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4年大學畢業進入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前身）工作開始，35年田野考古，鄭同修主持了數十項重要的考古發掘，並以其在秦漢考古、周代考古和大遺址保護等領域的豐碩學術研究成果，成為國內考古界的大家。2019年8月31日，鄭同修正式到山東博物館報到，履新山東博物館館長一職。從考古大咖到省博掌舵人，華麗轉身的背後，是鄭同修對考古、文物、歷史刻入生命的熱愛。
圖片由孫婷婷繪
一旦深入進去，考古魅力無窮
或許是因為長年野外考古的原因，鄭同修身上帶著考古人獨有的質樸、硬朗，說話大聲，直奔主題，永遠平易近人。如今早已是國內考古界大家的他，最初與考古結緣，完全是誤打誤撞。1980年鄭同修考入山東大學歷史系，先上了一個學期的公共課，然後開始分專業，「考古專業要在我們123個歷史系學生中招20個，傾向於農村學生和對古文獻比較熟悉的學生」。鄭同修雖然來自農村，但覺得想進20個名額不太容易，何況自己對考古一無所知，所以就沒有報名，「後來是我同宿舍的同學去報名，出門時跟我說要不也給你報上吧，結果我學了考古，他反而沒學」。
1984年大學畢業，鄭同修進入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一幹就是35年，「從沒挪過窩，因為考古是一輩子的事情」。他覺得，一旦深入進去，考古魅力無窮，「這是一門不斷發現的學問，每天，每個小時你都會有新的發現、會產生不同的認識。比如你發掘時發現了一個杯子的口沿，心裡就會想：它是完整的還是殘破的？隨著清理工作的推進，杯子的形態也漸漸露了出來，一系列的問題又浮現了出來：它是什麼年代的？為什麼會放在這裡？它和周邊器物的組合又意味著什麼？等等等等，每一件文物的發掘過程，都會產生不同的認識，趣味無窮」。
因此鄭同修覺得，一個真正的考古人，一定願意把考古當作自己終身的事業。不過在上世紀80年代初，社會上對考古卻不是這麼認為的，因為考古工作需要長時間在野外，當時流傳著「有女不嫁考古郎，一年半載守空房」這樣的俗語。這俗語不是空穴來風，那時的考古工作異常艱苦，長時間在野外不說，「常常需要徒步翻山越嶺」，「那時候，有輛自行車就不錯了，我曾經騎著一輛破自行車，從鄒平到臨淄，140裡路，騎了整整一個上午」。夏受炎熱，冬忍寒冷，冷暖自知，鄭同修至今記得那時候做考古調查時住在鄉村小旅館的情形，「地上全是雞屎鴨屎雞毛鴨毛，晚上睡覺，為了不弄髒內衣褲，要麼穿著外套睡，要麼脫得一絲不掛。白天搞調查，晚上在小煤油燈下寫調查報告，苦不堪言又樂在其中。現在想想，都不知道當時是怎麼熬過來的」。
真正讓鄭同修「痛苦」的，是「挖哪兒哪兒空」的煩惱。從22歲開始，鄭同修就基本上能獨立在考古工地工作了，1988年參加國家文物局考古領隊培訓班，1989年取得考古領隊資格，此後幾乎整個上世紀90年代，鄭同修主持的考古發掘，幾乎都是「挖哪兒哪兒空」。「比如壽光三元孫，158座古墓，只出了不到50個破陶罐、6枚銅錢」，這讓鄭同修心生惶惑，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究竟適不適合幹考古。他向大學時的老師欒豐實先生傾訴，欒老師鼓勵他堅持下去，「山東沒大有搞漢代考古的，堅持下去定有所成」。
鄭同修堅持下來了，於是，神奇的事情也發生了：由他主持的考古發掘項目，從「挖哪兒哪兒空」，變成了「挖哪兒哪兒有」「挖哪兒哪兒都特別重要」。
「轉折點」是在2001年，這一年，鄭同修主持發掘了費縣西畢城墓地，「當年就發掘古墓葬1660餘座，而且全部保存完好。之後又陸續進行發掘，總共發掘了2000餘座墓葬，出土大量珍貴文物，僅陶器就有約4000件，銅鏡230餘面，玉器100餘件，另有大量的錢幣、鐵器等。」迄今為止，西畢城墓地依然是山東地區規模最大的一次考古發掘。
