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楊絳，1911年出生，現年103歲，仍筆耕不輟，出版新作。她是著名翻譯家，代表譯作有西班牙文學經典《堂吉訶德》；也是著名劇作家、小說家、散文家，著有《稱心如意》《洗澡》《幹校六記》《我們仨》等；更是一位德高、學厚、情真的知識分子。
丈夫錢鍾書，中國現代著名作家、文學研究家，1998年過世；女兒錢瑗，1997年過世。
蘇東坡有詩：「惟有王城最堪隱，萬人如海一身藏。」一個人如果要隱居，京城名利熙攘的人海就是最好的地方。楊絳稱自己就是「萬人如海一身藏」。
北京三裡河的國務院宿舍區，是楊絳居住了37年的地方。院子外國務院部委雲集，院子裡滿是翻新外牆的腳手架，103歲的楊絳靜悄悄隱身在一片喧鬧中。
她的家是院子裡唯一一戶沒有封閉陽臺的。中國總會計師協會前會長劉長琨住在楊絳家對門，有一次問楊絳：「為什麼不把陽臺封起來呢？」楊絳回答得很乾脆：「為了坐在屋裡能夠看到一片藍天。」
屋裡，是水泥地和白石灰牆，四壁樸素。「她辦公桌的後面有一排暖氣，熱氣已把牆壁燻出一道道黑印來，有一年春節前打掃衛生時，保姆想把黑印擦掉，結果反而越擦越髒，只好作罷。單位多次提出為她裝修和粉刷房屋，她總是婉言謝絕，說自己住慣了。」曾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的胡真才接受了環球人物雜誌記者的採訪。他是今年8月剛剛出版的《楊絳全集》的編者。
「她的家裡藏書不多，但是字典很多，各種語言的都有，上面被她和錢鍾書先生寫得密密麻麻，因為他們在不斷糾正字典裡的差錯。」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下文稱外文所）研究員朱虹說。
無數媒體想拜訪楊絳，都未果。她的保姆吳女士說：「她現在年紀大了，聽力不太好，家裡的電話都由我來接聽，媒體的拜訪也都免了。」能見到她的人，只有錢家幾位近親，外文所和出版社相交數十年的學生與老友，每每見面，也只有十來分鐘。由於聽力原因，她與他們「筆談」。「就我臉皮厚些，敢坐上半個小時」，楊絳的學生、外文所研究員鄭土生笑著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
前幾年，院子裡的鄰居還能見到楊絳，她散步、鍛鍊，尤其喜愛跟小孩子玩玩。說來心酸，女兒錢瑗無子女，所以楊絳膝下沒有孫輩。鄰居嚴欣久記得，院子裡的人都說，「楊先生您能活120歲」，她聽了笑笑答：「活那麼久太苦。」近來，鄰居也少見她了。外文所黨委書記黨聖元說：「楊先生今年多次入院，教師節前後剛出院回到家中。」
楊絳的「隱」並非因為年歲高了，而是她習慣了。「錢鍾書先生在時，他們夫婦就常年生活在這種狀態裡。」朱虹說：「很難把他們同整天跑這個會那個會，到處演講的『專家』聯繫起來，他們跟這些事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隱身於世並不等於她『兩耳不聞窗外事』。」胡真才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從2004年出版的《楊絳文集》到現在的《楊絳全集》，這10年間楊絳先生從93歲到了103歲，在這樣的高齡，借用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位負責人的話說，『她完全可以享受盛名而不再作為，但她從來沒有停止過思考和對文字的筆耕』。」胡真才相信，等《楊絳全集》重版時，她還會寫出新的作品添加進來。
與《楊絳全集》同時出版的，還有一部中篇小說《洗澡之後》。這是楊絳給自己1988年的長篇小說《洗澡》寫的續作。她98歲動筆，幾易其稿，直到今年4月才決心拿出來發表。楊絳解釋了續寫的原因：「 《洗澡》結尾，姚太太為許彥成、杜麗琳送行，請吃晚飯……有讀者寫信問我：那次宴會是否烏龜宴。我莫名其妙，請教朋友。朋友笑說：『那人心地骯髒，認為姚宓和許彥成在姚家那間小書房裡偷情了。』我很嫌惡。我特意要寫姚宓和許彥成之間那份純潔的友情，卻被人這般糟蹋。假如我去世以後，有人擅寫續集，我就麻煩了。現在趁我還健在，把故事結束了吧。」於是，在《洗澡之後》的結尾，楊絳特意再說了一句：「故事已經結束得『敲釘轉角』。誰還想寫什麼續集，沒門兒了！」
這就是楊絳，一向溫厚幽默，但容不得假與惡，尤其容不得對丈夫錢鍾書的任何冒犯。去年，她做了一件全社會關注的事—通過法律程序，緊急叫停某拍賣公司對錢鍾書、錢瑗以及自己的私人信件的拍賣，並且在今年4月最終打贏官司，獲得20萬元賠償。她當然不是為了賠償，而是為了守護已故的丈夫和女兒。
還有一件事，楊絳已堅持13年。2001年，她和清華大學籤訂協議書，將錢鍾書和她當年上半年所獲稿酬72萬元及其後他們發表作品獲得的報酬，全部捐獻給母校，設立「好讀書獎學金」，幫助愛好讀書的清寒子弟完成學業。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秘書長助理池淨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好讀書獎學金』已獎勵了400多名清華學子。」隨著錢、楊稿酬的不斷累積，「目前本金達到1400萬元」。而且，楊絳還會和獲得獎學金的「小友」「讀書的種子」見面聚談。
她靜悄悄地隱身，又在靜悄悄地影響這個時代。
外圓內方的才女
「她像一個帳篷，把身邊的人都罩在裡面，外面的風雨由她來抵擋」
