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華南地區是全國抗戰物資的重要輸入區域，有廣九、桂越、廣州灣等多條通道，並一直是正面戰場的一個戰略支點，有著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中共領導的華南遊擊縱隊又是八路軍、新四軍之外另一支有影響的抗日力量。故此一區域，也是日軍一再進攻，以遮斷中國外援通道、並獲取戰略物資的重要目標。同時，日軍對海南島等地的攻佔，還是其實施南進策略、進窺英法在遠東的控制區域的重要步驟。因之開展和加強對於華南抗戰歷史的研究，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性。
一、研究狀況概述
華南抗戰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研究，起步較早，1945年抗戰勝利不久，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廣州行營就組織編印了《廣東受降紀述》；廣東省政府編譯室編輯了《戰時粵政：民國廿八年至卅四年九月一日》；廣東肅奸專員辦事處編輯了《廣東肅奸志》。此外，有雲實誠編著的《粵戰七年》（廣州，前鋒報社,1946年），楊應彬編撰的《八年抗戰史料圖解》（廣州，1947年）等。但由於內戰的爆發，這項工作受到一定影響。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海峽兩岸都有涉及華南抗戰的文獻或回憶錄以不同形式發表，但較為零散。從大陸地區來看，這項研究真正受到重視並湧現成果較多的，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大約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紀念抗戰勝利40周年開始，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奠定了其後研究工作的基礎。概而言之，這些成果主要涉及以下六個方面：
（一）華南抗戰各種專題史料的整理出版
1980年代中後期，中央檔案館、廣東省檔案館合作，從館藏檔案中選取有關廣東革命歷史的重要資料，編成大型史料集《廣東革命歷史文件匯集》內部發行，共計72冊，其中11冊（甲36-46）為8年抗戰時期，20餘冊與抗戰有關（涉及「九一八」之後，戰後初期），是目前研究抗戰時期華南地區中共黨組織頗具史料價值的出版物。1981年，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委員會、廣東省檔案館選編了《抗日戰爭時期的廣東青年運動》一書。1984年，廣東省檔案館編輯出版了《東江縱隊史料》（廣東人民出版社，以下凡由該社出版者不再一一註明）；1985年，中共韶關市委黨史辦公室選編了《粵北抗戰資料選編》；1985-1986年，中共廣東省委黨史委員會等編輯出版了《廣東華僑港澳同胞回鄉服務團史料》、《瓊崖抗日鬥爭史料選編》；1991年，廣東青運史研究委員會選編了回憶錄性質的《抗戰時期粵北青運》一書。1996年，中共湛江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了反映粵西地區人民抗日史實的《南路人民抗日鬥爭史料》。
抗戰初期中共華南的黨組織是在長江局領導之下，1991年，中共湖北省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編輯出版了900多頁的《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一書（湖北人民出版社）。南方局是抗戰時期中共領導華南抗戰的主要政治中樞。南方局黨史資料徵集小組經過廣泛徵集，出版了《南方局黨史資料》，包括一、《大事記》，二、《黨的建設》，三、《統一戰線工作》，四、《軍事工作》，五、《群眾工作》，六、《文化工作》 6個分冊，涉及南方局在抗戰時期各個方面的工作（重慶出版社，1986-1990年）。
1998年，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了關於抗戰時期第一任省委書記張文彬的專題資料《懷念張文彬》。1992年，東江縱隊司令員曾生的《曾生回憶錄》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1994年，關於東江縱隊政委尹林平的專題資料《尹林平》出版。1991年，關於東江縱隊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作堯的專題資料《懷念王作堯將軍》出版。1994年，關於珠江縱隊司令員林鏘雲的專題資料《懷念林鏘雲同志》出版。1995年，劉田夫（曾任第四戰區中共特支書記）的《劉田夫回憶錄》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此外，有關方面還出版了《特支十年》、《華南抗戰號角<新華南>》、《省港抗戰文化》、《石闢瀾》等專題史料。
自1985年起，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從徵集的原國民黨將領回憶抗日戰爭的文章中，整理彙編了12冊的「原國民黨將領抗日戰爭親歷記」，其中華南地區編入《粵桂黔滇抗戰》分冊（中國文史出版社，1995年）。1985年，中共廣州市委黨史委員會編輯出版了《淪陷時期廣州人民的抗日鬥爭》，收入的回憶錄側重於廣州淪陷後中共領導的城市地下工作及廣州附近地區的遊擊活動。1987年，廣州市人民政府參事室編選了《廣州八年抗戰記——廣州地區八年抗日戰爭史料專輯》，收入的回憶錄側重於反映廣州及其附近地區國民黨人領導的抗日活動。1995年，廣州市政協等單位合作編輯了40餘萬字的《廣州抗戰紀實》一書，其中選錄了上兩種書的一些文章，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
