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經濟觀察報
馬場公彥/文 薛倩/譯
一
加藤周一先生的散文體自傳《羊之歌》，是巖波書店少有的兼具暢銷和長銷屬性的作品。1937年末，即中日戰爭爆發的那一年，巖波書店開始出版巖波新書系列，迄今已有80多年，發行了約4300個品種，在日本影響深遠。在這四千多品種中，無論是銷量還是受歡迎度，《羊之歌》都毫無疑問可以進入前五之列。出版後經過半個世紀，它的光輝不但沒有褪色，反而日益明耀，被一代又一代讀者所熱愛和持續閱讀。
加藤周一先生是日本廣受尊重的知識分子、思想家、評論家。其自傳《羊之歌》在日本首次出版是1968年。那時候擔任《羊之歌》編輯的是海老原光義先生，他和巖波新書當時的主編、也是《世界》月刊雜誌的主編吉野源三郎先生，是同一時代的人。吉野先生的作品《你想度過怎樣的人生》近期由於宮崎駿的動畫改編而紅火，在中國也很暢銷。他們都是我在巖波的老前輩。
我和加藤先生也曾有一面之緣。那是2006年，由原NHK製作人櫻井均先生發起組織的一次以加藤先生為中心，邀請新聞報紙、電視電臺、出版等各界媒體相關者參加的沙龍。可能是從此前幾年日本日益鮮明的協助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的姿態中感受到了危機感，加藤先生從書齋中走出，作為核心人物發起了和平護憲的九條會，並且在各地積極進行演講。與此同時，有良知的記者、編輯們也對甚囂塵上的右翼、反動言論動向產生警惕，基於在日本培養健全的輿論環境的共同目標，感到了彼此團結的必要，想要建立基於良心而批判體制的媒體工作者聯合體。這次沙龍集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承蒙櫻井均先生邀請，我也參加了這次集會。當時，目光犀利，思維清晰，對每個人的問題都非常認真傾聽，並給出了中肯的意見，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當時他身體狀況已經不是很好，兩年後就去世了。
在日本，《羊之歌》作為文學名著的地位無可動搖，但在不同時期，它受歡迎的理由也有微妙的不同。在出版初期，因為戰後日本著名的知識分子——包括丸山真男、鶴見俊輔、小田實，還有在世的大江健三郎等，基本都沒有寫下自傳——所以，當時很多讀者都想通過《羊之歌》了解這些思想家、知識分子是怎麼想、怎麼看待時代和社會的。當時也是綜合雜誌的鼎盛時期（《羊之歌》最初就是連載於《朝日周刊》），這些知識分子有較為充分的言論空間和廣大的讀者，影響力很大。而到了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隨著綜合雜誌的沒落，大眾媒體趨向趣味化、娛樂化、碎片化，公共知識分子言論發表空間縮小，這本書也有一段時間相對沒有那麼熱銷。但到二十世紀末，隨著日本國內保守潮流的增強，特別是隨著圍繞第九條的改憲動向越來越清晰地被提到政治日程，右傾化、保守化、排外主義的趨勢日益明顯，與之相對，也有更多人感到有必要傾聽那些經歷過戰爭、一貫反戰的知識分子代表的聲音。也正是在這個時期，這些老一輩人重新開始了活躍的社會活動，影響力再次昭顯，也帶動了新的讀者重新閱讀《羊之歌》。
《羊之歌》是自傳文學，如果放在德國文學譜系中，會被當作成長小說、人格形成的文學記錄來讀。不過，自傳文學在日本也有源遠流長的歷史。在明治時期，也有像福澤諭吉、澀澤榮一、大隈重信、新島襄、內村鑑三、河上肇等人，將自己的成長與社會相重合，描寫社會歷史發展的自傳作品出現。因此，也不能說是加藤的首創。所不同的是，上述明治時代的偉人，他們的安身立命和當時國家的新生建設處於同一歷史時期，在這一前提下，和社會產生聯繫是理所當然的。而對於成長在昭和前期的加藤來說，和社會發生關聯的前提，則是自己內部的教養以及個人主義的覺醒，因此他關心的重點更多放在了個人內部的思考和個性的發展。