1938年，楊絳一家三口乘坐海輪，從歐洲回國。她與錢鍾書都暈船。一次大風浪中，楊絳突然悟出不暈的辦法：船身傾斜厲害，舷窗外，一會兒全是水，一會兒全是天，波動幅度大，人自然會暈；她教錢鍾書，不要以自己為中心，而以船為中心，讓自己隨著船傾斜，這樣永遠頭在天之下，腳在水之上，不波動了。錢鍾書照做，果然不暈了。他說：為人之道也如此。
歸國後，抗戰、內戰、「文革」、改革開放……每一次，楊絳都拿出了當年「不暈船」的見識，適應環境，但並非與世沉浮，而是暗藏氣節。
寫喜劇：既為生計，也是抗日
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日軍進駐上海租界。楊絳在工部局北區小學當老師，得坐公共租界的有軌電車上班。電車駛至黃浦江大橋，乘客排隊步行過橋，並向把守橋頭的日軍鞠躬，楊絳不願行禮，往往低頭而過，僥倖沒被日軍注意到。後來，規矩變了，不叫乘客下車，而是日本兵上車檢查，乘客全體起立。有一次，楊絳起來得慢了，被日本兵覺察。日本兵見她低著頭，走過來用手指將她的下巴猛地一抬。楊絳大怒，喝道：「豈有此理！」
車上頓時鴉雀無聲。日本兵對她怒目而視，她不能「挑釁」對視，只好氣衝衝地瞪著車窗。相持了一會兒，乘客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兒，日本兵終於轉身下車，還幾次回頭看楊絳。楊絳保持原姿勢一動不動。車開動後，乘客們像死而復生一樣，議論紛紛，楊絳的同事說：「啊唷，你嚇死我啦，你發痴啦？！」
楊絳半晌沒有開口，第二天，她就換了一條遠路去學校。
抗戰時期，知識分子大多面臨生活的艱難。一部分人在利誘之下做了漢奸，另一部分堅持抗日的過著顛沛流離、入不敷出的生活。前者楊絳絕不會做，後者楊絳又不能做。錢鍾書是書生本色，不擅生計。為了讓錢鍾書和女兒過稍微體面的生活，她當過中學校長，給富商小姐做過家庭教師，也做過小學代課教員。1943年，日本人接管了工部局北區小學，楊絳立即辭職。家裡沒了穩定的經濟來源，怎麼辦？
恰在此時，陳麟瑞、李健吾請他們夫妻倆下飯館，這兩人都是寫劇本的，鼓動楊絳也寫一齣戲。楊絳在蘇州東吳大學求學時，就是班上的筆桿子，聽好友一說，心動了，很快編了個故事。故事發生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講述了一群「上流人物」的下流品性。女孩李君玉因為失去父母前來投靠親戚，卻遭到各位舅舅的排擠，最終得到了舅公的愛憐，認作孫女，繼承遺產，讓等著舅公遺產的舅舅們都落了空。楊絳覺得故事的結局可謂稱心如意，便取了個標題《稱心如意》。這就是她的處女作。
幾天後，李健吾高高興興地打來電話：「你的劇本被黃佐臨看中了，馬上排演，就要出廣告了，你用什麼名字？」楊絳的本名是楊季康，她不敢用本名，怕出醜，忽然想起家人說快了，會把「季康」叫成「絳」，就回答李健吾：「叫楊絳吧！」1943年，黃佐臨執導、李健吾客串舅公的舞臺喜劇《稱心如意》上演，大獲成功，紅遍上海。
生計問題就此解決了。楊絳請朋友們吃了一頓館子，自己家裡也能吃上醬雞醬肉，六七歲的女兒錢瑗已經「三月不知肉味」，高興得吃完了肉又找肉。
楊絳一鼓作氣，1943年接著寫了《弄真成假》，1944年又寫了《遊戲人間》，都是喜劇，政治色彩很淡，巧妙地避開了日本人的幹預和壓力，又能讓人發笑，用笑聲「表示我們在漫漫長夜的黑暗裡始終沒有喪失信心，在艱苦的生活裡始終保持著樂觀精神」。李健吾毫不吝嗇地讚美好友，在喜劇文學裡，「第一道裡程碑屬諸丁西林（代表作是《一隻馬蜂》），人所共知，第二道我將歡歡喜喜地指出，乃是楊絳女士」。
做翻譯：留在祖國，避開政治
新中國成立前，楊絳和錢鍾書就決定留在祖國。「那時候他們有很多走的機會。聯合國教科文會議第一屆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團長朱家驊，請錢鍾書先生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任職，還想見楊絳先生，但楊先生不見他；教育部部長杭立武，想安排錢先生去臺灣大學教書，楊先生去臺灣師範大學教書；牛津大學的朋友也來信，邀請他們去英國。」鄭土生向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回憶道。
但錢鍾書覆信牛津同窗：「人的遭遇，終究是和祖國人民結連在一起的。」楊絳後來回憶道：「我國是國恥重重的弱國，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們不願意。我們是文化人，愛祖國的文化，愛祖國的文學，愛祖國的語言。一句話，我們是倔強的中國老百姓，不願做外國人。我們並不敢為自己樂觀，可是我們安靜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等待期間，楊絳還輕鬆愉快地和錢鍾書遊了一趟杭州，甜如蜜月。
1949年8月24日，楊絳一家三口登上火車，前往北京，回到母校清華大學外文系工作。錢鍾書教《大二英文》 《西洋文學史》和《經典文學之哲學》。按照清華的舊規，夫婦不能同時、同校任正教授，楊絳就做起兼職教授，講《英國小說選讀》，後來又加了一門翻譯課。她自稱「散工」，不參加系裡的會議；又藉口教課，不是家庭婦女，也不參加婦女會學習活動。
楊絳這樣做，是為了省下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同時也有個妙處，避開了一些政治場合。楊絳在東吳大學讀的是政治系，「但是我卻成了一個不問政治而且遠離政治的政治系畢業生」。1950年以後，她教的小說選讀、詩歌和戲劇被視為三大「危險課」，她的朋友袁震是中共黨員，對她說：「老一套（教法）不行了，我來教教你。」楊絳答，老一套不行了，她也不想教書了。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楊絳得償所願，和錢鍾書都分到新成立的文學研究所，「我們當然願意研究文學」。
