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出廠門，走在回家路上，鬼金最喜歡做的事情是街拍和塗鴉
身材敦實魁梧的吊車司機劉政波，每天在15米高、不到兩平米大的駕駛室裡輪換日夜班，藍色工作服上始終有股機油和汗味。
走下吊車，走出廠房，他是作家鬼金，先寫恐怖小說，後寫嚴肅文學，多次得獎，今年又接連出版了兩部作品。
23年來，劉政波/鬼金始終都是一個人孤獨地坐在那個駕駛室。隔著玻璃窗俯瞰，車間一覽無餘。比兩個足球場略大的車間裡，刺耳的預警聲、圓鋼棒材的撞擊聲、喇叭聲此起彼伏，遠處工友變成若干點藍和黃，數千噸重重疊疊的鋼材模糊成大片大片的灰。看了那麼多年，他覺得那灰已經變成自己「宿命的顏色」。甚至有一年，吊車操作椅突然意外漏電，差點把他電死。從那以後，逃離的念頭變得越來越強。而只有在筆下，他才能暫時擺脫那種宿命般的「囚禁」，「在小說的世界裡，我是我的王」。
這天上午，滿臉疲倦的他把170多本小說籤好名，趴在家中沙發上等快遞上門取單。身後是一排齊牆寬大的書櫃，上面擠滿書和藝術裝飾品。地上擺著塗鴉的後現代風格油畫，屋子裡養了很多綠色植物，陽光下它們生機蓬勃。
只有玄關附近那套隨手一脫的工作服，赫然提醒著他，就在幾小時前，他還是上面印著的那個「特鋼廠劉政波」。前後反差之大，簡直像科幻小說《北京摺疊》中的老刀，趕在天亮前又從第二空間回到了第三空間。
「像水面上浮動的月光。」回想起剛剛過去的那個夜晚，他瞬間有些恍惚和感傷。他有點分不清自己究竟是「特鋼廠劉政波」還是「作家鬼金」，就在朋友圈裡問：一個吊車司機除了工作，還寫字、拍照，為了什麼呢?
在15米高處的吊車駕駛室(右上角)裡俯瞰整個廠房的鬼金
15米高空的「囚禁」
晚上11點40分，劉政波戴好安全帽、穿上工作服，準時出現在本溪本鋼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特鋼廠的精整車間裡。車間穹頂上懸掛著數盞鬥大的白熾燈，蛾子不斷環繞飛舞。幾乎每隔5秒，就有一截圓鋼棒材從生產線上滾下來，直接砸地上，「哐——」。
沿著29級鐵梯走進吊車駕駛室後，他關好門，在一張破舊的操作椅上坐下。兩個工友在下面揚了揚手。「嗚——嗚——」，往腳踏開關上一踩，32噸重的橙色吊車就啟動了，發出和防空警報一樣的預警聲。吊車在車間裡開來開去，橫梁投下一團巨大的移動黑影，仿佛要吞噬地面上的一切。
除了視力好，吊車司機的工作並沒有太多技術含量，普工培訓三個月後就能獨立上崗。工作流程也非常機械和雷同，根據地面工友的指揮，操作聯動控制臺上的手柄，沿兩百多米長的軌道往返移動，把圓鋼棒材吊到指定位置。每個班次的吊運量大概在五六百噸。
「鋼鐵那種生冷，環境裡那種噪音，對我還是有影響的。」他緊緊盯著工友的手勢和吊臂，頭也不回地大聲說。長期坐在駕駛室裡的緣故，他的背也微駝。「語言風格有點精猛，我的文字讀起來可能會感覺比較生冷或者晦澀。還有斷句兒也和別人不一樣，我喜歡用句號表現內心的停頓。」話音剛落，他就熟練地吊起一捆參差不齊的圓鋼棒材往齊頭機上移，「哐哐哐!哐哐哐!」震耳欲聾的撞擊中，鋼材轉眼就碼得整整齊齊。
