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傳播技術改變了人類傳播的互動樣態，不僅帶來了大眾傳播、政治傳播、環境傳播、健康傳播、性別傳播等領域的巨變，連人際傳播形態也不例外。隨著人際關係的建立、發展與維護愈來愈和傳播技術緊密關聯，傳播技術不僅改變了面對面的人際互動，而且促使超人際傳播這種人類親身傳播從來沒有出現的傳播樣態出現。本文探討了超人際傳播與面對面傳播的差異、特點與得失。
【關鍵詞】面對面傳播 超人際傳播 人際關係發展 黑暗面 社會情景線索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7.23.003
胡春陽，復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人際傳播、話語分析、新媒介與社會變遷。 主要著作有《話語分析：傳播研究新路徑》《寂靜的喧囂，永恆的聯繫：手機與人際互動》等。
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計算機為中介的傳播（Computer - Mediated Communication, CMC）成為人類越來越普遍的經驗。起初，CMC僅僅被看做是獲得信息的工具，但很快成為人際互動實踐的完整工具，「CMC就是一種聯繫另一個人的方式」（Howard Rheingold, 2002）。人們通過電子郵件、聊天室、即時訊息、電子公告牌、博客以及手機的文本等電子方式互動，實施相互影響。近些年來，被人們迅速而廣泛採納的社交網絡化技術（從西方的Facebook、Twitter、Youtube，到中國的微博、微信等），也正深刻而全面地影響著人們的人際傳播模式，並成為人際關係建立、發展和維繫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
「鴻雁傳書」「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表達了與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連結是人類最本質的需要；「兩情若是長久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既寄託了人們對永恆愛情的渴望，也表達了保持超越時空的愛情的艱難。CMC就為人們提供了朝朝暮暮訴說情感的可能（但並不意味著只要朝朝暮暮，兩情就會長久），也就是說，在幫助我們和那些與我們有著重要意義的人保持便捷、穩定、持續的聯繫方面，CMC起到了重要作用。電子郵件、即時短訊、文本訊息使親近關係的互動戲劇性地改變了。比如，朋友之間、家人之間、戀愛中的人之間的互動。聊天室、論壇、博客、Facebook等也增加了人們和陌生人相遇並發展新的人際關係的機會。因此，CMC可能滿足兩個人際目標：和陌生人接觸以便發動和發展新的關係，保持已存在的關係。
人們有著漫長的面對面傳播歷史，今天仍要進行面對面傳播。但今天的傳播與歷史樣態之間的最大不同是傳播即時性的日益增長和普遍化。因此，我們要意識到，並非所有面對面傳播就是人際傳播，也並非所有經由中介的傳播一定會導致和他人獨特的關係。
顯然，傳播技術影響關係建立、保持和結束，也影響關係的傳播互動。那麼，在人們使用網際網路建立、保持和結束關係方面，我們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與面對面的傳播互動有何異同？我們如何提高CMC傳播技巧以推動人際關係的發展？
從面對面（FTF）傳播到以計算機為中介的傳播（CMC）
面對面傳播（FTF，face to face）和以計算機為中介的傳播各有優劣。在面對面傳播中，人們通過觀察一個人的所言所行，可以獲得大量人際信息，以便降低不確定性，容易識別謊言和欺騙。然而，當我們對所見所聞抱有偏見時（比如，對一個人年齡、性別、外貌、種族、社會階層存在偏見），面對面互動就可能產生反面作用，阻礙人們之間進一步互動。還有一些因素會阻礙人們的進一步互動，如首因效應容易讓人們對他人形成刻板的第一印象，或者現實權力關係以及傳播技能的缺乏會引起人們的傳播焦慮。
