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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在菜有招發完短視頻，我問紅，為什麼叫《陳道明問：「 實際受災人數，到底死了多少人？」李雪健這樣回答》。她說，我怕寫上原名看的人數會少。我說，你的意思是，陳道明比蔣介石名氣大，李雪健比李培基知名度高？她說，我是想讓更多讀者知道，公布的死亡數字和實際的死亡數字差得很大。
1062人和300萬人，兩下對比，立馬就能知道哪個是公布的數字。
那則短視頻的確瀏覽量不錯。這段視頻取自劉震雲編劇、馮小剛執導的電影《一九四二》。
幾天後，我們與資深電影人述哥在靠近多倫多7號公路的順峰山莊吃飯。已是中午，人卻不多。對疫情來說，加拿大算是後方，但從就餐的踴躍程度看，也看得出還是多少受了點影響。
吃飯間，述哥也聊起《一九四二》，只是和我們不同，他是電影的參與者，在其中扮演那個表面一身正氣，實則趁災荒打劫、中飽私囊的第一戰區軍需官董家耀。
我說，馮導是有情懷的人。述哥說，《一九四二》是中國最好的電影之一，中國人都應該看看這部電影，不懂得從災難中反思的民族不可能有真正的進步。
述哥說這話時，過去這個時間定是滿滿的餐廳還是沒有坐滿人，雖然食客們談不上隔著八丈遠，但是，多數桌子之間的距離確是他們平時不敢奢望的。連送菜大嫂的眼神也比平時更多了一分熱情，讓我們隱約中找到一點救場的感覺。
晚上回到家，我重新看了一遍《一九四二》。電影的英文片名叫「回到一九四二」，而對我來說，是重溫《一九四二》。在疫情中觀看，心裡總有一種與往日不同的感覺。
董家耀為第一戰區司令官蔣鼎文籌措軍糧，這讓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很為難。李培基對蔣鼎文說，河南正鬧災荒，餓殍遍野，希望能對三千萬擔軍糧給予減免。
軍人的命和災民的命，哪個更重要？蔣鼎文說了一個理：「如果兩個人要同時餓死的話，餓死一個災民，地方還是中國的。如果當兵的都餓死了，我們就會亡國。」
蔣鼎文的話讓李培基愣住了，他衝著蔣離去的背影喊：蔣司令，這一碼不對一碼！
可是，蔣鼎文並不理會李培基，在他看來，災荒來襲，日軍進犯，死人在所難免；然而權衡兩者，舍民而保兵天經地義，因為要保證不亡國，他蔣司令，以及他的上級蔣總司令，需要依靠的不是災民，而是手裡握著槍、能夠保衛國民政府的軍人。
這樣的邏輯你如何能夠駁倒呢？就看你如何定義到底何為亡國。
在所有大災面前，一個迴避不了的問題是，這到底因何而起？在《一九四二》中，《時代》周刊駐重慶記者白修德向董家耀問起這個問題。白修德為所見到的慘象而震驚，追問，這麼大的災害僅僅是乾旱所導致的嗎？這裡有這麼多的災民。
董家耀答：「蝗蟲。主要是蝗災。」
白修德表示無法相信，怎麼會是該死的蝗蟲呢？
蝗蟲確實有，也有乾旱因素，還有因中日作戰而導致的交通癱瘓。但是，董家耀不會告訴白修德，這裡面還有很大程度的人禍原因，如，1938年國民政府下令炸毀花園口，導致黃河決堤造成大面積的黃泛區，令河南的農業生產遭到嚴重破壞；在西安會議上，因軍、政兩方報告衝突，蔣介石對河南災情嚴重程度估計不足，從而失去了避免大饑荒慘劇的最佳時機；以及各地貪腐成性的縣長借徵糧為由加大對農民的壓榨，等等。
災民每天都在餓死，可是，身為軍需官的董家耀在幹什麼呢？當他見到商人羅武的時候，開場白是那麼的動人：「我們司令長官念民眾於水火，決定撥出一部分軍糧，低價售給災民，以解蒼生於倒懸。我把這麼重的擔子交給你，你可要三思而行。國難當頭，不準搞投機倒把。」