二
《羊之歌》從加藤周一的童年生活開始寫起。他出身於東京的一個有產階層家庭，外祖父是持有澀谷一帶大片土地的地主，作為獨立開業的醫生的父親，也屬於富裕階層。當時把這種家庭出身的子弟稱為「高等遊民」（夏目漱石語）。家庭富裕、教育程度高的年輕人，大多走上仕途或者去大企業就職。不去工作的，也會出現永井荷風這樣沉湎於高雅興趣的文人、作家。但加藤兩條路都沒有選擇，他懷抱著孤獨，卻不靠興趣和遊玩打發。他以醫學為志向，又和福永、中村等同好結成文學社進行活動，戰後通過寫作和參加社會運動進行面向大眾的啟蒙活動，一直持續到晚年。他持續參與社會活動的原因和行動原理，都可以在這部自傳中找到謎底。
童年時代，外祖父和父親是他了解社會的兩扇窗口，而兩位親人彼此之間也頗具對照性。少年加藤在孤獨中通過讀書和媒體信息了解社會現實，又通過親人推測現實背後的真實，並由此鞏固了自己的看法。他從小就一直厭惡喧囂、狂熱以及軍事相關之物。在個人生存方式和偏好方面，厭惡對個體思想和審美取向的強制。從這一點來說，他是天生的自由主義者，也是天生的保守主義者。
在《羊之歌》的上半部，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是書中最早寫到的社會事件。這一事件讓他認識到了政治的殘酷。他寫道：「我並不同情叛軍將校，只是從叛軍將校遭到背叛這件事中看透了政治權力近乎荒謬的殘酷。遠離政治。在那裡，誠意遭到背叛，理想主義受到利用，一旦失去利用價值，昨日的忠誠立刻變成今日的謀反。」與此同時，這對於他來說，也是一個產生社會性覺醒的契機，賦予他一種感覺：原來社會是和自身連在一起的，或者也可以說，自己是與世界史的進程共生的。此前，童年也好，青春期也好，他都還只是「蟲蛹」的狀態。
他在這之後寫到的矢內原忠雄教授在舊制第一高等中學上課的情景，也是全書最有名的名場面之一。當時的一高，可以說是日本殘留的最後一塊自由主義的空間，但人們也已經預感到了這裡將被法西斯主義陰影籠罩的危險。當學生問到，議會是否可以抵抗住軍部的壓力拒絕組閣，矢內原教授回答：「要是這樣的話，你知道嗎？陸軍就會架起機槍包圍議會。」加藤周一在那一刻意識到，「我們現在聽到的就是日本最後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遺言。」
事實也是如此。在那之後，日本侵華戰爭爆發的那一年，矢內原教授因為筆禍事件辭職。日本則從「九一八」事件到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一路不斷擴大戰事，在侵略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加藤為時局深深擔憂，然而日本國民和輿論卻更加熱烈地支持日本軍國主義，協助戰爭，因此他的孤獨感和孤立感，也越來越深。
我自己對《羊之歌》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描寫太平洋戰爭爆發的那一天的章節。1941年12月8號，珍珠港事件爆發的那一天，東京的街上很熱鬧，洋溢著狂歡的氣氛。加藤卻成了一個「局外人」，無法融入這個狂喜的人群，而是獨自去新橋劇場看了文樂（日本傳統木偶戲）。由於開戰後的燈火管制，外面漆黑一片，劇場裡也只有一兩個人，但演出照常舉行。說書人表演了江戶時代女性的戀愛故事，這是個人世界中悲歡離合的情感表露，與外面軍國主義集體狂熱，形成鮮明對比。加藤認為，江戶文化所代表的世界才是真正的日本，而他也屬於這個世界，但這個世界也正在被外部的軍國主義世界所壓倒，而且他也看到了這種被壓倒的宿命，因此感到孤獨。
