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莉:從不結盟到「多向結盟」——印度對外戰略的對衝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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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編輯：杜文睿 李知非－

導言

近年來，印度的對外戰略原則發生了重大調整，由不結盟轉向「多向結盟」。印度在強調戰略自主的同時，開始更多採取有別於制衡、追隨或中立的對衝性政策選擇：在大國外交層面，主要在美俄間進行戰略對衝，同時加強與美俄的戰略安全關係。在多邊外交層面，在以美日印澳「四國集團」為代表的「民主同盟」和以金磚國家合作、上合組織為代表的新型國際合作機制間左右逢源。此外，印度還有意構建中等強國聯盟，以此在中美兩國間進行對衝。印度的對衝戰略並不排斥結盟，但更傾向於議題式結盟和有限結盟。印度將自身定位為「西南方」國家，表明在安全和價值觀上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站在一起，在發展領域仍會堅持與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保持協同。可以說，印度的對衝戰略是一種戰略模糊，是在世界特別是亞洲權力變化過程中所採取的權宜之計，其政策具有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只有從對衝性這一重要特徵入手，才能真正理解印度的外交舉措並清醒預估其對外政策走向。（本文轉載自公眾號「南亞研究通訊」）

一、引言

近年來，隨著印度與美國的戰略安全合作不斷升級，有關印度對外戰略屬性和走向的討論也日益熱烈。總體來看，印度國內外學界對於印度外交突破不結盟原則已形成基本共識，但就如何定義當前印度外交的屬性則存在較大分歧。

2012年印度智庫政策研究中心（CPR）發布的《不結盟2.0：21世紀印度的外交與戰略政策》明確提出印度不結盟已進入「2.0時代」：不結盟應隨國際環境變化進行升級，戰略自主仍將是印度對外交往的核心價值和目標，印度應發揮自身優勢與諸大國儘可能深化夥伴關係、縱橫捭闔，而非敬而遠之。同時，這份報告也提出對不結盟原則的突破並非印度人民黨和莫迪政府的專屬，不結盟傳統的「直系」傳承者國大黨辛格政府任內印度戰略界已經開始了相關的學理論證和實踐探索。

然而，「不結盟2.0」只能說明印度外交理念發生了變化，但對於具體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仍語焉不詳。而且，如果說當前印度外交進入了「後不結盟時代」，那麼「不結盟2.0」只是其中一種定性，因為它更強調不結盟的延續。持此種看法的學者認為印度外交萬變不離其宗，不結盟仍是其「靈魂」所在。他們將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2018年對「印太」的公開表態作為例證：在美國以「印太戰略」拉攏印度構建遏華同盟的背景下，莫迪稱「印太」是地理概念而非地緣政治概念，因此不是戰略也不是「小圈子（a club of limited members）」，不針對第三方，印度不搞遏制性同盟，印太應該是包容、開放和以東協為中心的。甚至有學者認為，此講話標誌著印度對外戰略回歸不結盟，可稱之為印度的「新萬隆（a new Bandung）」。

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印度已徹底放棄了不結盟原則，正在轉向結盟。2016年印度與美國籤署《後勤交流備忘錄協定》後，此派人士就認為印度外交背離了「戰略軍事中立」的原則。2020年9月，印度陸軍參謀長比平·拉瓦特（BipinRawat）稱美日印澳「四國集團（Quad）」是確保印太地區自由航行的「一個好機制」，這被認為是印度準備加入國聯合海上巡邏的宣示，也是其參與印太軍事同盟的先兆。有中國學者也認為，印度在事實上已經是美國的盟國。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看法日益成為印度國內主流，即當前印度外交是一種「多向結盟（multi⁃alignment）」。曾在辛格政府任國家安全顧問的納拉亞南（M. K. Narayanan）2016年就撰文指出，印度同時加強了同美國、俄羅斯、日本的戰略合作特別是軍事合作，表明印度開始由不結盟走向「多向結盟」。莫迪政府國家安全顧問委員會召集人拉加萬（P. S. Raghavan）也於2017年公開表示，印度外交政策已從不結盟走向「多向結盟」，印度與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互惠基礎上建立起廣泛的關係，為追求特定共同目標會與志同道合者結成聯盟。中國學界的主流解讀與此類似，但較常使用「左右逢源」來描繪「後不結盟時代」印度的外交政策。

