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創製、文字改革是國家行為，帶有強制性。
秦始皇搞「車同軌，書同文」，短短十來年，六國文字，說廢就廢了。解放後，我親眼目睹，大陸推行簡化字，也是短短十來年，就沒人會寫繁體字。過去，文改會每天都接到很多拼音方案，只要政府不批准，全是白搭。這些方案後來轉化成電腦漢字的輸入系統。
中華文明是文字、冶金、城市三要素俱全的文明。三要素中，中國人尤重文字。古人常拿「立史紀事」當文明標誌，比如秦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史記·秦本紀》），就是秦國歷史上的大事。《千字文》：「乃制文字，乃服衣裳。」也是把有沒有文字跟穿不穿衣裳相提並論。
雖然，學者指出，國家不一定非跟文字掛鈎，如印加文明就是沒有文字的國家（用魁普即結繩的方法記事），蘇美爾的國家權力也先於文字。
現在，「文字離不開國家，但國家可以沒有文字」，在國際學術界被視為定論，但國和國可大不一樣。種地的跟騎馬、航海的不一樣，小國和大國不一樣，鬆散聯合和高度集中也不一樣。中國大一統，沒有文字，不可想像。
其實，我們應該分析的是，什麼樣的國家不需要文字，什麼樣的國家沒文字不行。
鄭也夫說，「唯國家權力可望產生文字，並不意味著所有國家都一定會創造文字。換言之，文字依賴國家權力，國家權力依賴文字——這兩個命題是不對等的，前一關係是非它不可，後一關係是有它方便。」
「方便」二字很重要。
國家，有沒有文字可大不一樣中國的很多民族，特別是遊牧生存圈的民族，地廣人稀，居住分散，往往不立君長或分種為酋豪，好像無政府主義者或地方自治主義者，自由散漫，民主得很。對他們說來，文字可有可無。他們祖祖輩輩，沒有文字，活得好好的，沒錯。中國史料記載，他們在步入大帝國之前，往往都是靠結繩刻木記事，以言語為約束，情況與印加文明相似。但他們跟漢族打交道，模仿漢族，把鬆散的部落攏一塊兒，編戶齊民，建大地域國家，情況卻不同，沒有文字還是不方便。
藏文是松贊幹布命通米桑布扎創製，契丹文是耶律阿保機命耶律突呂布和耶律魯不古創製，西夏文是元昊命野利仁榮創製，女真文是阿骨打命完顏希尹創製，回鶻式蒙古文是成吉思汗命回鶻人塔塔統阿創製，八思巴文是忽必烈命藏人八思巴創製，老滿文是努爾哈赤命額爾德尼、噶蓋創製，新滿文是皇太極命達海改制。他們的文字，有些借自近鄰，利用現成文字，有些參考其他文字，根據本族語言的特點加以改造，既考慮自己好使，也方便與他人交流。
文字和大地域國家有關。起碼就多數情況看，創製文字是從部落生活邁向大帝國的一道重要門檻。蒙古入主中國，滿族入主中國，不光在本族內使用本族文字，還允許被徵服民族使用自己的文字，前者是六體並行，後者是五體並行，覆蓋面比漢地更廣。
歐洲建東方學，各種古文字的破譯是靠古代銘刻的多語對讀。這些銘刻都是古代大帝國的遺產。1814年，雷慕沙在法蘭西學院開設漢學講座，他是從《五體清文鑑》和滿漢合璧本入手。當時的漢學講座是漢、滿、蒙三語講座。
《御製五體清文鑑》漢字和大一統我跟漢學家交流，他們常問，中國為什麼沒有史詩？我說，原因很簡單，中國，書面語太發達，早就跟馬背行吟船夫曲拉開距離，我們根本用不著這玩意兒。史詩，特點是口口相傳，《詩經》有《大雅》《周頌》，雖然有幾篇庶幾近之，但中國的歷史記憶，主要靠寫不靠唱。
語云，少所見，多所怪。中國，orality缺位，很正常，不值得大驚小怪。鄭也夫說，中國人不愛辯論（辯論跟獄訟、哲學、宗教關係很大）。辯論是面對面，只有小村小城，抬頭不見低頭見，才當街抬槓。書面語，沒準相去十萬八千裡，只能背對背。