「這種環境裡，只有大聲說話才行，不然下面的人根本聽不到你在說啥。」他繼續大著嗓門兒解釋。作家東君也說他，即便斯文說話的時候，也顯得有「幾分粗豪」。
凌晨兩點半左右，他敏銳地感覺到，此時半空中溫度比地面更低。駕駛室裡嚴禁抽菸，身邊也沒有可以說話的人，困意陣陣襲來，他有點招架不住了。「很困的時候，撞擊聲會讓我清醒。」偶爾沒事時，他也悄悄寫幾句詩，或琢磨下小說情節。大概十年前，他寫過一段時間恐怖小說，很多驚悚的情節就是半夜在駕駛室裡想出來的。「其實寫恐怖小說還是有市場的，但我後來寫著寫著自己感到恐懼了，總覺得後面有人跟著我，就放棄了。」
長年累月懸在高空，世界在他眼中自然也分成吊車之上和吊車之下兩部分。他滿腦子奇思怪想，「我夢見我坐的馬桶變成了一架火箭」，在30歲就寫好的《我的烏託邦》中他這樣說。有時，他也會像上帝一樣思考一些終極話題，這兩年經常就在想「人活著究竟是靠靈魂還是肉身支撐?靈魂的部分靠什麼完善?」
晨光灑進車間大門，夜班在早上7點40分結束。從吊車上下來，他來不及排隊去浴室衝洗掉身上的汗味，背起斜挎包就闊步往外走。特鋼廠成千上萬的員工中，只有他一個人在包裡面長期放著一臺相機、一本從書架上隨手取出來的書，「不看，放著都覺得舒服」。那天包裡放的是《包法利夫人》。
跨出廠門那一刻，他飛快地戴上耳機，掏出相機。此時，任人指揮、木訥寡言的吊車司機劉政波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喜歡書寫欲望的作家鬼金，喜歡街拍、塗鴉的鬼金，「感覺自己又活了過來」。
八次觸摸死亡
2015年，在魯迅文學院舉辦的一場文學討論會上，有人說，「人不能抓著自己的頭髮飛起來」。聽到這兒鬼金不服氣，當場做了個空中抓取的動作，用本溪話大聲回應：「寫小說的人，就是那個試圖抓著自己頭髮飛起來的人。」
鬼金皮膚偏黑，外表粗糲，內心卻無比細膩。「我父母一直鬧離婚，現在還沒有離，但對我影響很大。」重新換上一件赭紅色半舊短袖的他，放鬆地坐在家中客廳，點起煙就開始說往事。他抽菸的習慣是長年日夜顛倒養成的，書桌上的菸灰缸裡滿滿都是菸頭。
如此境況下掙扎著長大的鬼金，命也「硬」得有點像他的小說《用眼淚，作成獅子的縱發》中的二春。至今他能數過來的與死亡的「親密接觸」，就有八次。4歲時被狗咬，那時也沒狂犬疫苗。溺水兩次。三次在路上騎著騎著自行車，突然就被身後疾馳而來的車撞飛。一次一氧化碳中毒。一次意外觸電。
「就那麼一瞬間，在這裡。」鬼金側著身指了指右邊的椅子腳說。26歲時，一個再也平常不過的白班發生的觸電事故，是他離死神最近的一次。當時，吊車操作椅上一根電線皮突然被磨破了，「我就像電影裡坐上電椅，通了電被施行死刑的人，在椅子上哆嗦著，抽搐著，直到我晃倒椅子，才撿了條命」。
