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說：「一個人提問的能力比回答的能力更重要。」在三十年的媒體工作經歷，二十二年製作《楊瀾訪談錄》的過程中，提問不僅成為楊瀾的職業，甚至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她以提問為生，問什麼，怎麼問，問到何種程度，提問的語氣、語調，拿捏的分寸，都與提問者的審美能力息息相關。上千次的深度採訪，數萬次的提問，讓她不斷思考如何有效地提問。她相信，提問是認知與溝通的語言方法論。同時提問也是一種底層能力，「如何更好地提問」的能力是每個人都用得上的。每個人都有提問的能力，並且能夠通過學習提升這種能力，改善自己的認知與溝通的品質，甚至改變人生的軌跡。學會提問，問出好的問題，是我們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的生存之道。
2019年，在我成為電視節目主持人30年之際，新華社人工智慧主持人問世。「他」中文標準，英文流利，將來講上百種語言也不在話下；「他」斷句準確，沒有口誤；還有「分身術」，可以同時出現在數個新聞現場。「他」會不會搶走我的飯碗啊？
值得慶幸的是，到目前為止，人工智慧主持人應該更適合有固定腳本的新聞播報。對於提問、採訪、對談、論壇等需要互動與即興的主持形式就不一定勝任了。這兩年我正好在製作《探尋人工智慧》第二季，在採訪人工智慧科學家，曾經主管過谷歌大腦的吳恩達時，他突然說：「我覺得你們記者的工作很有趣，要做那麼多功課，研究專業領域的知識，還要了解我個人的背景，然後把有針對性的問題提煉出來，並不斷追問。這中間一定有一些規律，是可以用算法來表現的。」他越說越興奮，眼睛裡閃著亮光。我卻出了一身冷汗：曾經讓機器「認」出貓的他，是想創造一個會採訪的人工智慧主持人吧！
那他得先從人類的好奇心開始算起。
「媽媽，我是從哪裡來的呀？」
「從媽媽的肚子裡生出來的，寶寶。」
「那我是怎麼到你的肚子裡去的呢？」
「嗯……」
面對孩子的熱切追問，多少父母無言以對？
如果你仔細觀察兒童，就會發現，他們對世界和對自我的認知幾乎都是從提問開始的。他們刨根問底的十萬個為什么正是構建智慧大腦的一磚一瓦。
研究表明：人類跟黑猩猩98. 5%的基因是相同的，有1. 5%的基因不同。隨之產生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跟黑猩猩的基因只有1. 5%是不同的，可是我們和黑猩猩的現狀卻有如此大的差異？答案之一就是：語言對於大腦進化的巨大促進作用。對人類的孩子而言，2—6歲是語言發展的關鍵期。它與兒童智力發展的關鍵期重合，絕非巧合。在生物進化的漫長歷史中，語言能力，正是人類智能發展超越其他動物的重要轉折點。我把它稱為智能進化的撐杆跳。
有了語言，人類組織起來圍獵、耕作；有了語言，人類向下一代傳授經驗和技能；有了語言，人類坐在篝火邊，講起祖先的傳說和故事，從而有了共同的身份；有了語言，人類匯聚起來，有了氏族、村莊、民族和國家；有了語言，人類既能娛樂、八卦，也能夠表達出抽象的概念：道德、價值、信仰……以語言為載體的知識的生產與傳播塑造了人類文明。語言是思維的載體，語言甚至就是思維本身。
人類智能的發展，是認知能力不斷發展的過程，是我們怎樣看待世界、解釋世界，怎樣看待自己、解釋自己的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不斷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一部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提問的歷史。
兩千多年前，屈原寫下《天問》，一口氣問了170多個問題，沒有一句回答。「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他從天地萬象，問到存亡興廢，從吉兇善惡，問到神仙鬼怪。其思想之開闊，文辭之奇美，酣暢淋漓，令人擊節。
