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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東北經過百年高強度開發，許多資源已進入枯竭期。現在的問題是：東北必須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如果調整成功，將進入新的高增長階段；如果調整受阻，將進入更嚴重的衰退期。可以說，成敗在此一戰。
事實上，「東北問題」也是全國問題。目前，中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建設的國有礦山，有2/3正進入「老年期」——440座礦山即將閉坑；390座礦城中的50座礦城資源衰竭；另外340座礦業城市也終將面對礦山閉坑的一天。
更重要的是，據有關部門統計，在中國現有的50座資源枯竭城市中，大約300萬下崗職工、1000萬職工家屬的生活將受此影響。
針對類似「東北問題」，國家的主導思想已經很明確。中央在制定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中就曾指出：「採取措施積極推進老工業基地改造，充分發揮其基礎雄厚、人才聚集的優勢，努力提高產業水平。」而十六大報告中更提出：走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汙染少、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
前不久，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東北之行再次表明：解決東北問題的時機正在來臨。
「煤都」沉陷
撫順，興也煤炭，衰也煤炭。隨著資源的枯竭，昔日的煤礦工人失業了。沒有土地，沒有資本，只剩下過時的一技之長，不僅如此，他們中有許多人還生活在沉陷區裡。而政府的責任是：讓這座為國家做出過巨大貢獻的城市獲得第二次生命
本刊記者/李徑宇
撫順，一座為新中國立下汗馬功勞的老工業基地城市，在其資源日漸枯竭的今天，已經漸失了當初的光華和榮耀。
如果把國家比作家庭，把城市比作孩子，那麼，撫順就是滿臉抹著煤灰為養活這個家而賣力苦幹的最為老實巴交的孩子——它沒有絲毫心眼，沒有想著退路，直至體力透支掏空了自己，需要大筆醫藥費獲得新生。於是，它又成為這個家庭的負累……
6月5日世界環境日，對於中國許多城市來說，是一個可以完全被忽略不記的日子，而在撫順卻意義重大。這一天，市政府要通報各縣區環保考核情況，並且繼續和縣區領導籤訂新的責任狀。環境惡化，是被掏空的撫順市付出的另一個慘重代價。
遼寧省環保會的通報稱，全省14個市平均每月每平方公裡降塵量為19噸，而撫順為29噸。撫順汙染源很多，但多半與挖煤有關，亞洲最大的露天煤礦西露天煤礦，採煤排棄堆起的矸石山，就佔地14平方公裡，成為該市水和空氣最大的汙染源。這個被副市長王寧稱為是「撫順見不到碧水藍天的根源」，要獲得徹底治理需花掉上億元的人民幣。這座城市的負擔由此可見一斑。
也是在6月5日這一天，撫順市百貨大樓新生活超市以「保護環境，愛護家園」為主題，組織了一場少兒環保繪畫大賽。170名天真爛漫的孩子在他們年輕媽媽的注視下，繪出一幅又一幅期盼家園美麗的畫卷。
撫順，太需要一個美麗的明天了，因為它背負了太過沉重的歷史包袱。作為建國50多年來為國家生產煤炭近5億噸，上繳利稅幾十億元的一個整體資源型城市，它有理由得到國家的特別關照。6月15日，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來到了撫順。
失業後的王小翠
放眼望去，撫順市的街面上到處充斥著賣機械配件和洗腳屋的招牌。由是，這裡的空氣中漂浮著油汙和劣質香水的味道。
李順民的愛人王小翠是一家洗腳屋的按摩師。上溯10年，少女時代面容姣好的王小翠還是一名工人，在一家礦上搞後勤，可是，現在她成了一個按摩師。說是按摩，其實她根本沒有專門學這門手藝。
「女人嘛，只要把手一放在男人身上裝模作樣地按上一番，男人就會買帳」，在王小翠看來，所謂按摩就是這樣簡單。當然，她指的是異性按摩。「女人從來不去我們那裡，」她說。