1987年，廣東省航空聯誼會出版了《廣東空軍抗日空戰史料專輯》；黃嚴、關中人主編了《南粵雄鷹：廣東空軍史料選集1911-1949》（花城出版社，1999年）；夏軍整理了抗戰初期廣東海軍虎門對日作戰的史料（《抗戰初期粵海軍虎門作戰史料》，《民國檔案》2007年第3期）。臺北「海南抗戰三十周年紀念會」編印了《海南抗戰紀要》（上下）（臺北文海出版社1998年）。2000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了《從廣州透視戰爭——葡萄牙駐廣州總領事莫嘉度關於中日戰爭的報告》（舒建平、菲德爾譯）。2009年，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了石粦編著的《粵軍縱橫——李潔之將軍回憶錄》，該書有較大篇幅回憶和介紹了粵軍將士在全國戰場及廣東抗戰的相關內容。
關於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的資料，1990年，廣東省政協等編輯出版了《揮戈躍馬滿徵塵——張發奎將軍北伐抗戰紀實》一書。2006年，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倪俊明、蔣志華等編纂出版了《張發奎將軍》的大型圖傳（珠海出版社）。2008年，張發奎晚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做的口述史：《蔣介石與我——張發奎上將回憶錄》，由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出版（鄭義譯校）。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珍本與手稿圖書館收藏有張發奎日記，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已將1939-1941年的日記購回提供給學者利用。
關於第七戰區司令長官餘漢謀的資料，1990年，臺北商務印書館出版了黃仲文編纂的《民國餘上將漢謀年譜》，1996年，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餘漢謀先生訪問記錄》（《「口述歷史」第7期：軍系與民國政局》）。關於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嶽的資料，1988年，臺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了《薛嶽將軍與國民革命》。
關於戰時廣東省主席李漢魂的資料， 1975年，香港聯藝印刷公司出版了朱振聲編《李漢魂將軍日記》（上下集）。1988年，廣東吳川縣政協編印了《李漢魂將軍北伐抗日實錄》，收入李本人的《鐵衣曾照古中原——抗日戰爭回憶》及其故舊等相關回憶文章。2012年，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王傑、梁川主編《枕上夢回——李漢魂吳菊芳伉儷自傳》，收入李的回憶錄《憶懷》和吳菊芳的回憶錄《自傳》。2015年，中國社會出版社出版了《李漢魂將軍文集》（三卷），上卷收入《憶懷》、《鐵衣曾照古中原》、《夢回集——浮生摘錄》，下卷收入《日記散遊卷》、《演講電函卷》等。
2005年，廣東省檔案館從省、市、縣三級檔案館及中央檔案館館藏檔案中選取部分與日本侵略廣東有關的史料，編輯了近50萬字的《日軍侵略廣東檔案史料選編》（中國檔案出版社），內容包括日軍侵粵準備及侵粵暴行、日偽政治統治和經濟掠奪、實施奴化教育、全省損失統計等方面的檔案。丁玲玲、鄭澤隆整理了日軍在華南等地劫掠兒童的檔案史料（《民國檔案》2005年第4期）。
2015年，廣東省檔案館從館藏檔案中選出有關抗戰時期廣東經濟損失的檔案史料，編輯了70多萬字的《抗日戰爭時期廣東經濟損失檔案史料選編》（廣東教育出版社），內容包括廣東經濟損失調查報告、日本侵略者在淪陷區的經濟掠奪、戰後廣東被劫物資的接收與追討等方面的檔案，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關於華南抗戰的圖片和畫冊，也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史料，近年來陸續有這方面的成果出版。2005年，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廣州市檔案館等合編了倪俊明、蔣志華等編纂的《歷史的烙痕——抗戰時期廣州老照片》（嶺南美術出版社），收入各類圖片440多幅。2005年，廣州市檔案館編著了《侵華日軍在廣州暴行錄》（中國檔案出版社），第一部分為200多幅日軍在廣州暴行的照片，第二部分為「侵華日軍在廣州暴行紀事」，第三部分為「檔案史料選錄」。2006年，廣州市委宣傳部主持編撰了大篇幅的《廣州抗戰史跡圖文集》（廣州出版社）。
2015年，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等編著了大型的《東江縱隊圖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廣州出版社），是迄今為止收入圖片資料最全、線索最清晰的關於東江縱隊歷史的圖文資料。2015年，廣東省檔案館從省、市、縣三級檔案館及該館從日本徵集的史料中，選取各種圖片、照片史料，配以文字說明，編輯了50多萬字、數百幅圖片的大型圖冊《不能忘卻的記憶——廣東抗戰檔案史料圖錄》（廣東教育出版社），內容包括日機對廣東的轟炸、日軍攻佔珠江三角洲、日軍侵佔海南與潮汕、日軍殘害廣東軍民、日偽對淪陷區的統治、廣東軍民抗戰、侵粵日軍投降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華南抗戰歷史的綜合研究