成立之初，鄭振鐸、何其芳分別擔任正副所長。研究員只有寥寥幾人，錢鍾書、楊絳、餘冠英、羅念生、繆朗山、賈芝等，他們被稱作「老先生」。楊絳剛過40歲，對這個稱呼很不習慣，後來這位「政治系畢業生」就琢磨明白了：「老先生」是對「老朽」的尊稱，跟「同志」是不一樣的。
楊絳屬於外文組（今社科院外文所）。說是外文組，其實最初只有一個英文組，除了「老先生」，還有3個「年輕人」：朱虹、徐育新、楊耀民。如今，朱虹是「年輕人」裡唯一的健在者，她向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回憶道：「第一次見楊先生，她溫文爾雅，說話細聲細氣，對年輕人很和氣；皮膚特別白，總是穿得很整齊。」朱虹記得：「當時，其他『老先生』基本都是二級研究員，唯獨把楊先生評為三級副研究員。我們私下議論，覺得不公平，可是楊先生不在乎，她一點都不看重這些虛名。」楊絳翻譯了一首英國詩人藍德的四行短詩，簡直就是她的心聲：「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
朱虹覺得，楊絳那時候在翻譯上就屬於「獨樹一幟者」。「當時文學研究所奉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藝觀點。楊先生在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大框架下，從『體裁』出發選擇自己關注的作品，比如她翻譯的《小癩子》，屬於『流浪漢小說體』。她沒有從『題材』選作品，比如翻譯工人運動題材。這就真是走在很多人前面了。」
1957年，楊絳接到翻譯西班牙作家塞萬提斯著名騎士小說《堂吉訶德》的任務，被告知可用任何譯本。精通英語、法語的她找來5種英法譯本，仔細對比後，覺得譯本代替不了原著。於是一年後，47歲的楊絳開始學習西班牙文。此時，「大躍進」開始，學術界搞起「拔白旗、插紅旗」，把反對浮誇風的知識分子當作有資產階級學術觀點的「白旗」。楊絳和錢鍾書的一些學術論文都成了「白旗」。楊絳暗下決心，「再也不寫文章，從此遁入翻譯」。
董衡巽（音同迅）就是在這時從北大西語系畢業，分配到文學研究所，有一段時間成為楊絳的學生。他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早在我上大學的時候，曾問朱光潛先生『誰的翻譯水平最高』，朱先生說：『詩歌翻譯屬卞之琳最好，理論翻譯我算一個，散文翻譯屬楊絳最好。』我分到所裡之後，楊先生負責帶我，我真正看到她翻譯的認真。錢鍾書先生也很推崇楊先生的翻譯，按錢先生的標準，她在翻譯上達到了『化境』，既神似又形似，就是出神入化的『化』，這在翻譯上是非常難取得的成就。」
挨批鬥：「怒目」之餘，還有幽默
有時候，政治就像海上的大風浪，避也避不開。到了這時節，「年輕人」眼中「和顏悅色、溫文爾雅」的楊先生，就會有金剛怒目的一面了。但和多數人不同，楊絳是一種智慧的、帶著點兒幽默的「怒目」。
在清華大學時，有一次大禮堂開會，忽然有個楊絳從未見過的女學生跑上講臺，揮手頓足地控訴楊絳「上課不講工人，專談戀愛；教導我們戀愛應該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甚至教導我們，結了婚的女人也應當談戀愛」。大家一聽，這簡直太不像話了！目光滿場搜尋這位「專談戀愛」的教師。楊絳氣壞了，「火氣旺盛，像個鼓鼓的皮球，沒法按下個凹處來承受這份侮辱」。
第二天一早，她特意打扮得喜盈盈的，拎個菜籃子，專門到校內菜市場人最多的地方去轉悠，看看不敢理她的人怎麼避她。
第二次「怒目」是在「文革」初期。鄭土生回憶：「1966年，有人污衊錢鍾書先生，說他的桌上不願意放毛主席的著作，並貼出大字報。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罪名。楊絳先生覺得冤枉。那天晚上天快黑了，她帶著錢先生，拿著手電筒和漿糊，把寫好的一張小字報貼在大字報的下面，申明沒有這回事。當時，我看到了這一幕，他們也不避我，但是彼此間都不敢說話，貼完小字報就走了。」
反貼大字報，這還得了。「所有老幹部和『老先生』都不敢在人家批評自己的大字報下面反駁，楊絳先生立刻被拉到千人大會上批鬥示眾。」革命群眾要她低頭認罪，誰知楊絳竟和革命群眾頂嘴了，還跺著腳說：「就是不符合事實！」鄭土生說：「整個『文革』期間，敢和革命群眾發脾氣的，外文所只有她一人。她晚年談起這事還不無得意，因為她堅持不認假帳、不說假話，愛護了錢鍾書先生的名譽。」
後來，何其芳等「黑幫」挨鬥，楊絳和錢鍾書坐在臺下陪鬥。早就熟悉這套程序的楊絳感到「睏倦異常」，低著頭打瞌睡。忽然有人大喝：「楊季康，你再打瞌睡就揪你上臺！」楊絳忙睜目抬頭，心裡有些慌張，可是過一會兒又瞌睡了，結果夫婦兩人都被叫上臺戴高帽子。「我學得訣竅，注意把帽子和地平線的角度儘量縮小，眉眼全罩在帽子裡，形成自然低頭式。如果垂直戴帽，就得把身子彎成九十度的直角才行。」這聰明的小訣竅，讓人看到了楊絳苦難中的樂觀。
