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作為一位在落後挨打的晚清時代，執掌近代中國大權四十七年的「大清實際統治者」，慈禧太后一樁常被「歷史票友」拿來「塗金」的事情，正是「她死了大清才亂」。
在他們看來，別看這位「老太后」曾兩次扔下京城跑路，敗仗打了一堆，喪權辱國的條約籤了一堆。但她直到生命最後時刻，還能牢牢把持清王朝大權。轟轟烈烈的反清運動，也大多是在她身後才鬧得風起雲湧。以這個意義說，這位老太后簡直是「威懾力十足」嘛。不少近代題材的影視劇裡，也跟著各種塗金，給慈禧太后增加了不少「英明睿智女強人」的人設，「慈禧不死清朝亡不亡」的討論，也在「票友」間十分火熱。
那放在真實歷史上，慈禧太后的「威懾力」，真的有這麼強大？
其實，就以治國眼光來，慈禧太后比起同時代的「頑固派」或「晚清權貴」們，確實也有強大之處。且不說甲午戰爭前，她對「洋務運動」的各種力挺，以及對「收復新疆」「民族造船業」的各種支持。就說「庚子國難」後，她也十分明白，大清不能像以往那麼活了。「庚子國難」時她離京西逃，跑到西安後就發上諭，要求各地封疆大吏針對「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精」等問題，「通限兩個月，詳悉條議以聞」。
可以說，對當時晚清王朝「缺人」「缺錢」「兵弱」等弊病，慈禧比起那些晚清政壇上滿嘴高調的清流，以及飽食終日的「王爺」們，確實要明白得多。
而在庚子國難後，她人生最後六年的執政生涯裡，她強力推行的「清末新政」，其內容也不乏進步之處。諸如「廢科舉」「練新軍」「興辦商務」乃至「預備立憲」等內容，樣樣對中國近代史有深遠影響。那是不是可以說，倘若慈禧再能「長壽」幾年，大清就能多撐幾年？當然不是
首先一個要明確的真相是，「有眼光」「有手腕」的慈禧，始終也沒改變一個痼疾：有權任性。
她的「任性」，單看她「庚子國難」後狼狽的逃亡路，就叫人唏噓不已：明明是扔下京城，被八國聯軍打得西逃。可她逃跑這一路上，依然維持著驕奢淫逸的生活。特別是她在山西的五十三天，正是山西遭受空前旱災的災年，但不管不顧的慈禧，途徑每個縣，都要壓榨當地幾十萬兩白銀，單是她「跑路」時的夥食，比如在侯馬鎮一地，就徵用八十多個廚子，擺了一百零八道滿漢全席。在西安的幾個月裡，每天都是一百多道菜。這哪裡是「逃難」，分明是「度假」。
而且，慈禧並不覺得她有多奢侈，以她自己的話說：「向來在京膳費何止數倍，今可謂省用」。國難當頭，哪怕被打成這樣，慈禧放不下的，依然是她自己的好日子。這樣的貪婪與自私，多好的「治國思路」「治國眼光」，最後也必然跑偏。
於是，看上去「思路很美好」的「晚清新政」，在慈禧太后的六年折騰下，很快就迸發出了大毛病：不可救藥的腐敗。
晚清的腐敗，在「庚子國難」之前，就已經爛到骨頭裡。「新政」開始後，當時的晚清官員梁士詒就嘆息說「太后維新, 主媚外以安天下, 惟所用非人, 對守舊洩沓諸臣, 意存瞻詢, 不肯決意淘汰 。」這麼一個統治階層，「新政」效果也可以想。單是慈禧視為心腹的軍機大臣奕劻，就把日常行政開成「慶記公司」，大小官職都是金錢開路。甚至就是在慈禧在世時的1907年，爆出了「段芝貴行賄奕劻十萬兩白銀謀求黑龍江巡撫」的醜事，鬧的中外瞠目結舌。
其實，這類醜事放在那時大清，早已是司空見慣，單是在奕劻的操作下，郵傳部尚書的價碼就暴漲到六十萬兩白銀。為求官能花這麼多錢，這幫人上任後，當然要想方設法「回本」，同樣是慈禧當政時，新任的山東巡撫楊士驤，到任後就先摟走了十萬兩漕銀。看上去紅紅火火的「新政」，對於這些高官們來說，不過是打開了新的「摟錢」門路。
高官們如此，底層官員，那更是有樣學樣。就以當時清王朝臭名昭著的「賭風」來說。當時的情況是，「宮廷既倡導於上, 而外王公大臣, 部寮百職以逮諸官眷 屬, 竟以麻雀為消遣款客工具」。「賭博」的風氣從慈禧太后開始，一路遍布各級衙門，種種權錢交易，就這麼不知不覺「賭」出去。「,麻雀不可不打, 而麻雀又變酬應為宦階也」更是官場共識。
小官們的腐敗水平，在晚清的最後幾年裡，也是越發突破尺度：1905年成立的京城巡警廳，其主要的財源，竟是「收妓院保護費」，好些原本「地下」的妓院，這下公然打出了「奉憲設立」的招牌。湖南候補道張賡飈在總辦勸工院任上，一人就侵吞了十萬兩銀子的公款。湖北巡警道馮啟均，僅在武昌漢口兩地，就颳走了白銀二十萬兩。所有這些「撈錢新花招」，無不是搭了「慈禧新政」的便車。
而這種種折騰法，最終買單的，還是晚清的老百姓。
於是，與晚清新政相對應的，就是慈禧人生最後幾年，晚清百姓越發苦難的民生。打著「新政」的旗號，晚清的各級官府無不巧立名目，加劇壓榨百姓。比如最基本的田賦，在1900年以前，不過每年3000萬兩。到1903年，就暴增到每年3700萬兩。而且這在晚清的苛捐雜稅裡，都算是漲得少的——田賦之外，還要加各種「捐」，比如「警捐」「學捐」等。所謂「辦新學」「警政」等改革，就是官員們撈錢的新花樣。只這幾樣，增幅就是田賦的兩三倍。另外還有鹽酒糖等各種加派，樣樣叫老百姓苦不堪言。
當時流行的一首詩，就足以說明慈禧在位最後幾年，大清「新政」下的苦難民生：新政紛紛次第興 , 國民擔任力難勝 , 諧來議去皆籌款 , 但見捐輸日日增。
這樣的「新政」，從慈禧最後幾年到辛亥革命前的載灃「攝政」，幾乎一脈相承。十年之間，清王朝爆發的民間抗暴抗稅風潮，多達1300多次，「民變」幾乎年年發生，「幾乎無地無之，無時無之」。慈禧就是再有「威懾力」，也是攔不住。1911年辛亥革命的一聲炮響，說是「意外」，不過是水到渠成——選擇靠腐敗和竭澤而漁維持統治的清王朝，註定無法長久，慈禧的「威懾力」，除了在近代史上敲響警鐘，對於大清國祚，已是沒什麼用。
參考資料：國家教委基礎教育司《屈辱的歲月，奮鬥的徵程》、陸興龍《清末新政對民生問題的惡性操作與社會矛盾的激化》、聶立申《論腐敗對清末新政的影響》、孫立萍，陝勁松《流亡日誌：慈禧在山西的五十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