顯然，較之「不結盟2.0」和「走向結盟」，「多向結盟」的提法更符合當前印度外交的現狀，因而成為印度戰略界的主流看法。但「多向結盟」的實質和意涵是什麼?其與印度的不結盟傳統又有著怎樣的聯繫與區別?現有研究對此還缺乏深入探討。當前，印度已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與第二人口大國，同時也是擁有獨特地緣優勢的印度洋沿岸大國，在日漸成型的「印太戰略」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準確理解和把握印度對外戰略的性質和走向，對認識和評估印太地區乃至世界秩序正在經歷的重大轉型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本文通過考察當前印度對外戰略的性質，提出兩個核心觀點：（1）印度的對外戰略原則近年已發生重大調整，「多向結盟」已取代不結盟;（2）「多向結盟」是一種對衝（hedging）戰略，只有從對衝性入手，才能真正理解印度的外交舉措並準確預估其未來的對外政策走向。

二、不結盟與對衝：印度對外戰略的兩種選擇

要搞清印度外交屬性的變化，即從不結盟走向對衝，首先就要明確兩者概念上的區別。本文的不結盟專指印度的不結盟政策與傳統，對衝是近年來國際關係理論的研究熱點，兩者雖然都以最大限度保持戰略選擇空間為目標，但在政策路徑和戰略方向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

（一）不結盟：印度外交的默認基因

不結盟政策是印度獨立後長期尊奉的一項外交基本原則，由開國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於1946年正式提出。儘管歷經時代風雲變幻，不結盟政策的內涵已發生某些變化，印度在外交實踐上也並未嚴格奉行這一政策，偏離和背離狀況時有發生，但不結盟至今仍被視為印度的外交「基因」，塑造著國際社會對印度外交屬性和價值取向的認知。

在冷戰時期，印度不結盟政策的基本內涵包括五個方面：一是不在當時的美蘇兩大集團間選邊站隊;二是不與大國締結軍事條約，尼赫魯執政時期印度未與美蘇任何一方籤署影響重大的安全協定;三是獨立自主，保持中立;是具有反西方色彩，印度所積極倡導和推動的不結盟運動即是重要體現;五是提倡第三世界合作，印度的不結盟政策事實上將發展中國家作為重要依託，尼赫魯執政時期印度積極推動「亞非團結」，藉此凸顯自身在國際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冷戰結束後，印度的不結盟政策也與時俱進得到新發展：形式上，「不結盟」一詞越來越少地見諸官方文件，取而代之的是「戰略自主」;內容上，戰略自主體現了不結盟所堅持的印度外交獨立自主的核心要義，依然強調不搞軍事同盟，但逐漸摒棄了反西方立場，淡化了與第三世界合作。戰略自主是一種比冷戰時期的不結盟更積極的外交政策，主張全方位外交，既重視多邊外交也重視雙邊外交、既重視發展中國家也重視發達國家，特別是在與大國關係上由敬而遠之轉向積極接觸。冷戰結束後的頭20年，儘管印度對外交政策上進行了一系列改良，但其本質仍是不結盟。以21世紀頭十年的印美關係為例，儘管這一時期雙方關係不斷升溫，但印度始終與美國保持著明確距離：一方面，印度在2003年伊拉克戰爭中拒絕向伊拉克派兵，並批評美國對伊拉克動武缺乏聯合國授權;另一方面，對於美國同年提出的與印度籤署「後勤保障協議」的建議，辛格政府在其十年執政期間一直未予回應，其主要顧慮就是印度可能由此被視為美國的軍事盟友。

（二）對衝：一種抵消性的對外戰略選擇

對衝是近年國際關係學界熱議的一個新概念，美國最早將其引入官方文件。2006年發布的《年度防務評估報告》和《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都提到要以對衝戰略應對崛起大國的挑戰，2006年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更明確指出美國將以對華接觸確保中國履行「國際承諾」的同時「對衝其他的可能性」。有關對衝的理論探討儘管已取得一些成果，但國際關係學界對對衝概念的界定仍有很多爭論，一時難以達成共識，因此這一概念仍存在不少模糊性。

根據國際關係學界有關討論，對衝的定義大體包括個方面：其一，對衝是一種抵消性政策，這是其最主要的特徵。對衝原本是金融術語，意在通過方向相反、盈虧相抵的投資策略降低可能的投資風險。因此，郭清水（Cheng⁃Chwee Kuik）強調對衝是國家採取的一套相互抵消的政策選擇，意在化解（體系的）結構性變化可能造成的任何風險。他進一步指出，對衝是國家有意地同時採取相反立場和矛盾措施，意在以一種風險抵消另一種風險。例如，一國若同時與美國和中國建立安全夥伴關係，其目的就是在美國承諾的不確定性和中國意圖的不確定性這兩重風險之間進行相互抵消。

