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
奧古斯託·蒙特羅索 著/米蓋爾·卡裡尼 繪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
「當他醒來時，恐龍還在那裡。」
這就是那篇著名的極短小說《恐龍》。作者是瓜地馬拉作家奧古斯託·蒙特羅索。它，還有那隻恐龍，在我腦海裡待了很多年。卡爾維諾認為找不到比它更短的小說了（當然他先是認定它是個好小說）。後來，在海明威的小說《伊甸園》裡，我看到了這樣一個句子：「他醒來時，那棵樹還在那裡。」當時我就頗為自豪地以為，蒙特羅索在寫這個小說之前，估計是看過《伊甸園》的。
但，這是個誤會。最近意外地知道，在西班牙語版本裡，這個一共用了7個單詞、43個字母和1個逗號的小說，要是直譯的話，應該是：
「醒來時，恐龍還在那裡。」
用發生在動物界的故事剖開人的假面
重要的差別是，它沒有主語。據懂西語的朋友講，通常西語的動詞變位已能說明主語，即使省略也不影響……但蒙特羅索的這個句子，卻因沒有上下文而無法確定省略的主語究竟是他、她，還是它。而我們看到的那些中譯本，譯者都補上了主語。這個小說，就這麼被毀了。因為在省略主語的情況下，整個小說除了隱含著夢中有夢、夢境變實境或實境如夢境之外，還有一個關鍵點——主體的不確定，這會與「醒來」後的那種狀態構成雙重懸置。而補上主語「他」，這種效果就沒了，作者精心營造的小說空間也隨之坍塌了。像蒙特羅索這種作家，非常清楚決定小說成敗的關鍵，是處理語言的方式。認識不到這一點，就很難理解他的小說藝術。
在《黑羊》裡，蒙特羅索展現了其小說藝術的另一種狀態。表面上看，這本書很像《伊索寓言》的現代版，多以動物為主角來說事。但是，傳統寓言的說教意圖導致了其有天生的封閉性，而蒙特羅索在《黑羊》裡所構建的，卻是開放性的敘事空間。其目的是要用這些貌似發生在動物世界的故事剖開「人」的假面——經常是非不清、忘恩負義的庸眾，盲目自是而又貪婪的知識分子、熱衷於混淆視聽的聰明人、慣於將一切庸俗化的乏味蠢人等等的面具。這些故事長則兩三頁，短則三五行，但它們能讓你在閱讀中不知不覺地慢下來，越來越慢，最後陷入沉思，然後再去重讀。在這裡，故事只不過是引爆思想的導火索，不論它們採用什麼樣的結構，都是以充滿背反邏輯和有悖常理的方式直指種種庸俗精神現象的本質。
批評虛榮的知識分子和有病的群眾
蒙特羅索的聚焦點主要有兩個，一是知識分子。比如他們追求思維新奇，就會有「譁眾取寵病」，在開篇的《兔子與獅子》裡，他讓我們看到那位心理學家置事實於不顧，「理由充分」地把獅子說成怯懦者而把僥倖逃脫的兔子說成了勇敢者；他們知識豐富卻又不懂權力本質，就有「權力幼稚病」，在《掌權的智者》裡，那隻知識化的猴子為改變「不公平」，說服獅子讓位給它，最後莫名落得渾身是傷，再哀求獅子收回權力，還給它筆；還有他們的「貪婪無知病」，在《獅子那份》裡，「牛、山羊、安靜的母羊」不但殘殺了鹿，還天真到要以弱勢群體的名義侵吞獅子那份鹿肉，結果獅子直接就獨吞了所有鹿肉，並對它們喊出的「社會契約」、「憲章」、「人權」等強烈口號置若罔聞。蒙特羅索就用這樣的故事生動地揭示，知識分子們在面對絕對強權時，最致命的問題並不是弱勢，而是虛榮、幼稚、無知和無法遏制的私慾。
另一個是群眾。比如他們的「不明是非病」。在《最後不知道該變成什麼顏色的變色龍》裡，為抵制到政局不穩的國度從政的變色龍的「模稜兩可與虛偽的本質」，動物們竟在狐狸引導下，「每天日夜不分地在口袋裡裝了幾塊不同顏色的玻璃」，以便在變色龍每次變色時拿出對應顏色的玻璃去看，這樣就能始終看到同一種顏色的變色龍。結果所有人最後都陷入了思維紊亂狀態，被真正掌權者獅子嘲笑；還有「犧牲另類病」，在《黑羊》裡，作為異類的黑羊被槍斃了，並在百年之後被塑像紀念。但結果卻導致了對黑羊的更為徹底的殺害：「只要黑羊一出現，就將它們快快處決，以便讓那些平庸的後代羊群也能夠藉此練習雕塑。」還有「忘恩負義病」，在《皮格馬利翁》裡，塑造了諸多雕像的詩人皮格馬利翁在賦予了那些雕像生命並給予啟蒙之後，竟因沒能滿足他們更大的欲求而險些被這些雕像挖掉眼睛。雖然皮格馬利翁一腳就把雕像踹倒摔碎，擺脫被挖眼的厄運，但對於讀者來說，這實在是個讓人不能不感到震驚的故事。總之，有病的群眾是可怕的。
