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西方未來學家有句名言：「不總結歷史教訓，歷史的悲劇就會重演。」唐《貞觀政要》云：「以史為鑑，可以知興衰。」本文就是遵循這一至理名言來研究和總結1957年至1961年期間的西禮縣大饑荒的，旨在為人們留下值得汲取的歷史經驗和教訓。
引 言
公元1960年前後，西禮縣發生了現代歷史上空前的大饑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僅1960年全縣死亡人口就達44608人（省統計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勢頭仍在發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在人口大量死亡的同時，各種疾病也開始蔓延，1961年2月份全縣各種疾病的發病人數達43300人，比1月份的30720人增加了44%。饑荒和疾病使人口大量外流，1958年至1960年全縣外流人口達到14241人，也由於人口的死亡和外流，全縣17萬畝土地荒蕪，僅當時的洛峪一個公社就多達2萬多畝。
上述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數字說明了什麼？為什麼那個年代人命那麼脆弱？為什麼會發生那麼多不可思議的事？沒有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感受不到那時的苦，體會不到那時的難，不看看這篇資料對這一問題肯定會百思不得其解。
大饑荒的成因
1960年前後的大饑荒，其成因應追朔到1957年反右派和整社反右傾以及1958年的「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
一、虛報浮誇、高指標、高徵購，使得社社隊隊篅底空，家家戶戶無糧吃
1958年，是浮誇風、吹牛皮、說大話甚囂塵上的年代，誰越會吹，誰就成了先進，吹得越大越好就越光榮。這種歪風首先來自當時的甘肅省委及其個別主要負責人。這一年他們提出了一個響亮口號：「土地潛力無窮無盡，畝產多少事在人為」。還說，「要革大自然的命，必先革人們思想的命。」上行下效，各地便有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口號，與上面遙相呼應，如「只要革了思想的命，無雨大增產，大旱大豐收」；「不怕辦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辦到」等不切實際的口號鋪天蓋地，從上到下，出現了一種「吹牛皮」、「放衛星」的怪現象：先是新華社在6月12日報導了河南遂平縣衛星農業社實現小麥畝產3530斤，放了一顆「大衛星」。緊接著，西禮縣也在6月27日暴出魚洞農業社小麥畝產870斤，放飛了「衛星」。6月30日，河北省安國縣卓頭村社又放出了小麥畝產5303斤的「衛星」。西禮縣也緊跟效仿，於7月7日在小麥還未收割時就提前報送《大躍進中的豐產喜報》，虛報成集鄉國光社0.2畝小麥畝產1600斤、姜席鄉姜席社2.4畝小麥畝產1214斤，又放了一顆「衛星」。在當時生產力還很落後、農業科技含量很低的情況下，小麥平均畝產實際為220—240斤（根據西和縣委[58]240號文件萬青山發言的偏高估計）或更低。但看到別人都放「大衛星」，我們只放「小衛星」，實在有點不過癮，於是西禮縣的鹽官公社羅堡隊就放出了洋芋畝產16萬斤的「特大衛星」。即使按照科技含量已經較高的今天，洋芋實際畝產也只有3000斤左右，即便以此計算，16萬斤也需53畝多地才能產出，按當時實際平均畝產2000斤左右計算，需80畝土地才能產出，但當時省上媒體卻作了宣傳報導。不僅糧食畝產「放衛星」，而且人均佔有糧的計劃指標也不斷攀升：6月9日《人民日報》頭版報導了西禮縣平均畝產400斤的消息，《甘肅日報》發表了社論，西禮縣被列為38個畝產量400斤縣之一。