中國和歐洲不同，最大不同是：歐洲，中世紀以來，所有人信同一個教，但沒有統一的國家；中國，秦漢以來，國家大一統，宗教多元化。信教，群眾基礎是愚夫愚婦，認不認字無所謂，但國家，幅員廣闊，沒有政令統一玩不轉。
中國，大一統叫「車書一統」，車是郵驛，書是文字。大地域國家，要用統一的文字抄寫文件，用統一的郵驛系統傳遞文件，非此不能納萬裡於方寸，運天下於指掌。這事在世界上並非孤例。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國有五都二十八省，用六條御道連接之，官方文件要用阿卡德文、埃蘭文、波斯文三體書寫，埃及和小亞，還兼用當地文字。這是國家發展的高級形態。
元朝六體並行，清朝五體並行，和波斯類似。
現在的機場、觀光點，外國遊客多的地方，經常多語並行，全球化也離不開這一手。
小國寡民可以沒有文字，鬆散聯合的大國也可以沒有，但像中國這樣幅員廣闊、人口密集，靠郡縣（或府廳州縣）和文官統治的國家，不能沒有文字。
文字大一統和國家大一統是成龍配套。
我手不寫我口中國大一統是車書一統。只有書同文，口語統不起來。統不起來就算了。歷史上，各地人說各地方言，但字是同一種字。老舍、趙樹理、魯迅、郭沫若用同一種字，北佬和南人用同一種字。粵語字和香港拼音，北佬看不懂。解放後，大陸推行漢語拼音，漢語拼音和推廣普通話是同步進行。中國太大，方言不統一，拼音玩不轉。
黃遵憲倡「我手寫我口」（《雜感·大塊鑿混沌》），「五四」運動倡白話代文言，原因是中國書面語，長期脫離口語，我手不寫我口，文字並不記錄口語。即使白話創作，很多也是假口語。
我手寫我口，在使用拼音文字的國家，順理成章，也很符合西方語言學的定義。雖然他們也有文字拼寫脫離口語的情況（如來國龍舉英語為例），但遠不如我國嚴重。
中國文字，特點是超口語，憑文字橫行天下。漢唐以下，甭管口語怎麼變，書面語還是老一套。普天之下，殊方異言，相去萬裡，但口語不通文字通。我到香港問路，語言不通沒關係，寫個字條，一看就懂。
朝鮮、日本、越南借用漢字，受漢文化影響最深，他們的漢字也超口語。
可見文字雖然是記錄語言的符號，但並不等於說，文字和語言是如影隨形，文字是語言的屍體，文字是語言的照片，一點兒獨立性沒有。事實上，在漢語環境下，我們讀書，經常不是讀書，而是看書，一目十行，拿眼掃描，字是靠形體分辨。
古書，形聲字，聲旁反映的是上古音，讀字讀半邊，多半念白字。如果沒有反切，沒有注音字母，沒有拼音字母，只憑音某讀若某，經常讀不準，實在沒轍，乾脆不吭聲，默記在心。反切是翻譯佛經的產物，注音字母和拼音字母是近現代才有，都受外來影響。
兩種文字的差異，由此可見一斑。
六書說，古代的文字教學法和字典編纂法字書，秦有《倉頡》，漢有《急就》，既是蒙學課本，也是訓練書吏的教科書，出土發現頗有之。《倉頡》四言，《急就》雜用三、四、七言。四言流行於秦代，三言和七言流行於漢代。這類字書是用順口溜編排文字內容，還不是字典。字典要有一定的編纂體例。
許慎《說文解字序》提到保氏教國子以六書。六書最初是文字教學法，許慎用作《說文》的編纂體例。許慎六書怎麼講，我們只能根據他的解釋和舉例。
一、指事（也叫象事、處事）。指事字多用於表達抽象概念（如數字、方向、位置），許慎舉上、下二字為例。這類字是以點線類的筆畫為抽象符號，學者多把這類符號和加有這類符號的字叫指事字。
二、象形。象形字多為名物字，許慎舉日、月二字為例。這類字是用線條勾勒的圖形表現物體形狀。
三、會意（也叫象意）。會意字是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圖形字組合在一起，表示某種抽象概念，許慎舉武、信二字為例，他的理解是「止戈為武」、「人言為信」。這種解釋雖未必符合造字者的初衷，卻很可代表許慎時代的成說。以上三類是一大類，有時界限很難分。