鄭土生還記得，1966年8月27日對楊絳來說，是非常不幸的一天。白天，在辦公室，她被迫交出即將完成的《堂吉訶德》全部譯稿，未留底稿。晚上，在宿舍大院，她被剃成「陰陽頭」，一半頭髮被剃掉。錢鍾書見狀，比她還著急：「明天怎麼出門啊？」那時「牛鬼蛇神」是不準請假的，得天天等候挨鬥。楊絳卻靈機一動，找出女兒錢瑗幾年前剪下的兩條大辮子，用錢鍾書的壓發帽做底，解開辮子，把頭髮一小股一小股縫上去。足足費了一夜工夫，做成一頂假髮。第二天早晨開始，她就戴著這頂假髮出門，還能很幽默地想著：「一戴上假髮，方知天生毛髮之妙，原來一根根都是通風的。一頂假髮卻像皮帽子一樣，大暑天蓋在頭上悶熱不堪，簡直難以忍耐。」
董衡巽用一句話概括了楊絳的「怒目」與幽默：「楊先生這個人，沒事，絕不去惹事；有事，也絕不怕事。」
會看人：試探「披著狼皮的羊」，救回「自家人」
《堂吉訶德》譯稿被沒收了，但堂吉訶德的探險精神留在了楊絳的腦子裡。她對革命群眾很好奇，自己的檢討上每次都有一句狠狠的批語「你這個披著羊皮的狼」，可她偷偷端詳「監管小組」的審閱者，面目又十分和善。楊絳便顛倒過來，稱他「披著狼皮的羊」。
她忍不住向他們「探險」。一次，宿舍大院裡要求家家戶戶的玻璃窗上用朱紅油漆寫上毛主席語錄。楊絳住在三樓，不能站在窗外寫，只得在屋裡寫反字。楊絳為了完成這項任務，向「監管小組」請了一天假。結果不到半天就完成了，「偷得『勞』生『半』日閒」。不久，她又找到另一位監管員，以修煤爐為由，請一天假，只費了不到半天工夫修好了，又得半日清閒。再過些日子，她直接向那位「披著狼皮的羊」請假看病，他並不盤問，點頭答應了，楊絳其實不用去醫院，在家休息，又偷得一日清閒。她很高興地發現，所裡的這些革命群眾，其實都是「披著狼皮的羊」。
「她看人很準。」董衡巽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她曾說，人啊，就像一本書，有些你看得懂，有些你看不懂。」楊絳認為董衡巽就是「看得懂的，心很細，說話很含蓄」。後來，董衡巽果然含蓄地保護了楊絳—她認為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的語言很美，就讓董衡巽讀他的作品，如《1984》《動物莊園》，這是董衡巽第一次看到反共反蘇的小說。但他從來沒有去檢舉揭發楊絳。
對「看得懂」的人，楊絳很和善。那時候所裡的晚輩工資不高，每月56塊錢。逢年過節或是家有急難，楊絳就給他們一些資助。朱虹回憶：「有一次我和丈夫柳鳴九要送孩子回老家，因為沒錢而犯愁，楊先生知道了，立刻送了300塊過來。」董衡巽算過一筆帳，每年春節、「五一」「十一」三個大節日，楊絳就要給好幾家送錢，別看錢鍾書工資356元，楊絳工資280元，「逢年過節，兩位先生反倒是要過苦日子了」。
當年鄭土生打算自殺時，還惦記著要還楊絳的75塊錢。也正因此，他被楊絳救回一命。「60年代末70年代初，很多人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天天開會被批鬥，就想到了自殺。我也在批鬥會上被逼指認反革命，但我不想誣陷別人，也想自殺。我死前決定把欠楊絳先生的錢還清，把存摺和現金加在一起，有75塊錢，用紙包起來，塞到楊先生的抽屜裡面。第二天中午，其他人都去買飯了，楊先生突然從外面很急地跑進來，把存摺和現金扔到我的抽屜裡面，還附有一張字條：『小鄭，我們準備要下幹校了，大家都在走，這個錢我不需要，你給自己買點生活必需品吧。』最後還說了一句，要保重身體。」鄭土生說，「當時寫這張紙條是非常危險的，因為她自己『反動學術權威』的帽子還沒有摘，我也是被批鬥過的。她同情我，沒有把我當成敵人，在別人都不敢和我說話的時候鼓勵我，打消了我輕生的念頭。」楊絳讚賞他寧可自殺，也不說假話誣陷他人的品德，把他當作「自家人」。
1976年，因為對「文革」不滿，鄭土生給中央寫了一封信批評江青，當時「四人幫」還沒倒臺，鄧小平尚未復出，結果可想而知。「很快，從公安部下文到社科院，要求對我實行隔離審查。要把我的信公布，發動群眾批判我。」那時候，鄭土生的兒子鄭鵬剛剛出生，名字就是楊絳和錢鍾書取的。楊絳知道後，「立即對我說，你不用擔心鄭鵬，如果你有意外，我們會立刻託人把鄭鵬養起來。這是她第二次冒著風險來救我。」
再成名：接受政治禮遇，婉拒美國使館
1972年，楊絳和錢鍾書作為「老弱病殘」離開幹校，回到北京。楊絳最高興的事，莫過於可以重新翻譯《堂吉訶德》了。「所裡要把『老先生』們的東西還給他們，楊先生說，我什麼都不要，只要我那個被沒收的《堂吉訶德》的稿子！後來，外文組的支部書記在辦公室一個犄角旮旯處找到了，交還給她。楊先生真是如獲至寶。」朱虹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因為中斷了6年，楊絳只得從頭開始再譯，一頭栽入西班牙語《堂吉訶德》的世界中。
1978年3月，楊絳的心血譯作、72萬字的《堂吉訶德》終於出版，這是直接從西班牙文譯為中文的第一個版本，人們排著長隊，將首印的10萬冊搶購一空。
這年6月，西班牙國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和王后來華訪問，鄧小平將《堂吉訶德》的中譯本作為國禮贈送給貴賓，並在國宴上將楊絳介紹給西班牙國王和王后。鄧小平問楊絳：《堂吉訶德》是什麼時候翻譯的？「其實這個問題不好回答，因為翻譯這部書稿經歷了整整20年的磨難，不是幾句話就說得清楚的。但楊先生應對得很機智，只答：『今年出版的。』」鄭土生說。
《堂吉訶德》為楊絳帶來了極高的社會聲譽。西班牙授予她「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勳章」；她坐在國宴主賓席上的鏡頭上了電視；她參加了第四屆全國婦女大會；她作為社科院代表團的成員兩次出訪；她受邀出席各種與塞萬提斯、堂吉訶德有關的文化、外交活動……各種政治禮遇紛至沓來，楊絳和和氣氣、從從容容地接受了，然後，繼續埋頭讀書寫作，「自覺自愿始終做零」。