1958年7月2日，縣委書記萬青山在電話會議發言中提出：「今年各類作物畝產必須達到小麥220斤、包穀650斤、洋芋800斤（為畝產4000斤折的主糧）……只有完成這個指標，才能保證實現每人1200斤糧食。」事實上，萬青山講話時，糧食作物生長已成定局，他這麼講的意圖，就是要下面必須按這個數字上報產量。7月8日，縣委在（58）178號文件中又提出「為每人實現1500斤糧食而奮鬥」的目標。8月9日，縣委《抓元帥，抓先行，保證完成600斤》的文件再次提出新指標：「農業生產今年計劃小麥畝產240斤，包穀畝產750斤，洋芋畝產3500斤，水稻畝產600斤，每人有糧1800斤。1959年包穀產量1200斤、洋芋6000斤、小麥500斤、水稻1200斤，平均畝產1000斤，每人有糧3000斤。」在短短的一個多月的時間裡，人為將1958年的各種作物平均畝產由400斤、人均有糧1200斤，提升到畝產500斤、人均有糧1500斤，再提升到畝產600斤、人均有糧1800斤。而1959年，則猋升到畝產1000斤、人均有糧3000斤。就這樣，只憑几位領導人的嘴，坐在辦公室就把已成為定局的糧食產量越吹越高。事實上，實際的糧食總產量1958年為1.0168億斤，即平均畝產為120斤；1959年為0.851億斤，平均畝產為143斤，而1960年則已下降至平均畝產僅有81.8斤。由此可見，這幾年糧食產量是逐年直線下降的。
既然各縣糧食都在「放衛星」，產量成倍翻番，那麼對國家的貢獻也應相應增加，於是，公購糧任務越加越大。由於實際沒有生產那麼多糧，加重的公購糧任務無法完成，只好挖空社隊糧倉，竟至發展到1959年底和1960年初，便出現了翻箱倒櫃、掘地三尺，搜查社員家裡一點點僅存糧的慘酷現象。
甘肅省1956年糧食大豐收，總產才達到38億公斤，而1958年上報的估產數卻為185億公斤，比豐收之年還高4.87倍，後來雖修正為120億公斤，但也高於1956年實際產量三倍多。可是1958年徵購入庫數字為上報總產量的37.5%，1959年又上升到總產量的47.6%，到1960年，有些地區和縣社被徵購的糧食已達到總產量的60%。那時的總產量，是人為的過高估計數字，且以1958年的產量的基數，可以想見，到了大減產的1960年，不斷加大的徵購糧任務與實際產量之比已相當驚人，社員無口糧，已是難免的災難。西和公社西和大隊鳳山生產隊糧食產量由1956年的單產265斤下降到1960年的101斤，總產量1956年是302080斤，1960年下降到了119358斤，可是公購糧任務卻越來越重，1957年交公購糧45500斤，1959年則增加到74545斤，增長61.5%，而分給社員的口糧1957年平均每人278斤，1960年降到148斤，即使按當時每人每天6兩的定量，也只能吃到當年3月13日。除了高徵購外，社隊提留和幹部貪汙私分，留給社員的已寥寥無幾。1957年在糧食統購統銷時給農民定口糧標準為一年370斤，1958年8月22日中共西禮縣委《認真解決公共食堂存在的問題》規定，社員「口糧供應大小平均，為每人每月不低於35斤，不能過份地對口糧標準壓得太低」，但這個標準是撥給公共食堂集中吃飯的，而食堂由於缺糧缺柴以及各種舞弊等原因，許多社隊已經停炊，社員自己打面做飯吃時每人每天只能維持到老秤4兩（折合今2.5兩）至9.6兩（折合今6兩）。到1960年底和1961年初，連4兩也供應不上了，這時候社員只好用「瓜、菜、代」來充飢，滿山遍野的野菜被挖光吃盡後，又尋找榆樹皮、樹葉、樹根以及幹蕎衣、嫩蕎芽、包穀杆、包穀核加工後食用。野菜野草使一些人吃得渾身浮腫，中毒而亡；一些人被包穀杆、包穀核吃得大便不通而活活脹死，……這就形成了本文引言中的一些餓死人的數字。在當時，有些農戶全家死絕，這樣的情況各村都有。有的大人們為了孩子能夠存活下來，自己捨不得吃、穿，死於饑寒，為此而勉強活下的孩子，都成了孤兒（1961年後縣上辦起了兒童福利院[孤兒院]，專門收養孤兒，直至他們長大成人）。1960年，西禮縣人口死亡率達94.53‰，高居全省第二。各種疾病也隨饑荒而來，好些疾病是除那個年代外再也見不到、聽不到的。