王小翠所在的按摩店門口立著一塊牌子，上面對這裡的各項服務作了明碼標價。其中，頭部、手部、腳部按摩都是10元錢，全身按摩只要20元。也就是說，花20元就可以享受到45分鐘的異性按摩。而王小翠每服務一次所得的工錢是與老闆五五分成的。
「我最多一天按了3個頭、1個腰和3個全身，掙了50元錢。最少的一天，連一隻手都沒按到。」說到收入時，王小翠憤憤不平，她老是下意識地和以前當工人時比較。
然而，王小翠再也不能回礦上工作了，不僅是她，她所在礦的近萬名工人都失業了。「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王的愛人李順民文縐縐地說。李順民和王小翠是礦上的同事，他年輕時酷愛文學，高考落榜，只好下井挖煤。「當時年輕人的出路很單純，要麼升天念大學，要麼入地去挖煤，」李順民說。
現年34歲的李順民失業後，在瀋陽親戚家開的飯店當起了幫工。他戴著近視眼鏡，經常把鹽和白糖錯放在鍋裡，有時還視蒼蠅而不見，為此，沒少被客人罵過。
在接受記者採訪時，李順民甚至半開玩笑地說「我老婆早就被別的男人養起來了。」在一旁的王小翠只是咯咯地笑，沒有辯解。李順民告訴記者，王小翠去洗腳屋後，有一次，他從瀋陽回來後發現老婆口袋裡有500元錢，問時，她一時竟說不出來源。到後來，李順民便沒有再提起此事，只是有一次喝醉後跑到渾河岸上痛哭了一場。
李順民的家庭悲劇具有一定典型性。遼寧省婦聯調查表明：到2000年末，該省城鎮離崗職工總數達239萬人，居全國首位。
事實上，據李順民講，在撫順走王小翠路線的女人並不在少數，因為沒有資本，沒有土地，也沒有手藝，屬於「三無人員」，所以，只好採用原始的生存手段。
當地許多人見證了這樣一幕：上世紀末，在失業人員空前增多的同時，撫順市的按摩屋和歌廳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大街小巷。從那時起，撫順城夜夜笙歌，粉氣襲人，而近百年煤礦工人帶給撫順的陽剛之氣日見消失。(應要求，李順民一家為化名)
撫順的上下300年
歷史上，撫順城是明洪武十七年(1834年)修建的。這也是撫順得名之始，其含義是「撫綏邊疆，順導夷民」，體現了明王朝對周邊民族的招撫政策。
似乎是註定的，撫順一開始就與煤結下不解之緣。據考證，大約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中期，居住在今撫順西露天煤礦一帶的先人從土層中發現了黑亮的煤炭。當時，先人們還不知道煤能夠用來取暖和做飯。於是把煤雕琢成諸如耳墜、耳環等裝飾品。
清朝定都北京後，撫順因為地近皇室「三陵」(永陵、福陵、昭陵)，清王室恐傷「龍脈」，嚴禁開採煤田。直到鴉片戰爭以後，政府財政奇絀，國力日衰，不得不取消開發撫順煤田的禁令。而不久後的日俄戰爭，俄國將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日本霸佔了撫順煤礦。撫順由此成為「日本帝國的一大寶庫」，他們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不計後果地瘋狂掠奪這裡的煤炭資源。
據有關資料統計，至1930年撫順煤炭職工總數已達3萬多人，是1907年的29倍。
煤炭的大規模開採，使撫順發生了巨大變化，以農業為主的封建城鎮，變為以工業為主的殖民地城市——規模急劇擴大，20世紀30年代末，人口猛增至20萬，城區範圍由清末的4平方公裡，增至91平方公裡。
撫順更大規模開採在新中國建立後。有比喻說「撫順是共和國的動力燃料爐」。
建國初期，撫順煤礦幾經改造一再擴建，規模空前壯大。當時，擁有13萬名職工的撫順礦物局是全國煤炭行業的超大型礦物局之一，中央政府也為撫順傾注了大量的資金。僅在1949年到1985年，國家就為撫順總共投資40.25億，這些錢有相當一部分是用在了煤礦的改造上。
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撫順人自豪地聲稱，「撫順的煤產量居於全國前列」。
沉陷區居民的困頓生活
日本人掠奪性開採時，採礦是用人工辦法，礦井採空後大都回填進了砂石；而建國後，隨著機械化採掘技術的發展，採礦留下的廢井回填成本加大，所以，許多井沒有回填，結果致使撫順地下掏空，地表下沉。
