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有一段百家爭鳴，群星璀璨的歲月。
那時候，無數大師求學歐美，學貫中西，積極探索文化，矢志改變國家。
在這批學養深厚的名家隊伍裡，有一位先生尤為特別。
他既沒有顯赫的教育背景，也沒有深厚的學術資源，卻憑藉自己的才智與良知，一躍成為聞名遐邇的史學大家。
他的名字，叫錢穆。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代宗師」、「史學四大家」之一錢穆先生的故事。
吳越寶地孕賢才
江蘇無錫七房橋，這是一處小橋流水，文脈深厚的寶地。
1895年，一個男嬰誕生在七房橋的錢家。
打小開始，父母親就常給他講起祖輩的故事。
在那個烽火連天，群雄割據的五代十國，錢鏐橫空出世，創建了吳越國。
紮根美景絕勝的蘇杭，錢鏐把自己的文韜武略也深深注入到廣闊的土地裡。
咿呀學語的孩提時代，這個誕生於錢家的男孩就開始用懵懂的雙眼審視著浩瀚的五千年歷史。
冥冥之中，他的一生似乎都將與中國歷史結下不解之緣。
他的名字，叫錢穆。
近現代以來，吳越錢家的後人雄傑輩出，科學世界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三錢並列，文化領域也出現了錢鍾書和錢穆這樣的大師。
吳越國君錢鏐的血脈和精魂，仿佛在亂世風雨中再度復生。
儘管生於清朝年間，但20世紀初的中國早已不是封閉的大一統王朝。
世界各國的思潮與文化，都在不斷衝擊著這片古老東方大陸的價值體系。
所以，少年時代錢穆所體會的，就是中國國學和西方思潮之間此起彼伏的碰撞，這也對他今後的學術研究歷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後來，錢穆父親因肺病去世。為了讓兒子繼續學業，母親便獨自承擔起整個家庭的重責。
1910年，錢穆轉入南京私立鍾英中學。誰知沒過多久，辛亥革命的火種就燃遍了全中國，錢穆的求學歷程也戛然而止。
十八歲那年，錢穆前往秦家水渠三兼小學任教。工作之餘，他依舊非常勤奮，不斷研習中國傳統文化與歷史。
在民國時期那幫大師裡，錢穆的受教育經歷絕對是最不起眼的。
不論是魯迅、胡適，還是錢鍾書、陳寅恪，他們個個都有留學歐美日本等地的經歷，在當時最先進的國家接受最前沿的教育。
這就意味著，作為被迫輟學的學術素人，錢穆必須比他們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達到跟他們相似的造詣。
對於命運的顛簸，錢穆非但沒有怨念，反而充滿了現實感，讓自己在風雨激蕩的時代中執著前行。
為此，他感慨地說道：
「我們生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就應該在今天的時代來做人、做學問、做事業。」
就這樣，錢穆一邊教書，一邊治學。
時光流轉到1928年，命運的拐點也悄然出現。
巨筆激起千層浪
當時，錢穆發表了《先秦諸子系年》的書稿，頓時令史學家顧頡剛拍案叫絕。
在顧頡剛看來，依錢穆之才，若局限於中學教師一職，未免太過可惜，於是誠邀他前往中山大學擔任教授。
從默默無聞的中學教師，到萬眾敬仰的大學教授，錢穆本可以實現人生的華麗轉型，卻因為時任蘇州中學校長的挽留而擱置了顧頡剛的邀請。
對此，顧頡剛立即提出了第二條方案：你可以不去中山大學當教授，但我要在燕京大學辦個報紙，到時候一定得投稿支持。
1930年，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閃耀登場。
這一來，北方學術界徹底震驚了。他們沒有想到，在中國最主流的學術圈層外，竟然有這等功力深厚的賢才。
從此以後，錢穆的學術執教生涯就如鯤鵬展翅般扶搖直上。
1930年，錢穆受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
1931年，錢穆前往北京大學教授歷史。
當時的北大史學圈，有兩道亮麗的風景線，一是懇切意長，帶著一口無錫方言的錢穆；
另一個就是生動活潑，能以「楊貴妃進宮前是不是處女」來切題的陳寅恪。
無論學生個人的興趣取向如何，他們都對兩位老師的素養和功力讚不絕口。
在課堂上，錢穆不僅傳遞歷史知識，還不斷告訴學生：
不要追隨這個時代，要認識這個時代。更重要的是，千萬不要拋棄中國的傳統價值與文化。
眼望變革中前進的國家，體會紛亂中搖擺的世界，20世紀30年代的北京大學，就在這樣充滿現實感和使命感的節奏中努力前行。
窗外的風聲雨聲沙沙作響，錢穆的課堂始終是他們心目中一抹最安靜的慰藉。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跟大多數學者一樣，錢穆被迫開啟了輾轉治學的旅途。