四、形聲（也叫象聲、諧聲）。形聲字是由形旁、聲旁構成，《說文》主形不主聲。許慎舉江、河二字為例，它們是列在同一部首下，形旁相同，聲旁不同。這類字最多。
五、轉注。什麼叫轉注，學者爭論最大，越說越亂，很多人乾脆放棄。我理解，轉注是訓詁體例。訓詁，有形訓、音訓、義訓。《爾雅》把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擱一塊兒，轉相訓釋，屬於義訓。《釋名》多用音訓。《說文》主形，許慎的訓詁，特點是「建類一首，同意相受」，即在同一部首下，把意義相同或相近的字放在一起或列為一組，轉相訓釋。如許慎舉考、老二字為例，考、老都在老部，老部十個字，前九字都跟老有關，老訓考，在頭，考訓老，在尾，即屬這一類。
六、假借。假借字是「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如漢官有令、長二職，本無其字，借號令之令和長遠之長為之。《說文》體例是一字一義，假借的用法，一般看不到，但聲旁離不開它，字義孳乳離不開它。
漢字以形聲字為主，指事、象形、會意只是它的構形要素，假借是音之用，轉注是義之用，皆字典編纂法所不可或缺。戴震把它概括為「四體二用」。
《說文》是以形旁為主的字典。《說文》五百四十部，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萬物雜陳，好像博物館，有點像雅學分類。
許慎像三書說，現代古文字學家的偏旁分析法西方破譯古文字，主要靠多語對讀，我國不一樣，主要靠漢字本身的前後演變，字形分析很重要，特別是在缺乏辭例線索的情況下。三書說是現代古文字學家受西方語言學啟發，從形聲字逆推，重新歸納和發明的偏旁分析法。
一、唐蘭三書說，是以獨體象形字為象形，以合體象形字和會意字為象意，以形聲為聲符文字。他把四體中的指事取消，歸入象形，沒有轉注、假借。
二、陳夢家三書說，是把指事、象形、會意歸為一類，統稱象形，用以分析形旁；把假借算第二類，用以分析聲旁；把形聲看作兩者的結合，算第三類，沒有轉注。陳夢家的象形是廣義的象形，既包括許慎的象形，也包括許慎的指事、會意。他的象形是指形旁的形。
三、裘錫圭三書說，是以表意為意符，假借為音符，以意符加音符等於形聲。此說與陳說大體相同，只不過用表意代替陳說的象形，認為會意比象形重要，象形比指事重要，把表意當指事、象形、會意三者的總稱，並把假借的概念擴大，既包括許慎所謂本無其字的假借字，也包括本有其字的通假字，同樣沒有轉注（1988年）。
這類分析法是現代人為破譯古文字而創造，與許慎時代的文字教學法和字典編纂法並不完全一樣，也不必一樣。
裘錫圭的表意字裘錫圭的三書說，特點在表意類。他的三書，一方面吸取陳夢家的假借，以假借為聲旁之源；另一方面，又反對陳夢家以象形統括指事、會意，主張用會意統括象形、指事，以表意為形旁之源。
裘先生把表意分為六類：
一、抽象字，書中舉例，一、二、三、四是數字，上、下是位置，囗（方）、○（圓）是形狀。上、下是許慎指事字的代表字，他算抽象字。
二、象物字，如山、水，即許慎的象形字。
三、指示字，是在象物字上加指示符號，和上述兩類都有關係，比如本、末。本、末和上、下屬同一類，都是表示位置。很多人都把許慎的指事理解為這一類，但許慎的指事，從他的舉例看，卻是上面的第一類。
四、象事字，裘先生強調，這類字的特點是象事不象物，但與他的象物字不好區別，所以在前面加了限定語，叫「象物字式的象事字」，如■（左）象左手，又（右）象右手，夨象側頭，屰象頭朝下。
五、會意字，指會合兩個以上意符創造新概念的字，底下又分六類，在表意六類中數量最多，分類最繁瑣。