2000年1月25日，撫順市青年路兩戶人家的房子突然沉入地下，路面上出現了一個長60米，寬40米，深20米的大坑。曾前往勘測的撫順沉區管理科負責人馬毅事後仍然心有餘悸，「幸虧兩戶家裡都沒人」，馬毅說。儘管如此，當年，撫順市緊急籌湊800萬資金，把附近的居民都遷走了。
地面下沉的根本原因是採煤沉陷，地下斷裂帶被激活。此外由採煤引發的礦震也是導致沉陷的重要原因。地表一下沉，地上的建築物也跟著傾斜裂縫甚至轟然倒塌。
撫順市沉陷最嚴重的當屬新撫區榆林街11委的居民所在地(俗稱榆林埔)。
去往榆林埔，要經過青年路。為了防止被水淹，青年路上被墊了厚厚的土，榆林埔的居民們，就住在低於路面3米到5米不等的路旁，成為一群生活在「地下的人」。
緊靠著他們房子的，是從地下源源不斷冒上來的地下水。記者到達現場時，看見一座叫做「老虎臺礦」的煤礦仍然在不停地開採，並同時不停地往外排水，以至於青年路南面的鐵路沿線出現了10多個水泡，像人工湖般佔地面積特別大的有3個。榆林埔的居民們就「有幸」與其中的一個湖為鄰。
榆林埔的沉陷由來已久，記者看到，沉陷使這裡家家戶戶的房子裂縫變形，近200戶人家無一倖免。沉陷還使一個叫馬穎信的人家裡爐灰坑被水灌滿，牆體嚴重裂變，據其說，一到冬天，院子裡的水能淹到膝蓋，未封凍前，他們一家只好搭小橋走出院子。由於房內經常積著水，在冬天寒冷刺骨的時候，一家人睡在床上真正是相依為命。
最後的開採
在撫順，「黃了」和「買斷了」是兩個高頻率使用的口頭語。前者指的是企業破產倒閉，後者則是對「下崗失業人員並軌」政策的一種俗稱，即，政府一次性付給失業工人一筆補償金後，就讓工人與單位脫離關係。
對於許多人來說，隨著企業「黃了」，自己一次性被買斷後，幾乎是赤手空拳走向社會的。由於資源枯竭後產生的失業人員加上絕大多數集體企業的倒閉，使得失業大軍在不斷增加。
撫順市工會一位副主席說，他們搞了一個公益性的救濟活動，每天有三四百名困難工人前來爭取100到200元的微薄救濟金，工會只好列出各種嚴格的「限制條件」。
沉區管理科的馬毅說，失業工人中最苦的要算沉陷區的居民了。這裡的工人，沒有土地可種，沒有錢做買賣。從前，沉陷區的土地還有不少是最好的菜地，現在卻被老虎臺礦排出來的水淹掉了9000多畝，受損面積佔到總沉陷區的近60%。
不僅如此，由於這些水沒有得到治理，所以還嚴重危及到居民的生活，樓房上下水系統壞掉，煤氣管道時有斷裂，引發的事故此起彼伏。
按沉陷辦的統計，目前查明的撫順沉陷區佔地18.41平方公裡，生活在其上的大概有8萬人，大多是工人家庭。
以前已陸續搬出9000戶，目前還有5萬多人需要搬遷。而後續的搬遷費用需要7.5億人民幣。
在煤都撫順，現在只有少數礦井在作最後的開採——煤炭枯竭後，這座昔日的煤都必須面對新的定位轉型。
攀枝花危機
「東北問題」，也是全國其它地方資源型城市必須面對的問題。而對於更多資源未枯竭的城市來說，問題的關鍵在於：未雨綢繆。在這些城市中間，四川南部以鋼鐵聞名的攀枝花可以算是一個典型
本刊記者孫展
儘管已近午夜，川滇邊界的金沙江兩岸依舊燈火通明。無數巨大的煙囪在日夜不停地噴吐著灰黃色的煙霧，機器的轟鳴聲、鋼軌的撞擊聲以及汽車呼嘯而過的聲音，都伴隨著湍急的江水一刻不停。
30多年來，在攀西大裂谷中南段的這塊狹小空間裡，夜夜如此喧囂。
這是2003年6月14日，對於這個以「鋼都」聞名於世的城市來說，不過是極其普通的一天。然而，就在39年前，鋼都，還只不過是圖紙上的一個構想。
黃道鑫依然清晰地記得自己當年從成都坐了三天三夜汽車，來到這裡參與攀枝花籌建的情景，當年這個剛剛從重慶大學鋼鐵系畢業的小夥子才滿25歲，但是當他對記者講述這段往事的時候已經64歲，從攀鋼集團煉鋼廠廠長的崗位上退休多年。
在歷史面前，這座城市的歷史以及創造這些歷史的人們的經歷，不過是電光石火的一瞬。
金沙江畔偶得巨型寶藏
事情要推溯到49年前。1954年6月，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許克勤受西南地質局的邀請，率領一些師生進行暑期的普查找礦實習。他們以川滇交界金沙江畔的蘭家火山為中心，對包括尖包包、倒馬坎以及一些外圍地區進行勘查。經過一個多月的工作，這支考察隊向西南地質局提交了勘查報告，報告認為：「這一帶蘊藏著豐富的釩鈦磁鐵礦，估計儲量在1億噸以上」。