羅武的回答也正氣凜然，眼睛掃視四周後，低聲對董家耀說：「我建議老兄那份還是直接把它買成地，現在一畝地五升小米，等大災過後你再把這些地都——」
董家耀忙制止他：「生意上的事兒我不懂，你看著辦吧。」
所有的災難都一樣，生死線上的百姓總以為救災是最大的事，可是在有些人看來，這種關口正是發國難財的好時機。
洛陽戰區被服廠招年輕女工，聽著多抗戰啊！星星為了給爹換五升救命的小米，把自己賣了，還告訴招聘經理說自己有文化，識字。可是，她沒去被服廠，而是被送到妓院，在大年三十晚上，被安排去伺候董家耀。
當老鴇子拽著董家耀往裡走時，軍需官故作姿態說，大災之年還幹這個，是不是有點過分了？羅武讓他放下包袱：「就當您可憐災民，給她們以救濟。」
災難來臨時，很多東西都被冠之以救災的名字，包括各種貪婪、下作甚至是罪惡，而這些卻往往都是以人民的名義。
星星準備給董家耀洗腳，連續彎腰，董家耀以為她不願伺候自己，星星眼裡含著淚說：「爺，我願意，是我吃得太飽，撐得蹲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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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刻，觀影的人恐怕都會發出笑聲，可是這種笑聲過後則是淚水。明明是被壓榨著，卻還要感謝人家給自己提供一條活路，想哭，卻偏要堆出笑容。亂世中，窮人只活出一個字，難。
星星心靈上受到的傷害，在片尾那段字幕中得到註解：「二十年後，有人在寶雞見到星星。星星給家裡捎了錢，不願再回延津，不願見到認識的人。」
因為破壞抗戰大業，破壞政府賑災，貪汙成性的董家耀被處以極刑。中央官員想好好展現一下，說市民看完了遊街，災民應該觀看執行槍決。可是見圍觀者不多，就埋怨當地官員說，你們洛陽市是怎麼組織的？這不是人多人少的問題，政府在懲治貪腐，民眾麻木不仁。
什麼是災民？災民就是倒了黴，挨了坑，受了騙，最後還得落個覺悟不高的那幫人。
三槍響過，董家耀等三個發國難財的蛀蟲倒在血泊中。栓柱說，東家，斃人了，說不定真要賑災了，陝西咱就不去了。星星爹卻說：「他們現在做啥我也不信了。」
某些大災中，丟的豈止是人命？更有無法挽回的人心。
白修德去見蔣介石，說河南餓死了大量災民。蔣介石說，災情有，但是沒有那麼嚴重。白修德說，河南發生了人吃人的現象。蔣介石說，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白修德拿出一堆照片，說自己在災區親眼看到了狗吃人。
蔣介石端詳著一張張照片，說：「沒有想到啊，事情會是這樣。如果要知道河南災情這麼嚴重，我們政府不會坐視不管的。」
當陳布雷送走白修德回來時，蔣介石氣得把茶杯砸到地上。陳布雷說了一句對中國官場下屬們幾乎是通用的話：「這些美國人就愛自以為是，四處添亂。」
美國人或許真的添了亂。可是如果沒有這些亂，如果不是白修德後來把在河南所看的災情告訴世界，外界到底會有多少人知道那裡發生的真實情況呢？
當年看《一九四二》時，對嶽縣長向李培基推薦救荒丸的情節留下很深印象。不過現在重溫，竟然在那些救荒丸上看到了雙黃連口服液的影子。
不過，李培基並不相信，他想讓嶽縣長自己打臉，問，這個救荒丸是什麼材料製成的？嶽縣長的助手答，祖傳，如果政府能推廣，可以拯救死亡線上的河南人。李培基譏諷說，如果這東西是祖傳，那麼從秦朝開始，中國就不該餓死人。
可是，那時的中原正在餓死人，無數河南人倒斃於逃荒的路上。
除了雙黃連，從影片中還似乎可見防護服的影子。