其二，對衝是介於制衡（balancing）與追隨（band wagoning）之間的一種國家行為，是國家在面對權力變化時的第三種戰略選擇。對衝概念在某種意義上是對傳統均勢理論的發展。追隨是指一國與「威脅的來源」結盟，或是加入更強大的一方，以犧牲自主或是與其他大國合作的機會來換取利益及安全。追隨分為被動式追隨和主動式追隨。被動式追隨是指一國在面對外部威脅的情況下追隨強國，以維護本國安全，同時也可搭強國的「便車」為本國牟利。主動式追隨是指一國出於提高本國的國際地位、獲取利益以及趁機擴大影響力的動機，所主動採取的追隨行為。制衡是指一國旨在防止崛起國成為霸權國而在政治和軍事上所採取的國家行為，具體分為內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內部制衡是指一國提升自身的防衛能力，外部制衡是指一國為自身安全與他國結盟。制衡的風險在於可能造成內部資源錯配以及被盟友牽連（entrapment）或拋棄（abandonment），追隨的風險則在於喪失自主性。對衝則是制衡與追隨的結合，從而有助於規避上述風險。

其三，對衝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戰略模糊，既可以避免在大國競爭中過早選邊站隊，也可以避免對潛在對手過早地政策攤牌，能夠使自身的戰略選擇空間最大化。吳翠玲（Evelyn Goh）認為，對衝就是保持一種中間位置（middle position），以避免因選擇一邊而在另一邊付出明顯代價，或是因為明確選擇了制衡、追隨或中立的政策而付出明顯代價。古賀慶（Kei Koga）認為，選擇對衝將為一國贏得時間，在戰略環境明朗時再決定是採取制衡還是追隨。

其四，在地區或國際層面發生權力轉移時，對衝往往成為中小國家的戰略偏好，但也不排除成為大國政策工具的可能性。麥艾文（Evan S. Medeiros）在2005年撰文指出，為應對地區權力分配的變化，絕大多數東協國家通過同時加強與中國和美國的關係來進行戰略對衝;與此同時，中美兩國也相互採取了對衝策略，一方面加強接觸來推進相互融合的機制化建設，另一方面分別通過加強對外安全合作和自身的軍力建設來制衡對方。

（三）對衝與不結盟的區別

儘管均勢理論框架下的對衝同印度不結盟政策語境下的不結盟在戰略自主、不選邊站隊等方面有部分交集，但兩者存在明顯區別（見表1）：首先，不結盟追求的是中立，對衝追求的是中間位置，兩者雖然相似但實現手段截然不同。不結盟是通過不持立場並與競爭中的各大國都保持距離來實現中立;對衝則是通過方向相反的兩面下注和正反結果的相互抵消來儘量延長己方不選邊站隊的窗口期。其次，不結盟反對一切形式的結盟，對衝則允許有限結盟。約翰·喬西亞裡（John D. Ciorciari）認為，採取對衝戰略的中小國家會避免與某一大國結成含有相互安全保障、聯合作戰等內容的正式同盟，但不排除與之建立某種非正式的安全合作關係。這是一種有限的結盟，既可以保證較弱一方的自主性、降低被牽連的風險，同時也不妨礙較弱一方與該大國的競爭對手進行政治與經濟往來。近年，印度政府高官還明確提出「議題式結盟」，即印度會根據自身利益需要在不同的議題上與相關國家或國家集團結盟，以保障其外交的靈活度和自主性。最後，不結盟是真正的戰略自主，對衝嚴格講是一種戰略模糊，含有權宜的成分。印度學者拉傑什·拉賈戈帕蘭（Rajesh Rajagopalan）認為，中美兩國實力都強於印度，在理論上都可能對印度構成威脅，所謂對衝戰略就是印度儘可能地在兩個大國間保持中立，當其中一方的威脅過於突出時，印度就必須與另一方站到一起。換言之，隨著新的世界權力格局明朗化，印度外交將可能在制衡、追隨和對衝間重新做出選擇。由此可見，不結盟的政策穩定性較強，而對衝的政策穩定性較弱。

（四）選擇對衝：從不結盟走向多向結盟

基於上述理論分析，本文認為冷戰結束後的前20年印度對外戰略總體上堅持了不結盟政策，但2010年起日益偏離不結盟，其當前所奉行的「多向結盟」更多體現為一種對衝戰略。接下來，本文將從三個層面分析當前印度外交的對衝性實質：一是在對立的國家或國家集團間兩面下注。本文將考察印度如何在美國與俄羅斯之間謀求中間位置、如何在美日印澳四國集團和上海合作組織之間左右逢源以及如何以中等強國外交補充其大國外交。