1961年3月17日《縣委轉發生活安排辦公室醫療小組關於當前防治疾病工作的報告》提到：「截止2月底的統計，總發病人數已達43300人，比1月底的30720人增加了44%，2月底現有病人26291人，比1月底的13862人增加了90.5%，佔全縣總人口的6.14%。其中浮腫病人1月底有6411人，2月底4736人，瘦弱病1月底4298人，到2月底達到11492人，比1月份增加了164%。子宮脫垂的1月底1407人，2月底1523人。」「又由於婦女病的危害，人口出生大大下降，據白關公社統計，1960年全公社出生嬰兒180人，佔全公社總人口的1.26%，但這一年的死亡人數盡（竟）達2320人，佔總人口的16.22%，最嚴重的白關公社苟家山生產隊有87個生育婦女，自1958以來只生了1個孩子，但1960年一年就死亡了143人 。」邊遠山區如此，縣城周邊情況也如此。省地工作組西禮小組1961年2月24日的《西和公社鳳山生產隊生產情況調查》反映：「鳳山大隊是一個窮隊，全隊553人，人均佔有土地2.2畝，1956年全隊有154戶，726人，到1960年僅有146戶，533人，五年來共死亡172人，佔總人口的21.4%（全隊死絕的有8戶），牲畜死亡更嚴重，隊上原有26頭牲畜死的只剩了2頭。」1961年初開始，縣上舉辦三級醫院，用中西醫結合的方法，自製葡萄糖、維生素C加麥麩和中藥的「康復散」、「加味補中益氣湯」、「加味十全大補湯」等治療垂危病人，搶救勞動力，全縣人口死亡和各種疾病才得到了遏制，截止4月15日，有28577人治癒恢復健康，投入了生產，但仍然有26900人未愈。
各種疾病中，除浮腫外，一些比較少見的婦女病也出現了，如子宮脫垂和閉經。子宮脫垂為飢餓造成的營養不良和過重的體力勞動等因素所致，那麼閉經又是怎麼回事呢？當時甘肅省委書記汪鋒向毛主席寫的一份調查報告，解開了這個謎底。
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鋒同志帶了五個人在甘肅臨夏州新集公社新1號生產大隊調查農村食堂時對婦女病和婦女生育情況作了深入調研，發現：第九生產隊有青壯年婦女25人，閉經的12人，佔48%；在通經的13人中，當年一月後才通經的8人，一貫通經的2人，1個是女隊長，1個是炊事員；1959年以來只有脫產幹部的家屬生了1個小孩。第五生產隊有青壯年婦女26人，閉經的21人，佔81.2%；全隊1959年以來沒生一個小孩。第六生產隊有青壯年婦女19人，閉經的13人，佔68.4%，在通經的6人中，3個是炊事員，2個是女隊長，1個是脫產幹部的愛人；1959年以來生了2個小孩，1個是大隊保管員的愛人生的，1個是生產隊長愛人生的。第七生產隊有青壯年婦女24人，閉經的16人，佔66.6%，在通經的8人中，有4人是今年1月後才通的；一貫通經的4人，1是炊事員，1是生產隊長的愛人兼炊事員，1是脫產幹部的愛人，1是生產小組長的愛人。1959年來只有管理員的愛人生了1個小孩。上述調查數字頗可看出癥結所在。
二、勞民傷財辦食堂、煉鋼鐵、超英趕美、「提前進入共產主義」
這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的又一重要原因。
1958年，全國各條戰線都在「放衛星」，毛主席看到工農業各個方面生產都在增產提速，於是在一次會議上講「超過英國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2年到3年，2年是有可能的」。1958年9月2日毛主席在一封信上又說：「為5年接近美國，7年超過美國這個目標而奮鬥吧！」接著在大躍進的同時，又展出 了從制度上提前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藍圖，提出辦大社設想。