那一時期，控訴「文革」的哭喊聲鋪天蓋地。1981年，楊絳卻寫了一本筆調平靜、感情溫婉的《幹校六記》，講的全是幹校生活的瑣事，沒有半點激烈的指責，更沒有聲嘶力竭的控訴。正如她自己所言，「烏雲蔽天的歲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記憶裡不易磨滅的，倒是那一道含蘊著光和熱的金邊」。她指的，是人們在苦難中生出的同情和友愛。甚至於，對傷害過她的人，她也選擇了友愛。鄭土生說：「『文革』後期有一項措施，讓革命群眾入住『反動學術權威』家，名曰『摻沙子』。摻入錢楊家的這對革命男女，對兩位『老先生』百般刁難，還動手打過楊先生。錢楊夫婦被迫於1973年12月請示領導準許，逃離原住處，開始四處流亡。就是這樣的人，楊先生後來寫文章，也不提名字，只說是『強鄰』。」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編審胡真才證實：「後來出版楊先生的作品集時，她連這篇文章都刪去了，不收入。」
《幹校六記》出版後，胡喬木在一次宴會上對錢鍾書說，這本書是「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纏綿悱惻，句句真話」。美國首任駐華辦事處主任洛德的夫人讀了《幹校六記》後，提出要見楊絳，楊絳見了他們夫婦一次。以後美使館請喝茶、請看電影、請吃飯，不斷拉攏，楊絳只去了一次茶會。再後來，洛德夫人請楊絳為她的作品寫一篇書評，楊絳婉言拒絕了。「她對國家對民族有很深的感情，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很清醒。」鄭土生說。
覓不朽：用最難的學問，忘記最深的痛苦
楊絳那一代知識分子，都是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人至晚境時爭分奪秒地工作，因勞累過度，身體很快虛弱。1993年的一天，錢鍾書整理完自己的《詩存》後，對楊絳說：「咱們就這樣再同過10年。」楊絳脫口而出：「你好貪心啊！我沒有看得那麼遠，3年、5年就夠長的了。」錢鍾書聽了，默默退入起居室的躺椅裡，不再作聲。他一向不會系錶帶，都是楊絳幫他戴，從這天起，他乖乖地讓楊絳教他自己戴。楊絳總是自責，認為自己這話讓錢鍾書愁出了病，1994年便住進了醫院。
錢鍾書的堂弟錢鍾魯說過，大嫂「像一個帳篷，把身邊的人都罩在裡面，外面的風雨由她來抵擋」。鄭土生也說：「不只是生活上，在人情世故上，在與文化界等各方面打交道時，楊絳先生都比錢鍾書先生要周到。錢先生往往憑自己的性情、喜好說一些話，但楊先生很溫和，善於應對各種場合，各種情況。」錢鍾書的愁是有道理的，他不能想像，沒有楊絳，他的生活會是什麼樣子。
病中，錢鍾書向楊絳交代，他死後不留骨灰，不設靈堂，懇辭花籃，不舉行告別儀式，不開追悼會。楊絳說：「我自己，這樣辦得到；你嘛，就很難說了。」錢鍾書說：「那就要看我身後的人嘍！」
1998年12月19日凌晨，錢鍾書身體狀況很不好，醫生連忙通知家屬。楊絳趕到床前時，錢鍾書已經合上一隻眼，還睜著一隻眼等待妻子。楊絳幫他合上眼睛，輕輕在他耳邊說：「你放心，有我吶！」
社科院時任院長李鐵映聞訊趕來，楊絳轉述了錢鍾書的交代：「領導如果不同意，我會堅持向你請求按照錢鍾書本人的意願行事，我會沒完沒了地向你請求。」她一路說到電梯口，李鐵映最終說：「你給我出難題了，這事我做不了主。」
晚上，在孑然一人的家中，楊絳接到了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的電話，他對錢鍾書的去世表示哀悼。「楊絳同志，非常佩服你們，你們是真正的唯物主義者。中央同意不舉行儀式。」
錢鍾書火化那天，「楊先生沒流淚，最後我把錢先生推到火化爐前，楊先生就在那裡看，不忍離去，好多人都走了，她還是捨不得離開。」楊絳的學生、外文所研究員薛鴻時曾回憶說。
「逃逃逃逃逃！」這是楊絳八妹童年時的口頭禪，楊絳記憶深刻。如今，「鍾書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裡去呢？我壓根兒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
她最終逃向了世上最難的學問—古希臘語哲學讀本、柏拉圖《對話錄》中的 《斐多》，一頭扎進去，忘記自己。「我按照自己翻譯的習慣，一句句死盯著原文譯，力求通達流暢，儘量避免哲學術語，努力把這篇盛稱語言生動如戲劇的對話譯成戲劇似的對話。柏拉圖的這篇絕妙好辭，我譯前已讀過多遍，蘇格拉底就義前的從容不懼，同門徒侃侃討論生死問題的情景，深深打動了我，他那靈魂不滅的信念，對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觀念的追求，給我以孤單單生活下去的勇氣。」2000年，中譯本《斐多》出版，被稱為「迄今為止最感人至深的哲學譯本」。
之後，在那張錢鍾書曾伏案工作的寫字檯上，楊絳完成了整理錢鍾書學術遺物的工作。2003年出版3卷《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札記》，2011年出版20卷《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現在，還有100多冊外文筆記等待整理出版。一位103歲的老人，仍在堅韌地、靜默地「打掃現場」。
「無所不能的賢妻」