以計算機為中介的傳播則可能避免面對面互動中容易出現的傳播者偏見和焦慮，人們可能和那些如果見面就會避之不及的人進行富有成效和滿足感的聊天。因為，在CMC中非語言線索被過濾掉，（由於匿名性）傳播者身份的可偽造性，（由於寫作語言的緣故）人們可以花時間組織語言、管理自我形象，而且，拒絕他人比面對面情形中那種立即拒絕較少傷面子（Robert Kraut &Sara Kiesler, 1998）。當然，CMC的這些特徵也會為在網絡上欺騙、圍捕等人際黑暗面留下空間。
社會情景線索被過濾。傳播研究者庫爾蘭和馬爾庫斯（Culnan&Markus，1987）首創了「線索過濾」」這一名詞來指稱以計算機為中介的傳播與面對面傳播的根本性差異。在面對面互動時，人們通過真實的物理空間進行互動，既有物質互動又有象徵互動。而CMC純粹是經由傳播行為構建的，其關鍵特徵是缺乏親身在場的豐富的非語言暗示。於是，比起面對面互動，文本、數字和圖標在CMC中更為重要，因為必須單獨依賴它們承載非語詞信息。比如，我們開玩笑或者含沙射影會受到限制，因為在書寫訊息中沒有音調暗示。「我真是受盡你的羞辱」（開玩笑的），所以我們必須用文字把在開玩笑的情形寫出來，也就是說要用各種書面符號來補充缺失的社會情境線索。
在CMC發展史上，補充社會情景線索的非語言符號發展經歷了如下四個階段：
一是符號組合期，為增強生動性、在場感和即時感，人們用鍵盤上原有的符號組合成各種表意、表情符號來模擬現實人們的感官動作與身勢語。比如，：—）（笑）、：—p（吐舌頭）、～（o）（o）（非常吃驚），等等，這些卡通式的臉龐，增加了互視、互聽的近距離交際效果。
這種符號組合併不遵循現實中每一種符號的使用場景與組合要求，而是文字、圖片、照片、數字、英文、拼音、圖形、標點、運算符號的任意組合與表意，隨便連結和鑲嵌，自由粘貼和插入，怪詞、錯字、別字、病句變成了幽默與調侃。
二是直觀的模擬表情的靜態卡通圖案期，電腦和手機系統自帶有表情圖案供傳播者選擇使用。這種圖案更為直觀，傳播者會直接調動經驗的感性體驗而直觀理解其含義並使用，使用更為方便。
三是動態的視覺符號期，主要是動漫式的卡通人物動作和表情。這些視覺符號更加生動地表現了互動者當下的情感狀態（喜、怒、哀、樂、皺眉、尖叫等），是對現實面對面互動的有限但高度的模擬。
四是視頻文本和視頻補充符號互動。人們在互動中把有關自己以及自己環境的信息通過視頻文本或者插入視頻片段的形式植入文本符號的互動中，儼然是面對面互動的再現。當然，這些視頻文本有時是互動情景的同步再現，有時則是異步再現。在這種情形下，比起面對面互動，人們會使用更為直接的傳播策略——比如，自我揭示或者向他人提問以減少不確定性。
奔流的文本。由於CMC是在一個虛擬的空間裡互動的，那種在面對面互動中通過聲帶和空氣震動流趟的互動迅疾的口語語彙流，在這裡只能夠通過書寫文本來模擬。因此，文本對CMC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人們打字的能力和寫作技巧影響任何正在發展的關係的質量」（J.Shuler, 1998）。你曾經有過因為輸錄速度太慢而在一個社區或者論壇中遭到冷落的經歷嗎？於是，出於對速度的考慮，人們在CMC中大量使用縮略語，如：JJ（姐姐）、GG（哥哥）、DD（弟弟）等。如果父母想通過CMC加強親子溝通，恐怕不得不先學會在速度上跟隨孩子，而且在網絡語言使用規範方面下功夫。
迅速理解自己的所思所想並準確地把它敲擊成寫作詞彙不是每個人都具有的能力，這種能力甚至比傳統的書寫更面臨場景和速度的壓力（儘管人們認為這不容易產生深刻的思想和建立深入的關係）。這些寫作技巧包括適應場景和互動夥伴的語法、拼寫方式、網絡互動習俗、回復速度、幽默感表達、表達的清晰度、網絡習語等。
寫作技巧不但影響我們的自我表達和揭示，也會影響他人對我們的感知（寫作訊息為他人洞察我們的個性、技能、幽默感、甚至價值觀提供了機會）。比如，使用規範詞彙、句法、語法、句式上網交流可能給人留下你很嚴謹的印象，但也可能給人留下刻板、老套的印象。當然，到底表現我們的嚴謹還是隨和，這又取決於互動情形和互動夥伴的偏好。
此外，寫作技巧還會影響人們彼此印象形成和關係管理。正如在面對面傳播中我們針對不同的關係會選擇不同的表達方式一樣，我們寫給男朋友、女朋友、家人、老闆的電子郵件或者進行社交媒體互動時，在內容和風格方面可能也會不一樣。