自費縣西畢城墓地發掘後至2004年，鄭同修先後主持發掘了日照海曲漢代墓地、臨沂洗硯池晉墓、青州西辛大型戰國墓，這些發掘項目連續4年入選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其中，日照海曲漢代墓地、臨沂洗硯池晉墓分別獲得2002年、200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2008年，由他主持發掘的高青陳莊西周城址發掘項目，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30多年考古發掘，令鄭同修難忘的經歷數不勝數。比如那次青州西辛戰國墓的發掘，堪稱「考古專家完勝盜墓分子」的傳奇。西辛戰國墓非常大，南北長達100米，槨室就有9米見方，全部用數噸重的大石塊砌築而成，石縫中又以熔化的鐵汁澆灌。但這個墓被盜得非常嚴重，「發掘前我們發現的盜洞多達26個。槨室裡早已被盜一空」。那一年，鄭同修正好隨國家文物局去歐洲考察，走之前他交代考古隊員不要著急，等他回來再進行墓室發掘，「結果他們的工作比較快，等我回來他們就已經把工作做完了，準備撤工地了。我到了現場，越看越覺得不對。古代的大型墓葬，若是被盜，金銀器和青銅器會被盜走，但盜墓人一般不要陶器，甚至會把陶器砸碎，而且即便被盜走了，青銅器也會遺留下銅鏽等痕跡，但我卻沒發現任何銅鏽和陶器碎片。我就說，『先不要撤工地，繼續發掘。我們把整個石槨拆掉，一直往下面的青膏泥挖』。果然就在貼著大石槨的最底部發現了一個木盒子。木盒子雖然已經腐爛了，但是裡面裝著的青銅器、玉器、金器、銀器都還在，我說行了，這下可以撤了，該有的都有了」。
日照海曲漢墓的發掘也讓鄭同修畢生難忘。為了保護古墓中的珍貴絲織品和漆器，鄭同修決定把一直泡在水裡毫髮無損的木棺整體搬入日照市博物館再進行仔細清理。那是五月底一個晴空萬裡的日子，一切準備就緒，狂風大雨卻反覆降臨，從早晨6點多到晚上8點多，14個小時，鄭同修沒來得及喝一口水，吃一口飯。包括「北方最美的500件漆器」在內，海曲漢墓發掘成果極為豐碩。對鄭同修來說，14個小時不吃不喝，「不是事兒」。
35年田野考古，鄭同修的科研成果亦是碩果纍纍，其代表作《山東漢代墓葬出土陶器的初步研究》通過研究出土陶器對山東漢代考古進行了科學分期，一舉奠定其山東漢代考古權威的學術地位。多年來，他還主持或承擔了多項國家大型課題研究項目和中外合作研究項目，編輯出版《山東省臨淄齊國故城出土鏡範的考古學研究》《山東重大考古新發現》《輝煌三十年》《中國出土瓷器全集·山東卷》《中國出土壁畫全集·山東卷》《臨沂洗硯池晉墓》等系列考古報告或專著，發表一大批研究論文和考古報告。
因為一座博物館，愛上一座城
鄭同修曾笑言自己的簡歷「極其簡單」，「一條山東大學畢業，一條在省考古所工作，沒了」。但2019年8月31日，他的身份由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變為山東博物館館長。考古學和博物館學有相通之處——都是與文物打交道，但兩者又有著本質的不同：考古的基本職能是發掘、研究文物，博物館的基本職能是宣傳和教育。在鄭同修眼裡，考古更為單純，博物館作為面向社會的窗口，則涉及面更廣，「通過一座博物館，愛上一座城，愛上山東大地。這是我們博物館人應該努力的方向」。
基於對博物館基本職能的認知，鄭同修認為，博物館的發展必須要有開闊的思路，「首先必須加強科研，培養科研梯隊」，在他看來，博物館的宣傳、教育職能，需要通過文物的收藏和展覽來實現，而學術研究又是辦好展覽的前提，「展覽不是擺上文物就行，而是要研究文物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挖掘文物背後的故事，文物本身不會說話，得有專家通過深入的研究來讓文物說話，讓文物活起來」。
在鄭同修看來，盤活文物資源同樣重要。他對山東博物館事業的發展提出了一個構想，擬舉行一次全省的博物館館長座談會，成立山東省博物館聯盟，「摸清館藏文物，盤活全省文物資源，策劃重量級展覽並在全省乃至全國巡展，如此才能讓文物發揮更大的社會效益」。
建設「智慧博物館」是鄭同修的另一個重要思路。在4月13日山東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鄭同修介紹，山東博物館積極打造數字展廳，實現了13個實體展覽的數位化展示，讓觀眾能夠足不出戶，雲遊博物館。微信公眾號推出12期「海岱微講堂」，為觀眾講述「齊魯瑰寶的那些事兒」。「文博公開課」將文物修復室搬到了網際網路上，閱讀量達135萬。推出了5期「雲博物館」系列直播看展活動，單場全平臺觀看量突破1000萬人次。此外，山東博物館前不久還聯合湖北省博物館共同舉辦了「5G重構想像跨時空協作活動」，這是在全國博物館中首次探索利用5G技術，將教育活動向社會公眾展示的新突破。鄭同修認為，藉助科技的力量打開博物館的邊界和場景，是博物館必然面對的挑戰和機遇。
（圖文轉自：《濟南時報》電子版 原文發表於：《濟南時報》2020年4月18日第A12版）
責編：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