二是開展有限結盟或議題式結盟。有限結盟特指採取對衝的國家與某一大國結成的非正式安全關係，這種關係雖未達到傳統軍事同盟的程度，但已具有該大國與其盟友間合作的部分內容，如基礎性軍事合作協議和先進技術轉讓待遇等。議題式結盟就是就某一議題推動共同利益的夥伴關係，它有別於傳統同盟和有限結盟基於軍事安全和意識形態共識的特點，其合作基礎在於共同利益，議題可以涵蓋政治、經濟、安全和科技等諸多領域。本文將考察印美安全合作協議的有限結盟性以及印度在中美之間、在中俄印三邊合作和美日印三邊合作之間、在美日印澳四國集團與金磚國家合作之間所採取的議題式結盟。

三是戰略模糊性和政策的弱穩定性。如前所述，戰略模糊是指採取對衝的國家在競爭的大國間迴避選邊站隊，即便其中一個大國是其潛在對手。政策的弱穩定性緣於戰略模糊的初衷，即採取對衝的國家之所以選擇戰略模糊是為自己贏取時間和空間以降低風險，待局勢明朗後再做出戰略選擇。因此，對衝多是發生於地區或世界權力轉移過程中的一種權宜性政策選擇。在權力轉移過程中，大國競爭態勢會有反覆，大國要求其他國家選邊站的壓力也會時緊時松，相關國家的對衝政策也會隨之出現調整。本文主要考察印度對「印太」概念的模糊處理以及印度在中美之間對衝的逐漸弱化。

三、印度外交的矛盾性和兩面下注

當前印度外交的對衝性首先表現為在對立或存在矛盾的國家或國家集團間左右逢源、兩面下注。21世紀第二個十年是大國競爭回歸的年代，先是美國歐巴馬政府於2011年出臺「亞太再平衡」戰略高調「重返亞洲」，後是川普政府2017年發布《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正式將大國競爭列為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優先任務，將中國和俄羅斯並列為美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在此背景下，不僅美俄、美中雙邊關係中的競爭性不斷增強，美國與中俄各自主導的多邊組織之間的矛盾性也日益突出，印度的多向結盟也因此成為一種兩面下注的對衝性政策。與此同時，為防止以大國為中心的外交在世界權力轉移的過程中無法全面保障自身利益，近年印度還積極推動中等強國外交，試圖在大國與中等強國間形成一種新的兩面下注。

（一）同時加強與美俄的戰略安全關係

2013年，美國和俄羅斯圍繞烏克蘭危機陷入了遏制與反遏制、制裁與反制裁的「新冷戰」式對峙，但這絲毫未影響印度同雙方的戰略安全合作。首先，印度在軍事安全領域加強與美國互動的同時並未削弱與俄羅斯的合作。僅就軍購而言，儘管印美軍火貿易增長迅猛，美國已一躍成為印度的第二大軍火供應國，但2018年以來印俄軍火貿易重拾升勢，兩年間合同額達到145億美元，包括備受矚目的價值50多億美元的S-400防空飛彈系統。鑑於美國2017年出臺的《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CAATSA）對其他國家與俄羅斯國營軍工企業的貿易進行了限制，可以說印度購買S-400防空飛彈系統是冒著得罪美國的風險，這證明在軍事安全合作方面印度在美俄間採取了對衝策略。

其次，印度在地區熱點問題上也對美俄採取了兩面下注，如在克裡米亞危機和敘利亞問題上偏向俄羅斯，在伊核問題上則逐漸靠近美國。2014年3月克裡米亞危機發生後，印度不但沒有加入西方陣營去譴責俄羅斯「入侵」克裡米亞，還明確反對美國主導下針對俄羅斯的單方面制裁。2015年9月，俄羅斯開始對敘利亞局勢實施軍事介入後，印度同樣採取了與西方國家不同的立場，認為俄羅斯的軍事介入是為打擊「伊斯蘭國」而非敘利亞反對派。在伊核問題上，儘管印度在與俄羅斯的聯合聲明中仍然強調全面落實2015年伊核協議即《聯合全面行動計劃》的重要性，但在實際操作層面，自川普政府2018年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後，印度迫於美國的壓力已大幅降低與伊朗的合作水平，幾乎停止從伊朗進口原油，其與伊朗在「國際南北運輸走廊」上的合作也停滯不前。

最後，印度在地緣政治上加強與美國互動的同時，對俄羅斯的「大歐亞夥伴關係」倡議也表現出濃厚興趣。2015年，莫迪政府與歐巴馬政府籤署《美印關於亞太和印度洋地區聯合戰略願景》，承諾兩國將在「從非洲到東亞」的亞太和印度洋地區構建夥伴關係。2017年年底川普政府正式出臺「印太戰略」後，印度與美國在印太地區的合作持續加強，包括啟動外交部部長和國防部部長參加的「2+2」對話，並將其打造成推動雙方印太地區合作的主要機制。而對於俄羅斯的「大歐亞夥伴關係」倡議，印度也明確表示歡迎並同俄方達成初步共識，認為大歐亞地區與印太地區是「共同空間」，兩國將加強在俄羅斯遠東地區開發上的合作。顯然，印度認為這一倡議在地緣政治上具有平衡作用，既可對衝日益走近的中俄關係，也可緩解俄羅斯對印美戰略合作的擔憂。