在世界的另一端，一個人因為愛提問而送了命，罪名是「褻瀆神明」和「腐化青年」。他的名字叫蘇格拉底。他做了什麼呢？無非是用連續提問的方式啟發人們反思自己的知識和觀念是否可靠。「蘇格拉底式」的提問一般有四層：「這是什麼意思？」「為什麼？」「所以呢？」「還有別的可能嗎？」比如他問學生：「欺騙是善行還是惡行？」學生答：「是惡行。」蘇格拉底問：「那麼如果欺騙前來進攻的敵人，算是惡行嗎？」年輕人答道：「是善行。對朋友行騙才是惡行。」蘇格拉底追問：「在戰爭中，統帥為了鼓舞士氣，對士兵們說援兵就要到了，但實際上並沒有援兵，請問這是善行還是惡行？」學生無語。蘇格拉底不過是想證明，我們自以為是的觀念往往經不起推敲，而真正的智慧，是「自知其無知」。但他的提問方式讓不少人覺得難堪、惱怒、羞憤，竟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
承認無知，挑戰已知，正是科學興起的原因。這種思維方式，給了人類探索世界的極大動力和野心。
在葡萄牙首都裡斯本的郊區有一個叫羅卡角的地方，那裡是歐亞大陸的最西端。詩人卡蒙斯的詩句，被鐫刻在懸崖之上的石碑：「陸止於此，海始於斯。」大海有涯嗎？如果有，大海的那邊是什麼？海浪拍打著崖壁，發出深沉的嘶吼，告誡每一個向未知出發的人，也誘惑著每一個冒險的靈魂。1492年，那個叫哥倫布的義大利人，帶著對黃金和香料的渴望，以及「地球是圓的」的信念，離開歐洲大陸，率船隊一路向西行駛，發現了美洲「新大陸」。1519年，一個叫麥哲倫的葡萄牙人說：「教會說地球是平的，但我知道地球是圓的，因為我在月亮上看到了地球的影子。我對影子比對教會更有信心。」他毅然離開大陸的懷抱，投身於海洋，開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環球航行。當他們揚起風帆，把大陸遠遠拋在身後的時候，心中沒有恐懼嗎？海洋的盡頭會不會出現斷崖深淵，就如人們所預言的那樣？他們會預料到有一天他們自己會命喪他鄉嗎？
科學的昌明起源於一個又一個好奇和提問：「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會這樣？」「如果……會出現什麼改變？」「還有什麼可能？」「那個沒有被問出來的問題是什麼？」提問—假設—證明—新知，人類的認知圖譜不斷擴充著。真理是成功的假設。地理大發現，生物進化論，蒸汽機的鳴響，飛行器的誕生，人們潛入海底，遨遊太空……還有那些始終困擾我們的問題：宇宙的起源，意識的產生，生命的密碼……人類對世界的探究從微觀世界到浩瀚宇宙，問起來就沒完沒了。不是說宇宙是無限的嗎？而宇宙又在膨脹著，那麼它的外面又是什麼呢？所知越多，問題就越多。這就像一個圓圈，直徑越大，接觸的未知領域就越大。
科學與藝術，是人類文明的一雙翅膀。自然科學往往引導我們尋找唯一正確答案，但一涉及文化和藝術，答案常常是不確定的、開放的。藝術家們並不急於提供答案，他們甚至鄙視輕率的結論，而更熱衷於呈現人性的矛盾和人類的困境。即使盲信讓人幸福，提問讓人痛苦，他們也選擇後者。「問世間，情為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金代的元好問看到大雁殉情而發出這樣的感嘆；「當你站在我面前，看著我時，你知道我心裡的悲傷嗎？你知道自己心裡的悲傷嗎？」卡夫卡可是一個執著的人；「活著還是死去，是一個問題。」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無從抉擇；「你到底是什麼人物？有一種力量，它總是想作惡，又永遠想造福。」歌德長詩裡的浮士德自我叩問……人類以創作對抗孤獨和死亡，又因為最終無法逃脫而擁有某種悲壯。
什麼是藝術？不同時代人類的回答大相逕庭。畢卡索的《夢》與達文西的《蒙娜麗莎》展現的美有什麼不同？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的《布裡奧盒子》，杜尚（Marcel Duchamp）的小便池憑什麼被稱為「藝術」？攝影術出現後，人們問：「繪畫已死嗎？」人工智慧軟體「創作」的肖像畫出現在拍賣市場，人類的藝術是否又死了一回？倒是中國藝術家徐冰說得乾淨利索：「你生活在哪兒，就面對哪兒的問題。有問題，就有藝術。」藝術幹預生活的方式就是提出問題，而宗教和哲學試圖回答問題。