CMC寫作語言要處理比面對面口語訊息組合多得多的信息，因為那些面對面通過非語言傳播的訊息（如擁抱、語調、困惑、憤怒、快樂等情緒等）不得不被改寫成詞語。一些人可能更願意並擅長描述自己的情緒和想法，因為這種互動能夠保持面子，不被當場打斷、受到挑戰或者立即被否決；而另一些人對此卻會感到不舒服，可能更偏愛面對面互動。因此，在奔流不斷的文本海洋中，有的人適應良好、遊刃有餘；有的則被顛得頭暈眼花、無所適從。
回應時間和順序。FTF傳播是交互的，同時當事人可以觀察彼此的非語言行為，因而傳播行為可以是重疊的，在時間使用上較為經濟。而CMC則必須要經過線性的時間，因此花費的時間較長，互動相比面對面互動較為滯後、異步。
人們迅速地發出訊息，也希望迅速收到訊息，因為短而簡潔的訊息交換和討論會創造一種同時感和互動感。等你把長篇大論的段落髮出去後，可能與當前討論就不再相干了。所以訊息帖要短、多，且快速地連續發帖。但在私人或者小組聊天中，人們可以進行討論和較長的表達。從這裡可以看出，CMC傳播者的寫作技巧和技術運用嫻熟度影響CMC的同步與否。
互動時，有時我們發表評論給具體的人（如通過電子郵件和即時短訊），有時只是把我們的想法貼出去讓任何人閱讀並隨後回復（如博客、微博、Facebook或者My space、電子張貼板、聊天室），有時可以和別人積極會話（聊天室和即時訊息）。這些區分指的就是發出訊息和回復訊息是同步，還是在訊息發出與閱讀之間有一段時間的延遲。
CMC互動越是同步，越和面對面互動相似。即便面對面互動也會有延遲，CMC與面對面延遲的區別在於我們是否覺得處於同步之中。當我們發送電子郵件或者簡訊快速地來來回回時，就製造出一種和我們的互動夥伴在社會心理上的同在性。異步互動就是訊息發出不期待即時回復，或者期待回復但別人並沒有即時回復，或者我們感覺對方的回覆慢於我們所期待的速度和頻率。
同步和異步的每種形式都在滿足我們和他人傳播的不同需要和功能。手機、面對面互動和即時短訊最能滿足學生們便捷傳播的需求，電子郵件、即時短訊和手機最能滿足彼此聯繫；面對面互動最能滿足開展有趣的活動，繼而是即時短訊和手機通話；即時短訊和面對面互動最能滿足無聊時打發時間（Beebe, 2008）。
由於CMC回應不像面對面互動那麼即時，耽擱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同時，類似面對面的沉默，CMC中的耽擱也有著特別的人際含義。時間可能是在CMC中被「更為直接地被控制和操縱」，這種時間性或以「與時間相關的信息」的形式承載著非語言線索，對時間信號的使用及其操作、操縱影響參與者對親密/愛等人際感知以及CMC中的信息控制（Walther, 1995）。比如，如果一個電子郵件的收信者立即回復，可以確定的是收信者對寄件人所言是感興趣的。否則，發信人可以把答覆的延遲看作是故意怠慢。比起面對面傳播，電子郵件允許我們有充足的時間去組織和潤色訊息，即便是通過諸如QQ等互動性極強的傳播平臺發送即時訊息，也可以在輸錄一行後，反覆刪改，在我們確認是自己需要的內容及其傳播方式後，才發出去。因此，CMC增加我們的控制能力――說什麼以及怎麼說，如何管理自己的形象。但與此同時，他人也可以這樣處理信息，這種故意性表明我們必須對所接受到的CMC訊息的可信性和有效性進行小心翼翼的評判。固然，面對面傳播時，人們也可以三思而說，但一旦說出，就覆水難收。
可見，人們的CMC傳播是充滿「誇張地表演」或「擺姿勢」的過程。於是，時間成為印象管理的一個重要部分。研究假設這樣認為：（1）時間和信息內容是互相影響的，在晚上送出的一個社會信息比在白天傳送的社會信息表示更親密/親熱，而且一個在晚上被發出的工作信息比一個在白天送出的工作信息更不親密/親熱，而且（2）時間與信息內容互相影響，以致於對一個社會信息的緩慢答覆比一個社會信息的迅速答覆更顯得親密的/親熱，而且對一個工作請求的迅速答覆比一個工作請求的慢答覆更顯親密/親熱（Walther&Tidwell, 1995）。
CMC的挑戰和黑暗面
使CMC發生神奇傳播效果的東西也正是導致CMC危險的因素，以計算機為中介的傳播會產生一些獨特的挑戰和黑暗面——比如，互動夥伴易於消失，說消失就消失了；互動者穿「馬甲」與人互動，甚至盜用別人身份以他人名義說話，而他人並不知道；也可以更為方便地發布親密信息，侵犯隱私，散布誹謗性信息，進行性騷擾，甚至虛擬強姦。
