薪為400-600元，副教授月薪為260-400元。中學校長每月工資一般為100元，教師工資在30-90元。政府的普通公務員，月工資在50-150元。譚其驤從1932年年初起，在北平圖書館當館員，每月薪水60元。同時他又在輔仁、北大、燕京等大學當兼任講師。如果一門課每周上2小時，每月可得40元。
低收入群體就集中於人力車夫、工人等。1930年，北平市社會調查所記帳式調查全城工薪階級的家庭收入，調查對象共有2300家，包括人力車夫、紡織廠工人和店員等，每家月均收入16元大洋。對於低收入的大多數家庭而言，這些收入僅用於衣食住等方面的消費，而且非常節省，比如，當時北京地毯工廠工人每天只吃兩餐，食物為窩窩頭、生蔥及大碗湯、醬小菜，一月只吃一次肉。
當然，吃飯在當時豐儉由人。小飯館吃一頓花上幾毛角或者1元錢，便非常豐盛。要想宴請賓客，可以請吃魚翅席，12元一桌，如果酒喝較多，加上小費，總共花費將近20元。那時西餐也比較受歡迎，北京城裡已有有數十家西餐館。東安門大街一帶有家華宮食堂，就是西餐廳，一菜一湯售價四角，一湯二菜賣六角。咖啡館等新事物也廣受歡迎，東安市場的國強、大柵欄的二妙堂，西單的有光堂，均有可口美味的西式糕點。
在當時，品茶頗為流行。茶莊在南方的產茶區設有茶廠，自行採選並研究新法燻制，物美價廉。慶隆茶莊發明了一種罐頭茶，有龍鳳、香妃、花農井等，每桶三角五分，最多不過二元，非常受歡迎。
上世紀三十年代，茶餘飯後的最大娛樂就是聽戲。街頭巷尾常見戲園，有的戲園憑票入場，票價有幾角的，也有超過一元的，如果有包廂，價更貴了。在珠市口一帶，曾有開明戲院，它的演出條件非常好，很多京劇名角都在這裡演出過。梅蘭芳在這裡演出的票價是一元二角。
不過，對於平民來說，最好的去處就是天橋。那裡三教九流無奇不有，只要有一技之長，就可以在這裡表演。觀眾覺得好，就將錢擲於地上。如果演出效果好，演出者一天可得五六元，次者只能得一至二元。也有條件好一點的茶社與賣場者合作，到茶社花幾十枚銅板，即可飲茶，又可聽戲。
除了聽戲，浴堂也是平民化的消費場所。當時，北京城裡營業的浴堂，有一百二十五家。在澡堂，有「池洗」和「盆洗」兩種，價格也不一樣。「池洗」，一般收費在五分左右，如果是「盆洗」，那就貴了不少，一角、五角甚至一元的都有。當時，還出現了女性專用的澡堂，不過價格比男性貴不少，最低二角起，因此並沒有普及。
遊玩
乘汽車到頤和園
往返七元
當時的北京城以及郊區存有不少古蹟，因此，上世紀三十年代，市政當局計劃將北平改為遊覽區。對於古蹟，市政當局也是竭力保護修繕。當時，正陽門外的五牌樓，東西交民巷、東西長安街、東四西四以及東單西單等處牌樓，均被重修。對於交通與路政，也得以極大改善。北京城裡，有汽車、公共汽車、電車以及人力車等交通方式。
西交民巷有家華輪汽車行，開辦已有十來年，如果乘坐汽車，不出內外城範圍，一個小時花費在八角至一元二角，時間越長，價格還可以再少一點。不過，乘坐汽車常去郊區的景點，花費不是小數目。比如，去頤和園，單程五元，往返六小時內七元。用車超過一小時，需要加錢一元。另外還有隨意給司機一點飯錢。
城裡還有很多的人力車，價格不貴。譚其驤在《一草一木總關情》中寫道，他當時住在景山西門附近北平圖書館宿舍，在宿舍門口上車，到東安市場門口下車，給7大枚（「當二十」的銅元俗稱大枚）就行了。下大雨、颳風下雪時也會酌情加價。
北京城早有公共汽車，不過，當時的政府為救濟人力車夫生計，將城內一、二兩路公共汽車停開。只開通了從東華門到西山八大處及香山的兩路遊覽汽車，從東華門到香山或者八大處都是五角。
當時還開了六條電車線：天橋至西直門，天橋至北新橋，東西至西四（這三條線路有四段，全程三十二枚銅板）；北新橋至太平倉，崇文門至宣武門，宣武門至和平門（這三條線路有兩段，全程二十枚銅板）。
上世紀三十年代，很多曾經的皇家園林也紛紛被闢為公園。當時比較受歡迎的是中山公園，門票一人銅元二十枚，還有不同時期的定期券，比如年期券，一人用一年，每券十二元。北海公園的門票也是每張銅元二十枚，其特色是垂釣券，購買此券可在公園垂釣，一日一元，六小時五角。另外在公園裡坐船，每人每次需三十枚。
故宮當時分時段開放不同的區域，票價是每人五角（每月一、二、三日減為二角）。
頤和園的門票比較貴，每張一元，而且排雲殿還需單獨買遊覽券，每張五角。有意思的是，因為頤和園內房屋頗多，還提供房屋租賃服務，供避暑或養病者使用。當然，租金不便宜，最優等房間月租百元至二百元，普通房間每月二十元至九十元。如果是常住，兩個月可以九折，半年六五折，全年五折。
（原標題：上世紀三十年代民國北京老「帳本」）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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