1987年，廣東省中共黨史學會主編的紀念抗戰勝利四十周年論文集《廣東抗戰史研究》出版，主要涉及廣東抗日救亡運動、華南抗日縱隊、華南敵後戰場、粵北會戰、華僑和港澳同胞對廣東抗戰的支援、瓊崖抗戰等；1986年，廣州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四十周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選編》，主要涉及廣州抗日救亡運動、華南敵後戰場、廣州人民抗日鬥爭、八路軍廣州辦事處等，這兩本論文集，是反映廣東、廣州抗戰較早的成果。1993年，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選編的《廣東黨史研究文集》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三冊為抗日戰爭時期，較多地反映了此時期廣東黨史的內容。1994年，由廣東省人民武裝鬥爭史編纂委員會組織，張正、馮鑑川、鄭可益撰寫的《廣東人民武裝鬥爭史(抗日戰爭時期)》出版，較好地再現了中共領導的廣東人民抗日武裝成長壯大的史實。
左雙文的《華南抗戰史稿》一書對華南抗戰史作了較為全面的研究，包括日本對華南的入侵、國民黨當局的應變措施及社會各界的反應、日偽在華南的統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南抗日鬥爭、戰時廣東的經濟與文化、粵北會戰、桂南會戰等重要戰事、抗戰後期中國收復臺港澳問題等。2015年，左雙文對書稿進行了修訂，充實了若干新的史料（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華南抗戰史稿》，2004年；《華南抗戰史》，2015 年）。
沙東迅的《粵海抗戰史譚》一書是其廣東抗戰史論文的選集，主要包括對侵華日軍在粵罪行的揭露、廣東軍民反抗日軍侵略的鬥爭、抗戰初期廣東國民黨黨政軍當局對抗日的態度及應變措施、省政府北遷、粵北第一次會戰、抗戰時期的國民黨及其統制下的廣東群眾運動、民眾動員和輿論宣傳、戰時廣東的兵役、衛生防疫、賑濟、文化、教育、經濟等（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此外，沙東迅將所積累的有關廣東抗戰的各種歷史片段，以「紀事」的形式，依時間順序逐條呈現了1937至1945年間廣東抗日戰爭的方方面面（《廣東抗日戰爭紀事》，廣州出版社，2004年）。
2015年，由廣州市文廣新局主持，出版了由王金鋒主筆、吳珏、沈善榮執筆撰寫的《廣州抗戰史》一書，以較翔實的史料，對廣州抗戰歷史作了較為全面的梳理。
（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南敵後戰場研究
中共領導的華南敵後戰場、敵後抗日根據地、抗戰文化、重要歷史人物是華南抗戰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此，學術界進行了認真的研究，取得了若干有代表性的成果。
1、中共在華南抗戰中的地位、作用、貢獻的研究。馮鑑川論述了中共領導下的華南抗日武裝建立與發展的歷程及其貢獻。韋顯文介紹了華南抗日武裝堅持敵後抗戰的史實。黃振位論述了華南敵後抗戰的重要歷史地位。鄭可益討論了華南敵後戰場的開闢及其重要貢獻。葉文益主編了《中共中央南方局的軍事工作》（中共黨史出版社2009年）。
鄔強、黃業敘述了東江縱隊初建和壯大的過程。1986年，瓊崖武裝鬥爭史辦公室主持編寫了《瓊崖縱隊史》。1990年，《珠江縱隊史》編寫組編寫了《珠江縱隊史》。1995-1996年，中共湛江市委黨史研究室、江門市委黨史研究室主編的《南路人民抗日解放軍史》、《廣東人民抗日解放軍史》先後出版。楊漢卿闡述了東江縱隊在抗戰時的重要貢獻。
2、中共在華南各地組織的發展及抗戰文化活動的研究。李軍曉對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的性質、作用、地位等進行了探討。莫世祥論述了抗戰初期中共黨組織在香港的恢復與發展。張量記述了澳門同胞支援祖國抗戰的貢獻及戰時中共在澳門的組織活動。沈成飛論述了戰時中共廣東組織的基層統戰工作。葉文益的《廣東革命報刊史》以專章對廣東的救亡報刊、國統區進步報刊、抗日根據地報刊、港澳報刊的抗日宣傳作了系統論述。黃建新、莫振山論述了中共在香港的抗戰文化活動。袁小倫則是選取中共與省港抗戰文化這一視角做了較為深入的考察。
3、華南中共抗戰人物研究。葉文益出版了《張文彬傳》（40萬字，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年）。陳弘君、官麗珍的研究展示了周恩來在指導華南敵後遊擊戰爭、促進統一戰線方面的貢獻。曾傅先、羅永平論述了張雲逸在華南進行的統戰工作。盧權論述了葉挺在促進廣東抗戰方面的作用。趙軍祥、李國興研究了張文彬在廣東抗戰前期的貢獻。廣東省檔案館選編了由參加過抗戰的老同志的子女撰寫的回憶文章集《父輩的抗戰往事》，涉及到雲廣英、王均予、曾生、尹林平、王作堯、林鏘雲、馮白駒、饒彰風、楊康華、楊應彬、鄭群等大部分活躍在華南抗日戰場的中共人物（花城出版社2015年）。
（四）華南抗戰的國民黨方面研究
對於華南地區國民黨軍隊的抗戰及戰時國統區的情況，學者們也作了實事求是的研究和梳理。