（二）「四國集團」與上合組織並行

2017年6月，上合組織批准印度和巴基斯坦成為正式成員;同年11月，美日印澳國安全對話機制即「四國集團」復活，國在馬尼拉東亞峰會前舉行了司局級對話，這是國在2007年以來的首次官方對話。印度同時參加四國集團與上合組織，其抵消性和矛盾性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兩個機制的主導國之間是相互競爭的關係。隨著美國調整國家安全戰略、明確將中俄視為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中俄主導的上合組織與美國主導的四國集團必然具有競爭性。事實上，這兩個機制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各自主導國推進或應對大國競爭的重要平臺。2017年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將加強美日印澳邊合作作為其「印太戰略」的重要支柱，其目的就是要防止「中國在印太地區取代美國」以及「維護共同利益和美國的領導地位，阻止該地區發生不利的變化」。2019年《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比什凱克宣言》則強調該組織是「開展富有成效合作的可靠平臺」，致力於推動世界多極化，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

二是兩個機制在意識形態上存在潛在對立。「四國集團」意在打造價值觀同盟，強調「共同的民主價值觀和原則是（四國）合作的基礎」。「四國集團」積極推動者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2007年在印度議會發表的著名演講《兩洋的交匯》和2012年年底提出的「亞洲民主安全菱形」構想核心都是要在印太地區構建「基於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同盟」。上合組織成員國政治體制則更具多樣性與包容性，而且它們都是非西方國家。

三是兩個機制所追求的國際安全秩序具有互斥性。上合組織「致力於以平等、共同、綜合、合作和可持續安全為基礎構建更加公正、平衡的國際秩序」，強調聯合國特別是安理會在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方面的關鍵性作用。而「四國集團」則傾向於維護美國主導的、以軍事同盟為特色的舊安全秩序。2007年5月，美日印澳在東協地區論壇會議期間舉行的首次方司局級安全對話被視為「亞洲版北約」的前奏，這也是澳大利亞和印度先後退出的主要原因。「四國集團2.0版」復興於大國競爭回歸的時代，其「亞洲版北約」的走向似乎更為明顯。

四是兩個機制在地緣上有陸地與海洋之分。上合組織已覆蓋「亞洲的心臟」，包括中國、俄羅斯、中亞和南亞的大部分。「四國集團」所依託的印太地區則涵蓋兩大洋，成員國多依賴海上力量。因此，上合組織構建的是一種以陸地為依託的地區安全秩序，即歐亞大陸秩序;「四國集團」則是一種以海洋為依託的地區安全秩序，即印太秩序。有印度學者認為，儘管上合組織與「四國集團」間存在著突出矛盾，但印度必須在其所代表的兩種秩序中保持對衝。

（三）打造「中等強國聯盟」

印度前總統新聞秘書、現外交部政策顧問阿肖克·馬立克（Ashok Malik）曾在2017年撰文呼籲印度不要將視野局限於大國外交，應嘗試建立中等強國聯盟。在他看來，當前是一個非經典的多極世界：第一梯隊的大國只有美國、中國和俄羅斯;第二梯隊是中等強國，包括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澳大利亞、沙烏地阿拉伯、新加坡和阿聯等。第一梯隊國家各自有不可靠性和不確定性，因此是脆弱的。在此狀況下，中等強國可結成鬆散的聯盟，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作用，但他強調這種聯盟是建立在民主共同價值觀基礎之上，而且是在秩序轉型過程中的一種過渡性安排。

儘管印度官方迄今未對所謂「中等強國聯盟」有任何表態，但近年在實踐中明顯加強了對中等強國外交的投入。雙邊層面上，印度與日本、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等國持續提升戰略和安全合作。印度與日本已建立了「特殊戰略與全球夥伴關係」，印度同澳大利亞、印尼都是「全面戰略夥伴關係」。2020年，印度先後與澳大利亞和日本籤署《印澳後勤保障相互支援協定》《印日物資勞務相互提供協定》，這將為印度與兩國的聯合軍演和海上安全合作提供便利。此外，印度與日本啟動了「亞非增長走廊」合作，日本還在印度北部助其修建戰略公路，在印度南部幫助其開發扼守印度洋進出的安達曼—尼科巴群島。

