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聊齋志異》和《閱微草堂筆記》是清代最流行的三部小說，恰好代表了中國古代三種主要小說類型。《閱微草堂筆記》代表著筆記小說這種體式最古的小說類型，《聊齋志異》可視為唐代產生的傳奇小說的流變，而《紅樓夢》則是宋元以降興起的白話小說的代表。清代讀者將三種不同類型的作品同置於書案，反映出中國傳統小說體系的獨特性。筆記小說脫胎於作為學術門類的子部「小說家」，《四庫全書總目》勉強將它劃分為敘述雜事、記錄異聞、綴輯瑣語三類，將它的主要功能概括為「寓勸戒、廣見聞、資考證」，是說這類小說著重傳述知識和見解。這種古老的小說類型和傳奇小說，在明清兩代依然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新興的白話小說與舊有類型小說共用「小說」之名，一方面順理成章地繼承舊型小說的種種功能，另一方面也力圖發展舊型小說力有未及的新功能。這使得明清白話小說呈現出與現代小說鮮明的差異。
白話小說作家最重視的，是白話小說對社會大眾的教育功能。他們認為文藝作品固然通常都有宣傳教育的功能，但小說這種文體更有趣味一些，對知識程度不高的讀者有更大的吸引力；筆記小說、傳奇小說固然也有趣味，但它們使用的是不為大眾所掌握的文言。只有白話的小說，才能「通於俗人」「觸於裡耳」，讓一般的大眾甚至婦女兒童都能理解。馮夢龍編輯的「三言」以喻世、醒世、警世命名，非常直觀地揭示了白話小說這種後起形式的新型功能。
教化大眾的功能又衍生出普及歷史知識、報導當代政情等功能。明清小說家希望通過小說把陶冶士人的經史之學向下輸入到民眾當中，因此把宋元時代充滿民間趣味的講史改造成為歷史演義。歷史演義用白話取代民眾難以掌握的文言，調整史傳的敘述次序以增強歷史事件的故事性，增添必要的細節以增強敘述的生動性，吸引讀者通過這種通俗的文學形式學習歷史，進而領悟其中包含的訓誡。
明清作家還以小說的形式對當代的人物和事件進行報導。如崇禎初年，大閹魏忠賢被法辦後，署名吳越草莽臣的作者根據邸報及其他材料，及時創作了《魏忠賢小說斥奸書》，敘述大閹一生經歷，控訴他的罪行。現代讀者可能驚訝這樣的作品也可以堂而皇之地冠以小說之名，小說居然可以運用於這種目的。但明清作家覺得這樣的做法不足為怪，既然小說的內容可以是非虛構性的歷史人物和事件，為什麼不可以是非虛構性的當代人物與事件呢？又如崇禎年間，明朝對後金（清）作戰屢屢失利，陸雲龍於是創作《遼海丹忠錄》回顧戰事情況，表彰忠烈，譴責覆軍誤國之人。這些作品，有的類似人物傳記，有的類似長篇通訊或報告文學。作者的創作帶有教育民眾的意圖，但作品實際上提供了關於當代政治情形的知識與見解，具有新聞的引導輿論功能。
唐代宗教人士宣教的「變文」是白話小說的淵源之一，曾經刺激了說話伎藝與小說藝術的發展。明清時期，宗教人士看到小說在通俗宣傳方面的優勢，也將它用於宗教的傳播。明清的神魔小說，包含著兩類功能不同的作品，一類是以《西遊記》為代表的虛構型、沒有明顯宗教意蘊的小說，另一類是記載神跡、宣揚宗教的小說。《西遊記》借想像的幻景曲折反映社會現實，在風趣詼諧中寄寓人生的智慧。但從作品數量看，《西遊記》這類小說不是神魔小說的主體。與《西遊記》並稱「四遊記」的其他三部作品，《東遊記》記八仙故事，《南遊華光傳》記華光天王出身故事，《北遊玄帝出身傳》記真武祖師故事。這些故事不外乎對宗教人士和民間自覺不自覺加工的神跡故事的記錄和彙編，與民間流傳的勸善書、寶卷等宗教宣傳物一樣，具有強化宗教信仰、介紹修道法門的功用。因兩類神魔小說題材相似，在宗教和迷信氛圍濃厚的社會裡，一部分讀者就把《西遊記》裡虛構的孫悟空當作「真正存在」的神，也即誤將虛構型的神魔小說當成了敘述神跡型的神魔小說。晚清義和團崇拜的對象裡就有這位大師兄，吳趼人也提到廣東有婦女崇拜孫悟空。甚至一些士人和教徒明知《西遊記》為虛構的小說，他們仍執著地認為其中也可以暗藏修道的「密諦」。清代的道徒悟一子（陳士斌）、悟元子（劉一明）等人為它作「真詮」，作「原旨」，煞費苦心。這些議論固然與《西遊記》的宗旨不符，但我們仍能從中看到明清時代人們對於白話小說功能的認識。在他們看來，小說可以把傳述知識當作自己的目標，包括宗教的修道知識；而且小說的鼻祖筆記小說裡就有《搜神記》式的「發明神道之不誣」的一支，用白話小說進行宗教宣傳可謂淵源有自。