1、華南抗戰正面戰場及國統區的研究。梁山、王付昌把廣東正面戰場分為三個階段，對各個階段的戰況進行了概述，分析了華南正面戰場抗戰的局限性。張曉輝從廣東正面戰場的作戰策略與指導思想、戰略相持階段廣東正面戰場的特點、廣東正面戰場的地位與作用等方面作了評析。鄧榮元指出抗戰時期的粵北在物質補給、兵員徵調、牽制日軍等方面意義重大。沙東迅認為戰時國民黨在廣東的活動，既有動員和宣傳抗戰的一面，又有限共反共的一面。唐富滿、歐陽湘研究了戰時廣東的捐款獻機運動。鄭澤隆梳理了抗戰時期廣東國統區的防諜肅奸工作。
2、戰時國民黨在華南的基層社會治理、民眾動員的研究。沈成飛認為戰時廣東的新縣制重在強化對基層社會的控制, 因此其強力推行保甲制而忽視了鄉村建設。化貫軍認為由於幹部工作的乏力，造成新縣制實施的人力資源匱乏，甚至吏治腐敗，政風惡劣。沈成飛研究了抗戰時期廣東國統區的戶政問題，指出儘管政府採取了諸多措施以推進戶政工作，但效果不彰。沈成飛還分別對抗戰時期廣東國統區的保甲長群體、視導保甲政務、基層動員以及廣州淪陷時期保甲的推行及特色等問題進行了探討。沙東迅認為，廣東當局的民眾動員與輿論宣傳，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也存在消極的乃至反動的一面。夏蓉對「廣東省新生活運動婦女指導委員會」作了考察。
3、國民黨戰時在港澳的活動及收回港澳問題研究。金以林研究了戰時國民黨在香港的黨務工作。王文隆對國民黨戰時在澳門的情報工作進行了考察。關於國民政府收復香港問題，劉存寬等學者認為，國民政府未能收回香港的原因在於英國頑固的殖民主義立場和國民政府外交上的軟弱。孫揚討論了戰時中英兩國交涉香港問題的過程，認為由於一號作戰中國軍隊的失利，收復香港的主動權被英國所掌握。左雙文梳理了國民政府收回澳門的謀劃及其失敗。
4、華南國民黨抗戰人物的研究。倪俊明主編的《廣東近現代人物詞典》提供了包括國民黨抗日將領在內的許多戰時華南地區各方人物的基本情況和線索（廣東科技版社1992年）。左雙文對張發奎、蔣介石與華南抗戰的關係及若干將領之間的複雜關係進行了研究。沙東迅、鄭澤隆研究了李漢魂抗戰時期的活動及貢獻。楊維、羅英鵬策劃編纂了《羅卓英將軍紀聞》（羊城晚報出版社，2013年）的大型傳稿。
5、抗戰時期華南國統區的經濟、社會、文化研究。霍新賓研究了抗戰時期廣東國統區的糧食市場管理問題。張曉輝研究了戰時國民政府的駐港企業。黃菊豔勾勒了抗戰時期廣東省營工業的損失與重建。張曉輝指出抗戰前期國統區存在一條以香港為樞紐的南方外貿運輸線，這條轉運樞紐對於維持戰時國統區的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並研究了戰時廣東對敵經濟反封鎖問題以及廣東省銀行農貸業務的開展情況。田興榮考察了抗戰時期粵漢鐵路在緊急運輸軍民用物資與人員上的重要作用。
（五）日本在華南的侵略罪行、戰爭破壞等的研究
王輔的《日本侵華戰爭》雖不是專門研究日軍侵略華南的著作，但有不少的篇幅涉及，勾畫了較為清晰的日軍對華南的侵略不斷加深的概貌（遼寧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曾慶榴、官麗珍論述了日本對廣東的大規模轟炸與襲擾的史實。官麗珍梳理了日軍侵粵的種種罪行，包括空中轟炸、經濟掠奪、統制與破壞、文化摧殘等。沙東迅披露了日軍佔領廣州前在粵的種種罪行。肖自力探討了日軍大轟炸之下廣州市民的複雜心態。張傳宇考察了日軍侵粵計劃的制定及其實施的問題。沙東迅研究了日軍在華南的細菌戰、化學戰問題。李恩涵、曹大臣考察了日軍在華南的販毒活動。1995年，海南出版社出版了符和積的《日軍侵瓊暴行實錄》一書。
關於日軍在華南地區的經濟掠奪、經濟統制、走私活動，黃菊豔指出戰時日本侵略者在廣東淪陷區實現殖民統治，對這些地區的工業、商業、金融業實施全面的統制和經濟掠奪，以使這些地區的經濟納入其戰爭經濟體系。賴正維分析了日本對華南地區經濟掠奪與統制的特點。王鍵指出，抗戰時期臺灣成為日本向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進行經濟侵掠的重要基地。齊春風指出日本在戰時利用香港、澳門、廣州灣自由港的地位，策動了大規模的走私活動，給中國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鄭澤隆揭示了日偽當局在廣東佔領區的奴化宣教政策及其罪惡活動，並對汪偽政權在廣東的傀儡統治作了概述。官麗珍認為日軍在侵粵期間實行殖民主義的奴化教育，破壞廣東各地的文化教育設施，野蠻摧殘、劫奪歷史文化遺產，對廣東文化教育事業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陳木杉利用臺灣所藏上百封汪精衛與偽廣東政權的函電，探討日偽侵略廣東的真相及汪偽集團控制廣東的手法。張傳宇還著重研究了在粵日本僑民及日粵間的貿易問題。
關於日軍侵略華南造成的損失，黃菊豔指出，抗戰爆發後，廣東省政府即著手進行抗戰損失專項調查。1939年7月後，該調查納入省政府的施政計劃，按國民政府制頒的損失調查辦法和表式按期查報，但由於戰時戰後環境的影響及查報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損失統計不夠完整、準確。鑑此，黃菊豔結合其他資料，對此問題進行了較為集中的探討。近幾年，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組織下，開展了全國規模的「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研工程。廣東地區的調研由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官麗珍、林益等和有關市委黨史研究室承擔。廣東全省損失調查的研究成果為《廣東省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初稿，分為廣東省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研報告、專題、資料、大事記等幾個部分。東莞、惠州、梅州、佛山等市的調研成果也陸續完成初稿：《廣東省東莞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廣東省惠州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上、下冊）；《梅州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佛山市抗戰時期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上、下冊），供內部徵求意見。
