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國學版:橫渠四句再解讀

　　【紀念張載誕辰1000周年】  

　　作者：林樂昌（陝西師範大學關學研究院首席專家）

　　張載（1020—1077）是北宋理學的創建者之一，也是關學宗師。在長期的學術和為政生涯中，他用「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四句話表達自己的志向。學者多稱這四句話為「橫渠四句」。由於四句的每一句都以「為」字開頭，故也可稱作「四為」句。橫渠四句代表了北宋理學的根本精神，近千年來傳誦不絕。由於前兩句比較費解，學者的解讀一直存在分歧，因而有必要回顧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筆者的專題舊文，重新思考，進行再解讀。

趙孟頫楷書《西銘》殘本（局部） 資料圖片

　　在逐句解讀之前，先對橫渠四句的版本和宗旨略加澄清。關於橫渠四句的版本。橫渠四句常見的版本有兩個系統。第一個系統包括：南宋朱熹、呂祖謙合編的《近思錄》，南宋《諸儒鳴道》之《橫渠語錄》，南宋末吳堅刻本《張子語錄》，明版《張子全書》之《語錄抄》。第二個系統包括：晚明馮從吾所撰《關學編·自序》，清代《宋元學案》卷十七《橫渠學案上》黃百家案語。在這兩個系統中，第一句「為天地立心」，未出現異文。重要的異文發生在第二句：第一個版本系統作「為生民立道」，第二個版本系統則作「為生民立命」。誠如張岱年先生所說，宋、明各本所傳當為原文，《宋元學案》所引則經過後人潤色，但流傳較廣。綜合相關版本信息，本文將以《關學編》和《宋元學案》所引的橫渠四句作為解讀對象。關於橫渠四句的宗旨。有些學者把此四句視作張載的為學宗旨，這不確切。橫渠四句是張載走上學術道路後對自己志抱和理想的抒發，而並非對為學宗旨的概括。朱熹的評價很中肯，他說：「此皆先生（指張載）以道自任之意。」黃百家同樣認為，這表現的是張載「自任之重如此」。

　　第一句「為天地立心」。有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天地沒有心，但人有心；「為天地立心」就是把人的思維能力發展到最高限度，使物質世界的規律得到最多和最高理解。這是一種誤解。首先，「天地」一詞並不專指物質世界或自然界。《易傳》提出了天、地、人「三才」的世界模式，認為人是生存於天地之間的。「天地」，既可以指物質世界或自然界，也可以指人間社會，其確切含義要根據前後文研判。在橫渠四句的語境中，「天地」應當指人間社會，而不是指自然界。其次，張載並不否認天地有「心」，他援用《周易·復卦》的《彖辭》，稱此「心」為「天地之心」。張載認為，「天地之心惟是生物」，這意味著天地的功能是創生萬物，這一功能似乎是蘊含於天地之內的心意。「天地之心」的說法，使「天地」創生萬物具有了「目的」特徵。牟宗三、金春峰等學者早就指出包括張載在內的儒家哲學屬於「目的論」系統。最後，「天地之心」的「心」與「為天地立心」的「心」，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心」。顯然，生物之心是「天地」亦即宇宙自然亙古以來所固有的，無需人來「立」，否則必將誇大人的力量。其實，「為天地立心」的「心」，指的是人的精神價值，進而「為天地立心」就是要為社會建立一套以仁、孝、禮、樂等為核心的道德價值系統。張載在其著作中對「立心」有不少論述，後人的解釋不應當脫離他本人的言說脈絡。例如，張載主張「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為心」。這裡所謂「心」，其含義包括尊崇德性並探究服務於德性的知識，這當然屬於人的精神價值。「為天地立心」，其實質是「立天理」之心。張載說：「古之學者便立天理，孔孟而後，其心不傳。」他所謂「天理」，指道德價值的道理，能夠發揮「悅諸心」「通天下之志」的社會作用。這種作用，是以道德精神打動人心，讓天下人樂於接受。二程兄弟指出，《西銘》「立心，便達得天德」。這從一個側面肯定張載所謂「立心」是要為社會確立道德價值，而「天德」是其最高表現。總之，「為天地立心」之「心」，既不是指「天地生物之心」，也不是指「人的思維能力」，而是指聖人具有領悟「天地之仁」的能力，並以「天地之仁」的價值意蘊作為宇宙論根據，從而立教垂世，為天下確立以仁、孝、禮、樂為核心的道德價值系統。「為天地立心」的理論依據是價值論的，而不是自然觀或認識論的。