在人們的印象裡，包括筆記小說在內的中國古代小說整個體系是「雜文學」，而白話小說則比較「純」，真實情況並不如此。明清的白話小說只是排除了筆記小說可以不敘事、可以沒有情節這種狀況。至於筆記小說可以虛構，也可以不虛構這種特點，則被白話小說繼承下來，傳述知識和見解這一筆記小說的主要功能也在白話小說中得到延續。
小說創作的經濟功能，作家們多避而不談。但在明清一些小說的序跋裡，作家和書商指責他們的同行為「射利」而創作誨淫誨盜的作品，為「射利」而侵犯他人的版權時，卻無意中暴露了小說可以謀利的事實。明代福建書商熊大木、餘象鬥等人都曾親自操觚改編和創作小說，用於自家書坊出售獲利。「三言二拍」的作者馮夢龍和凌濛初與小說出版商有密切的聯繫，他們的創作也帶來了經濟上的收入。清初才子佳人小說的代表作家張勻，自己寫作小說，同時自己也經營刊印。其作《玉妖梨》《平山冷燕》等，都可以說是一種商業行為。同時代的徐震也是受書坊的邀請而作有《合浦珠》《珍珠舶》等。
在明清小說家的前輩宋元說話藝人那裡，演述小說就是謀生的手段。這種情況，在文人中也存在。朝鮮後期（明朝時）文人李相璜曾記載他在中國看到的情況說：「江南西蜀舉子應舉上京，見落者，路遠不得還，留待後科，作小說印刊，賣以資生，故其多如是。」可見作小說不少是失去了科舉仕進緣機的文人，在小說創作邁入興盛之際的一種謀生方式。所以，小說家們因為恥於言利的風氣而諱言創作的經濟功能，老派文士把寫作小說謀利當成末路文人的卑賤行為，但事實上明清兩代相當比例的小說作者都曾從書商那裡獲得過報酬。儘管這逐利的動機確實帶來了一批趣味低下的作品，但「潤筆」的存在還是支持了小說的繁榮。
明清作家經常強調白話小說可以「通俗」，也就是說白話小說的各種功能主要針對著文化層次較低的民眾。隨著藝術經驗的積累，一些作家意識到白話小說不是專屬於民眾的低下文體，同樣可以用於文化精英的自我表達，用於他們彼此之間的心靈溝通。這意味著白話小說各種功能在應用範圍上的擴展。《儒林外史》《紅樓夢》之類的小說，就改變了以往白話小說用為善獲報、夫貴妻榮之類「俗諦」來導俗的做法，表達了文化精英們豐富的人生感受和對社會的嚴肅思考，也在士林中贏得了聲名。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所說的「以小說見才學」的情況，也可以置於小說藝術水平提高並引起功能擴大的進程中理解。以《鏡花緣》為例，小說中唐敖、林之洋漫遊海外諸國所見風物人情，往往是根據《山海經》《博物志》等筆記小說的記載加以點染敷衍，顯示的是作者掌故方面的才學。小說又塑造了眾多才女形象，通過展示這些奇女子的才藝，作者將自己關於音韻訓詁、琴棋書畫以至醫卜星相諸多方面的學問傾筐倒篋而出。分析這些才學的具體內容，不難看出作家顯示才學的對象是他的同道，是士林中人。以白話小說顯示才學、弋取名聲，這和唐人拿傳奇去「溫卷」貌異心同。無論這部小說成功與否，它都傳遞了明確的信號，白話小說已經不再是專屬下層民眾的文體，它同時也是文化精英們自我表達、彼此交流的工具。隨著功能的這種變動，白話小說如何增強作家的主體性、作品的抒情性等一系列藝術課題也擺在了小說作家的面前。
（作者單位：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