最簡單的提問，回答起來卻最費周章。要回答「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就需要搬出整部宗教史和哲學史。當佛陀還是悉達多王子時，他看到人間生老病死的諸多苦難，就問：「如何才能消除痛苦與煩惱，獲得內心的平靜與安寧？」為了回答這一個問題，他拋棄了錦衣玉食的生活，離開了父母妻兒，用了六年的時間艱苦修行，形銷骨立，終於在菩提樹下悟道成佛。
哲學家們忙活了幾千年，試圖回答對於世界和人生的種種考問。我們的意識從何而來？有沒有天賦的知識？人生到底有沒有意義？人性本善還是本惡？肉體與精神是什麼關係？……他們竭盡一生，試圖從不同角度解答這些問題。而他們也因此用各自的方式回答了亞里斯多德的那個提問：最要緊的問題是，你將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
質疑權力常常是叛逆的開始。陳勝問：「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女性自我意識覺醒的先驅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問：「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先生所宣揚的人人生而平等，如果不包括佔人類一半的女性，還算不算真正的平等？」青年毛澤東：「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設問：「我們為何不能再等待？」並且自答道：「因為忍耐的杯盞已經溢出，人們再不願被投入絕望的深淵。」思想解放和社會變革往往來自一個個不肯向常規就範的倔強的提問。
政治家們特別擅長用提問的方式表達觀點。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在就任美國總統的演說中，說出了一句名言：「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要問你為這個國家做了什麼。」英國第二位女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卸任時，說出這樣一組數字：在任首相期間，她在議會用140個小時，回答了4500多個問題。
明辨始於善問。人文主義作家蒙田在《隨筆集》中寫道：「我知道什麼？」在他生活的16世紀，許多人都認為自己掌握了直接來自上帝的真理，但蒙田卻勸他們「請好好想想自己是否有可能錯了」。法國啟蒙主義思想家伏爾泰說：「我用來判斷一個人的，是依據他提出的問題，而不是他給予的答案。」科學家愛因斯坦說：「一個人提問的能力比回答的能力更重要。」當代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最津津樂道的，就是和客戶之間的問答，不斷啟發對方找到真正的願景和使命。史蒂夫·賈伯斯（Steve Jobs）不斷追問團隊的問題是：「這就是你能做到的最好了嗎？」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先生跟學生們說：「如果在一個領域裡已經提不出好的問題，就果斷地放棄。」
2012年，在《自然》雜誌上，牛津大學數學家，傳記作者安德魯·霍奇斯（Andrew Hodges）以連續提問的方式為人工智慧先驅阿蘭·圖靈（Alan Turing）叫魂。
「必須成為一位偉人，才能被赦免身為同性戀的罪孽嗎？」
「如果是這樣，那多偉大才夠資格？」
「在二戰中破譯納粹德國恩尼格密碼足夠偉大嗎？」
「或者還需要發明計算機，順便再發明人工智慧，這樣夠不夠？」
我們無法回答這些問題。阿蘭·圖靈在42歲決定剝奪自己的生命時，也無法回答這些問題。他只是在自己的著作《計算機與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的開篇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機器會思考嗎？」
機器真的會思考啦。隨著算法、算力、大數據的迅猛發展，2016年以來，人工智慧的話題越來越熱，也前所未有地挑戰了我們對人類智能的認知。究竟什麼是人類智能無法被機器取代的部分：記憶，計算，認知，判斷，預測，想像，共情，創造……？
有一個能力常常被低估：提問。