這個驚人的報告幾乎立即引起了西南地質局的重視，同年12月，西南地質局即派工程師秦震、曾善昌、李麗資等人赴此地區進行查看，秦震等人經過勘查確認了南大師生的普查結果，並向西南地質局匯報了情況，建議中央對這一地區再次進行重點普查。1955年1月，中央在接到西南地質局的報告後，將這一礦區列入重點普查規劃。
當年，12月27日，幾番考察的地質隊終於確認：這一區域蘊藏的礦產不僅比此前估計的還要豐富，而且還發現了朱家包包、公山、納拉箐等另外三個礦體。這座龐大的礦區，鐵礦石儲量在7億噸，二氧化鈦儲量在800萬噸，五氧化二釩儲量在200萬噸，同時，在西昌太和、米易白馬、會理祿謂等地還有數十億噸的遠景儲量。
這是一個非常具有綜合利用價值的巨型寶藏。
這一發現震動了當時的地質部部長李四光，他在1956年初將此事匯報給毛澤東。在攀枝花廣為流傳的一個說法是：毛澤東聽了匯報問道，「那裡叫什麼名字？」。眾人都回答不上來，只知道這裡有七戶人家和一棵大樹，樹的名字叫「攀枝花」。毛澤東說，那就把這裡命名為「攀枝花」吧。
幾乎與鐵礦勘查的同時，西南地質局在1955年派煤田調查組到納拉箐一帶進行調查，結果探明寶鼎礦區的煤炭工業儲量達到30489萬噸、遠景儲量23863.9萬噸。
1957年8月，冶金部提出「建設三大、五中、十八地方中小、準備兩大(鋼鐵廠)」的發展計劃。其中「兩大」中的一大，就是以攀枝花礦產資源為依託的西南鋼鐵廠。
1958年，「大煉鋼鐵」之風席捲全國，攀枝花的建設很快被列入了國家建設計劃。當時的廠址選擇在了西昌，成立了西昌鋼鐵公司。1958年～1960年間，建設工作大規模展開，職工人數一度達到數萬人。
但緊接著「大躍進」的失誤，使國民經濟陷入困頓，西昌鋼鐵公司不得不在1962年全面下馬。直到1964年，隨著國民經濟逐步恢復，二次建設又被提出。
當時，中蘇交惡，形勢一度非常緊張。在西南、西北等戰略縱深地區建設完整的工業體系，即進行「大三線」建設問題變得尤為突出。攀枝花鋼鐵基地的建設隨即被提升為關係到整個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
「我就是在那個形勢下被分配到這裡的，」黃道鑫說，「這一來就是39年。」
5萬大軍建設「特區」
1964年9月，25歲的成都小夥子黃道鑫從重慶大學畢業了。在那個火熱的年代，人人都想為這個剛剛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的國家多做些事情。黃道鑫被分回了位於家鄉的成都無縫鋼管廠。
就在他剛剛報到五天，命運跟他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他接到命令趕赴西昌參與攀枝花鋼鐵廠的建設。1964年9月17日，黃道鑫來到了西昌鋼鐵公司留守處，當時已被改為「四0」公司籌建處(攀枝花鋼鐵廠的前身)。
「那時，攀鋼的建設都還處於準備階段。」黃道鑫說起往事仍然有些激動，「從廠址選擇到設備選用，到礦石冶煉，所有的事物都是新鮮的，我們沒日沒夜地工作。」
綜合考慮到各種因素之後，西南地區最大的鋼鐵基地攀枝花鋼鐵廠沒有再設在西昌，而是選在了離礦區近、金沙江畔的一個叫做「弄弄坪」的小山坡上。這個山坡長不過3公裡，寬不過1公裡，高差卻達到80多米，非常陡峭。
攀枝花的二次上馬，從1965年全面展開。1965年2月，國務院批覆了西南局的請示，提出攀枝花「基本採取大慶形式，即成立攀枝花特區人民委員會，實行政企合一。」
攀枝花顯然被高度重視——「特區」直接由冶金部領導，四川省輔助工作。時任冶金部副部長的徐馳親自擔任「特區」總指揮。為保密起見，特區不久改名為「渡口市」。
與此同時，國務院從10個部委抽調了大約5萬人來此參加攀枝花的建設。攀枝花運輸大隊的司機唐繼安，是一個參加過抗美援朝的老兵。記者遇見他時，他正坐在市中心最繁華的商業大廈外沉默地抽菸，對面花園裡一群年輕人在興高採烈地跳舞。
「那時候生活很苦，根本沒有自來水，大家喝的水就是用江水沉澱澄清之後燒開的，很多人都拉肚子。」今年已經73歲的唐回憶說。
這個退休工資只有450元的老人，似乎對過去的事情不願多提，他指著年輕人跳舞的地方說：「我們來的時候，那裡還什麼都沒有。」
攀枝花建設，可以說匯聚了全國各地的各行各業的人，尤以東北、山東、四川、雲南等鋼鐵和煤炭企業的人為最，還包括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一些技術人員。記者在一份統計資料上看到，從1965年到1985年的21年間，遷入攀枝花市的人口達到了674007人，平均每年遷入32096人。