六、變體字，指增減筆畫和改變方向（指顛倒位置）的字。
從字面看，裘先生的表意有點像是回歸唐蘭，但裘先生的表意比唐蘭的象意寬，反而與陳夢家的象形範圍一致。他的表意與陳夢家的象形所指並無不同，只不過他更強調文字表達詞義和語義的一面，有更明顯的定義說傾向。陳夢家說，象形是由形而得意，假借是由音而得意，形聲是由形與音而得意。其實，任何文字都是表意文字。裘先生的表意並不一定比陳夢家的象形更合適。
裘錫圭的記號字裘先生說，字符分三類，意符、音符和記號。意符與詞義有關，音符和語音有關，記號跟語音、詞義皆無關（1985年）。這也是從語言學的定義看文字。他認為，只有與語音、語義有關的字才是字，記號不是語言學定義下的字，所以既不在三書內，也不在六書內（1988年）。
裘先生說的記號字是什麼字？聽上去比較繞。
一、數字：裘先生說，中國的十位數，除九是假借字，其他是幾何形符號，這些符號可能是吸收他所謂的甲類符號（1989年A）。他把這些符號分為兩類：一、二、三、四算抽象字，五、六、七、八算記號字（1988年），十算什麼，不詳。
二、幹支：裘先生說，十幹中的甲、乙、丁、癸算記號字，可能也是吸收他所謂的甲類符號（1978年），其他算什麼，不詳。
此外，意符加記號，聲符加記號，他叫半記號字（1988年）。
記號字和半記號字，本來很少，但裘先生把所有喪失表意、表音功能，不再反映原有字形和讀法，只具有符號意義的字視為記號字。比如漢字演變為隸、楷後的字，往往看不出原來的字形和讀法，在他看來，很多就是記號字或半記號字。如果這樣的字叫記號字，可就太多了。
上述定義和分類顯然跟他對新石器時代兩類符號的看法有關。在他看來，甲類符號跟語音、詞義無關，不算文字；乙類符號至少跟他的表意字有相似性，離文字的概念比較近。
符號字和圖形字漢字，從形體角度講，主要分兩大類，一類是符號字，一類是圖形字。前者很少，後者很多。講字形，後者比前者重要。講起源，前者不容忽視。我認為，裘先生的六種表意字和他所謂的記號字均可歸入符號字和圖形字。兩類就夠了，不必分得太細，太細則徒增紛擾。
一、符號字
（一）筆畫字。橫（ー）、豎（ㄧ）、撇（ノ）、捺（ㄟ）、點（ヽ），許慎都算字，其實是構形要素。裘先生的抽象字、指示字、記號字和半記號字，其實就是利用這類符號作構形要素。
（二）標點字。句讀號（丶）和鉤識號（レ），許慎也算字。裘先生好像沒提到。
（三）數字。甲骨文，一、二、三、四用橫畫表示，五、六、七、八用兩畫交午或分合表示，九是肘之初文，十用豎畫表示，廿、卅、卌是十的合文形式（並非表現結繩），除去九，都是模仿算籌排列，似乎不必分為兩大類。清徐灝有「先數後文」說，合於蘇美爾的發現。《易經》八卦的陰陽爻，據張政烺考證，並由清華楚簡證明，也是從數字發展而來。古人有文字起源於籌策、八卦、結繩說。葛英會說，三說皆與記數有關，數先於文，是最早的文字，數字不應排除在文字之外。
（四）幹支字。古人用於記時日，和數字一樣，是古代最重要的符號字。商代習字刻辭主要就是拿幹支作練習。這種字，很多是假借字，但甲、乙、丁、癸是典型的符號。裘先生只把甲、乙、丁、癸算他所謂的記號字，但從功能角度講，幹支都是符號字。
二、圖形字
有獨體、合體之分。裘先生的象物字屬前一類，會意字屬後一類，指示字、象事字是在象物字上加指示符號，或以象物字本身的形狀表達某些抽象概念。變體字只是顛倒左右或上下，不是單獨一類。
符號字固然是符號，圖形字也屬於廣義的符號。
定義說在文字、符號之間劃線，主要看語音、詞義。這是以成熟文字為標準，衡量原始文字。衡量的結果，當然是不夠格。《說文》雖然一字一音一義，但早期未必如此。文字的定形定音定義，從來都是歷史過程。