機器通過大數據學習可以比人類更「聰明」地回答問題，選擇解決方案，但它很難問出連續深入的問題。人工智慧如一面鏡子，讓我們從另一個維度認識人類智能。什麼是智能的核心？一種定義是：它是探究、管理與預測不確定性的能力。人類探究未知的腳步永不止息，而這種核心能力就是不斷地提出問題，並試圖回答。
被稱為「數學界的愷撒大帝」的丘成桐教授，27歲就證明了卡拉比猜想。他在接受我採訪時說：「人類的智慧在於，不僅提出問題，而且能在成千上萬個問題中找到最重要的最相關的問題。」「人的思維軌跡是在矛盾中前進的。比如我一開始是想證明卡拉比猜想是錯誤的，但做了幾年，發現不對，就轉過頭來重新開始，最終證明了它的正確。這樣的過程，機器很難做到。」
當機器在記憶、計算、博弈、預測等諸多領域超越人類，當我們越來越多地把決策權，從叫一碗牛肉麵到看什麼新聞，都交給機器的時候，提問，這個古老的技能，還掌握在人類自己的手中。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今天或許可以改為：我問故我在。問，就是人類探究精神的體現，是人類智能的核心。
機器能擁有價值觀嗎？當人類想把自己的道德輸入機器時，才真正意識到，人類是多麼自相矛盾的動物。我們知道自己真正要什麼嗎？
「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是一個倫理領域的思想實驗：一輛電車高速行駛無法停下，而它前方的兩條軌道上各有一個人和三個人，請問你會怎樣搬動道岔？在任何一種選擇都會造成傷害的時候，你依據什麼做出選擇？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們把這一難題放到網上，場景變成了無人駕駛汽車。如果前方一邊是兒童，一邊是老人，行車軟體該怎麼選擇？一邊是女人，一邊是男人呢？一邊是流浪漢，一邊是科學家？一邊是罪犯，一邊是守法的公民？……數百萬網友參與調查，人們的回答千差萬別。也有意見比較一致的時候：「如果路邊的行人多於車內乘客，無人駕駛汽車應該優先保護誰？」大多數人都回答：「行人。」但是，「你會買這樣的車嗎？」幾乎所有的人都回答：「不會。」
如果人類尚且無法就價值觀達成一致，我們又如何將它賦予機器呢？也許這個問題應該改為：「如何讓無人駕駛汽車盡一切可能避免『電車難題』？」
提問是一種人生態度。總體上來說，成人比孩子的問題少。那麼，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是如何逐漸失去了提問的能力的？
「哪來的那麼多問題啊！別胡思亂想！」父母說。
「把我說的標準答案記下來！」老師說。
「你是在挑戰我的權威嗎？」上司說。
「問這個有什麼用？會改變什麼嗎？反正不會讓你多掙錢。」朋友說。
當一個個提問被制止、扼殺、貶低，久而久之，人們懶得去問，甚至懶得去想了，好奇心被壓制，獨立思考和批評性思維的能力也進入休眠。好消息是，今天我們的觀念和教育模式正在被重塑。從偏重教知識，教答案，到教方法，教提問，鼓勵終生學習。還包括突破邊界，培養跨學科的綜合思維，把審美帶入科學……打開觀念的束縛，我們的孩子正變得更善於提問。通過提問，我們探索新知，啟發想像，增進自知，達成共識，去解決那些棘手的問題。
提問是一門手藝。它既是天賦的能力，也是習得的本領。記得我大學畢業找工作時，到北京第一家五星級酒店長城飯店的市場部接受面試。面試官在詢問了我的學業表現和興趣愛好等一系列問題後，問：「楊小姐，我需要問你的問題都結束了，現在你有什麼問題要問我嗎？」我愣住了：怎麼，被面試的還需要提問嗎？慌張中急不擇言：「請問，你們市場部是賣什麼的？」我還以為市場部是酒店大堂裡的小賣部呢！所幸的是，我的傳媒生涯讓我的提問能力得以復活和強化。在三十年的媒體工作經歷，二十二年製作《楊瀾訪談錄》的過程中，提問不僅成為我的職業，甚至成為一種生活方式。上千次的深度採訪，數萬次的提問，讓我不斷思考如何有效地提問。美國編劇大師羅伯特·麥基（Robert McKee）寫道：「只有天才而沒有手藝，就像只有燃料而沒有引擎一樣，只能像野火一樣暴烈燃燒，但結果卻是徒勞無功。」寫作的秘密在於不斷地寫作，提問的秘密在於不斷地提問。我強烈地意識到：提問是認知與溝通的語言方法論。而且提問是一種底層能力，每個人都用得上。