在多邊層面上，印度陸續與中等強國建立了各種小多邊機制。2015年建立的印度、日本、澳大利亞三邊官方對話機制和2017年啟動的印度、澳大利亞、印尼三國戰略對話機制均聚焦於印太地區秩序和海上安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印度和法國於2015年巴黎氣候變化大會期間聯合啟動了「國際太陽能聯盟（ISA）」，截至2020年7月已有87個國家籤署框架協議，其目標是通過利用清潔、低成本的太陽能推動落實氣候變化《巴黎協定》。2019年9月，印度還參加了由法國和德國發起的「多邊主義聯盟」，認為在民族主義和重商主義泛濫的背景下多邊主義至關重要，各國應加強合作應對全球挑戰。此外，「印度—巴西—南非對話論壇（IBSA）」以及由印度、德國、日本和巴西組成的旨在推動聯合國改革的四國集團也在持續活動。

四、印度外交中的有限結盟與議題式結盟

與反對一切形式結盟的不結盟及含有相互安全保障、聯合作戰等內容的正式同盟不同，當前印度的對衝性外交傾向於有限結盟或議題式結盟。不斷加強的印美安全合作就具有有限結盟性，而印度在中美之間、在中俄印合作和美日印合作之間、在美日印澳「四國集團」與金磚國家合作之間的左右逢源則屬於議題式結盟。

（一）印美安全合作的有限結盟性

除美日印澳「四國集團」具有軍事同盟的趨向外，印度與美國在「四項基礎性協議」上所取得的進展也表明印度外交已背離不結盟。所謂「四項基礎性協議」，是指美國與其防務夥伴為更好開展防務合作籤署的協議，其目的是增加彼此軍隊間的協同性（interoperability），同時規範高精尖技術的轉讓。早在2002年，出於印美聯合軍演增多的需要，兩國就籤署了《常規軍事信息安全協定》（GSOMIA）。協定允許雙方分享軍事情報，但要彼此保護對方的秘密信息。但由於印方擔心被綁上美國戰車而失去戰略自主，其他三項協議長期被擱置。近年來，印美談判取得突破性進展，雙方於2016年和2018年先後籤訂《後勤交流備忘錄協定》（LEMOA）和《通信兼容與安全協議》（COMCASA）。前者允許雙方使用對方基地進行補給或維修，後者允許美國向印度轉讓安全的通信和數據設備，從而使美國能夠通過安全渠道與印度軍隊分享實時數據。剩下的一項《地理空間情報基本交流合作協定》（BECA）也有望近期籤署。該協定將允許印美雙方分享包括敏感測繪和水文地理數據等在內的地理空間產品，可用於瞄準和導航。2016年，美國還認定印度為其「主要軍事夥伴」，允許印度在軍事技術上享受美國「最緊密盟友的待遇」。

儘管印度國內有聲音批評上述協議是對印度長期堅持的「戰略軍事中立」的根本性背離，但這些協議並不等同於同盟性質的相互安全保障承諾。同美國與其他防務夥伴所籤訂的類似協議相比，印度擁有更多的自主權。就《後勤交流備忘錄協定》而言，印度強調其並非自動生效的（同盟）義務，也不涉及在對方建立基地的安排，所謂後勤支持只涵蓋「經過授權的港口訪問、聯合軍演、聯合訓練、人道主義援助和災難救援等行動」，其他則需要基於雙方磋商的一事一批。就《通信兼容與安全協議》而言，該協定有效期僅為10年且印度可以提前6個月提出終止要求。在協議有效期內，美國不得關閉任何加密通信系統，未經印度同意也不得向第三方分享從印度平臺上獲得的數據。

（二）印度的議題式結盟

印度同時作為「民主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雙重身份是其開展議題式結盟的重要基礎。如印度外交部部長蘇傑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所言，印度是一個「西南方」國家。一方面，作為「民主國家」，印度在安全和價值觀領域與西方國家是「志同道合（like⁃minded）」的;另一方面，作為新興經濟體和人口大國，印度在發展和全球治理領域與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有更多共同利益。

首先，印度近年在中美間採取了議題式結盟，即安全上明確選擇美國，在發展議題上則與中國開展務實合作。以中印發展合作為例，2014年中印已將兩國關係定位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標誌著中印基於兩個最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身份認同，努力克服領土邊界和地緣政治等方面的分歧與爭議，在發展領域拓展務實合作的共識。近年來，中印發展合作不斷深化。其一，兩國經濟互動內容日益豐富。除雙邊貿易額繼續創下歷史新高外（2018年達到955億美元），中印在製造業、基建、能源和投資等領域的合作都取得不同程度的進展。截至2019年12月，中國在印累計投資已超80億美元。其二，中印在氣候變化問題上一直保持協調與合作。如何保持發展與減排方面的科學平衡是中印面臨的共同課題。繼在2009年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上成功合作後，中印於2015年籤署了《中印關於氣候變化的聯合聲明》，為深化雙邊氣候變化夥伴關係指明了方向。其三，在全球經濟治理層面，中印兩國不斷協調立場、凝聚合作共識。在2018年中印領導人武漢非正式會晤上，雙方承諾「共同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提高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反對保護主義，推進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經濟全球化」。這再次表明在發展問題上印度的立場和利益更接近中國，與川普執政時期的美國則存在較大矛盾。