此前的8月6日，毛主席在河南新鄉縣看了七裡營公社後，明確提出「看來人民公社是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在山東歷城縣北園公社視察時又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8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了毛主席「人民公社好」的號召，從此，全國普遍開展了大辦人民公社運動，這即是辦食堂、煉鋼鐵、超英趕美、「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歷史背景。在這種背景下，作為向英美挑戰的重要指標，「鋼鐵元帥」就升帳了；作為人民公社的伴生物、共產主義天堂的心臟——公共食堂也應運而生了。
公共食堂作為「一大二公」和生活集體化的重要標誌，其組建速度是相當驚人的，短短半個月的時間，即在全國城鄉普遍建立。甘肅省從1958年8月開始到10月的三個月時間就實現了全省食堂化。西禮縣截至1958年8月11日，已辦起食堂1013個，就餐的有21434戶、124796人，佔全縣總農戶的51.8%和農業總人口的49%；有食堂的鄉10個，社306個，隊1013個。而到8月22日，僅僅11天時間，食堂就增加到了1939個，有38197戶、195408人就餐，佔農戶總數的84.5%和人口總數85%。至此，十裡、河口、城關、白雀、西峪等23個鄉全部實現了食堂化。
食堂辦起之初，實行「共產主義」制度，吃飯不要錢，人人都有份。因為是「社會主義大家庭」，所以，不同隊的社員還可以到其他的食堂就餐。開始時定量不限量，每人每天2至3斤糧，提出「許吃不許拿」，「飯菜多樣化」，同時制定食譜，規定一星期內不吃重複飯。白面饅頭，大肉大油，「放開肚子吃飯」，認為這就是「共產主義」生活。當時縣委文件對公共食堂總結了八大好處，社員也編了「六愛食堂」的順口溜：
單身漢愛食堂，早晚不為吃飯忙；
老人家愛食堂，生活愉快食味香；
婦女家愛食堂，擺脫家務出廚房；
青壯年愛食堂，多出勤來工效強；
學生們愛食堂，按時能夠入學堂；
孤兒們愛食堂，猶如有了親爹娘。
可是好景不長。大吃大喝不到半個月，食堂用糧相繼發生危機，開始按人定量，人均每月35斤或更少，廣大社員的生活難以為繼，開始「瓜、菜、代」了。到1959年和1960年時，各生產隊食堂人均月口糧最高的也只供到18斤，即每人每天老秤9.6兩（折合今6兩），最低的僅有2兩（折合今1.25兩），而且相當一部分生產隊食堂斷了炊。即使在這樣嚴峻的時候，為了保護食堂這顆共產主義「心臟」的跳動，縣上發文號召全民找野菜、儲乾菜，加少量油渣、豆餅、粉渣等加工代食品。儘管如此，餓死的威脅仍然非常嚴重，一些人為了活命，只好外流他鄉或尋吃討要，或入贅為婿，或改嫁他人。運氣好的僥倖生存了下來，而運氣不佳者，或凍餓病倒於窯洞路旁，或死於荒郊野外，這時候的人們對食堂已是咬牙切齒、恨之入骨了，但只能敢怒而不敢言，有敢言者即被戴上反「三面紅旗」等帽子被當作「階級敵人」批鬥和專政了。據資料載，甘肅揭開農村公共食堂真正弊端的是汪鋒同志。汪鋒1961年4月27日至29日在臨夏調研，解散了臨夏新集公社的兩個食堂，之後，一些地方才陸續停辦了食堂。到7月底，全省90%的生產隊都解散了食堂。可是西禮縣在1961年6月8日《關於食堂分配、三定問題規定意見的報告》中還強調「辦什麼形式的食堂，都完全由社員自己討論決定。凡社員自己願意辦食堂的，都辦成合夥食堂」，試想，反對食堂的人已被專政了，有此前車之鑑，誰敢「自願」呢？反正領導不擔這個罪名。
「鋼鐵元帥」升帳是大辦工業的先導。1958年9月4日省委向全省發出了緊急動員令，要求全黨全民緊急動員，大煉鋼鐵。宣布當年（實際距年底只有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要生產30萬噸鐵，10萬噸鋼，要求「一斤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遲」。西禮縣聞風而動，實際上早於省委發出號召之前的8月9日就以（58）240號文件提前做了安排，提出了「為8萬噸鐵、4萬噸鋼、1千噸銅、3千噸鉛、2千噸銻、5萬噸硫磺而努力」的目標，而實際啟動時間則更早。