戰時的社會風潮，確實如書中描寫，最初是打壓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然後擴大到自由主義者。這些人不是坐牢就是轉向，別無選擇，最後只剩下與軍部同流合汙的法西斯主義者和財閥，以及被偏頗的報導所蒙蔽、不知真相的國民。但是，也有像加藤這樣保持獨立思考、逆流而立的人。不過他那時還是學生，沒法進行積極的抵抗。當時還有一些抵抗者，比如秉筆直書、公開發表不合時宜的文章的外交評論家清澤冽，一直批評時政的經濟評論家石橋湛山，還有雖然沒有積極對抗軍部卻始終貫徹不妥協姿態的矢內原忠雄、安倍能成、竹山道雄等教育家、學者，以及拒絕撰寫鼓吹戰爭的文章的志賀直哉、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等文人。
戰後，管制結束，日本思想界被壓抑的能量爆發，出現了許多吸引有知性追求的國民知識分子。他們有的對戰爭時代進行反省，有的展開理論普及活動。比如加藤的老師——教法國文學的中島健藏先生，發表了《昭和時代》（一九五七年巖波新書出版），記錄戰時侵害自由的風潮。還有眾所周知的分析軍國主義的代表性評論、丸山真男的《超國家主義的邏輯和心理》（一九四六年《世界》雜誌發表）。《羊之歌》也屬於這一譜系的作品。
這種活躍，也並不限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自然科學領域中，也出現了仁科芳雄、湯川秀樹、寺田寅彥等諸多科學家，進行啟蒙性的言論活動。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場面。
《續羊之歌》所描寫的加藤在戰後日本的生活，是當時良心派或者說進步派知識分子中的一個典型代表。所謂的戰後精神，是為了避免軍國主義式的國家主義回潮，以貫徹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具有主體性地確立自由、平等、獨立的國家和民族為核心原理。因此，反對日美安保條約，遵守在第九條中明確放棄戰爭行為的日本憲法，就侵略戰爭行為向中國謝罪、和談並且恢復邦交。這是加藤以及戰後革新派知識分子一貫的思路。從戰後開始，他們秉持這一思想展開了一系列活動。從《續羊之歌》中關於亞非作家會議的部分，可以窺見一斑。
「二戰」戰敗後，日本政府選擇的是追隨西方、特別是美國的路線，沒有與中國建交。而加藤這樣的體制外知識分子，則反對這種官方外交路線，積極展開跨國的作家之間的交流活動，試圖從民間層面增加兩國民眾的相互理解。他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但也發表了不少有關中國問題的見解，希望能推動與當時沒有邦交的中國的交流。
1971年9月，加藤接受中島健藏建議，加入中日文化交流協會，作為訪華團的一員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此後，他多次造訪中國：1994年3月到4月，曾在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的前身、東方語言文學系日語專業授課；最後一次，是2005年訪問清華大學。當時正是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行為在中國引發大規模抗議的前後。加藤出於對戰爭的強烈反感提出警告，認為參拜靖國神社必然會招致亞洲鄰國的反感，導致日美同盟的強化和日本在亞洲的孤立。他的意見也得到了中國聽眾的贊同和支持。這在當時他所寫的《夕陽妄語》專欄文章中，也有記載。這些都是這些知識分子戰時反對日本侵略、軍國主義的思想延續。