電子圍捕。人們在追逐人際關係的過程中，也可能有許多黑暗面，比如，欺騙、強制侵入、圍捕、嫉妒、關係暴力，等等。圍捕是一種人際關係發展中得到重點關注的黑暗面，它是一種拼死地努力對他人施加一種強制的關係，而不管他人要不要這種關係（William R. Cupach, Brian H. Spitzberg, 2004）。由於社交媒介的可視性，尤其是Facebook的跨語境信息流動（由此使私人信息公開化），使用者的社交媒介被他人監管的可能性大大增加。賽博圍捕者通過持續的信息騷擾以控制被圍捕者。比如，人們可能在分手後收到前任不請自來的電話、郵件和即時訊息――提出和解要求或者實施關係暴力（威脅、毀壞榮譽等）。被圍捕者既可以收到來自陌生人的，也可能收到熟人的信息。
而且，由於我們在CMC各種平臺上的用戶名也是有歷史的，即便我們小心翼翼管理個人信息，仍然會留下蛛絲馬跡，圍捕者總能找到我們。在遭到我們的前互動夥伴的圍捕後，徹底註銷用戶名（比如，註銷微博帳號，關閉郵箱帳戶，換個手機號等）也許是一種辦法，但這相當困難。因為我們的CMC互動會形成一些線上、線下社交網絡，註銷意味著我們將和社交圈子失去聯繫。即便我們可以成功地註銷某些平臺上的帳戶信息，也無法在電子世界徹底消失，因為我們在電子世界裡有很多帳號都為前夥伴所熟知，註銷一個或幾個，一定還會有別的帳號在運作。
電子誹謗和欺凌。網際網路讓人們以難以設想的方式聯繫起來，但與此同時，我們所經歷的陰暗面、網絡欺凌和肆意辱罵如雨後春筍般叢生。人們會在CMC中出於各種目的去散布他人的親密、隱私或者錯誤信息，這就是電子誹謗（包括散布他人真實的或者偽造的形象）。當事人在信息狂熱中感到被威脅、侮辱和痛苦，要說出真實情況感到非常困難。這會影響一個人的「真實生活」「有的年輕人以至於無法活到第二天，並確實悲劇性地死去。這一點也不虛擬。」（萊溫斯基2015年在Ted的演講《羞辱的代價》）
人們形象地用「烈焰」（「flame」）來指稱「電子誹謗」（Lea, O'Shea, Fung and Spears，1992, 1995）。烈焰戰爭是「刻薄的在線交流……時常……公然地行動」，是「突如其來的信息，經常貶損人格，是從個人偏好出發針對他人的貶損」（Edward Mabry, 1997）。在怒火中燒時，加速了不懷好意的擴散，「肉身變成字詞 ……當字母流過一個終點螢屏時，道成了肉身；無肉身的、有時匿名的爭鬥者容易感到他們能夠不受懲罰地用力投擲侮辱」。
柯林頓緋聞案主角萊溫斯基在Ted發表《羞辱的代價》的演講深刻地揭示了這種欺凌帶給自己以及人們的羞辱及其後果。她稱自己多年前是網絡欺凌的首位受害者（patient zero）——在全球範圍內，一夜之間，從籍籍無名變成一個被全世界公開羞辱的對象。而且在電子空間裡的一切相關她的新聞報導以及誹謗信息和圖片都將在多年以後反覆被人搜尋、引用。她呼籲改變電子誹謗文化，「公開羞辱，這充滿血腥的運動，是該停止的時候了」。
因此，「任何想在線上花時間的人不得不生長一些靈魂的厚繭」以便抵制狂熱、侮辱和不必要的性接近，等等（Edward Mabry, 1997）。
易於欺騙。CMC易於欺騙，撒謊成性。一項針對191名大學生的研究表明，40％的大學生在網際網路上有撒謊行為：15%是對年齡說謊，8％的謊言有關體重，6％關於外貌，6％關於婚姻狀況，3％關於性別。（D.Knox, etc., 2001）
我們知道，在面對面互動中人們是通過大量非語言訊息來識別欺騙的，而CMC只有靠我們的輸錄，書寫的內容很容易造假。媒介豐富度理論（Daft, etc., 1986）認為，在訊息情境的多義性與發送該訊息的媒介的豐富度之間存在匹配關係：訊息多義性越高（謊言可被視作多義訊息），越要使用豐富度高的媒介（比如，面對面傳播是豐富度最高的，因為支持多種語言線索和非語言線索系統的媒介），訊息多義性低（比如，任務）則只需要使用簡單的媒介，這樣的傳播最有效。但人們識別欺騙和謊言的原則也會隨著網際網路關係的親密而變化。隨著在線友誼的發展，人們識別欺騙最終依賴的是個人知識和通過彼此回應過程而獲得的印象（K.M.Cornetto，轉引Beebe， 2008）。
CMC容易欺騙，而我們又都容易犯輕信的錯誤，這就意味著我們需要特別警惕和英特網上的陌生人形成關係。
通過CMC發動和保持人際關係
從CMC誕生起，對CMC是否有益於人際傳播和人際關係的建立與發展，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情。