一時間，學生、農民、幹部、工人，千軍萬馬奔向煉鋼第一線，不僅在大橋宋家溝、火石崖、蒿林寺和盧河王畫山、十裡青羊峽、頁水河等地建起了煉鐵爐，連城裡一些單位院內也建起了煉鐵爐。時值秋收季節，農田的包穀、洋芋腐爛，也不能去收。當時，中學停了課，老師也下鄉上山到了煉鐵第一線。開始時，小學生尚由高中學生帶課，後來高中學生也撤出學校大煉鋼鐵了，小學生則成了無人託管的「孤兒」，整天在學校附近的山上「打仗」，放任自流。為了提高鋼鐵產量，農村各家各戶的門扣子、鐵鏟子、鐵勺子、鐵鍋、舊鋤頭、廢钁頭以及鐵火盆、匙牽等帶鐵的器具什物，都搜集投進高爐，結果煉出來的全是不能用的燒結鐵和廢渣、廢料。在當時西禮縣民間偷偷流傳著兩支專諷大煉鋼鐵的民歌。第一首為「鋼鐵元帥升帳了」：
黨中央，發號召，鋼鐵元帥升帳了。
鋼鐵元帥坐了帳，各行各業把路讓。
社員忙把鐵爐修，熟了莊稼沒人收。
軍隊放下手中槍，營裡營外忙煉鋼。
商店轉業收鋼鐵，大中小學把門關。
烏竹煙杆節連節，到處煉下的燒結鐵。
第二首為「鋼鐵任務比天大」：
紅嘴鸚，落了架，鋼鐵任務比天大。
蘿蔔快了不洗泥，完不成任務拔白旗。
一個蘿蔔兩頭切，工作隊下鄉收鋼鐵。
拔了門扣收了鍋，線杆上退走了鐵陀螺。
鐵火盆兒全砸了，槓頭上不搭鐵鏵了。
發了白雨河不清，家家光剩幾苗針。
拔了門扣難鎖門，家家用上了泥火盆。
想要做飯沒有鍋，青石板上烙饃饃。
這兩首民歌生動、形象、真實、具體地描述了全民煉鋼的情況和農民無奈的心情。
與大煉鋼鐵相伴生的是大辦工業。當時的「工業」狀況是什麼樣子，萬青山書記在8月9日傳達臨夏會議精神時講：「現在看，建廠（場）數字共26963個，相當可觀，但投入生產的廠子和產值卻寥寥無幾，投入生產者佔43%，產值完成了3.2%，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掛著空牌子，根本看不到廠子，甚至連住不下一個人的山神廟也掛上兩個廠的牌子，特別是對元帥工業——鋼鐵，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將近半年的時間過去了，沒有流出鐵水。」事實上，當時所謂的工業企業就是誰家的老太婆會掐草編，門上就掛個草帽廠牌子；誰家的男人會木匠，門上就掛上木器加工廠牌子；誰會石匠，門上就掛上石料加工廠牌子等。
與大辦工業、大辦食堂同時興起的是所謂的「十化」，即兒童教育集體化，村村幼兒園，隊隊託兒所，95%的兒童要入園；縫紉機械化，社社要有縫紉廠，要供應70%以上的人的被服；醫療生育醫院、產院化，公社有醫院，社社有產院；家禽家畜飼養集體化，各隊都設立飼養股、場、室，社員私人牲畜入社集體飼養；吃飯食堂化，其標準是80%的人參加食堂，以規模在20戶左右的生產隊為宜；還有生產協作化，報酬工資化，文娛體育集體化，生產管理工廠化，居住規劃化等，不一而足。縣上還成立了「十化」辦公室，要求三天電話匯報一次，七天書面匯報一次。
在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前提下，煉鋼鐵、辦農場、修水利、建立各種專業隊，樣樣都要平調生產隊的勞動力，而口糧則要生產隊來抬付。省地工作組西禮小組和西禮縣委1961年6月24日關於《西和公社鳳山生產隊情況調查》的「附件」《西和公社西和大隊鳳山生產隊平調情況調查》中提到，當時的西和公社從一個僅有146戶、533人的鳳山生產隊就以修紅嶺渠、西梁渠、岷郡渠、晚家峽水庫、太華水庫、修河堤，辦草關農場、山堡農場、皇城防風林帶、北關園田化、北關煉鐵廠以及大橋火石崖、大橋宋家溝、大橋硫磺廠、大橋蒿林寺煉鐵廠等15個項目上平調勞力339人次，26549個工日。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出，化化耗資化化用糧，本來就很低的糧食產量和收成，很落後的生產力水平，即被「化」為烏有了。豈能不發生饑荒和人口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