（六）抗戰時期的香港、澳門研究
1、抗戰時期的香港研究。關於香港在抗戰時期的地位和作用，房正宏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一，進口、轉運戰略物資到內地；二，為內地難民提供救助；三，香港利用其特殊地位，與國際上反法西斯的正義力量團結合作，共同打擊日本侵略者。曹二寶強調了香港在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中特殊的戰略地位。莫世祥用「盟友和對手」一詞，來概括香港對日作戰中的中英關係。孫揚的《無果而終——戰後中英香港問題交涉》一書，探討了與戰時關係密切的中英受降之爭、戰後中國軍隊過境香港、香港肅奸風波等問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
抗戰初期，大量內地難民來港，張麗認為，難民潮的出現，一方面加重了香港政府和香港社會各階層的壓力，另一方面，也給香港社會注入了活力。楊茂玲認為，抗戰爆發後，香港在推動民族教育方面起到了特殊作用。但張慧真、孔強生揭示，香港被日軍佔領後，教育遭到嚴重的破壞，香港中小學校的學生人數從1941年的十一萬二千多人，銳減至1945年的約三千人，大部份學生被迫失學（《從十一萬到三千 : 淪陷時期香港教育口述歷史》，香港 :牛津大學出版社， 2005年 ）。關於戰時香港的文化事業，陳建寧指出，內地來港的大批知識分子通過各種形式大力宣傳抗戰，不僅使香港市民久違的愛國熱情得到了激發，而且使更多市民的知識文化水平得到了提升。張培德肯定了上海文化人的遷港給香港文化界帶去了進步的文化理念。茆貴鳴指出，在廖承志為首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員會的領導下，推動了香港進步文化的繁榮。2015年，有兩種關於抗戰時期香港歷史的圖書出版，即葉曙明的《圖說香港抗戰》（廣東教育出版社）和劉深的《香港大淪陷(1941.12-1945.8)》（人民日報出版社）。2017年，鄭明仁出版了《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一書，以戰時的《華僑日報》及其老闆岑維休為例，討論淪陷時期日軍對香港報界的壓迫與報界的生存狀況。
2、抗戰時期的澳門研究。1999年，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劉子健、葉文益主編出版了《澳門歸程》一書，其中有三節50多頁的篇幅記錄九一八事變後澳門的抗日活動和戰時中共在澳門的工作。鄧開頌、吳志良、陸曉敏主編的《粵澳關係史》以近60頁的篇幅反映抗戰時期澳門的歷史，包括其經濟文化狀況與澳葡當局的「中立」政策（中國書店出版社1999）。郭昉凌發表了《試論澳門在廣東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陳錫豪指出，戰時日本未佔澳門，是因為葡日間達成了秘密協定，同時在中國對日抗戰中，澳葡政府由基本保持對華合作到明顯偏於日本，甚至乘機謀求擴張土地。張曉輝認為澳門經濟由於抗戰的爆發獲得了難得機遇，澳門作為香港同內地聯繫的中樞，其工商各業均獲發展，擺脫了自近代以來長期低迷的狀態。婁勝華指出，特殊的政治環境，造就了澳門民族主義社團與國內乃至海外華人社團相異的特殊性：只能以救亡賑難的形式出現並活動，而不能有公開直接的抗日名稱和行為。鄭振偉勾勒了戰時澳門教育界所面臨的嚴峻境況。林發欽主編了《孤島影像：澳門與抗日戰爭圖志》、《平民聲音：澳門與抗日戰爭口述歷史》兩種較全面反映澳門抗日戰爭的著作（廣東教育出版社，2015年）。吳樹燊研究了澳門與大營救的關係（《澳門與大營救》，《南陲守土：澳門與抗日戰爭史稿》，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2015-2016）。
國外或境外學者對華南抗戰史也有涉及。Hoh Erling以《被遺忘的英雄們》為題，講述作為廣東人民抗日遊擊縱隊的一個分支的港九支隊的抗戰歷程，並介紹了港九支隊老戰士蔡松穎等努力還原這支抗日部隊的故事（Forgotten heroes，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Jan 9, 1997, Vol.160(2)）。Chan Gordon追溯了東江和瓊崖抗日根據地的創建，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抗戰在廣東的推進，並分析了華南與華北在敵後抗戰的發展擴張上存在的明顯差異（The communist resistance movement in wartime Guangdong, China,1937-1945,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001.）。