她從來把錢鍾書看得比自己重，心甘情願做「灶下婢」
「圍在城裡的人想逃出來，
城外的人想衝進去。
對婚姻也罷，職業也罷，
人生的願望大都如此。」
1990年，根據錢鍾書小說《圍城》改編的同名電視劇在國內播出，每一集的片頭都有這樣一段意味深長的吟誦。用一座「圍城」比喻普通人對生活中大多事物的感受，形象生動，流傳至今。很少有人知道，這段話是楊絳寫的。
夫婦間能對彼此的作品了解如此深刻，體味如此準確，這樣的婚姻當然不是「圍城」。文學理論家夏志清曾將他們的婚姻譽為：「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界再沒有一對像錢楊夫婦這樣才華高而作品精、晚年同享盛名的夫妻了。」楊絳的學生、外文所研究員董衡巽也說：「你如果問楊先生，他們的婚姻和《圍城》裡的像不像，她是會生氣的。」
「我沒有訂婚」「我也沒有男朋友」
楊絳本名楊季康，小名阿季，1911年出生在北京，排行老四。楊絳出生時，父親楊蔭杭在北京一所政法學校教書，後來歷任江蘇、浙江高等審判廳廳長，京師高等檢察廳檢察長。楊絳的母親生於生意人家，小名細寶，婚後楊蔭杭給她改名唐須嫈（音同英），很是古雅。楊蔭杭鼓吹革命，被清廷通緝，逃往日本和美國求學，一去4年多，唐須嫈就在無錫老家與婆婆、妯娌生活。楊蔭杭回國後，不論南下北上，唐須嫈總攜兒帶女同行，把家務操持得有條不紊，以致孩子們都深信母親「無所不能」。在楊絳的記憶中，父母沒吵過一次架，像朋友一樣無話不談。這種和睦的夫妻關係在舊時代很少見，深深影響著楊絳：「我們姐妹中，3個結了婚的，個個都算得賢妻。我們都自愧待丈夫不如母親對父親那麼和順，那麼體貼周到。」
1917年，時任京師高等檢察廳檢察長的楊蔭杭因秉公執法得罪其他官員而被停職。他無意繼續做官，帶著家眷返回無錫。到無錫後，夫妻倆不滿意預先租的房子，親友便介紹了無錫流芳聲巷的一處舊宅，他們帶上楊絳一同去看。沒想到當時租住那所房子的正是錢鍾書家。這是楊絳第一次走進錢家大門。不過，這所房子楊家沒看中，仍住原宅；錢家也沒有立即搬出，5年後才遷入他們自建的新屋。
以後，楊絳在無錫、上海、蘇州等地求學。1928年，她進入蘇州東吳大學政治系。1932年，她和孫令銜等4名同學北上求學。楊絳的老同學、已在燕京大學讀書的費孝通心儀她多年，把他們接到燕大參加借讀考試。考試一完，楊絳急著去清華大學看望老朋友，孫令銜也急著去清華看望表兄。這位表兄正是錢鍾書。晚上，孫令銜和表兄一起來清華女生宿舍古月堂接楊絳回燕大，楊絳和錢鍾書第一次見面。
這匆匆一見，彼此竟相互難忘。楊絳覺得錢鍾書眉宇間「蔚然而深秀」，瘦瘦的，書生模樣。孫令銜卻告訴她，表兄已經和葉家小姐訂婚了。錢鍾書覺得楊絳與眾不同，孫令銜又莫名其妙地告訴錢鍾書，說楊季康有男朋友，指的是費孝通。然而錢鍾書自有一種「痴氣」，不管不顧定要說清楚，他寫信給楊絳，約她在清華大學工字廳相見。見面後，錢鍾書第一句話是：「我沒有訂婚。」楊絳說：「我也沒有男朋友。」方知一場誤會：葉小姐自有男朋友，只不過錢、葉兩家父母有牽紅線的意思；費孝通自認最有資格做楊絳的「男朋友」，也是一廂情願。兩人從此用英文寫信交流。錢鍾書越寫越勤，一天一封。
那時，錢鍾書已在清華學習了3年，楊絳則從燕大轉入清華借讀，後來又考入清華外文系研究院。錢鍾書跟楊絳說，他「志氣不大，只想貢獻一生，做做學問」，楊絳覺得「這點和我的志趣還比較相投」。錢鍾書去世多年後，楊絳面對丈夫留下的無數手稿、筆記，感慨道：「這個志願不大，卻也不小了。」
「見她之前，從未想結婚；娶她之後，從未後悔」
1935年，錢鍾書與楊絳在無錫舉行婚禮。當時，錢鍾書已經考取庚子賠款資助的第三屆中英公費留學。婚後不久，他們便到英國去了。
錢鍾書進入牛津大學埃克塞特學院讀文學。楊絳本打算進女子學院研修文學，但名額已滿，於是她自修西方文學，有時間就鑽進圖書館，按照文學史的順序，一個個經典作家的作品往下讀。「作為鍾書的妻子，他看的書我都沾染些，因為兩人免不了要交流思想的。」「我們文學上的『交流』是我們友誼的基礎。彼此有心得，交流是樂事、趣事。」
錢鍾書不擅家務，到了英國，家事全由楊絳操持。兩人初到牛津時，吃房東做的飯。開始夥食還好，後來越來越糟，錢鍾書餓得面黃肌瘦。楊絳決定改租一套帶爐灶廚具的住房，自辦夥食。她悄悄尋覓報紙廣告，自己跑去找房。等終於找到滿意的，再帶著錢鍾書來看。錢鍾書看了很喜歡，隨後就搬入新居。
有了廚房，楊絳就「捲袖圍裙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湯」。錢鍾書吃得飽了，人也快活許多。做家務並不容易，有時出了意外，楊絳也不告訴錢鍾書。一次，楊絳出門送錢鍾書去上課，忽然一陣風颳來，把門帶上了，鑰匙還在屋裡。楊絳就轉到樓背後的花園，借了園丁的長梯爬上臥室的陽臺。沒想到陽臺通向臥室的木門也關著。這時園丁已撤，長梯也帶走了。楊絳只得側身一躥，雙手搭上了木門上面的氣窗，腳踩在門把手上，再用腦袋頂開氣窗，手腳並用，翻進屋內。等錢鍾書下課回來，家裡一切如常，好像什麼也沒發生過。
1937年，女兒錢瑗在牛津出生，小名圓圓。錢鍾書致「歡迎辭」：「這是我的女兒，我喜歡的。」「痴氣」的錢鍾書不想別的孩子跟錢瑗分享父母的愛，也不想楊絳再受生育之苦，沒再要孩子。
楊絳產後虛弱，在醫院住了很長時間。錢鍾書常在家闖些小禍，不時愁兮兮地告訴楊絳: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東的桌布弄髒了；他把檯燈弄壞了；門軸兩頭的球掉了一個，門關不上了……楊絳總是回答:「不要緊。」錢鍾書一聽就放心了。果然，楊絳回到家，把桌布洗得乾乾淨淨，檯燈、門軸也一一修好。