一些觀念認為，CMC不會發展出有意義的、持久的關係。媒介豐富理論認為CMC為窮媒介模型，對人際傳播不是好渠道，而更適合任務導向的行動（Nardi, 2000）；CMC是膚淺的、無人情味的甚至是敵意的，它比面對面交流更容易產生曲解、混亂和辱罵，會強化社會隔離和原子化，使人際接觸減少，導致功利的而不是關係的意義（Stoll, 1996）。
另一些研究者認為，儘管在CMC互動中，關係線索和非語言訊息不是很豐富，但對於發展或者保持獨一無二的關係方面投射出面對面人際傳播的特徵，CMC能夠讓人們建立和保持有意義的人際關係。隨著CMC技術更新展示出的溝通潛力，以及人們創造性地使用CMC以彌補非語言線索的缺失（Walther et al., 2010），CMC互動就會產生不同的社會和人際效果——除了非人的、人際的，還有超人際效果（Walther, 1996）。
於是，研究者達成了一個基本共識——對CMC研究不應再糾結於「是否能夠」，而應聚焦於「如何能夠」。在線關係有如下三種：一是遠距離關係——人們面對面相遇，通過CMC繼續保持關係；二是純粹虛擬關係——人們在線相識，僅僅通過CMC保持聯繫；三是混合模式——關係開始於在線，而後延伸到面對面互動。
發動和建立人際關係。CMC為人們建立聯繫打開了大道，比如聊天室、約會網站，以及手機的搖一搖等功能被人們用來尋找附近的情愫。美國一項研究表明，關係是可以生長於CMC互動中的。55％的CMC使用者認為電子郵件可以提高與家庭的傳播，66％認為電子郵件增加了與朋友的傳播溝通。在女性使用者中，對CMC的滿意率更高：其中有60％報告說與家人聯繫更緊密，71％報告說與朋友的聯繫更為緊密（Horrigan, et al., 2001）。
人們不僅在線交朋友，還依賴以下站點match.com、OkCupid、Chemistry.com、eHarmony、世紀佳緣、百合網在線等尋找潛在浪漫伴侶。據相親交友網站——世紀佳緣的數據顯示，大學生通過社交網站交友的主要目的是尋找戀愛對象（佔35.44%），而精神空虛、需找寄託、找到一起學習的小夥伴也是大學生交友的兩個目的，以結婚為目的註冊的大學生僅佔到3.50%（大學生網絡戀愛交友調查：四成願靠網絡搭訕避免尷尬，來自http://sh.eastday.com/m/20131119/u1a7783039.html）。研究發現，在進行在線自我刻畫時，追求浪漫伴侶的人趨向於把自己理想化，扭曲事實，展現最光鮮的一面。
而且，有意思的是，利用CMC發展關係時出現了性別差異，並且複製了真實世界的原則。男性對女性的身體輕盈感興趣，女性對男性稍微超重有偏好，但經濟上要富裕。女性比男性更可能形成在線個人關係——在線友誼和浪漫關係，並更有可能把這些關係延續到真實的生活空間中。女性在Facebook上更新狀態的頻率高於男性，平均每周21次，而男性平均6次。女性評價他人的更新也更為殷勤。也就是說，在在線世界裡，女性依然負責社會關係（Keith N.Hampton, et al. 2012）。
在CMC中我們也可以如面對面傳播一樣，傳播關係和情感信息。網際網路不是技術，也無關於信息，而是傳播——人們相互談論，相互交換情感。人們每日通過CMC相遇，交換信息、爭論、同意、求愛、同情和支持。他們通過郵件列表或新聞組相遇，並通過郵件互動。他們的關係從冷漠，職業相遇，到熱烈、親密的聚集。虛擬社區的人們通過他們敲在屏幕上的詞彙交換喜悅和憤怒，進行知識討論和交換，產品交換，分享情感支持，制定計劃，頭腦風暴，閒聊，爭鬥，戀愛，尋找或失去朋友，玩遊戲，等等。CMC參與者會把真實生活的問題和人格帶入虛擬社區裡，於是，CMC必定包括所有類型的情感內容（Rheingold, 1994）。而且，在CMC的情感傳播中情感所扮演的角色和面對面傳播是「驚人地相似」，如果說有差異，那就是CMC中的情感傳播比面對面更為直白和頻繁（Derks, et al., 2008）；進一步說，CMC是人們發現彼此的新方式，是人際關係建立的新方式——把關係從地域限制中解放出來並創造一種新的真實的人際關係和社區，理論上人們能夠和全世界的人互動並有機會遇到和自己有共同情趣愛好的人。這在真實生活中不太可能。
社會信息處理理論（Walther et al.,1992）解釋了隨著時間的推移，CMC使用者在線上如何形成對他人的印象，建立與他人的關係，並使這些關係達到通過線下交流建立的關系所能達到的狀態。不過，比起面對面形成的印象可能較為具體和全面，CMC中形成的印象更為強烈和極端（Walther, 1993）。