今天回溯歷史，攀枝花這座城市的命運，似乎完全是從49年前南京大學地質系師生的那次偶然的地理發現開啟的。而在如此巨大的歷史洪流面前，唐的個人命運不過成為水面上隨波漂流的一葉扁舟。
重工城前景堪憂
與攀鋼出鐵同時，成昆鐵路也在1970年7月1日開通，這條鐵路日後為這座鋼城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交通支持。
此後歷經二十餘年，攀枝花兩期工程建成，最終形成了年產生鐵410萬噸，鋼360萬噸，鋼材260萬噸、電力裝機400萬千瓦的綜合生產能力。與此同時，這座城市也逐漸人煙稠密，到2002年全市人口達到105萬，下轄三區兩縣，此時，已成長為中國最大的鐵路用鋼、釩製品、鈦原料和鈦白粉生產基地和西部重要的重工業城市。
儘管歷經極盡輝煌的過去，攀枝花在今天現實的發展中卻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困難。
「現在攀枝花煤礦的主要礦井只能支持15年左右。」渡口礦務局(攀煤集團前身)原局長馬文華憂心忡忡地對記者說。攀煤集團是攀枝花的兩大支柱型企業之一。原有礦井7座，其中灰老井礦井和龍洞礦井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就因資源枯竭而關閉。而另一座沿江礦井也因虧損嚴重，在1992年按政策要求進行關停轉產。剩餘的四座礦井大多經過30多年的開採期，儲量日趨減少，可供開採的時間已經不多。
實際上，目前在產的礦井大多處於艱難的維持狀態。「原煤生產一噸的成本要110元左右，而賣出去只能有90多元，生產越多虧損越多。」在煤礦工作了20多年的礦工宋福林對記者說。
宋在1982年來到攀枝花煤礦，目睹了煤礦發展的大起大落。現在每個月拿700多元工資的他，在「煤礦上的情況還算好的，剛畢業的大學生只能有三四百塊錢，下崗的就更慘了。」對比起上個世紀90年代初期煤礦處於鼎盛時期的景象，他感慨地說。
如今這個有2萬多人正式職工的煤礦竟有1萬多退休職工，近5000下崗或輪崗，近3000個家庭收入處於貧困線以下。年人均工資7000元左右，遠遠低於全市人均水平。
礦井即使向深部開採，也前景不妙。「深部礦井從勘探到建設再到投產，至少要15年的時間，目前連資源勘探主體工程的資金尚未落實，這必將在原有礦井枯竭和新礦井投產之間存在著一個斷檔期。」馬文華說。
攀煤集團遇到的礦產資源危機並不是惟一的，攀枝花另一支柱企業——攀鋼集團同樣面臨著青黃不接的開發問題。供給攀鋼生產所需的尖山、蘭山等礦山經過30多年的開採，已逐步進入礦山生命的中晚期。
據測算，到2010年左右，如果沒有及時進行後續礦山的開發，攀鋼將面臨著全面的鐵礦資源供應危機。
而作為國家計劃經濟時期重點建設起來的國有大型企業，攀鋼幾乎具備了所有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優缺點。「攀枝花現有職工近10萬人，實際上企業生產真正只需要3萬人左右。富餘人員技能單一，轉型難度很大，這將成為攀鋼今後發展的巨大阻力。」一位在攀鋼工作多年的老職工對記者說。
另外，無論攀鋼還是攀煤，都背負著沉重的社會負擔。攀煤每年需要支出2800多萬元來進行教育、醫療、公安、消防、路政、環衛等等方面的保障，而攀鋼集團每年在這方面的支出則達到3.4億元。
「攀枝花是依靠『一礦一城』的模式發展起來的，即依託一個大型國有企業建立了一個城市。」攀枝花計委國民經濟綜合處原處長郭磐說，由於攀鋼集團是城市經濟中最重要的經濟主體——經濟總量佔全市的60%左右——一旦攀鋼出現困難，攀枝花各行各業都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
不轉彎就重蹈覆轍
「如果不加快經濟轉型，攀枝花必將重蹈許多資源型城市走過的『礦竭城衰』的老路。」研究攀枝花經濟多年的郭磐對這座城市的未來不無擔憂。「這是迫在眉睫的事。」
6月17日，攀枝花市委書記張成明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專訪時，則對攀枝花的未來發展表達了謹慎樂觀的態度。