　　第二句「為生民立命」。「生民」，語見《尚書》，是人民的意思。有學者認為，這句話源於孟子所謂「正命」，意思是要讓人民過正常的生活。說這句話與「正命」有關是正確的，但認為這句話的意思是讓人民過正常的生活，則未能揭示其實質。其實，這句話並不是泛泛地講人民的生活，而是講要為民眾的生活確立道德價值方向。歷史上長期流行命定論，認為人生只能消極地聽憑命運的擺布。針對這一傾向，孟子提出「立命」論。他所謂「命」，不再像孔子那樣指天的命令，而是指人的命運。孟子提出的「立命」，則指為人確立命運的方向。與此相關，孟子還把人的命運分為「正命」與「非正命」。這深刻地影響了張載。「為生民立命」的「命」，與孟子一樣，也指人的命運。但二者的命運論是有區別的：孟子講「立命」，專對士人而言；而張載講「立命」，則著眼於民眾這一更大群體。在理學史上，張載第一次把人的命運分為「德命」與「氣命」。他提出：「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正蒙·誠明》）張載所謂「德命」，相當於後來朱子學派所謂「理命」。「德命」，指人生境遇中受道德理性支配的確定性力量。「氣命」，則指在人生遭遇中受生理意欲及惡俗支配的不確定性力量。張載視「德命」為「正」，視「氣命」為「非正」，特別強調人們在面對自己的命運時一定要「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正蒙·誠明》）。他主張對「德命」與「氣命」這兩種不同的命運，都予以安立；但格外強調要以「德命」駕馭「氣命」，而決不是相反。結合第一句話看，「為生民立命」是有前提的，就是首先需要「為天地立心」，把源於「天地」的「生生之德」向下轉化為人類社會的仁、孝、禮、樂等道德價值系統，使民眾能夠據以做出正確的抉擇，從而掌握自己的命運，賦予生活以意義。

　　第三句「為往聖繼絕學」。「往聖」，指歷史上的聖人。儒家所謂聖人，指世所公認的人格典範和精神文化領袖。「絕學」，指中斷了的學統。宋代理學家普遍認為，儒家的學統自孟子之後便「學絕道喪」，所以需要繼承孔孟「絕學」。學統的實質關乎道統。道統論是關於「道」的思想內涵和「道」的傳授譜系的理論。張載不同意「語道斷自仲尼」，認為，「仲尼以前更有古可稽，雖文字不能傳，然義理不滅，則須有此言語，不到得絕」（《經學理窟·義理》）。據此，他在梳理道統時提出：「『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製法興王之道。」（《正蒙·作者篇》）「作者七人」，語出《論語·憲問》。張載認定，伏羲、神農、黃帝也屬於「製法興王之道」的開創者，同樣尊奉他們為聖人。可見，他眼中的道統，不僅包括儒家文化傳統，還包括其他優秀文化傳統。因而，張載所欲繼承的「絕學」，在包括儒家之學的同時，還包括整個中華學術文化傳統。此外，他還宣稱，「某唱此絕學亦輒欲成一次第」。張載繼承「絕學」，其著書立說的內容「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範育《正蒙序》），表現出很強的創新意識；他系統探討「大道精微之理」（範育《正蒙序》），為儒家建構了一套極富創意的天人哲學體系。張載對「為往聖繼絕學」的踐行，堪稱楷模。

　　第四句「為萬世開太平」。實現天下「太平」，是周、孔以來儒者所追求的社會政治理想，這對北宋產生了深刻影響。當時，「太平」一語很流行，朝野關注度最高的議題是天下太平。為此，以歐陽修、範仲淹、李覯等人為代表的政治家或思想家都向朝廷提出過「致太平」的方略。為了實現「太平」理想，張載付出了多方面的努力。首先，是其文化方面的努力。面對佛老的挑戰，張載與其他以復興儒學為己任的士人挺身而出，「排邪說，歸至理」（範育《正蒙序》），努力為社會的太平秩序奠定思想文化基礎。其次，是其政治方面的努力。在《橫渠先生行狀》中，呂大臨稱自己的老師張載「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張載自己解釋說，「望道」即是「望太平也」（《張子語錄中》）。這裡的「道」，就是以「王道」為宗旨的「治道」原理。把對「太平」秩序的渴望，與對「治道」的渴望聯繫起來，主張「道學」應當成為天下太平秩序的哲理基礎。可見，張載對「太平」的思考並不囿限於當代的太平秩序，而是以更深邃的視野關注可持續的「萬世」太平問題，這體現了他的遠見卓識。

　　綜上所述，對橫渠四句的理解，不能脫離北宋的建國背景和理學家的問題關切。趙宋統治者總結前朝長期分裂的經驗教訓，亟須重建政治秩序，而張載等理學家的最大關懷則是為社會秩序奠定永恆的精神基礎。橫渠四句不僅是張載對自己一生抱負和理想的概括，還對當時、後世乃至現代的很多哲人志士都發揮過並繼續發揮著極大的精神激勵作用。

　　《光明日報》（ 2020年11月28日 11版）

[ 責編：孫宗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