信息處理理論假設，傳播者有形成人際印象和親密關係的積極性，與媒介無關。當無法獲取非語言線索時，傳播者會通過他們正在使用的渠道調整人際傳播，以適應僅存的可以獲取的線索。即便缺少非語言訊息幫助我們，我們仍然有獨特的方式來形成對他人的印象。比如，互動夥伴使用的用戶名、圖片、回應速度、時間和順序、年齡、性別、來自區域等。如果你想和電子傳播伴侶發展關係，有可能更多注意關係線索――對方直接傳播的感覺，比如，「今天太累了」；以及非直接的感覺，比如，對方回覆你的郵件內容非常少，或者沒有即時回復（意味著對方不想花時間對話）。隨著社交化媒介的興起，可感知的視覺化扮演了參與社交媒體互動的中介因素。那麼，人們又是如何管理作為一種自我揭示方式的視覺化的呢？不同的性別在該領域出現了非常有趣的差別。像Facebook這樣的社交站點讓使用者上傳自我創製的數字形象，這些形象和傳統的性別刻板化非常吻合，突出表現為出現在男性照片中的特徵包括積極的、支配性的、獨立的，而女性是吸引人的和依賴的。由此，社交媒介中印象管理也具有性別差異，並複製了傳統的人際互動印象管理的模式（Shyles, et al., 2012）。
儘管要達到與面對面互動同等的印象或關係定義，CMC需要的時間比面對面傳播更長，但這只是時間和方法的問題，而不是可不可能發展人際關係的問題。
超人際模式。社會在場理論（Rice and Case, 1983）強調，在提供更多的溫暖感和參與感以及傳遞社交情感內容等方面，CMC天生就不如面對面傳播、傳統的傳播媒介。社會語境線索缺失理論（Siegel et al., 1986）認為，CMC阻礙了面對面互動中通過非語言行為所能傳達出的個性和規範行為等線索的傳遞，導致了其傳播使用者變得去個體化、以自我為中心、抵制影響、難以勸服、不受約束、好戰、情緒消極，這也不利於人際關係的發展。
那麼，人們的在線社交為何依然會進行？為何人們認為CMC是人際傳播的替代模式？CMC互動中，人們建立親密是通過相互揭示，而不是外表吸引力（後者是面對面關係發展的基本模式）。也就是說，在線環境鼓勵了互動，可能導致超人際的（Wather, 1996），有時甚至比面對面傳播更為友好和更多的社會性，有些需要媒介參與的信息形式反而比面對面互動更有效。正是並只有傳播技術才為我們提供了在場與不在場之間做靈活選擇的可能性，使我們在適應複雜的互動情境和關係方面更有選擇的靈活性。
從受者來看，當缺乏面對面所能提供的肢體和其他線索時，印象形成並不會受阻，受者會填補缺失信息的空白。如果一開始，對方表現得很討人喜歡（與之前認識的人有某些模糊的相似點），那麼受者就會將缺失的信息理想化。
而且，以照片、虛擬化身和視頻為特徵的第二代CMC比第一代提供的在場感更強。人們使用圖片呈現他們願意呈現的形象，通過數字表徵在Facebook等社交媒介上交朋友。社交網站提供了大量有關他人的異步的、非侵入式的人物生平、多模式（形象化）和社會經濟等方面的信息。因此，降低對他人的不確定性主要依靠這些形式的社會信息，無需依靠通過文本進行的互動傳播。
從傳送者來看，基於文本的CMC有助於選擇性地自我呈現，那些在面對面傳播中會給傳播者印象減分的因素就被規避了，還減輕了人們的傳播焦慮。那些在面對面互動中不會典型分享的信息在線條件下就成為可能了，人們感到較少害羞、禁忌，把伴侶看得更為積極，這就促進了親近感。陌生人揭示的自我信息比在面對面討論中多（Tidwell et al., 2002），這有助於降低不確定性，是對非語言表達行為缺失的一種簡單的適應性補償；而且，這類信息比面對面傳播的更為私密，這也是一種策略性適應。
從渠道角度來看，CMC使用者利用媒介獨特的機械特徵來提高訊息的關係質量。使用者可以將更多注意力放在構建訊息上，有充足的時間編寫最合意的訊息，而又不會破壞會話的進程。比如，互動對象吸引力越強，受試者編寫訊息時編輯（刪除、退格、插入）次數越多。書寫文本可以減少面對面的恐懼感、罪惡感、憤怒和自我意識及其摩擦，從而使人們內心深處的思想感情得以宣洩，更有助於人們之間產生親近感。
從反饋角度來看，理想化、選擇性自我表達和渠道效果強化和放大了超人際模型的每個要素。接受者會根據對在線夥伴已形成的理想化的印象進行交流，根據對方的應答來傳遞訊息，將對方的個性定位在傳受雙方彼此構建和呈現的印象的基礎上。CMC中的揭示對親密度具有超人際效果（Jiang, et al., 2011），因為信息接收者更多地認為對方進行信息揭示是他們的關係發展的結果，而非媒介自身或揭示者的性情所致。