在雲南宜良的山中，錢穆花費一整年的時間，以自己在北大執教四年，西南聯大執教兩年的經歷，編撰了《國史大綱》。
在《國史大綱》的前言部分，錢穆如是寫道：
「對其本國以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以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
先生這番話，即便放到眼下，依然是振聾發聵，擲地有聲。
回望那段烽火連天的黯淡歲月，中華民族的自信力在侵略者的鐵蹄下日趨微弱，一度瀕臨危急存亡之秋。
而錢穆的《國史大綱》，不僅以詳實精密的體系回溯了幾千年的過往，還滲透了一種歷久而彌新的人文力量。
當學生們刻苦研讀《國史大綱》的時候，這股人文力量便逐漸傳播開來，讓綿延不絕的中華道統在九州赤縣來回激蕩。
根若在，魂就在，中華民族內在的文化與力量，緊緊支撐著億萬國人的精神世界。
在黑雲壓城的現實世界，這就是一盞信仰的明燈。
桃李天下揚道統
1945年，抗日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隨後幾年，錢穆移居香港。
屹立在南海之濱，錢穆體驗著大時代的倉促變革，以及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
為了讓人們保有一種合乎現實的理性，以及建構未來的能力，錢穆創辦了新亞書院。
創辦之後，錢穆還親自書寫書院校歌。裡面一些歌詞，深深流露出濃烈的時代感與使命感：
「艱險我奮進，睏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
激揚的青春，樂觀的精神，風華正茂的莘莘學子，隨時準備著在艱難困苦中完成自我升華。
這，便是錢穆心目中的時代氣質。
書院創辦之初，經費事宜成為困擾錢穆的頭等大事。
很長一段時間，錢穆都在四處奔走講學，以求提高書院的社會影響力，從而吸引更多的資助。
1956年，美國方面答應給予每年2.5萬美金的資助，書院的財政壓力因此大幅緩解。
1960年，耶魯大學邀請錢穆前去講學，並授予他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
漸漸地，西方世界開始重視這樣一位貫通儒學和史學的大家。
1963年，新亞書院、崇基學院、聯合書院三校合併，香港中文大學便應運而生。
承載著無數的讚譽與期待，錢穆卻發現自己無意於過度的熱鬧。他內心所嚮往的，更多是安靜的研究，和安靜的生活。
1967年，錢穆夫婦應邀定居臺北。同年，蔣中正把雙溪之畔的一座庭院小樓贈與錢穆夫婦，以供他們居住和研學。
漫步在亭臺軒榭之間，錢穆不禁回憶起自己十七歲時的經歷。
當時的他，在老家東偏房的素書堂養病。這期間唯一的陪伴者，便是自己的母親。
於是，錢穆將這裡改名為「素書樓」。
1969年，錢穆應邀成為中國文化大學史學教授。
由於年事已高，不便行動，錢穆的上課地點就固定在素書樓。對於那一批文化大學的學子而言，素書樓的時光令他們終身難忘。
每天下午四點，學生們都會在樓外準時按鈴。
隨後，素書樓的小門就會打開，然後學生們順著兩側種滿槭樹的臺階一步步往上爬，來到錢穆的客廳。
都說牛津大學的天才，是在教授的菸斗下燻出來的。
對於錢穆的學生而言，在先生家裡聽他嘮嗑，聽他講述歷史的時光，就是構建知識體系，錘鍊人文精神的獨家記憶。
悠悠素心天不老
1990年，臺北市政府以莫須有的名義，要求錢穆搬離素書樓，並將其改為紀念館。
搬家的當天，學生辛意雲特意前來探望。
當辛意雲大步流星地走上書房時，錢穆卻樂得像個小孩子一樣：
「你來啦，哎呀我現在看不到電視，也不大聽收音機，快點告訴我，現在外面的情形如何呢？」
聽了先生這番話，辛意雲頗為驚訝。
他沒有想到，面對突如其來的變故，莫名其妙的搬家，年過九旬的錢穆卻心如明鏡般淡定從容，仿佛什麼都沒有發生。
當錢穆問起素書樓的未來時，辛意雲告訴老師：
「先生，素書樓會改造成您的紀念館。」
錢穆聽了，哈哈大笑：
「有趣，有趣，活著的人都有紀念館，現代人真有趣。」
一邊說著，錢穆一邊步履蹣跚地走出了這棟樓。
時至今日，曾經的學生辛意雲，如今已經是臺北藝術大學的榮譽教授。
回憶起錢穆的那句話，辛意雲仍不乏感慨地說：
「從先生身上，我看到了莊子的超然物外，看到了範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1990年8月30日，九十六歲的錢穆告別了這個世界。
回望他的一生，縱覽古今，孜孜以求，以孔孟的精神，提綱挈領，挖掘出中華歷史中最耀眼奪目的人文力量。
當生於和平年代的學子們圍在素書樓的客廳時，兩鬢斑白的錢穆依然不忘對學生說：「你是中國人，不要忘記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