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
昨天，經與中國社會科學院確認，著名作家、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楊季康（筆名楊絳），2016年5月25日1時10分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享年105歲。一向喜好清淨的楊絳，原本是想靜悄悄地走，但她去世的消息瞬間刷爆了朋友圈，網友們傷心落淚，更紛紛送上真誠的緬懷——「我們仨」團圓了。
她悄悄地走了，誰也不願打擾
楊絳是靜靜地走的，她誰也沒打擾，她的昔日同事、好友，都是在看到媒體報導後，才小心地予以確認。
楊絳昔日在社科院外文所的同事、翻譯家張佩芬說，每年過春節她都要去楊絳家拜年，今年春節前去看望時，楊絳身體還好好的，而且還在堅持工作，真沒想到她這麼快就走了。「我們的老同事都走了一半了。」老人家哀嘆道。
事實上，也有朋友覺得楊絳亦是解脫了。楊絳昔日同事、翻譯家李文俊說：「楊先生走了，這既是件憂傷的事情，更是件高興的事情，她其實病得很重很苦，如今她解脫了，她是無牽無掛地走了。」李文俊說，楊絳先生並不留戀這個世間，她的丈夫和女兒早就走了，她心裡想做的事也都做完了。比如，她最牽掛錢鍾書生前沒有出版的讀書筆記，2015年底前，錢鍾書中文筆記、外文筆記全部出齊，她一定很開心，「她念想的就是如何把錢先生精彩的東西留給世人，她的夢想實現了。」
在李文俊看來，楊絳早已將生死看透，他和錢鍾書曾經討論過生死問題，「討論的結果是，錢先生先走，挺好，要是她先走了，錢先生的生活誰來照顧？而且她還可以把錢先生沒出版的東西整理出版。」李文俊說，楊絳先生並不希望外界紀念她，他聽傳言說，她想樹葬，但這個說法也許並不確切。
事實上，大家也都默默守護著楊絳不願被外界打擾的傳統，《我們仨》一書的責任編輯董秀玉、《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責編陳潔等，都拒絕了媒體採訪，也許他們不想讓楊絳走後的世界，過於喧囂。
她穿著隱身衣，留下罕見之愛
在千字散文《隱身衣》中，楊絳寫道：「肉體包裹的心靈，也是經不得炎涼，受不得磕碰的。要練成刀槍不入、水火不傷的功夫，談何容易！」事實上，為了守護丈夫錢鍾書，楊絳正是那個穿隱身衣的人。她自始至終隱身在丈夫身後，直到生命的最後。那，是她的幸福。
作為一個妻子、一位母親，楊絳為丈夫和孩子傾注了全部的心血，付出了所有的愛。「拙手拙腳」的丈夫「做了壞事」，打翻了墨水瓶，她說「不要緊，我會洗」；丈夫不小心把檯燈砸了，她說「不要緊，我會修」；丈夫把門軸弄壞了，她說「不要緊，我會修」。錢鍾書臨終，一眼未合好，楊絳附他耳邊低語：「你放心，有我！」
楊絳曾說過：「我一生是錢鍾書生命中的楊絳。這是一項非常艱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實苦。但苦雖苦，也很有意思，錢鍾書承認他婚姻美滿，可見我的終身大事業很成功。」她更開心的是，她保全了錢鍾書的天真、淘氣和痴氣。
早在2000年，楊絳與商務印書館達成協議，將錢鍾書的全部讀書筆記彙編為《錢鍾書手稿集》，分《容安館札記》《中文筆記》《外文筆記》三個部分。要知道，錢鍾書留下的幾麻袋天書般的手稿與中外文筆記，多達7萬餘頁，被楊絳接手過來，陸續整理得井井有條。那些苦、那些累，和早先的苦一樣，都讓她獲得了巨大的幸福感。截至2015年底，錢鍾書的讀書筆記近70卷已全部出齊，她總算心無掛念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陸建德說，楊絳先生是錢鍾書先生很重要的後援力量，她說到錢鍾書先生時，從未有過強烈的外在感情的流露，「但其實她一直在以文字方式紀念錢先生，她翻譯過柏拉圖的《理想國》，她相信精神不滅，她覺得和錢先生從來沒有分開過，他們一直在一起。」陸建德說，錢鍾書先生1998年去世後，楊絳先生寫下《我們仨》，此後又不離不舍地整理錢鍾書的讀書筆記，「那是她對錢先生的愛。他們的愛情，世間罕有。」