保持關係。除了人本身的技能外，傳播技術也被廣泛用來保持、管理人際關係。而且由於生活方式的變化，人們還不得不利用傳播技術來保持關係。
由於現代性的來臨，人們離開家鄉、家庭和鄰居到新的地方去尋找生存、發展的機會越來越多，通勤時間和工作壓力的增長也使人們無法保持經常性的面對面互動。其後果一是日益增長的「聯結在場」（connected presence），人們是有距離的在一起；二是家庭和友誼網絡化，網絡成員至關緊要。這種人際交往的後果是弱紐帶的大量存在，弱紐帶使人們與外部世界保持聯繫而不必有強烈和頻繁的互動（Urry, 2002）。也就是說，弱紐帶方式為濃的、強的關係提供適時聯繫。
遠距離和忙碌使人們面對面互動比較困難或不可能的情況下，CMC使有關係專注時間得到保障。由於人們不想失去聯繫，人們通過在社交網站上不斷更新文本，以便朋友和重要他人知道我們的近況，我們也由此知道朋友近況。Facebook在保持人際關係中廣受歡迎。一些研究認為在線傳播頻率和離線傳播頻率具有正相關，但媒介多元性理論認為，聯繫的強度是其中一個協調因素，也就是說，強關係紐帶通過很多傳播媒介進行傳播，而弱關係紐帶使用較少媒介。
在運用媒介保持關係方面，不同的生命階段的使用狀況可能會不同。社交媒介在中年和年長的成人中突出地具有潛在聯繫、重新聯繫的現象，潛在聯繫不同於那些只是非活躍的聯繫，也不同於那些曾經進行過的聯繫，而是那些迫於時間、距離、環境的壓力而消退的關係，比如前大學朋友、鄰居或者工作同事。重新聯繫是一個這樣的過程，通過該過程，這些潛在聯繫又變得活躍。這是基於網際網路技術支持的獨一無二的方式。
由於時空阻隔，保持遠距離的親密實在是一個挑戰。社交媒介似乎在維護人們的親密方面大有作為。一項研究認為，比起地理接近的對方，遠距離的浪漫關係甚至更親密，更令人滿意。這項研究是通過對當事人的日記研究，測試了親密加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通過人際媒介，遠距離配偶比起地理上靠近的配偶來說，進行更具有適應力的自我揭示，形成更理想的關係感知。行為適應以及理想化對親密的效果得到研究，兩個效果隨著線索多元化、同步化以及傳播媒介使用的移動性而變化（Conference Papers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2012）。但有人認為，人們在發送郵件、簡訊時同時在看電視、讀書、聽音樂，所以人們會從有質量的關係中分神。其實，如果把它看作人們通常並沒有放棄關係時間去進行CMC傳播，而是放棄獨自的時間時，就意味著人們和他人傳播量的增加。如果CMC增加了關係中的傳播時，其本身強化了關係。
我們是「網絡化」的個人。在微信、手機、Email等聯繫人列表中，我們有大量不同的社交網絡。我們屬於多重次群體，這些次群體構成一個個社交圈。於是，我們同時分屬於許多網絡，有些是當地關係，有些是遠程關係。有一些有助於保持強紐帶（安排親密者面對面互動，提供適時情感支持），有些有利於弱關係（偶爾聯繫，可以選擇回復還是不回覆郵件）。日本的一項研究表明，電子郵件較多運用於保持遠距離關係，而短訊更多用於支持與使用者距離較近的社會網絡並且有著頻繁的面對面互動（K.Ishii, 2006）。
人際關係作為我們的社會支持系統，使關係雙方在危機中、做決定時、痛苦，失意、壓力等情況下獲得支持性信息，獲得鼓勵、認同和關愛。CMC構成的網絡化關係提供的支持與傳統意義上的關系所提供的支持之不同在於，傳統的支持系統在我們最艱難最需要支持時可能無法獲得，而CMC可以提供適時的社會支持，為人們提供一個移動但是「安穩如家」的社會支持系統，即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處境都「共在」――共在於手機上、社交網絡上，分享人生的喜怒哀樂，實時靈活地協調互動的人們的微觀行為。請回憶一下這樣的時刻——面對艱難決策、危機時，人生失意時，你是如何使用郵件、即時訊息把自己遭遇的事情和感受敲進社會網絡的？又是如何從這些網絡裡獲得支持性信息，獲得鼓勵和認同的？