「攀枝花的根本出路在於產業的多元化，」張說，「我們要把鋼鐵工業的比重逐步降下來，這是一個趨勢。」這位在攀枝花工作多年的市委書記似乎對單一經濟產業主導攀枝花發展的弊端體會頗深。
張成明還坦承，擺在攀枝花發展之路上最大的難題是：人員觀念的改變和城市建設問題。攀枝花當年的建設是以準軍事化的組織建制進行的，建設起來後也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大部分工人在這種體制下已生活多年，觀念十分單一，一旦轉入市場經濟，這種轉型變得非常困難。
「他們能夠成為最合格的工人，但卻未必能夠成為合格的市民。這也給攀枝花許多國有企業的改制帶來許多困難。」張成明表達了自己對此問題的憂慮。
另外，攀枝花在初建時，是以礦區進行規劃的。日後隨著形勢的發展才慢慢向一個工業城市過渡，這樣，在城市基礎設施上欠帳過多。這也給它的轉型帶來隱患。
這座存在潛憂的城市現在還沒有喪失信心，它還雄心勃勃地要成為川滇交界地區的「區域性中心城市」，風頭壓過了西昌、昭通、大理、樊雄等川滇兩省的古城。
但是，要完成這一點顯然還有巨量的工作要做。
阜新轉型調查
2001年，阜新被確定為全國惟一的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試點。全國50餘座資源枯竭型城市，都希望阜新能為大家闖出一條成功的轉型之路。然而，阜新的探索過程是漫長而辛酸的，並且，有人質疑：就算阜新模式成功了，誰又敢保證這種模式是放之於其它城市而皆準的。
從這個角度講，阜新試驗和改革的意義最主要的可能是為更多城市提供前車之鑑
本刊記者/李楠
「蘑菇的價格不穩定，經常是上下波動，就像股市一樣。」聊到養殖食用菌的收入時，30出頭的李連革打了這樣一個比方。
6月13日中午，記者在遼寧省阜新市細河區四合鎮鹼巴拉荒村的農業園區見到了李連革，在他承包的三區11號大棚裡，李連革滿頭大汗地忙活著，採下來的蘑菇被他細心地按個頭大小、形狀好壞分開，分別裝在若干個一溜排開的大籮筐裡。
在李連革的身上，發生了一個富於戲劇性的身份變換。現在，他是鹼巴拉荒村綠色田園發展有限公司的一員，按照阜新市有關部門的提法，應該叫做「農業工人」。而在2000年時，李連革還是阜新市新丘露天煤礦的團支部副書記，副科級幹部。
2001年3月，阜新市的東梁礦、平安礦、新丘礦和新丘露天礦一起宣告破產，李連革在拿了不到1萬元的安置費以後「下崗」了。煤礦破產之後，礦上的黨員團員帶領一批下崗礦工響應阜新市「經濟轉型」的號召，轉向搞起了現代農業。
如果時光退回到改革開放以前的時代，像李連革這樣在煤礦上工作的阜新人是無比自豪的。當時，煤礦工人的工資是全國各個行業中最高的，很多姑娘都希望能夠找一個在礦上工作的丈夫。
但是，今天的阜新已大不如往昔，地下蘊藏的煤在被開採了近100年之後逐步走向枯竭，大型煤礦相繼破產，大批煤礦工人失業，這座城市不得不開始尋求出路。
鹼巴拉荒農業園區是阜新市決定進行經濟轉型以來建立起來的15個農業園區中的一個，李連革們則成了這個資源枯竭型城市在尋找新的發展方向的道路上的先行者。
20年的轉型爭吵
作為全國知名的「煤城」，阜新曾有輝煌的歷史。
「一五」期間，中國在前蘇聯的援助下確定了156個重點發展的重工業項目，其中58個在東北地區，阜新一個市就佔了其中4個。
據介紹，建國以來，阜新每年的煤產量年均達到1200萬噸，一個形象的比喻是，用載重60噸的卡車裝載起阜新出產的原煤，排起隊來可以繞地球赤道4圈半。
那時候，阜新像其它煤炭城市一樣，一切「以煤為綱」——每當煤產量有所波動，中央或遼寧省立即就會派員前來督促。在阜新的歷史上，不止一次出現過政府機關關門，所有幹部下井挖煤的怪事。這種政策一直持續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後。
「以煤為綱」給阜新造成的後果，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就開始暴露。這一時期，阜新的煤儲量雖然只開採了近一半，但是近一步開採的成本大幅上升，原因是此前原煤生產主要靠開採成本相對低的露天礦，而剩餘儲量基本蘊藏在地下700米以下。