多年後，楊絳回憶道：「我已不記得哪位英國傳記作家寫他的美滿婚姻，很實際，很低調。他寫道：1.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結婚；2.我娶了她十幾年，從未後悔娶她；3.也從未想要娶別的女人。我把這段話讀給鍾書聽，他說：『我和他一樣。』我說：『我也一樣。』」
「絕無僅有地結合了妻子、情人、朋友」
1938年秋,錢鍾書學成歸國，被母校清華（當時為避日寇南遷，是西南聯大的一部分）破格聘為教授，前往昆明。楊絳帶著女兒回到遷居上海的錢家。在上海，她不再是錢鍾書一個人的賢妻，而要學會做一大家子的賢媳。
錢家是傳統大家族，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有「江南才子」之名，與楊絳父親那種留學歸來，投身革命的開明作風自然大不相同。早在結婚時，楊家辦新式婚禮，錢家辦舊式婚禮，楊絳一進門就磕了不少頭。
當時，楊絳和錢家上上下下擠在一處。時局混亂，住處逼仄，楊絳沒有自己的房間，她不便公然看書，好像看不起妯娌姑婆，就借了架縫紉機，在蒸籠般的亭子間裡縫紉，為錢鍾書和圓圓做衣服。有時婆婆也請她給小叔子縫點東西。楊絳滿腦子西方文學經典，卻默默學做一切大家庭中兒媳婦所擔負的瑣事，敬老撫幼，諸事忍讓，臉上總是笑眯眯的。
1941年，錢鍾書回到上海。一天，他對楊絳說：「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你支持嗎？」楊絳大為高興，催他趕緊寫，這便是《圍城》。為支持錢鍾書的寫作，楊絳讓他減少授課時間，又辭掉女傭節省開支，自己包攬所有家務，劈柴生火做飯。楊絳不抱怨，心甘情願做「灶下婢」。錢鍾書每寫完一章，她都先讀為快，讀完又急切地等待下一章。
抗戰後期，物資更為匱乏。楊絳不得不精打細算。比如燒煤，煤球裡泥摻多了，燒不著；摻少了，又不禁燒。為了省煤，楊絳自己和泥，把爐膛搪得細細的。有一次煤廠送來300斤煤末子，楊絳如獲至寶，摻上煤灰自製煤餅，能抵四五百斤煤球。她還負責買菜、洗全家人的衣服。錢鍾書的嬸嬸見楊絳一位千金小姐，在家什麼粗活都幹，很是感慨，對楊絳說：「你是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入水能遊，出水能跳。宣哥（錢鍾書小名）是痴人有痴福。」後來，公公病重，問婆婆：「我死後，你跟誰過？」婆婆說：「跟季康過。」楊絳之賢，由此可見一斑。
抗戰勝利後，錢鍾書的新篇舊作陸續出版，第一本是短篇小說集《人·獸·鬼》。「假使這部稿子沒有遺失或燒毀」，那是因為「此書稿本曾由楊絳女士在兵火倉皇中錄副，分藏兩處」，錢鍾書特此說明。該書出版後，錢鍾書在兩人保存的樣書上寫下了一句話：贈予楊季康 絕無僅有地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1946年，《圍城》問世即引起轟動。錢鍾書在序中說：「這本書整整寫了兩年。兩年裡憂世傷生，屢想中止。由於楊絳女士不斷的督促，替我擋了許多事，省出時間來，得以錙銖積累地寫完。照例這本書該獻給她。」
菜園相會的老夫妻
解放後，兩人仍在學問中得樂趣。外文所研究員朱虹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一個故事：「楊先生曾說，她和錢先生晚上在家面對面泡腳時，喜歡玩一個遊戲—楊絳說一個西班牙語單詞，錢鍾書就對一個義大利語單詞，或者錢鍾書說一個義大利語單詞，楊絳就對上一個西班牙語單詞。雖然他們學問很高，但玩起遊戲就像孩子一樣快樂。」
1970年，錢鍾書、楊絳相繼下幹校。「我們的幹校在河南信陽的息縣，我和楊先生分在菜園班，錢先生一開始被分去燒開水，但他老是燒不開，後來專門負責去郵電所取信。」鄭土生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錢先生經常借著到郵電所取報紙、信件的機會，繞道來菜園，隔著小溪和楊先生說幾句話。」
很多下幹校的人見過這對老夫婦菜園相會的場景。在楊絳看來，菜園相會遠勝於舊小說、舊戲劇裡的「情人私會後花園」。有一回，鄭土生遇見錢瑗來看父母，一家三口在菜園散步，看上去平和安靜，其實這個家庭剛剛經受一場巨痛—錢瑗的第一任丈夫王德一，因堅決不寫黑名單冤枉他人，自殺而亡。後來，楊絳寫道：「上次送默存（指錢鍾書）走（下幹校），有我和阿圓還有得一（指王德一），這次送我走，只剩下阿圓一人，得一已於一月前自殺去世。」寥寥數筆，難掩惋惜女婿、心疼女兒的酸楚之情。
有時，楊絳為了見錢鍾書，也要冒危險。一次下雨，她穿著雨衣、雨褲、長筒雨鞋去錢鍾書的宿舍看他。路上泥濘不堪，她穿田地、渡水塘、涉小河，一腳水，一腳泥，終於到了錢鍾書的宿舍。推門進去，錢鍾書很吃驚，楊絳只說：「來看看你。」還有一次過年，錢鍾書來楊絳這裡吃年夜飯。飯後楊絳送他。因為怕錢鍾書近視眼，雪後看不清路，就一直把他送到了宿舍。這時天已黑，楊絳一離開宿舍燈光所及的範圍，便落入一團昏黑裡，打開手電也找不到路。她只好默默在心中回憶方向，大著膽子在荒郊野外、樹林中、田地裡摸黑向前，途中還摔進了溝裡，一路跌跌撞撞，好在最終安全返回。
1972年3月，錢楊夫婦被遣送回北京，先是搬到錢瑗在北師大的集體宿舍住，後又搬進北師大教職員宿舍。搬家忙亂，已經著涼感冒的錢鍾書也想幫忙，「拙手笨腳」地想掃除一堆陳年積土。等楊絳發現時，他已吸進大量塵土，引發哮喘，打針吃藥也沒見好，直到1974年1月送入醫院搶救近4小時才得以緩解。