有人類活動以來，社交資本和資源已是人際互動、交往的重要動力和目標之一，社交資源也是社會支持的一類。在ＣＭＣ條件下，學者們提出了諸如「數字資本」（digital capital）（Berit Skog, in James E. Katz, 2002）、網絡資本（network capital）（urry, 2002）都指向這樣的事實：那些擁有社交網絡化資本的人在塑造、重新塑造自己的社會聯繫、情感和得到的人際支持等方面享有極大優越性（胡春陽，2012、2015）。這些資本本身是一種能力――導致和保持與那些不必接近的人的關係的能力，而這些關係可以發動情感、經濟和實際利益。社交媒體在初次聯繫和暫時聯繫中起著重要作用，補充了個體原本在地的社會資本，強化了已有的社會資本網絡，並發展出新的社會資本（Joy Chi, 2014）。但是，在Facebook上，誇張的帖子和示好行為可能破壞了社會資本，而指名道姓的帖子比「廣播」的帖子對社會資本更可靠（Bohn, Angela.etc., 2014）。
（本文系復旦大學2017年上海市高峰學科新媒體研究課題「人際傳播對新聞分享的影響」的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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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The Future Pattern of Human Relations
Hu Chunyang
Abstract: Th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transformed the interactive pattern of human communication, which brought about great changes not only in the fields of mass communic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health communication and gender communication, but also in the pattern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s the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play an increasingly vital role in the establishment, deepening and maintenanc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y have not only improved face-to-face human interaction, but also given rise to super-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a communication pattern never seen before in terms of direct human communicatio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ifferences, features, gains and losses of super-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and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Keywords: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super-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human relations development, dark side, social scene clues
責 編∕楊昀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