恍恍惚惚從吊車上下來，鬼金連工作服都沒換，在廠門口攔了輛計程車就回家了。路過樓下食雜店時，他買了兩瓶啤酒，然後在陽臺靠牆坐下，用牙齒咬開瓶蓋就一通猛灌，然後獨自號啕大哭。「那是一個男人對死亡恐懼的哭。」他又點了一支煙，面無表情地說，好像是在談別人的事。特鋼廠裡噪音太大，上班時除了打特定的手勢和吹口哨，工友之間彼此幾乎沒有交流，整個場景總讓人想起已故打工詩人許立志那首《流水線上的兵馬俑》。久而久之，鬼金也成了那種臉上看不出太多喜樂的人。
只有談到2005年畫家陳逸飛胃出血去世時，他才明顯停頓了一下，「我也是這個病，已經有好多年」。他的胃上有個米粒兒大的出血點，不時要做胃鏡檢查。每次檢查，醫生先朝他喉嚨裡噴上麻藥，再把冰冷的金屬管子往嘴裡伸，痛得他直嘔吐、流眼淚，「就像一頭待宰的羔羊，特別絕望」。
胃潰瘍每年復發一兩次，每次都「像一個死人，面色蒼白，渾身沒有力氣」，還伴隨便血，得住院輸液一周才慢慢恢復些力氣。就這樣，好了還得堅持上班，不然就沒錢。
「我從沒覺得我年輕過，」說到這裡，他難得地笑了，「30多歲時就覺得自己進入中年了。一是那時大環境比較閉塞，二是比較壓抑。後來網上查了下，胃不好和壓抑也有點關係。」
早在技校讀書時，他就開始寫詩，後來寫小說。他的小說個人色彩強烈，塵土飛揚的城市裡有個軋鋼廠和無數低矮的平房，為生存奔波的人中，一位熱愛寫作的中年男子始終很邊緣，或無奈被下崗。「文字對我來說更多是內心的出口。不能平衡的時候我也會失望、生氣，覺得這個體制、這個社會不公平，這時就用寫作來平撫自己。駕駛室的生活是被人指揮，小說中我就指揮別人。」
作家東君則說：「鬼金沒能跟劉政波好好相處，於是就有了一種我們稱之為小說的東西」。
兩次逃離工廠
遼東城市本溪，是地理教科書上著名的重工業城市。1994年技校畢業，劉政波被分配到市裡一家有七八十年歷史的國企特鋼廠。剛去時廠裡效益還不錯，宿舍、子弟學校、俱樂部一應俱全，每天，一輛載滿鋼材的火車呼嘯而過。在小說《用眼淚，作成獅子的縱發》中，鬼金甚至還虛構了一個軋鋼廠公墓。
可是到1997年左右，在席捲全國的國企下崗潮中，特鋼廠也和電影《鋼的琴》裡那家鋼廠一樣顯出衰頹的光景，部分工人開始放假。酷愛閱讀的他就去街上擺書攤。
這時，有朋友介紹他到《本溪晚報》實習，跟一位同齡記者跑衛生、教育新聞。幾個月後，單位領導找他談話，說要去報社應聘必須先從特鋼廠辭職。權衡再三，他放棄了。「在報社像我們這麼大嗓門兒說話，所有人都會看著我，我覺得更壓抑了。軋鋼廠環境中的噪音可能還會分解一些壓抑，在操作機器撞擊時，也可以釋放一些。」
北京時代華文書局編輯楊海明第一次在出版社見到鬼金時，也覺得他明顯是個異類。「說話大聲大氣，與周遭謹小慎微略帶壓抑的環境格格不入。他那工人階級的糙勁和粗豪，襯託得我們像斯文敗類，彼此都有些尷尬。」
回到工廠的鬼金，繼續邊開弔車邊寫小說。他以先鋒文學「遺腹子」自居，2000年寫出《愛情與墳墓》(後改名《我的烏託邦》)，但接連被幾個出版社退稿，「太先鋒了，沒有市場」。三年後，鬼金進入瓶頸期，暫時停止寫作。每天規規矩矩上班，下班就獨自看書。如今家裡的幾千冊藏書，相當部分就是那時候積攢下來的。一直到2008年，重新寫出的短篇在《上海文學》發表，接著又有短篇和中篇接連獲得文學獎，文學之門正式向他敞開。
