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認為，如果喝酒發生身體異常或者死亡，不光是一塊兒吃飯的勸酒者，連同飲者都要負責任甚至是主要責任，要給傷者或者死者家屬賠償。而記者近日從北京市海澱區法院了解到，在北京將近15年以來審判的飲酒類侵權案件中，即便在同飲者有過錯的情況下，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的過度飲酒者多數被判對其飲酒後果承擔80%及以上的責任比例。
案例1：重性酒精中毒死亡 家屬告同飲者敗訴
張某與同事程某、陳某、賀某、李某一起飲酒，晚上喝了七八兩二鍋頭，之後張某就自行伏在飯桌上了。大約10多分鐘後，同事發現其呼之不應，遂撥打120急救電話。次日1時，張某被120急救車送往醫院治療，經診斷為重性酒精中毒。兩天後張某死亡。
張某家屬以張某4位同飲的同事有過錯為由，將他們訴至法院。
對於此案，法院認為張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應對自己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負責。張某長期飲酒，對飲酒過量所造成的危害後果應有一定了解，但其與同事飲酒時未足夠注意，導致自身酒精中毒死亡，其本人應對死亡後果承擔全部的民事責任。因張某家屬未有證據證明張某的同飲同事存在勸酒、強迫飲酒等過錯或過失的行為，故同飲的同事對張某的死亡後果，不應承擔民事責任。
點評：過度飲酒者多自擔主要責任
海澱法院四季青法庭法官張慧聰表示，經統計，傳統的涉飲酒類侵權案件多發生在朋友、同事等一般親友關係之間，案件數量所佔比例為70%。
而且此類案件中，過度飲酒者一般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對過量飲酒的後果是明知的，但其放任自己過量飲酒產生損害後果，即便自身為最大的受害者，仍應就過度飲酒的後果承擔主要責任。
即便在同飲者有過錯的情況下，多數判決書中認定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的過度飲酒者本人也要對其飲酒後果承擔80%及以上的責任比例。
案例2：血壓高喝酒不聽勸 僱主被判適當補償
李某自家建房時，將工程清包給了楊某，楊某組織劉某、藺某等人施工。中午11點，僱主李某請所有工人在家中吃午飯，楊某等9人和藺某同桌。李某敬酒一圈後，大家都自斟自酌，沒有敬酒、勸酒。這期間，藺某聲稱自己血壓高，但仍堅持大量飲酒。李某及其家人和其他工人都多次勸阻，可是沒有效果。藺某醉酒後，中午1點李某通知藺某的女兒將藺某送回家。下午兩點，藺某的家屬發現藺某臉色發白，但沒有理睬。晚上7點，家屬覺得藺某呼吸異常後將其送醫，但藺某經搶救無效死亡。經鑑定，死亡原因為酒精中毒。
之後，藺某家屬將楊某告到法院，並明確不對李某及同桌飲酒者楊某等9人主張侵權責任。法院經過審理，認為藺某明知道自己血壓高，還在別人多次勸阻後繼續喝酒，導致了酒精中毒死亡，其放任自己大量飲酒是其死亡的主要原因，本人應承擔主要責任。另外，家屬在知道其醉酒後疏於照顧，送醫時間較晚，對藺某死亡也負有一定的責任。
此外法院認為，雖然楊某與藺某之間存在僱傭關係，但藺某不屬於在從事僱傭活動期間死亡，不過做工期間午飯與僱傭活動相關，因此出於公平原則，判定楊某作為僱主，應當給予死者藺某的近親屬適當補償，法院酌定補償2萬元。
點評：補償責任多只用於勞務關係案中
我國《民法通則》第132條及《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79條都對補償責任進行了規定。
張慧聰法官認為，補償責任不同於「賠償損失」的侵權責任，這類責任不要求當事人有過錯行為，理論基礎為公平原則。
但是經過統計發現，以2009年為分界線，2009年以前的此類案件對於補償責任的適用較頻繁，而2009年之後此類案件較少涉及補償責任的適用。而且公平責任集中適用於僱傭、幫工、勞務關係中發生的此類案件及以飯店等營利場所為被告的涉飲酒類侵權案件。