為了孩子不至於餓死，花枝把自己賣給牛販子，換了四升小米。臨走囑咐兒女，記著老家是延津。她懇求栓柱，就是餓死，也別賣孩子了。臨走對栓柱說：「我的棉褲囫圇一點，咱倆換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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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鏡頭是俯拍的，花枝把自己的棉褲給了栓柱，穿上了栓柱的破棉褲，跟著販牛的走了。栓柱領著花枝的一雙兒女站在原地，望著他們漸漸遠去。
2012年歲末觀影的時候，我只覺得栓柱的棉褲太破，穿在花枝身上就更不像話。可是那天再看，我的眼睛突然有點泛潮，不知怎的，我突然覺得花枝的棉褲好像幻化成了防護服。據說，很多武漢的醫院一度防護服緊張，有的質量還很差，不小心就會破洞。
原來屬於栓柱，分別時穿在花枝身上的棉褲，到處是破洞，露出裡面的棉花。
那天晚上再次看完《一九四二》，我把兩張照片發給述哥，一個是他扮演的董家耀躺在床上準備等候星星伺候的鏡頭，另一個是宋慶齡接見白修德的鏡頭，扮演宋慶齡的是述哥的妻子羅洋。
第二天上午，述哥給我發回一個截屏，是他的好友馮導發的朋友圈，寫道：「今年是鼠年，所以得貓在家裡。「貓」煩了的可以溫故一下我拍的《一九四二》。」述哥說，「你們同一天重看《一九四二》。」後面是一個大大的笑臉。
同一天，都想到了八年前的經典，都想到了《一九四二》，這難道就是傳說中的心有靈犀？
不知為什麼，我想起了作家閻連科說過的一句話，大意如下：不要去湊熱鬧，默默地站在一邊，做一個心中有墳墓的人，有記性烙印的人，以便日後將這種記性生成記憶，留傳給後人。
在上面的朋友圈中，馮導出乎意料地稱《一九四二》為迄今為止他拍過的「最有幽默感的一部電影」。他說，「我們中國人的幽默感都是從苦難中生長出來的。」
我在想，到底是哪些人願意在苦澀中咀嚼這種「幽默感」呢？他們未必是最有力量的，但一定是最善良的；不一定是最聰明的，但必須是最不蠢的；他們是痛苦的清醒者，而絕不是幸福的無腦人。
那天從順峰吃完飯，我們去了述哥的家。那是靠近東西橫穿多倫多的401高速公路的一幢高級公寓，從寬大的客廳望出去可以盡覽多倫多市容，可以望到遠處的CN塔和浩瀚的安大略湖。下面是車流如織的401，因為隔音極佳，絲毫聽不到噪音。
正對著落地窗的一個臺子上，擺著一個精巧的相框，相框裡的女子美麗安靜，一雙溫柔的眼睛注視著窗外。她就是羅洋，述哥已經走遠的妻子，也就是馮小剛導演的最新作品、不久前公映的《只有芸知道》中女主人公羅芸的生活原型。影片中，隋東風叫她小芸，小芸由楊採鈺扮演，而黃軒扮演的隋東風就是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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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洋臥房的桌子上有兩瓶鮮花，述哥說，自從羅洋走後，他每次都按時給花澆水。下午的陽光很好，花瓣顯得很亮，好像女主人從未離開過這個房間。
回去的路上，我在想，與歷史相距近八十載，在當下的疫情中，願意去回顧和思考《一九四二》的一定是這樣一些人，他們重情，心地善良，願意思考，近乎固執地認為反思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階梯。這樣的人多嗎？不知道。但是只要有，只要多起來，我們大家就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