其次，印度同時參與中俄印三邊合作以及美日印三邊合作，但其議程各有側重甚至存在較大的矛盾性。中俄印合作遠早於美日印合作，可溯源至1998年俄羅斯外交部部長葉夫根尼·馬克西莫維奇·普裡馬科夫（Yevgeny Maksimovich Primakov）提出的「中俄印戰略三邊」倡議，其初衷是應對冷戰後形成的美國單極霸權，聯手推進多極世界。

近年來，中俄印合作的主要共識包括推進多邊主義，加強全球治理，包括改革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機構。美日印合作始於2011年的三國司局級對話，其背景是美國推進「亞太再平衡」、印度加強「東向政策」以及日本尋求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兩洋交匯。2015年，三邊對話升格為外長級，同時日本也正式加入美印兩國的馬拉巴爾軍演，美日印合作機制自此具備了政治對話與聯合軍演兩個支柱，其合作焦點是推進「印太戰略」、海上安全和地區互聯互通合作。同年7月，時任印度外交秘書的蘇傑生提出印度期待多極世界和「多極亞洲」。對印度而言，如果說中俄印合作意在推進多極世界、主要針對美國霸權，那麼立足於印太地區的美日印合作則追求多極亞洲、主要針對中國的快速發展。自2018年起，中俄印峰會與美日印峰會每年在二十四國集團峰會期間同步舉行，也體現了印度外交的對衝性色彩。

最後，印度同時參加美日印澳「四國集團」和金磚國家合作，充分體現其分別以安全和發展為議題所參與的不同類型多邊組織。如前所述，「四國集團」之所以引發關注，主要是因為其一開始就以民主價值觀畫線，並以構建兩洋/印太地區秩序為主要責任。2020年10月6日舉行的第二次「四國集團」外長會議，其核心議題就是如何構建後疫情時代的印太地區秩序。相較而言，金磚國家合作機制誕生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後，其合作宗旨是改革和完善全球經濟治理，提升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和金融治理機構中的話語權和代表性，建立更加公平的國際經濟新秩序。2014年，金磚國家決定建立新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成為現有西方所主導的多邊金融機構的補充。作為世界第二大新興經濟體，印度一直積極參與金磚國家合作，認為這有助於提升其國際地位，也是推進其自身議程的重要平臺。如果說「四國集團」與上合組織具有抵消性和潛在對抗性、體現了印度兩面下注式的對衝性政策，它與金磚國家合作機制間則不具備直接的矛盾性和抵消性，兩者是基於不同議題的國家間組織：前者帶有「民主」和安全同盟的色彩，後者帶有新興經濟體發展聯盟的色彩。

五、印度的戰略模糊和政策弱穩定性

近年，印度對美國的印太戰略採取了模糊立場，看似是為了維護印度的戰略自主，本質上卻是一種戰略模糊，是在世界權力轉移過程中和大國競爭形勢不甚明朗的情況下，有意避免過早選邊站隊和過早政策攤牌，從而保證自身具有足夠的戰略選擇空間。然而，隨著中美戰略競爭日益加劇，印度在中美間對衝的空間正被不斷壓縮。

（一）印度對美國印太戰略的模糊立場

2017年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臆斷「中國試圖在印太地區取代美國，推廣其國家驅動的經濟模式，以構建有利於中國的地區秩序」，因此號召美國與其盟友和夥伴加強合作，包括加強美日印澳邊合作、支持印度成為「全球性大國」以及擴大美印戰略與防務合作，以維護共同利益和美國的領導地位。由此可見，美國「印太戰略」本質上是與中國進行戰略競爭的戰略，美日印澳「四國集團」、美印戰略與防務合作是其重要支柱。印度如果全盤接受美國「印太戰略」將意味著自己在中美戰略競爭中明確選邊美國。