這一思想延續至今，也被今天的人所繼承。
三
從理論方面來說，加藤周一的一大貢獻，是在日本文化論中提出了雜交種文化論。
日本國外的讀者，常常只通過《武士道》和《菊與刀》來了解日本，容易產生以偏概全的誤解，並不知道這只是形形色色的日本文化論中的一個角度而已。除此之外，還有南博、丸山真男、中根千枝、梅棹忠夫、土居健郎、青木保等各種優秀的日本論存在。
在這些理論中，加藤周一的雜交種文化論是非常有價值、在今天也值得深入思考的一種。加藤是醫學博士出身，不是日本文學的專家，但他讀了很多西方的書，還有在國外生活多年的經驗，由此提出了他的雜交種文化論。他在《羊之歌》中提到，他從巴黎的生活中感受到了文化衝擊，並由此產生了這一理論的靈感。與法國友人相比，他認為自己的文學修養是「橫向擴展，是國際化的，但又是膚淺的」，而對方則「以本國歷史為軸，縱向發展，是深厚的」。他把這種「橫向擴展」的修養稱作「雜交種」，把「縱深綿延」的修養叫作「純種」，並認為現代日本人只能從「雜交種」這一類型當中去尋找積極的意義，但在發展的可能性方面，雜交種不一定比純種差，由此可以挖掘出日本現狀的表象之下潛在的各種可能性。這是他獨特的理論貢獻。
可以將加藤的《羊之歌》和半個世紀前發表的夏目漱石的《我的個人主義》（1915年）進行對比。夏目也和加藤一樣，具有深厚的歐美文化素養（特別是英語文學方面）和海外生活經驗（在倫敦）。在他的時代，日本為了在短期內完成現代化而一味效仿歐美，夏目正是針對這一點進行了諷刺，提倡「自我本位」的個人主義。但他從東西方比較的視角出發，明顯有文化間高低優劣的排序意識。在對西方文化傳統具有深刻理解和抱有敬意方面，加藤和夏目是一樣的，但沒有進行優劣之分的比較。他進行文化比較的目的，也不在於論說外來文化對日本的影響，而是試圖針對文化發展的法則，挖掘出一種不分東西、更具普遍性的視角。
比如，他在法國生活了三年之後回到京都，觀察到的風景就明顯發生了改變。他發現，龍安寺的園林跟佛羅倫斯的文化有相同之處，竹內好和《正法眼藏》也存在聯繫。這說明，加藤發現了一種關聯性，通過這種關聯性能夠將文化的碎片跨越時空進行有機結合。這就與和辻哲郎的《風土論》的文化相對主義以及梅棹忠夫的《文明生態史觀》之類的環境決定論截然不同，可以說是一種站在文化多元論立場上的文化構造主義，也更接近於一個世界主義者的定位來進行的觀察。
通過這種關聯性的發現，加藤周一發展成了一位通才型、百科全書式的學者。他回到日本之後，放棄了專業的醫學，「我不是從一個血液學專家變成了一個文學方面的專家。我沒有改變自己的專業領域，而是廢除了專業化。而且，我還暗下決心，要成為一個非專業化的專家。」他具有一種打破專業壁壘，從整體著眼思考的能力。這是很多人所缺少的。尤其當下社會，面臨諸如貧富分化、階層固化、環境汙染、人工智慧（AI）、少子化、老齡化等問題，也正需要一種整體的眼光來看待和解決。而現在的日本有很多專業領域的專家，但幾乎沒有能夠打破專業限制、具有通才眼光的知識分子。這也是今天的我們特別需要向加藤先生學習的。
我個人的一點期待，是希望中國的讀者能夠通過這部作品和他的生存方式了解到，戰後的日本存在著像加藤周一這樣堅持自己思想和良心，由此進行各種言論、社會活動，並貫徹終身的知識分子。同時，也希望今天讀者們並不是將這本書僅僅作為經典來讀，更是作為一種對應同時代的世相、輿論、時局變化的思維訓練——用自己的眼睛來看、用自己的頭腦來思考、用自己的雙腳來行動、堅持自己主體性的一種思維訓練，從方法論的角度出發來閱讀這本書。希望這支跨越國境的「羊之歌」，能在中文世界奏響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