即便在寫作最低谷，「懸浮」的他依然沒有停止對靈魂的思考。「難道你認為我們僅僅是肉體嗎?」在《追隨天梯的旅程》中，他借小妖之口問道。「我命名為自我。也命名為靈魂。」在《秉燭夜》中，他援引佩索阿的「我將靈魂分割成許多碎片和許多人物」作為題記。「小說來源於生活，更多是想像。想像和生活之間要有一種滑行。完全是生活，小說就飛不起來了。」
2012年，一位工友意外身亡，把他那些關於死亡的遙遠記憶和恐懼又喚回來了，「40歲之後，我特別怕死，特別。」他說，其實軋鋼廠很少出安全事故，但一次就足夠「把人幹倒」。
那天，他正吊起一捆圓鋼棒材時，突然看到有人向一個地方跑去，然後跟過去的人越來越多。「怎麼了?」鬼金停下手中的活，從駕駛室探出頭，扯著嗓子問。地面上的工友告訴他，另一個車間出事了，有人被攪進機器裡。等把電斷掉後，人已經沒了，整個場面慘不忍睹。「我不敢看。那次我很悲觀，很失望。雖然我和他沒有太多接觸，但畢竟朝夕相處。一個大活人突然就沒了。」
那以後，比較內向的鬼金變得有些抑鬱。他拖著行李箱離開特鋼廠，到了北京。先是看病，又參加了一些寫作培訓，隨後南下更遠的深圳。《用眼淚，作成獅子的縱發》中，李元憷的經歷或許就是他這一時期的投射：「在全國各地遊蕩，在路上。他喜歡在路上，生與死，愛與欲」。
可是，就如同重新出現在望城火車站的李元憷，抑鬱緩解半年後，他又回特鋼廠上班了。失敗的闖蕩，讓他徹底看清性格中的軟肋：柔善敏感、倔強偏激，既不願賠笑臉，也不喜歡處理人際關係。「我這種性格無論在哪裡都不好工作。想跳槽也沒有文憑，一個技校生能幹什麼?」
一次生存與理想的和解
幾番陣痛，除了特鋼廠等少數區域，本溪早已不是上世紀煙囪林立、濃煙滾滾的舊貌，轉型為一座旅遊城市。城市森林覆蓋率高達75%，在全國地級市中位居前列。母親河太子河畔，自來水公司修得像座氣勢恢宏的中世紀城堡，兩岸林立著一幢幢現代居民小區。
回到這裡的鬼金，看起來過著平靜的生活。到了上班時間，他背上挎包，準時出門到小區對面坐50路公交車上班。新華書店、本鋼醫院，公交車年復一年地沿著固定線路在城裡穿行，初中時看到的犯罪公判現場、因胃病死去的筆友，也總是在腦海中反覆出現，一番積澱組織後，又帶著幾分鬼魅出現在小說裡，變成芝英、彩虹、二春、李馬、侏儒2……
幾年前那次自我放逐也讓他發現，特鋼廠其實也有「好」。不遲到早退、不出安全事故就是考核合格。只和機器打交道，工作環境純粹，「在一些文化單位要琢磨人，我現在把琢磨人的精力放到小說裡」。每月收入大概2600元，另外根據鋼鐵行情有三四百元的浮動，可以支撐他贍養沒有退休金的父母，供剛上初中的女兒一直讀到大學畢業——這是他非常看重的兩個世俗責任。
他的母親是知青，父親是煤礦工，懂事起家裡就沒平靜過。鬼金清楚地記得，有一次父母又去大隊部鬧，年幼的他含著淚在河對岸石板上搓洗衣服，那天他還在拉痢疾。至今一到陰雨天，右手腕都會隱隱作痛。另一次，也是夏天的傍晚，空中飛著蝙蝠和蜻蜓。大姨她們從城裡來，吵著要把長期被家暴的母親帶走。這在村裡簡直就是特大新聞，幾乎全村出動圍觀。父母的不和甚至影響到了後來鬼金自己的婚姻。在《用眼淚，作成獅子的縱發》前言中，他寫道：「我承認這樣的家庭生活對我是有影響的，但父母並不覺得，直到後來，我也……」他用省略號代替了他不願多談的感情問題。