裘錫圭先生右文說，另一種文字教學法和字典編纂法形聲字，一般以形旁居左，聲旁居右（但也有上下結構者）。《說文》以部首隸字，主於形，很多通假字、異體字，被他按部首強分，根據部首，解釋成不同的字，往往與古文字的實際使用情況不符，這是該書的一大問題。
宋王聖美倡「右文說」，反之，主於聲。近世學者，受清代小學和西方語言學影響，特別重視音韻，認為詞義跟聲旁關係更大，改從聲旁認識文字。如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就是按上古韻部為聲旁分類，把《說文》原來的順序打亂，重新按聲旁排列。王力編《同源字典》，也是主於聲。
右文說，跟《說文》不一樣。比如受和授，本來只有受，授予和接受都用受，後來為了區別主動被動，給授予的受加了手旁。還有徹（繁體作徹），甲骨文象以手拿開鬲，乃撤字的本來面貌，後來為了區別通徹的徹，就給撤除的撤加了手旁，給通徹的徹加了彳旁。形旁反而是起區別和限定的作用。
最近，我在上海博物館看到一部寫在戰國竹簡上的字書，非常有意思。它的年代比《說文》早，體例不一樣。其中有些例子是講字形，例如美，《周禮》作媺，簡文作■，它的解釋是「人植羽為美」。這種解釋跟許慎說的「馬頭人為長，人持十為鬥，蟲者屈中也」有點像。但更多的例子是以聲旁串連，把聲旁相同的字列為一組。比如聲旁為甚的字有一串，它的講法是，同樣是甚字，加一個形旁是什麼字，換一個形旁又是什麼字。
《說文》主形，上博《字書》主音，《爾雅》主義，正好代表了中國早期字典的三大類型。
形聲並用和圖書並行上文說，中國的書字既可指文字，也可指用文字寫成的書。中國字是形聲並用，中國書是圖書並行，兩者有相似性。
萊辛《拉奧孔》講審美，提出過一個重要問題，為什麼同是表現拉奧孔，雕刻和詩歌不一樣。雕刻用眼睛看，時間是凝固的。詩歌是語言，可以延展和繼續。
圖拉真石柱，有人說是最早的卡通。
亞述畫像石，不但有連續的畫面（如《獵獅圖》），還輔以榜題。我國畫像石也有榜題。
宋以來的文人畫講書畫同源，詩、書、畫、印並重，文字和圖畫也是結合在一起。
電影，早期是黑白默片，後來加字幕，後來彩色帶配音。
人類的所有嘗試，都是想把二者結合在一起。
楚帛書，既有圖，又有文，文字和圖畫（十二月神和青、赤、白、黑四木）是按四方八位加中央轉圈排列，從布局（layout）的角度講是一種文字畫。
馬王堆帛書，既有單獨的書，也有單獨的圖，既有以文字為圖題或圖注的圖，也有以圖畫為書籍之插圖的書，還有上述那種文字畫。
漢代的蘭臺石室，既收圖，也收書。《漢書·藝文志》中的書，很多都是文圖並茂的「圖書」。「圖書」一詞，現在還在用，已經專指書，但原來的意思卻兼指圖、書。
「讀圖時代」不自今日始中文圖字，含義很複雜，可以包括圖畫（picture）、圖像（image）、圖解（diagram）、圖說（illustration）、圖案（pattern or design）、圖版（plate）、插圖（figure）、圖表（table）、地圖（map）、海圖（chart）、星圖（star atlas），各種圖有各種圖的用處，英文分很多詞。
中國的圖，有些是表現思想，很抽象，如儒籍中的畿服圖，日書中的日廷圖、艮山圖和視羅圖，宋儒的太極圖，還有道教的符籙。
符籙，古人也叫籙圖。籙圖是符號化的圖，早期可能是具象的圖，後來代之以解散形體重新組合的符，配上代表天象的星鬥。這種似字非字的「天書」，特點是「千言萬語，一目了然」。
2007年，荷蘭布裡爾出版社出版過一本講中國圖文傳統的書：《中國技術知識生產的圖文經緯》。圖是graphics，文是text。此書導論一上來有一段話，是鄭樵《通志·圖譜略》的話：「圖，經也。書，緯也。一經一緯，相錯而成。……見書不見圖，聞其聲不見其形。見圖不見書，見其形不聞其聲。」