此後，他們又搬進文學所一間堆雜物的辦公室。那裡有三災：一是鼠災，大老鼠經常出沒，專咬錢鍾書的中文筆記稿；二是蚊災，蚊子多得往臉上撞；三是白毛蟲災，白的毛毛蟲變成白色飛蛾，飛來飛去。楊絳最怕軟蟲，但她還是用筷子夾了小蟲，埋在土裡。鄭土生回憶說：「我記得那是一個臨時辦公室，牆都裂了縫。錢先生的哮喘病一發病就特別難受，楊先生每次都非常精心地護理。有一次，因為護工不在，楊先生就自己代替護工，整夜不睡。當時楊先生年紀已經很大了，還有糖尿病。但她總是把錢先生看得比自己更重要。」
鄭土生還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一次他去看望兩位先生，「錢先生感冒了，坐在椅子上，兩邊、面前都堆著高高的書，像城堡似的，全都是書。錢先生難受了就拿本書看，減輕病情和內心的苦悶。」這些書都是楊絳堆的，只有她才知道什麼能緩解錢鍾書的病痛。
在楊絳的悉心照顧下，錢鍾書寫完了《管錐篇》初稿，還參與完成了《毛澤東選集》的英譯工作。在錢鍾書眼裡，楊絳「無所不能」，他稱她是「最賢的妻，最才的女」。
「我一個人想念我們仨」
1977年1月，單位給了楊絳一串鑰匙，讓她去三裡河新蓋的國務院宿舍看房子。立春那天，楊絳母女由年輕朋友陪著，收拾行李遷入新居。楊絳怕錢鍾書吃灰塵，把他當作一件最貴重的行李，下午搬遷妥當後，再用小汽車把他運回新家。
從此，一家人安頓下來，專心讀書做學問。每月的工資、所需的書籍，都由外文所的董衡巽、薛鴻時等人領來、借來。如今，80多歲的董衡巽還對環球人物雜誌記者感慨：「楊先生總批評我『聰明人』『懶惰』。她很勤奮，在她的薰陶下，錢瑗也十分刻苦。」
錢瑗在北師大英語系工作，也像楊絳一樣，為他人忙得像陀螺，沒有自己的時間。1995年春夏，錢瑗開始咳嗽，只當是感冒；當年秋冬腰疼加劇，起不了床，也只當是擠公交閃了腰。直到1996年1月，她連站立行走都已困難，住進北京胸科醫院，臨走前還輕鬆地對楊絳說：「媽媽等著我，我很快就回來。」3月，確診是肺癌晚期。
薛鴻時曾回憶說：「那時錢先生住在北京醫院，錢瑗的醫院在西山，兩個醫院相隔很遠。楊先生是又伺候錢先生，心裡又想著女兒。」錢瑗瞞著媽媽，只說是骨結核。楊絳明白女兒可能時日無多，但又瞞著錢鍾書，說女兒能治癒，一年或八個月就能好。錢瑗藉故不讓媽媽去看她，怕媽媽勞累，也怕媽媽見到她的慘狀傷心。兩人好不容易見面，「媽媽看著女兒，女兒看著媽媽，一句話都沒有」。
1996年11月3日，醫院給錢瑗發了病危通知，錢瑗的第二任丈夫楊偉成告訴了楊絳。8天後，楊絳到北京醫院照顧錢鍾書，錢鍾書忽然對著她背後大叫了七八聲「阿圓」，然後對楊絳說：「讓小王送阿圓轉去。」楊絳問：「回三裡河？」錢鍾書搖頭，楊絳又問：「西石槽？」答：「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自己的家裡去。」楊絳答應轉告圓圓後，他才安靜。此後，錢鍾書不再呼喚阿圓，也絕口不問女兒的病情。
楊絳最後一次見女兒是1997年3月3日。第二天下午，錢瑗就在安睡中去世了。楊絳還得到醫院看錢鍾書，只能在心裡為女兒送行。她最大的難題是怎麼告訴錢鍾書。百般思量，起初繼續裝作女兒依然安好。過了4個月，見錢鍾書身體較好，楊絳才花了一個星期，一點一滴說出來。「圓圓現在沒病了」「她沒痰了」「她不咳嗽了、能安眠了」，以及她如何比爸爸舒服。其實楊絳第一天說時，錢鍾書心裡就明白了，但到第七天明說「她已去了」，錢鍾書還是體溫立即上升。不過，錢鍾書從此也就心安了。楊絳問他：「若我聰明點，還能騙你嗎？」當時已經不能說話的錢鍾書搖頭。楊絳又說：「我要寫一個女兒，叫她陪著我。」錢鍾書點頭表示同意。
一年後，錢鍾書去了。楊絳兌現對錢鍾書的話，開始寫《我們仨》。在她溫潤細膩的筆下，女兒活了，與媽媽相依相偎。寫到動情處，楊絳的淚水落在紙上，不能自已。2003年，《我們仨》出版，扉頁上一句「我一個人思念我們仨」，叫多少人讀之淚下。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楊絳曾這樣感嘆一家人的失散。在《我們仨》的結尾處，楊絳把自己比作一個日暮途窮的羈旅倦客—「家在哪裡，我不知道，我還在尋覓歸途。」
（感謝社科院外文所對本組報導的幫助，部分內容參考了《聽楊絳談往事》）
記者手記
從仲夏到中秋，我們走進楊絳的世界。她的小說、散文、劇作、譯著，讀得越多越會感嘆：這麼平實靈動的文字，就像一位智慧溫婉的女子在娓娓講述，卻比當下流行的各種文筆更打動人心。同她學生、同事、老友、晚輩的每一次長時間談話，都能聽到更多關於她的故事，感受到她溫厚的品性和氣節。
有兩個小故事，給我們印象最深。一個是：她的父親問她：「阿季，三天不讓你看書，你怎麼樣？」她說：「不好過。」「一星期不讓你看書呢？」她說：「一星期都白活了。」另一個是：陳道明在演完《圍城》後，有一段時間很浮躁，後來他去了錢鍾書和楊絳家裡三次，每次家裡唯一響的東西就是藥罐子，唯一能聞到的是書香。
我們和楊絳之間，隔了幾代人。當年她眼中的「年輕人」，現在已是我們眼中的「老先生」。望著這些白髮蒼蒼的「老先生」，很難想像他們在楊絳身邊做「年輕人」的樣子。這就像楊絳在《五四運動》第一段中說的，「現在想來，五四運動時身在現場的，如今只有我一人了」。
是的，她是穿旗袍的那一代，我們是玩「蘋果」的這一代。可是，為什麼在今天，還有那麼多人用「蘋果」讀楊絳的故事？僅僅因為她長壽嗎？還是因為她是錢鍾書夫人？
在楊絳的世界裡，我們找到了一些答案。因為她智慧而溫厚，從不飛揚躁厲；因為她堅韌而幽默，從不忘記微笑；因為她勤勉而淡泊，從不追名逐利；還因為她求真而勇敢，從不說假話認假帳。
我們惦記她，是在惦記這個時代缺少的美好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