然而，以莫迪2018年6月在香格裡拉對話上的講話為標誌，印度雖全面接受了「印太」概念，但卻提出了有別於美國「印太戰略」的印度「印太構想」。一方面，與美國試圖構建遏制中國發展的同盟不同，印度的「印太構想」強調該地區的包容性與開放性。莫迪明確指出，「印太」不是遏制性同盟，不針對任何一個國家;「印太」不是少數幾個國家的俱樂部（即不搞小圈子），而是涵蓋區內所有國家以及在該地區有利益關切的域外國家;「印太」不是戰略，而是一個自然區域。另一方面，與美國「印太戰略」強調美國在維護和構建地區秩序中的領導作用不同，印度的「印太構想」強調東協的地區中心地位，認為東協一直在引領地區和平與安全架構的構建，為印太地區的一體化打下了基礎，因此印度支持印太以東協為中心。此外，印度對於「四國集團」的同盟化和軍事化一直採取謹慎態度。印度在吸收澳大利亞加入美日印馬拉巴爾海上聯合軍演問題上有所保留，就是擔心美日印澳國機制過早演化為軍事同盟。當然，印度的「印太構想」並未影響印度與美國雙邊戰略合作的日益緊密以及美日印澳國協調的不斷深化，印度之所以與美國「印太戰略」拉開距離，主要還是通過戰略模糊來避免在中美戰略競爭中過早選邊站隊。

（二）印度在中美間對衝的逐漸弱化

如前所述，印度在中美間的對衝表現為議題式結盟，即安全上與美國密切互動、發展上與中國務實合作。但是，2020年以來中印發展合作正在經受嚴峻考驗，而美印的安全合作卻不斷加強。2020年4月，印度出臺限制中國對印直接投資的政策。同年5月雙方在中印邊境西段發生軍事對峙後，印度又單方面封禁200餘款中國手機應用程式，撕毀與中國的部分合同，並在政府採購中排斥中國公司，出現對華經濟「脫鉤」的苗頭。與此同時，川普政府明確在中印摩擦中「選邊」印度，美印針對中國的政治與軍事互動開始加碼。拉賈戈帕蘭認為，由於領土爭端和地緣政治因素，印度視中國而非美國為直接威脅，當需要在中美之間做選擇時，印度無疑會選邊美國。不過，印度戰略界對2020年11月大選後美國對外政策調整的可能性一直保持警覺，擔心拜登上臺後美對華政策會趨於理性，中美關係可能緩和。因此，印度近來在中美間過於偏向美國的政策也可能回調。

六、結論

印度的對外戰略屬性與原則發生重大調整，「多向結盟」取代了不結盟，其在強調戰略自主的同時，更多體現為有別於制衡、追隨或中立的對衝性政策選擇。首先，印度左右逢源、兩面下注的外交行為是一種典型的「方向相反、盈虧相抵」的對衝性政策。大國外交層面，印度主要在美俄間進行戰略對衝，同時加強與美俄的戰略安全關係。多邊外交層面，印度一方面依託其新興經濟體身份，積極參與金磚國家合作、中俄印三邊對話和上海合作組織;另一方面以「民主國家」自居，回歸美日印澳國機制，密切與美日間的三邊互動。這種兩面兼顧實際上是印度在多邊層面有意打造的一種對衝性合作格局。與此同時，在大國戰略競爭不斷加劇的背景下，印度開始重視中等強國外交，有意構建中等強國聯盟以補充大國外交，對衝可能出現的兩極格局。

其次，與不結盟不同，印度的對衝戰略並不排斥結盟，但更多表現為議題式結盟和有限結盟。在美中之間，印度安全上明確選擇美國，發展上則尋求與中國務實合作，構建「更加緊密的發展夥伴關係」。儘管2020年6月加勒萬河谷對峙發生後，印度出現與中國經濟「脫鉤」的苗頭，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雙方近年經濟聯繫的大幅增加。印度將自己定位為「西南方」國家，表明在安全和價值觀領域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站在一起，在發展領域仍會堅持與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保持協同。印度在與美國的基礎性協議談判中提出諸多限定性條件，一方面是為儘量維持戰略自主，另一方面也是保留進退自如的空間，防止與美國完全綁定。有印度學者很早就指出，印度絕不會像英國和日本那樣甘願成為美國的「小夥伴」，也不會像法國那樣在正式的同盟框架內尋求技術性獨立。

最後，印度的對衝戰略是一種戰略模糊，是在世界特別是亞洲權力轉移過程中所採取的權宜之計，通過避免選邊站隊獲得自身戰略選擇空間的最大化。這或許也是20世紀第二個十年印度外交從不結盟走向「多向結盟」即對衝的最主要原因，因為它與美國以「亞太再平衡」戰略開啟的大國競爭時代幾乎是同步的。可以預見，當權力轉移完成後，印度的對外戰略會走向明朗，印度將根據新的世界格局的特點選擇結盟或是不結盟。因此，對印度外交的認識必須突破不結盟的傳統視角，理解其當前戰略的對衝性特點，並對其未來可能出現的戰略轉向有所預期和準備。

本文轉載自《世界經濟與政治》期刊2020年第12期

作者李莉為清華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

原標題：《李莉：從不結盟到「多向結盟」——印度對外戰略的對衝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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