現在，我們有圖文書，有電影、電視、電腦、手機、iPad，視覺與聽覺並重，文字與圖畫並行，圖、文的界限已經打亂。圖，不光可以看，還可以讀。大家都說，我們已進入「讀圖時代」，未來世界是圖的天下，讀圖取代讀書，早晚。
其實，「讀圖時代」不自今日始。
徐冰造字如今還有倉頡嗎？有。我認識一個，他叫徐冰。
1989年有人辦了本雜誌，叫《東方紀事》。頭一期發刊，我是作者，被請去慶祝。大家分幾桌吃飯。那本雜誌，封底印了幅版畫，無題，只注作者，曰「中央美術學院徐冰」。人們紛紛議論，這是什麼，是西夏文嗎？他們問我，我說不懂，後來才知道，這叫「天書」。
「天書」是徐冰出道的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1987到1991年，他一口氣刻了兩千多個字，印刷、裝訂，布置展覽，費了老勁。他說，這是用點畫偏旁拼湊的「偽漢字」，故意跟大家逗悶子，但卻啟發了我對假竹簡的辨偽。中國假竹簡，最初是臨摹式，一對原件，馬上露餡。後來有一種假竹簡，我叫「天書」式，其實就是這麼拼出來的。這種假竹簡，乍看全是楚文字，我學了三十多年古文字，一個字也認不出來。
徐冰作品「天書」1990年，徐冰去美國。他在美國創作了「英文方塊字」（1993年）。這種方塊字，乍看似中文，其實是把英文攢一塊兒，還是跟大家逗悶子。
2011年，「地書」出籠，他送我一本，據說是國際版。他說，他想跳出中文和英文，告別巴別塔，實現「普天同文」。他的靈感，據他自己說，是來自「機場的指示系統和飛機上的安全說明書」。
還要嘴巴幹什麼嘴巴這東西，不光用來吃飯，還能用來說話。光吃飯，不說話，何異畜生？如果說話全是多餘，寫書就更不必說了。
研究漢字起源，我有個謬論，考古不能解決的問題，何妨求諸人類學。比如晚近的文字創製，比如現代的都市生活。
我們生活的世界是商品世界，Logo滿天飛。
馬路上的標誌，種類繁多，比如畫條橫槓，好像欄杆，是不許進入；畫個喇叭，打個斜槓，是禁止鳴笛；寫個P，是可以存放車輛；寫個STOP，是必須減速停車。這些標誌，無論是否可讀，都跟讀無關，特點是一目了然。
人類的眼睛是通用工具，嘴巴可不一定。上帝害怕人類抱團，用語言離間人類。
徐冰「地書」是用滿大街都有的sign拼成「符號串」，據說可以溝通人類。
我們按照他的「地書」，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天天如此。鬧鐘響-起床-洗漱-如廁-早餐，開車 / 擠公交 / 擠地鐵，上下班。在熙熙攘攘的城市裡，所有人行色匆匆，他們跟著這些sign，一會兒向左轉，一會兒向右轉，從一條馬路，到另一條馬路，出這個門，進那個門，甭管走哪兒，所有人都一個樣，不是低頭看手機，就是抬頭看路標，神情恍惚，東張西望，真跟回到周厲王那陣兒似的，「道路以目」（《國語·周語上》）。
廁所，畫兩人，一個穿褲子，一個穿裙子，瞄一眼，就不至誤入。
買東西，啪啪一敲，金額馬上蹦出來，交錢走人。
周末，逛商廈 / 看電影 / 下飯館，依然如此。
放長假，自駕 / 乘火車 / 坐飛機，滿世界亂跑，也不例外。
甭廢話，我們的小時代。乾瞪眼，我們的大時代。
難道，這就是我們的歸宿？
2015年11月29日
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
（本文原題《誰是倉頡——關於漢字起源問題的討論（下）》，刊於1月24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此標題為編者所擬。）
附：參考文獻(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