「他們以為我在引人發笑，其實我想引起反思」
看這些小說，有時會忽然想笑，但又笑不出來，因為會感覺到某種孤獨而又憂鬱的氣息在悄然浮現。因為它們所觸及的，其實都是最殘酷的現實。蒙特羅索認為，那些稱其作品幽默的說法其實都是誤解：「很多人沒有完全理解我的書，因為它們並不產生幽默效果。他們錯誤理解了某些幽默、某些嘲諷傾向，或者我描述某些荒謬場景時他們以為我是在引大家發笑。我其實只是想引起大家反思。」他非常清楚，無論小說如何尖銳，跟現實的醜陋與殘酷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他的祖國瓜地馬拉，這個10.8萬平方公裡的拉美小國，在相當長的時間裡有著比任何拉美國家更多的死亡與犧牲。儘管他的後半生是在墨西哥度過的，但每次提及多災多難的祖國，他都會黯然神傷。「我們國家成立時，就一直在外國強權勢力的統治下，我們總是被各種形式剝削著。我們的國歌談到獨立、主權，但是直到現在，我們也沒有真正的獨立和主權。我們仍然是大國——特別是美國的殖民地。他們其實並不支持我們國家的民主。讓我們想一下他們是怎樣摧毀瓜地馬拉和智利的民主的。其實這兩個國家的民主都已經非常接近真正的民主了。不是因為我們低人一等，而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是高人一等……他們對待我們的方式就好像是感覺我們並非人類。更糟糕的是在我們每個國家中都能找到幫助他們實現其陰謀的間諜。」這段道白，跟加西亞·馬爾克斯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拉丁美洲的孤獨》的立場是一致的，也是同樣的深刻。
當然在《黑羊》裡，蒙特羅索的興趣點並不僅限於這些。那些針對作家、典故等題材的，也都很耐人尋味。比如《想當諷刺作家的猴子》，猴子為成為諷刺作家深入群眾，成了廣受歡迎的角色，最後他發現每個素材的當事人都是熟人以至於無法下筆諷刺，就決定寫幻想、愛情，結果卻被當成了瘋子。在《猴子思索著那個主題》裡，寫的則是某種貌似深刻實則自相矛盾糾結不清的「文學思維」，又總是輕易就引發「聰明人」和愚蠢的人興趣。在《佩涅洛佩的布或誰騙了誰》中，蒙特羅索顛覆了荷馬的故事，尤利西斯離家遠遊的真正原因竟是老婆佩涅洛佩有嚴重的編織癖。而把顛覆與文字遊戲結合得最好的，當屬《愛做夢的蟑螂》，是以卡夫卡《變形記》著名開頭為素材的只有一個標點的小說：
「有一回，一隻名叫格裡高利·薩姆沙的蟑螂，夢見自己變成一隻叫做弗朗茨·卡夫卡的蟑螂，夢見自己是個作家，寫關於一位叫做格裡高利·薩姆沙的職員，夢見自己變成一隻蟑螂的故事。」
他通過這樣一種文字遊戲般的可能性發掘，逆轉了《變形記》開頭的悲涼困境取向，營造出奇怪的喜劇與遊戲意味。而在最後的《狐狸比較聰明》裡，他溫情地調侃了老友胡安·魯爾福不再發表作品。看得出他其實特別希望老友能改變主意，但他也更能理解這樣的選擇，正如他能理解生命的有限與神秘。
一個好作家，能讓人們習以為常的思維織物瞬間跳線解體。他不是社會新聞記錄員或維持秩序的保安，更不是流行聲音的伴唱、和諧社會的無腦饒舌證人，而是鑿開習慣思維的堅壁，讓想像的風湧入的「破壞者」，是引導讀者透過織物解體後的空洞看到截然不同的世界，獲得新的思維空間的創造者。或許，也正因如此，蒙特羅索才會說：「我認為一個作家應該永遠都不知道該怎麼寫作。因為那樣非常不好。在藝術中，知曉往往意味著僵化。藝術的美存在於感知、冒險和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