Roanna Cheung 指出淪陷前的廣州作為華南和中國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國共兩黨均在這裡積極動員婦女投入民族解放的鬥爭，從中表現出中國婦女在抗日鬥爭中的自我認知和國家認同（Wartime Feminists in the City of Ram: Women』s Movement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UCLA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men, 2009）。Gordon Y. M. Chan講述了東江縱隊在抗戰時期與香港的合作及其在戰後的命運（East River Column : Hong Kong and Communist Guerrilla Resistance in South China, 1937–1945，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9）。Cindy Yik-yi Chu 在其著作《中國共產黨與香港資本家》一書中有一章是關於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香港的統一戰線政策的，作者認為在1930年代，中國共產黨將香港作為連接外部世界以實現他們目標的橋梁，中共在香港建立了廣泛的統一戰線，動員香港民眾支援祖國抗戰（Chinese Communists and Hong Kong Capitalists,1937-1997，New York,N.Y.:Palgrave Macmillan，2010.）。Franco David Macri利用美國和英國的官方檔案，將香港和廣東在內的中國華南抗戰描述為為英美等盟國而戰的一場戰爭，作者認為香港和華南在德蘇戰爭爆發後在地緣政治上具有特殊意義，而香港不僅是英國龐大的殖民地帝國中的邊緣，更是這場戰爭的重要部分，從而揭示了中國抗戰在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重要地位（Clash of Empires in South China: The Allied Nations' Proxy War with Japan, 1935-1941，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12）。
就現有關於華南抗戰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的成果來看，必須肯定，是具有重要價值的，這主要體現在：
1、整理出版了一批有價值的文獻資料，有些是具有拓荒性、搶救性的，為華南抗戰史的研究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2、出版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論著，涉及到華南抗戰的諸多方面，為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進行愛國主義和革命傳統教育，為增加學術積累、開展學術交流、進行歷史教育，為有關方面開展各種宣傳紀念活動提供了資料和藍本。
3、培養和鍛鍊了一批研究人才，尤其是一批中青年人才，他們在從事華南抗戰歷史資料整理和研究的過程中積累了經驗，拓寬了視野，熟悉了領域，學到了方法，也認識到了不足和有待解決、完善的問題，從而必將推動華南抗戰歷史的研究向更縱深的方向發展。
但另一方面，華南抗戰史研究也還存在一些不足，還有較大的學術空間，有深化研究、系統研究的必要：
1、研究資料還遠遠稱不上系統、豐富，研究者獲取資料的難度還較大。其中涉及中共的部分稍多，涉及國民黨正面戰場及國統區的較少；日偽方面，側重於日軍侵略暴行、抗戰損失等內容，其他的資料也較少；而關於華南抗戰的日方日文資料，則幾乎尚未涉及。還有一大批戰時出版的圖書報刊資料亟待進行搶救性發掘。
2、資料的編選未能盡如人意。受研究者視野和選取角度的影響，資料的取捨未盡適當，當選未選的不少；另外由於此前技術條件的限制，所編資料較少以原貌的、原生態的方式呈現，存在人為處理刪節及辨識有誤導致研究者難以明了的現象，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資料的客觀性和可信度。
3、現有資料中，港臺一些口述歷史和回憶的說法，有相互矛盾，誇大失實之處，大陸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留下的文史資料受當時政治環境影響也存在語焉不詳、刻意褒貶的成分，而在沒有其它資料可資利用的情況下，一些涉及國民黨華南抗戰的論著往往又只能使用這些材料，使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制約。
4、研究還不夠系統和深入，關於華南抗戰的一些重大問題，研究結論也還不夠清晰。如對戰前華南地區備戰情況的研究，對抗戰物資通過華南地區輸入內地具體情況的研究，幾次粵北對日作戰的研究（包括戰果究竟如何），日偽在華南統治狀況的研究，抗戰時期華南地區國民黨內部關係的研究，華南地區國共兩黨關係的研究，英美方面、英美人士與華南抗戰關係的研究，都還缺乏有份量的成果。又比如戰時國統區及淪陷區人民生活和生存的狀況、民眾的心理，等等，還很少有人涉及。
5、研究成果的分布還不均勻，有的較為深入充分，有的則較為薄弱。例如關於中共方面的研究中，中共抗日武裝、軍事工作、抗戰宣傳文化活動、主要代表人物的研究或資料結集較為充分，中共抗日根據地、中共基層黨組織的活動和運作、中共在淪陷區的工作等研究還不足；國民黨人物中，關於李漢魂的研究較為深入，資料的整理出版亦有成績，張發奎的資料也有進展，但關於餘漢謀、曾養甫、鄧龍光、香翰屏、葉肇等人物的研究和資料都頗不理想，一些師長級的抗日將領幾乎沒有資料，甚至找不到一張照片；而對於日本侵略華南主要人物的研究則完全屬於空白，日本在華南的各種調查和有關華南謀略、除軍隊之外在華南活動的日本人、日本僑民，華南偽軍的基本情況等，研究也還很不充分。