在開採成本加大的同時，礦工年齡老化等問題也接踵而來。到2000年，阜新的經濟跌落到了谷底，經濟總量連續多年遼寧省排名最後，近20萬城市人口處於156元的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佔城市人口總數25%；農村貧困人口60萬，比例超過50%。
1980年，新丘豎井的倒閉引發了社會動蕩。當年，中央派出了以中國社科院研究員陸學藝為首的調查組深入阜新調研。
回到北京以後，調查組撰寫了一份名為《要重視解決窮城窮市問題》的報告上報中央，報告說「煤電之城，窮得出奇」。
報告還頗有先見之明地指出，「建國以來，國家對阜新的投資88%投在了煤電上，地方工業、農業、教育合起來為12%。畸形投資結構造成畸形的經濟結構，要解決阜新的問題，必須進行經濟結構調整。」
然而這份材料只在領導層傳閱，影響沒有擴散到整個社會。就這樣過去了5年。
1985年，阜新市統計局的一位幹部到朝陽市考察，發現這個原本遠不如阜新的城市的工業產值已經超過阜新20個億！他就此給當時的市委書記馬波寫了一份報告。馬波立即再次派人前往朝陽考察，考察得出的結論是：朝陽之所以發展較快，是因為及時上了一些地方性的項目。
馬波據此向遼寧省要求資金支持，進行地方工業建設，本來省裡計劃撥款27個億，結果正式批准後變成了2.7個億。一怒之下，馬波給遼寧省委寫了一封信，指出阜新的教訓是，30年都沒有認識到煤電之城的發展規律：「發現-開採-高潮-萎縮-枯竭」。
這位市委書記在信中警告，如果接下來的20年，國家再不扶植阜新把其他工業發展起來的話，後果將不堪設想。
馬波的信在遼寧省內造成了很大的震動，同時也把阜新轉型的討論擴展到了社會層面。但這封信也引起了省裡一些領導的不滿，認為阜新缺乏自力更生精神。為此，馬波的政治前途受到了影響。
結果，又是6年過去了，時間到了1991年。在這一年召開的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阜新市委書記王亞忱聯合來自全國150多個煤炭城市的代表提交了一份提案，要求重視解決煤炭城市轉型問題。
1991年8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基到遼寧解決三角債問題，王亞忱請遼寧的全國人大代表給朱基寫信，促成了朱基的阜新之行。但當時，對於資源枯竭的標準還沒有統一認識，直屬煤炭工業部的阜新煤礦對資源萎縮在即的說法不認同，他們的說法是，「即使每年開採1000萬噸，堅持50年沒問題」。朱基的阜新之行無果而終。
朱基走後，阜新市沒有放棄努力。國家計委先後於1992年11月和1997年4月下發了2085號和721號兩個文件，支持阜新轉型。幾位當時的國務院主要領導分別對2085號文件做了批示，但阜新的轉型之路仍然沒有理出頭緒。
在阜新八屆黨代會到九屆黨代會之間的5年裡，阜新的經濟增長僅為2.6%，幾乎陷於停滯。
強力政府的爭取
阜新市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王金瑛認為，在這段時間內，阜新市對於轉型的指導思想有問題，第一是把眼光緊緊盯在工業上，煤炭不行了，就要發展化工、電子；第二是等待國家支持，希望白給一些項目，可是大形勢已經由計劃經濟變為市場經濟。
因此阜新轉型的呼聲幾近20年，卻沒有實質性進展。
2001年5月，阜新市九屆黨代會召開，新一屆班子上臺，王瓊出任市委書記。正是在這一次換屆之後，阜新的轉型真正邁出了嘗試性的一步。在起草九屆黨代會報告的時候，王瓊決定把「經濟轉型」確定為報告的主題，在此之前，國家和遼寧省對阜新的標準提法是「產業轉型」。
發展現代農業和農產品精深加工業，被確定為阜新「經濟轉型」的方向。見證了20年毫無結果的轉型爭論的王金瑛說，轉型方向是正確的——阜新歷史上就是宜農地區，擁有適合農業發展的自然資源；另外，農業安排勞動力的成本要遠低於工業。
阜新的轉型想法是：從2002年到2005年4年裡，建設一批現代農業示範區；此後5年裡，基本建成全國生態農業建設示範區。用9年基本完成轉型。
根據這個規劃，阜新將租用周邊12個鄉鎮農民的8000公頃土地；建設50個農業園區；以及200個以養殖為主的專業小區。顯然，轉型之路上最大的問題就是「成本」。
一個並不完全的數據可以大致推測出轉型的成本——一個農業園區的建設資金就需要2000多萬元，50個即意味著10億元，而這筆資金只是三大規劃中的一項。