兩人的愛，浸透在點點滴滴。人民文學出版社策劃部主任宋強說，楊絳和錢鍾書常常互題書名：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楊絳譯著《堂?吉訶德》就是錢鍾書題寫的書名，而線裝書《槐聚詩存》則是楊絳抄寫錢鍾書的詩。
她的文字，克制而又靜水深流
讀楊絳的文字，能感受到她的博學、睿智、寬容、韌性，那也許才是真實的她。如陸建德總結所說，楊絳先生的文字，就像她的為人一樣，是克制的，但更是靜水深流的，因此有著特別的震撼力。
楊絳的文學創作以散文為主，兼及小說、戲劇和文學評論等，其長篇小說《洗澡》、散文《幹校六記》《我們仨》等出版以來，長銷不衰。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趙園看來，《幹校六記》的地位不可置疑，當年國內傷痕文學風行，人們在激越地控訴「文革」，但楊絳寫得比較溫婉。而楊絳寫1950年代知識分子改造運動的《洗澡》，題材可謂獨一無二，「楊絳既是親歷者，又用文學筆法記述。但我並不認為這是一部文學經典，它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我們仨》講述了楊絳一家三口幾十年的命運，在趙園看來，其筆調溫婉，沒有刻意煽情，不是以催淚、殘情、苦情的方式吸引讀者，「讀者關注《我們仨》，不是探究名人的隱私，而是關注家庭的修復和重建。」
不過，趙園也直言，文學創作並不是楊絳先生的主業，而是其副業，她的翻譯成就比文學創作成就要高。
早在上世紀40年代，楊絳就開始從事文學翻譯了。陸建德清楚記得自己在上世紀70年代，通過「地下圖書館」借得楊絳翻譯的《小癩子》，那個吃飯有一天沒一天的流浪漢的生活，還有書中探究的流浪漢面臨的道德問題，都被楊絳以鮮活傳神的翻譯傳遞了出來。在他看來，楊絳先生的神奇之處在於，總能用地道中文將原文表達出來，而這與她寫散文的境界有關係，她掌握的中文異常豐富、柔軟、老練，因此，再難的譯文翻譯起來也遊刃有餘。
她曾言「不開追悼會、不受奠儀」
對外界而言，楊絳一直有著一層神秘面紗，甚至顯得很高冷。生活中的楊絳幾近「隱身」，低調至極，幾乎婉拒媒體來訪。2004年《楊絳文集》出版，人民文學出版社準備大張旗鼓籌劃其作品研討會，楊絳打了個比方，風趣回絕：「稿子交出去了，賣書就不是我該管的事了。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九十歲壽辰時，她專門躲進清華大學招待所住了幾日，是為「避壽」。
楊絳淡泊名利，生活異常樸素，她以全家三人的名義，將她與錢鍾書2001年上半年所獲稿酬72萬元，以及其後出版作品獲得報酬的權利，捐贈給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設立「好讀書」獎學金，以鼓勵家庭經濟困難的優秀大學生努力學習、成才報國。來自人民文學出版社的最新消息稱，如今獎學金捐贈累計已經高達2000萬元，受到資助的本科生、研究生已達數百位。
陸建德逢年過節都去看望楊絳，因為自己也從事英語文學研究，所以和楊絳之間更有一種親近感。在他看來，楊絳先生根本不高冷，她待人接物很隨和，而且不是生活在孤島裡，對生活現實也很關注，「她跟錢鍾書先生一樣，都有著不怨不憤的態度，非正常的事情，在他們那裡也很正常，這是一種堅韌的美德。」
陸建德認為，楊絳先生繼承了她父親身上老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她父親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法學家楊蔭杭，曾留學日本和美國，早年也是報界名筆，尤擅時事分析等，楊絳和錢鍾書上世紀90年代還曾編過其相關文集。「楊絳先生和錢鍾書先生都生活在知識分子家庭，他們繼承了父輩淡泊名利、奉獻社會的精神遺產。」他說。
2012年，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的陳奎元看望過楊絳，先生當時就提出自己去世後「不開追悼會、不受奠儀」。楊絳還曾對《楊絳全集》責任編輯之一胡真才說過，如果去世，不想成為新聞，不想被打擾。
人們相信，楊絳一定是堅持了這樣的選擇。
（責任編輯：王碧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