二、進一步推動華南抗戰研究的初步設想
有鑑於此，如何進一步推動華南抗戰史的研究，筆者認為，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
（一）在史料的搜集、整理與利用方面，可以注意這樣幾點：
1、一是對抗戰圖書、報刊的整理、篩選和保存。以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為例，據目前初步調查，該館現有關於抗戰時期華南地區內容的圖書、報刊1700多種，涉及抗戰時期華南地區各級政府機關、軍事部門、社會團體、學校組織、報刊機構和個人，以及敵偽機關等編輯出版的工作報告、會議記錄、統計資料、法律法規、組織章程、宣傳材料和其他紀實文獻，能比較系統地反映抗戰時期華南地區政治、經濟、軍事、法律、文化、教育等的狀況，內容極為豐富，其中不少是研究華南抗戰不可或缺的基本史料，且相當一批書籍已存世不多，搜尋不易，原件平時很難對普通讀者開放，有的可說是館藏之寶，彌足珍貴。而且在近代文獻中，抗戰時期的報刊文獻是最為脆弱的，對這些文獻的整理複製工作，具有毋庸置疑的緊迫性。亟待從中精選出最具史料價值的部分，加以編目、複製、電子掃描，編輯出版，達到搜集史料、搶救文獻的雙重目的。
2、二是對省內外各種檔案資料的查閱、整理。華南抗戰的研究，離不開對檔案史料的挖掘。不知是否可以這麼說，如果說圖書報刊是研究華南抗戰的血肉，那麼檔案史料就是其心腹和骨骼，值得下大氣力、費笨功夫去搜集和運用。而從此前的整理出版狀況看，雖然已有一些關於戰時中共方面、日軍侵粵、戰時經濟損失等方面的檔案資料可供利用，但關於戰時國統區、戰時華南地區國民黨軍事作戰，關於戰時淪陷區政治軍事社會狀況、華南偽軍組編作戰情況等方面的檔案，整理出版還不多，各地方檔案館還有大量收藏，也有待查閱整理，尤其是一些地方性的、專題的、行業的檔案，過去利用較少，它對於深化抗戰時期華南地區歷史的研究，具有相當重要的價值。
3、日方、日文資料的搜集、翻譯、利用問題。這是過去華南抗戰歷史研究較為薄弱的環節，也是繼續深化這一研究必須解決的問題。應該注意組織力量，使之得到相當程度的解決。據了解，「日本亞洲研究中心」公布、可以公開查閱的檔案相當豐富，該中心在近現代日本內閣、外務省、陸軍、海軍的公文書(檔案)及其他記錄中選出了日本與亞洲近鄰各國之間的相關資料，將其數位化並通過網際網路向日本國內及境外公開，到2011年4月止，該中心已對外公開了2200萬份圖像，其中有大量文件涉及到日本對華南的侵略等內容。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等機構及日本國內知名的專業圖書館、書店等處或多或少也有涉及華南抗戰的史料，值得調查收集。同時應注意對省內館藏的戰時日方出版物的整理利用。
在利用史料的過程中，要採取上下結合、中外結合的辦法，克服過去史料的搜集和運用或多或少視野較多局限於本區域之內的現象，要善於將中共上級機關、國民黨高層、日方以及美方、英方與華南抗戰相關的資料結合起來運用，以大大拓寬研究分析的史料基礎。
（二）在研究內容上，要注意把握基本問題，並在充分吸收和借鑑學術界已有成果的基礎上，著力於以下三個方面的創新：
涉及華南抗戰的基本問題有：（1）華南地區的抗日救亡運動與抗戰準備；（2）日機對華南的空襲、戰時華南地區的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3）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南敵後抗戰，華南敵後抗日根據地；（4）華南地區的國民黨抗日戰場，戰時的國統區；（5）日偽在華南的殘暴統治與掠奪，戰時的淪陷區；（6）抗戰時期華南地區的經濟、文化、教育、社會生活；（7）華南抗戰歷史人物包括中共的張文彬、雲廣英、曾生、尹林平、林鏘雲、王作堯、王均予、梁廣、馮白駒、饒彰風等，國民黨的張發奎、餘漢謀、吳鐵城、李漢魂、曾養甫、薛嶽、鄧龍光、香翰屏、葉肇等的研究；（8）抗戰時期的粵、港、澳關係及海外華僑與華南抗戰研究。
應著力於有所創新的方面有：
1、中共方面，中共華南工作的基本方針；中共華南黨的領導機關的領導能力、領導水平、工作方式，華南黨的幹部的來源與構成；中共華南基層黨組織的狀況，其生存方式、活動方式、黨和群眾的關係；中共在華南的軍事組織和軍事工作，中共部隊的生存方式、後勤來源、作戰形式；中共在華南地區的群眾工作、統戰工作、經濟工作，文化工作；中共在華南國民黨軍隊中的活動，中共地下黨的城市工作與對敵偽工作。
2、國民黨方面，國民黨軍隊的抗戰準備和作戰能力；粵系部隊、粵軍將領出省作戰的真實情況及作戰表現；華南抗戰正面戰場的實際作戰情況；軍隊的後勤保障、作戰訓練、兵源補充；戰時粵系與國民黨中央的關係，粵系軍人與汪集團的關係；粵系軍人的內部派系、人際關係；戰時廣東的軍、政關係；戰時國統區的行政、經濟、財政、文化教育、災荒。
3、日偽方面，日本對華南的情報、謀略活動，對兩廣軍人、粵系政客的拉攏和離間企圖；日本對華南戰略意圖的變化，對華南軍事進攻和軍事作戰的特點；日本佔領華南部分地區之後的統治方式和統治策略；日本對華南的經濟調查活動與經濟掠奪；華南偽組織、偽軍及其頭面人物的面貌和基本特徵，日本在華南各種僑民、居留民的活動等等。通過本課題的全面深入研究，將從新的角度解析華南抗戰的各類重要問題，形成一系列新的認知和觀點。
（三）在研究的視角上，要注意如下幾個方面：
1、全國抗戰的視角。這是指的從全國看華南，是將華南抗戰置於全國抗戰的大背景、大格局之下，從抗戰全局的視角研究華南抗戰，以更為宏觀、開放的視角對之進行觀察和思考，既要弄清華南抗戰在全國抗戰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要弄清整個抗戰局勢或者整個反法西斯戰爭局勢的演變對華南抗戰的影響，也就是說，還需要一個更為宏觀的、國際的視野，而不是僅僅局限於一個地方抗戰史、地方黨史的層面，畫地為牢，受到人為的水平和格局上的限制。