除了建設的投入之外，阜新的還面臨著另外一個成本。目前阜新市有下崗失業職工11萬多，解決這些人的就業和生計問題，可想而知是一筆多麼可觀的數目。
阜新轉型的起步，應該說是當地政府強力爭取的結果。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的重視在很大程度上促動了轉型的進展。
2001年8月，李嵐清到遼寧視察，有關領導匯報了阜新極度貧困的狀況。在一次一個半小時的講話中，李嵐清用40分鐘談阜新。他說「要把這個資源枯竭型城市變成經濟發達的城市，在世界上創造個奇蹟。」
阜新抓住了這個機會。8月31日，王瓊和阜新市長姚建平給李嵐清寫了一封信，表達了阜新對國務院關心的感謝和艱苦奮鬥的決心。3天後，阜新接到來自北京的指示，李嵐清要在中南海聽阜新的工作匯報。
12月14日，李嵐清在中南海第三會議室裡聽取阜新匯報。李嵐清在聽匯報時插話說：「只有你們自力更生，我們才有信心支持你們。」
在這次匯報中，阜新提出了向國家要轉型試點的要求，得到了李嵐清的認可，於是阜新在國閱[2001]76號文件中被確定為全國惟一的資源型城市經濟轉型試點。
2002年2月28日，國家一次性安排資金11.8億用於沉陷區治理，撥款9億用於安置三礦破產，細河治理給了4000萬，貸款支持海洲露天礦和清河門豎井的改造，並撥付資金改造農村電網等等。
應該說，試點城市的優惠政策吸引了商家。一位參與經濟轉型工作的官員說，阜新現在不斷接到來自國內外投資諮詢的電話。阜新已經建起15個農業園區和30個專業小區，吸引到上海的大江集團、光明乳業、河南雙匯等60多家大型企業。雙匯把年屠宰100萬頭生豬的生產線建在了阜新。
經過2002年的轉型之路後，阜新市於2003年3月發布了階段性的成果：GDP增幅為20.4%，增幅居全省第一。如果以上統計數字沒有水分的話，阜新經濟轉型的開局是相當不錯的。
溫家寶圖破「礦竭衰城」
但是，阜新的發展農業模式，不可避免要在某種程度上靠天吃飯。「今年阜新大旱，前幾天才下了第一場雨，全市600萬畝土地沒有種上，」阜新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惠立中說，「因此現在還不到做評價的時候。」
不過，中央對阜新轉型的重視，沒有因為政府換屆而改變。卸任副總理一職的前3天，李嵐清第三次在中南海召集辦公會，研討阜新轉型問題。李嵐清告訴阜新的領導：「家寶同志專門和我說起過阜新問題，讓我放心，新一屆政府一定會把這個事情繼續搞下去，他們會比我搞得更好。」
2003年春節，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來到阜新，在720米深的礦井下和礦工一起吃餃子。而阜新仍在探索其轉型之路時，遼寧省本溪和撫順兩市的官員們正在學習溫家寶的講話精神。他們表示，已感覺到國家很快會對資源枯竭型城市有大動作。
6月1日，當全國範圍內對非典的戰爭已初步告捷時，溫家寶總理一行輕車簡從出現在遼寧省的本溪市和撫順市。此行，溫家寶總理表態，到遼寧什麼事也不定，只調研。但在實地調研後，他還是破例確定將撫順的補助比例提高到60%，並建議省政府補貼20%。
而這，僅僅是具有象徵意義的第一步。調研結束後，溫家寶總理從九個方面闡述了怎樣支持老工業基地的振興，其中，非常引人注目地首次將資源枯竭型城市的轉型問題與正在實施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相提並論。
「西部大開發和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改造是東西互動的兩個輪子」。溫家寶總理說。
這位總理當時下達了一系列「軍令」：
要在一到二個月時間內完成採煤沉陷區治理方案的論證和審批；
方案經國務院批准後，遼寧省要立即組織實施，制定具體細則，責任到人，限期完成；
這項工作涉及群眾利益，必須堅持安全、效益、公正、透明的原則，要取得群眾的理解和支持；
中央和省都要增加投入，要真正讓普通群眾受益。
「為此，中央很快會派工作組來遼寧。」溫家寶說。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3年第23期，原題：《拯救50座貧血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