案例3：未及時送醫救治 同飲者共擔責15%
宋某和朋友王某、同事晁某等人一起吃飯。席間四人共喝4瓶一斤裝牛欄山二鍋頭白酒和一些啤酒。王某喝了約一斤二兩白酒，飯後出現醉酒狀態。宋某三人便將王某送回單位宿舍。當天凌晨1點左右，晁某發現同宿舍的王某沒有打鼾，故此報警。但王某經搶救無效死亡，經鑑定為酒精中毒死亡。
王某家屬稱，王某平時經常喝酒，白酒酒量一斤左右,身體很好。但其家屬未提交證據證明宋某、晁某等人有灌酒、勸酒的行為。法院審理後認為，行為人因過錯侵害他人民事權益，應當承擔侵權責任。被侵權人對損害的發生也有過錯的，可以減輕侵權人的責任。此案中王某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未能合理控制自己的飲酒行為，對飲酒過量導致酒精中毒並死亡的後果應承擔主要過錯。
不過，王某酒後已經出現了醉酒狀態，宋某等三人作為共同飲酒者，沒有及時將王某送到醫療機構進行救治，對王某酒精中毒死亡損害後果的發生也存在一定的過錯。最後，法院確定王某本人承擔85%的過錯，而宋某等三人各承擔5%的過錯。
點評：同飲者需履行適當照顧和救助義務
「共同飲酒者需在飲酒期間行為正當，而且發現過量飲酒者醉酒後表現異常後，需要履行適當的照顧義務和救助義務。」張慧聰法官認為，這類案件中，共同飲酒者承擔的是過錯責任，其過錯行為集中發生在兩個階段：
一是在飲酒期間，共同飲酒者不當勸酒、鬥酒、強制飲酒行為；另外一個是在飲酒人醉酒後，共同飲酒人未及時將醉酒者送到適當的休息場所，在醉酒者產生異常表現（如昏迷等）後，沒有及時送醫、報警或者採取必要的救護措施等。
不過，張法官也提到，這類案件所涉多數飲酒場所不存在監控錄像，導致案件中被告是否存在過錯行為無法查明。由於證據原因，30%的案件最終只能根據舉證責任的分配予以裁判。
法官提醒：組織飲酒方不要不當勸酒鬥酒小酌雖怡情，醉酒卻傷身。這類案件中過度飲酒者多因此重傷或死亡，飲酒者家屬多難以接受這一結果。而同飲者或組織飲酒方則多從傳統理念解讀，認為自身不存在主觀惡意及過錯行為，故而無法接受過度飲酒方提出的高額賠償。此類事件一旦發生，必然影響本來和睦的親友之情。無論判決結果如何，各方當事人及其家屬均將成為此類事件的受害方。
對此，張慧聰法官建議大家：工作應酬、親友小聚，如需經常飲酒，飲酒者應定時體檢，了解自身身體情況，在飲酒過程中，需結合自身身體情況及平日酒量，合理控制自身的飲酒行為，飲酒過程中一旦身體不適應立即停止飲酒，並前往醫院就醫。同時，作為組織飲酒方或同飲者，不宜為了聚會氛圍等事由不當勸酒、鬥酒，若有人在飲酒過程中表現異樣，可能危及身體健康，應及時將其送至有成年家屬在家共居的家中休息，嚴重者應及時就近送醫。
而在這類事件發生後，受傷者應先行就醫，防止損失擴大。經醫院搶救無效去世者，家屬應及時進行屍檢以確定死亡原因。如果過度飲酒方屬於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那麼其與家屬在依法維權過程中應正視自身的過錯問題，並梳理飲酒事件中的行為人是否有過錯的證據，在確有證據證明同飲者或組織飲酒方有過錯的情況下，結合自身損失情況，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積極與有過錯的同飲者或組織飲酒方協商。協商不成，可通過訴訟途徑合法維權。
也會考慮飲酒場所是否有過錯
由於這類案件屬侵權類案件，侵權責任以過錯責任為原則，以無過錯責任為例外。因此張慧聰法官建議，受害人即過度飲酒方應提供證據證明3項內容：一是行為人即同飲者或組織飲酒方有過錯行為；二是受害人有損害後果；三是受害人的損害後果與行為人的過錯行為之間有因果關係。
但在過錯責任原則中，不僅要考慮行為人即同飲者或組織飲酒者的過錯，往往也會考慮受害人即過度飲酒者的過錯或者第三人比如飲酒場所的過錯。如果受害人或者第三人對損害的發生也存在過錯，那麼要根據過錯程度來分擔損失，因此可能減輕甚至抵消行為人即同飲者或組織飲酒者承擔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