2、文獻整理與學術研究的交叉視角。要進一步做好華南抗戰歷史的研究，有必要將文獻整理與史實研究結合起來，以前者為「基礎」，以後者為「建築」，「建築」又可反作用於「基礎」。做文獻整理的學者，與做史實研究的學者，要相互置換位置、置換角度作交叉的審視與研究，要釐清和明確二者間既分又合的有機聯繫，文獻整理要致力於更好的為學術研究的需要服務，學術研究也要及時將有關史料可信程度、史料價值大小、史料適用範圍等的判斷，反饋於文獻整理的工作。
3、利用與保護並存的視角。歷史學者查找史料，是為了從事研究寫作，這是史料工作最基本的功能。但今後的整理研究除了著眼於這一基本目的之外，還應關注另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對涉及華南抗戰的各種史料，尤其是一些存續狀態差、再生性差、存本較為單一、稀缺的文獻資料，同時著眼於延續保護的功能，大大加強其可再生、可延續、可反覆利用、可方便利用性，以糾正過去一些部門和單位重利用輕保護、或者反過來輕利用重保護的偏向。
（四）在研究和寫作的方法上，則似可注意以下幾點：
1、要立足於科學的、實事求是的考察與分析。華南抗戰是發生在特定時空、特殊歷史條件下，涉及各種政治力量、各種歷史人物、各個歷史側面的豐富而複雜的歷史現象，對這一課題的研究，首先是尊重史實、實事求是、論從史出，不任意誇大或縮小，不隨意肯定或否定；其次是注重思辨和分析，不是一大堆材料的簡單照搬和堆砌，而是剪裁得當，歸納合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能理清事物的來龍去脈，能明了事情的前因後果，能對各種歷史現象作出恰如其分的分析和評判；其三是注重分析研究的整體性與系統性，注重在各種相互關聯中全面地考察華南抗戰歷史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取材片面，視角單一，前後脫節，顧此失彼。
2、立足於歷史學的實證研究。有關抗戰時期華南地區的歷史資料，從其文件性質、產生背景、形成時間、政治傾向、技術水準來看，種類多元，形態各異，必須具備紮實的文獻功力，才能適應相應的研究寫作要求。因此，研究者應發揮相應的專業優勢與具體研究特長，充分利用各類中外文獻，廣泛搜集相關史料，構建起實證研究的堅實基礎。要廣泛搜集、查閱省內外各圖書館、各地方檔案館所藏抗戰時期圖書、報刊、檔案，各種已刊文獻集、資料集，各種文史資料、回憶錄等，充分佔有華南抗戰的相關歷史文獻，在很好地整理、研讀文獻的基礎上開展研究工作。
3、立足於弄清史實基礎上的比較研究。比較研究，是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它是使研究者對研究對象觀察更清、定位更準、把握更好、認識更全的一個有效方法，華南抗戰歷史的研究也不例外。在具體的運用上，一個是內部各個部分的比較：例如國共兩黨抗日鬥爭的比較，國共日不同區域內政治、經濟、軍事狀況的比較，日偽統治不同時段、不同年份的比較，國共不同部隊、不同抗日將領的比較，等等；一個是與外部各種同類同質事物的比較：例如抗戰時期華南地區的戰略地位、戰略作用與其他地區的比較，中共在華南領導的抗日鬥爭與中共在其它區域、其它環境領導的抗日鬥爭的比較，國民黨第四、第七戰區與其他戰區的比較，日軍侵略華南的戰略意圖與戰役行動與日軍對其他地區侵略行動的比較，日偽在華南的統治與在其他地區的統治的比較，抗戰時期粵系軍人與其他派系軍人的比較，等等，以揭示其不同的面相與特點。
4、在寫作上，要力求表述文本的「科學性、時代性和民族性」。一是從歷史文獻、歷史事實出發，充分利用實證研究獲取的信息、數據，力求尊重史實、立論有據，不說假話、空話，使話語具有科學的嚴謹性和邏輯的說服力，經得起時間的檢驗；二是充分關注學術界新的發展趨勢，合理運用相關學科的新理念、新表述來檢視和呈現華南抗戰歷史，使研究話語具有時代氣息；三是自覺傳續和發揚上承《史記》《漢書》等中國優秀史籍、下接五四新文化運動之文學革命，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有糅合、有揚棄，特色鮮明、自成一格的中國史學敘事傳統，向我國當代優秀的歷史學者借鑑和學習，努力追求一種莊重質樸、簡潔生動、清新流暢的語言表述風格，而摒棄那種故弄玄虛、故作高深，乾癟空洞，藉以嚇人的八股文風。要適應華南抗戰的區域特徵與風土人文色彩，注意其內在的文化特質，使寫作風格能夠接地氣，符人心。總之，是要盡力寫出一部讓學術界和讀者較為滿意的華南抗戰史著作來。
最後還想指出的是，從當前地方抗戰史研究的實際來看，還應適當注意以下三點：（1）地方抗戰史研究要有全局觀念，要處理好宏觀與微觀、整體與局部的關係；（2）地方抗戰史研究要克服「地域性」情結，即對自己所屬的地區、所研究的局部在整個抗戰中的作用作不適當的誇大，用不可靠、不切實的資料放大本地區的抗戰成果，無實事求是之心，有迎合某地某局部的的需要譁眾取寵之嫌；（3）地方抗戰史研究要防止因情、因利刻意篡改和編造史實、混淆視聽。時至今日，抗戰的歷史與功績已成為國人高度肯定和傳揚的有形、無形資源，一些人便有了非記憶不確因素的刻意杜撰和編織，隱羞揚善，任意發揮，令人真偽莫辨，取捨為難。一些抗戰時代的後人也不惜以各種理性、非理性的方式為其祖輩爭功爭名，重塑「金身」。這無疑會影響到對抗戰歷史作客觀真實的研究和還原，專業研究工作者對此種傾向似應有所警覺和規避。
原文載於《黨史與文獻研究》2017年第11、12期。
基金：左雙文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華南抗戰歷史文獻的整理與研究」(16ZDA137)的前期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