「我比較現實。人到中年要有一個生存基礎，做事才比較踏實。開弔車是懸在半空中，要是過日子也懸起來，我還是有恐懼感。」接觸的幾天裡，每次談到這個話題，他總是反覆強調，「特鋼廠這個工作只是生存手段」。也只有這樣想的時候，才可以消減一些「特鋼廠劉政波」與「作家鬼金」身份對峙而帶來的撕扯感。「最近我就覺得自己是個潛伏者，潛伏在軋鋼廠是為了謀生，僅此而已。」
說罷，他又拿起打火機，點燃第十支煙。「其實每個人的人生都是，好像有一隻無形的手推著你往另一個方向走，這就產生分裂，產生痛苦。我可以逃離駕駛室，逃離工廠，但逃離不了社會，最後也逃離不了宇宙。」
暫時與特鋼廠實現某種和解後，鬼金也重新打量起自己底層吊車司機的身份，這是他在中國作家群體中獨一無二的「紋身」。出版社也以此為噱頭，把他比作美國工人作家雷蒙德·卡佛。小說《用眼淚，作成獅子的縱發》和《我的烏託邦》的封面醒目位置，都印了「中國卡佛橫空出世」「一個『軋鋼廠囚徒』的自我解放」等字眼。5月份，魯迅文學院還專門為鬼金和另一個學員在北京舉辦了一場作品研討會。
現在，每天除了上班、寫作，鬼金還迷上了街拍。他的攝影風格隨意，構圖創意完全來自作家和詩人的直覺。和小說一樣，主角永遠是小人物：大清早就在街邊擁吻的情侶，躺在廢棄沙發上睡覺的街頭大爺……一律黑白兩色，刻意營造出某種視覺衝擊力。他說，這也是一種平衡內心壓抑的方式。「其實我想有更多時間看書、寫作。就在廠裡待著，我真的矛盾，心有不甘啊!」他一聲嘆息，吐出長長一圈煙。
是該儘早在「特鋼廠劉政波」與「作家鬼金」之間做個了結了。就在去年冬天，折磨多年的胃潰瘍又對他發起一輪新的攻擊。照例是胃出血、便血，住院打一周點滴，之後大量喝可以快速幫助恢復體力的雞湯、紅糖水、大棗水，完了繼續坐進那間逼仄的吊車駕駛室裡。「所以這幾年我瘋狂地寫作，不想未來。下班後每年能寫二三十萬字。我走一步是一步，明天什麼樣，我不知道。」
駕駛室裡的鬼金，偶爾沒事時也會寫幾句詩，或琢磨下小說情節
吊車司機、寫作者、街拍者、塗鴉者……
摺疊起來的時候，才是一個完整的我
第一財經：你為什麼取鬼金這個筆名，有什麼含義嗎?
鬼金：以前我們這兒的商場有個小店，那個小店賣的是西藏的各種各樣的首飾和銀飾，它的店名叫做鬼金。後來有一段時間，我比較喜歡廣西作家鬼子和美國作家史蒂芬·金的小說，所以就取了這個筆名。
第一財經：坐在15米高的吊車駕駛室裡是什麼體驗?你的小說中總是有種囚徒意識，現在還會覺得自己是吊車駕駛室的「囚徒」嗎?
鬼金：我覺得有一種上帝的視角，有時甚至幻想在吊車駕駛室內可以俯瞰眾生，心懷慈悲。但更多是一種「囚禁」，我曾幻想它是魯迅描寫的那個「鐵皮屋子」。駕駛室、工廠、社會環境，還有宇宙，這些空間的存在，已經證明人類本身就是有囚徒意識的。年輕時沒想過這些，僅僅是去工作而已，現在年齡大了，這種意識強烈了。
第一財經：特鋼廠的同事知不知道你在寫小說，他們怎麼看你的寫作?