提問有它的質感。這不僅是某一個問題的語言表達的品質，也包含著提問背後的視野和格局，包含著事實的準確和思考的深度。我一直認為，在採訪和溝通中固然需要臨場應變與發揮，但事先紮實的「功課」才是真正靠譜的朋友。簡單做過一個統計，每次專訪前，我都要閱讀十萬到二十萬字的書籍和資料，以期對受訪者和他所在的專業領域有基本的了解。有時，看一本書並不保證能夠產生一個好問題，但起碼讓我避免了十個愚蠢的問題。這也讓我自覺不自覺地始終在學習，積累下來的閱讀量有上千本書。當然，研究本身並不是目的，它就像食糧，餵養的是想像和創新。
提問是一種講故事的方式。羅伯特·麥基在總結好萊塢電影劇本的創作規律時，提出：「故事有它的普遍形式，但沒有什麼公式。任何兜售商業成功範本和故事速成模式的說法，都是無稽之談。」提問也有自己的普遍形式。有時有閉合的大情節，有時是開放的、拼貼式的小情節。採訪者要考慮提問的結構：首先，要找到主線，貫穿整個採訪的脈絡是什麼？提問與提問之間有什麼內在邏輯和聯繫？其次，提問是有其背景和參照的。如何為觀眾帶來故事背後的「意義」或「意味」，就需要把一個人和一件事放到一個更大的圖景中，揭示其代表性和相關性。最後，提問的順序怎樣最有效？無論是線性提問，還是閃回跳躍的非線性提問，都有人物，有場景，有衝突，有懸念，有發展，有危機，有轉折，有高潮，有結局。採訪者要吸引觀眾，誘導他們跟隨自己去探秘，又要讓他們有意外的發現和驚喜。
提問有事實型的問題（Who，What，When，Where，Why）探究前因後果；也有假設型的問題（What if）打開想像，這也被稱為「反事實思維能力」，是人類思考世界存在的其他可能性的能力。如有記者問任正非：「如果川普（Donald Trump）給你打電話你會跟他說什麼？」再如：「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一年，你將如何度過？」我在採訪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時問他：「如果你和鄧小平換個位置，你們的命運會有什麼改變？」他哈哈大笑說：「我相信他依然會成為偉大的領導人，而我，可能還沒有走到他的一半，就被打倒了。」通過虛構的極致化的場景，逼近思想和情感的真實。我們被帶進一個個並不熟悉的世界，而在那裡的深處又發現自己的人性。
提問是一種「流」。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猶如音樂，有起承轉合，迂迴曲折，也有抑揚頓挫，跌宕起伏。提問的節奏感非常重要，如果「包袱皮」太厚，觀眾不明白你到底要問什麼，疏離感就產生了。過急過快，沒有給受訪者充分的時間回答，就會讓人有匆忙趕路、疲於奔命的感覺。一個問題表面的意思是什麼，潛臺詞又是什麼？是順流而下，還是逆流而上，是刨根問底，還是戛然而止，是酣暢淋漓，還是意猶未盡，都是火候和分寸的把握。提問有其品味的高低。這些分寸的拿捏，與提問者的審美能力息息相關。我喜歡的一種提問路徑，是在故事高潮處，突然變換一個思路，反向提問，其意象就像李白寫的「碧水東流至此回」。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說：「人生最大的悲劇有兩種：一種是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另一種是，得到了。」我試圖在完成一個人的主線故事後，揭示命運的反諷。那就是，當歷經磨難，夢想成真的時候，他是否就從此過上幸福的生活了呢？這樣的戲劇感會留給觀眾更多想像空間。
提問還是一種遊戲，有種種制約條件。通常受訪者不會給予超過一天的時間，有時甚至只有一個小時，半個小時，十分鐘。他們還可能給出一系列前提條件，比如私人感情不能問，一些經歷不願被提起。採訪當天的天氣、交通、身體狀況、情緒等，都會帶來一定的影響。但有限制反而激發好勝心，隨之而來的緊迫感和壓力，讓人的精神處於高度集中和興奮的狀態，有時會產生預想不到的化學反應。了解到每一次採訪都有其局限性，時間，背景，話題，情緒……提問都必須取捨。背景越寬泛，提問者的知識越稀薄，提問就充滿陳詞濫調。越聚焦，越有深入的體驗，就會產生新穎的提問，帶給觀眾意外發現的新鮮感和愉悅感。提問的魅力還在於無論你做了多少精心的準備，總有你無法控制和預測的情況發生，而其中之美，讓你充滿生機，保持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