鬼金：我和他們更多是工作關係。我在車間說話特別少，基本是聽，也很少接話。就段長知道我在寫小說，他對我挺好的。因為家裡經常沒人，雜誌社寄來的稿費單一般都是送到工廠，段長再交給我。別的人就只關心我的稿費，一個中篇小說有四五千元稿費，他們以為寫小說很掙錢。
第一財經：你在文學上已經獲得了一定認可，完全可以成為一名職業作家了，為何一直還要強調吊車司機的身份?
鬼金：其實我也沒有強調我的吊車司機身份。這麼多年，換作做別的身份，我也能寫出很好的作品，只是沒有這個機會。範雨素說，「寫作沒有改變我的生存」，噯，這句話我喜歡，寫作也沒有改變我的生存，但改變了我的內心。所以我時刻保持清醒，生存是生存，精神生活是精神生活。改變，有個人因素，同樣也需要外在因素。
我也憤懣，因為生存身份是吊車司機，另一個身份是寫作者，或者街拍愛好者，所以我一直在兩者之間平衡自己。一不平衡了就產生心理上、情緒上的東西。我現在讓自己冷靜下來，告訴自己，再寫作你也別以為自己是作家，你現在只有一個生存身份就是吊車司機。不平衡的時候，讓自己回到吊車司機這個身份，可能也就把什麼名啊利啊這些都看淡了(笑)。
第一財經：寫詩和小說的人骨子裡都有比較浪漫的一面。看起來你在向現實妥協?
鬼金：(思考片刻)那沒有辦法，人想要平靜地活，就要這樣的平衡。當生存要你犧牲時，我會把寫作停下來去上班，回來再調整自己。從事寫作和從事街拍的人不敏感就交不出好的作品，但如果這種敏感帶到吊車工作中，就會產生痛苦，你對環境會失望，甚至絕望。那種絕望在軋鋼廠的氛圍會放大。我也時常絕望，又時常調節好了。
第一財經：你的小說總體偏壓抑灰暗，還有很多欲望的描寫，就是為了調節自己、宣洩內心的情緒?
鬼金：我描寫社會世相時，更多寫我身邊熟悉的小人物，在生存面前，他們呈現出人的一種動物性，《用眼淚，作成獅子的縱發》的前幾篇就是這樣。這恰恰適合我的內心。我喜歡看日本、韓國電影，特別是金基德、樸贊鬱等導演的電影，有些方面和我內心很像。小說中的欲望描寫，也是在表現一種壓抑和動物性。
第一財經：你的很多小說都是以軋鋼廠及周邊街道為背景，可以再談談生活經歷對創作的影響嗎?
鬼金：我的小說靈感有些來自特鋼廠，還雜糅了很多生活經歷。初一下半年，我轉學到城裡，住在父親工作的煤礦附近的棚戶區，裡面魚龍混雜地住著各種底層人物。比如《用眼淚，作成獅子的縱發》中有個殺了老公的女人被押回家指認作案現場時碰到兒子的場景，就是一個真實的事。初中時，我和同學去看公判大會。當時的公判地點在新華書店附近，公判結束後罪犯遊街，再直接去刑場槍斃。我看到有個小女孩在很遠的一個臺階上揮動一方黃色紗巾，她一直在揮，可能裡面有她的親人。這個印象我現在都很深。
人生經歷不白活，我寫這個生存環境裡的生命體驗，但這也不說明，我離開這個環境就不能寫作，不同的環境有不同的生命體驗。只要寫生命體驗就好，所以說，我現在的生活是摺疊的，吊車司機、寫作者、街拍者、塗鴉者，只有摺疊起來的時候，才是一個完整的我。
（本文圖片攝影/張健）
《我的烏託邦》，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左）
《用眼淚，作成獅子的縱發》，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7年5月出版（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