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從西方思想史和現代性問題史的視野來看，馬克思現代性思想的基本特徵集中體現在方法論層面的革新上。馬克思的現代性思想便表現出下列具體特徵：從制度診斷到總體治療、矛盾方法分析中的內在批判、歷史視野中的過程分析。馬克思開啟了現代性批判的新路徑：首先對現代性進行制度層面的病理學診斷，而後提出總體性的治療方案。馬克思對現代性的診斷和治療始終貫穿著矛盾分析的辯證方法：現代性診斷就是把握現代性的內在矛盾，現代性治療就是依據這些矛盾的演化趨勢來尋求合理的解決途徑；針對現代性的辯證批判，必然是一種矛盾分析方法指導下的內在批判。馬克思對於現代性矛盾的分析沿著歷史發展的邏輯不斷向縱深拓展，在歷史視野中捕捉、把握現代性的這種顯著的歷史流變性質。
關鍵詞：方法論革新/ 現代性診斷/ 現代性治療/ 內在批判/
作者簡介：郗戈，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副院長，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高精尖創新中心研究員。
從西方思想史和現代性問題史的視野來看，馬克思現代性思想的基本特徵集中體現在方法論層面的革新上。總體來看，馬克思現代性思想的方法論特徵表現為：從社會實踐和社會關係出發(而不是從社會意識出發)來看待現代性問題，將現代性理解為歷史過程、社會形態的總體特性。由此，馬克思的現代性思想便表現出下列具體特徵：從制度診斷到總體治療、矛盾方法分析中的內在批判、歷史視野中的過程分析。
一、從制度診斷到總體治療
馬克思鍛造出了獨到而深刻的批判思維，開啟了現代性批判的新路徑。這種新路徑主要體現為，對現代性進行制度層面的病理學診斷，而後在此基礎上提出總體性的治療方案。制度診斷為總體治療提供了前提，而總體治療則構成了制度診斷的結果，這兩個環節相輔相成，不可分割，共同構成了現代性理論的基本框架。
(一)現代性的制度診斷與制度批判
不同於目前佔據主流的精神診斷、文化診斷式的觀念論批判，馬克思的現代性批判採取了制度診斷與制度批判的方式，直接命中了現代性賴以存在的社會基本制度。所謂社會制度，並不是指某一項具體的規章制度(例如法律制度、行政制度、教育制度等)，而是指特定的社會形態。社會制度集中表現為特定社會中經濟、政治和文化等生活形式的基本結構和總體性質。在社會制度層面對現代性進行批判，比流行的觀念論批判更為深刻、更為根本。這是因為，特定的精神氣質、文化意識和心性結構只有在特定的社會制度土壤中才能夠發育，也只有在特定的社會制度的視野中才能夠顯現出具體的社會歷史內涵。在馬克思的時代，現代性同資本主義制度是同生共長的。通過批判資本主義制度來審視現代性，是馬克思現代性診斷的一個顯著特徵。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診斷，並不排斥對這一制度的各種文化因素的診斷。文化的矛盾正是紮根於制度的矛盾之中，對文化矛盾的根本克服也只能在制度矛盾的克服中去尋找。
馬克思對現代性的制度診斷，並不局限在某個單一社會層面之上，而是涉及整個社會有機體的總體性診斷。以資本主義為特徵的現代制度，不是指社會生活的某一層面，而是一個統攝著整個社會形態的總體性結構。在這一總體內部，並不是諸種要素的鬆散堆積或絕然分割，而是包含著豐富的內在聯繫和相互作用。因此，現代制度表現為一種「社會有機體」：在這一有機體中，包含著政治、經濟和文化諸種要素之間的普遍聯繫與相互作用。馬克思明確指出過現代社會的這種有機體性質：「現在的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並且經常處於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①雖然馬克思承認現代社會諸種生活領域的分化過程，並將經濟基礎和政治的、文化的上層建築在方法論上區分開來，但並不表明他割裂了三者之間的有機聯繫。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有機總體來說，「一切關係在其中同時存在而又互相依存」②。無論是經濟要素，還是政治、文化要素，都鑲嵌在社會有機體的總體結構之中。其中，最為突出的是經濟與政治之間的交互作用關係。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政治與經濟的分離，雖然構成了現代性生成的起點，但二者並不因此而成為彼此隔絕的領域。與其說國家與社會完全分離，不如說二者之間的關係發生了特定的現代轉型——資本邏輯共同支配兩個領域，導致兩個領域的分化與糾纏。在政治和經濟的這種聯體運作的基礎上，文化因素也緊密地組織在社會機體的運動之中而發揮著相對獨立性的作用。需要說明的是，社會有機體並不是與個人無關的一個抽象範疇，其結構和運動的特性與趨勢最終也規定著社會中每一個人的生活方式。現代性不僅在社會系統層面運行，而且還擁有具體的社會載體和生活形式，最終還是要落實在活生生的每個人的日常行為、價值判斷和思想觀念之中。這樣，現代有機體實際上構成了從制度系統到個人生活的運行機制，現代制度的運作就構成了現代個人生活的根源與框架，而現代個人的生活方式則表現為現代制度運作的結果。正是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馬克思的診斷工作也必然將基本的社會制度而非個人或觀念作為根本的出發點。
制度診斷首先關注的是經濟領域中的矛盾，以「原本批判」意義上的經濟哲學方法為其主要特徵。制度診斷應該在總體性視野中展開，這並不表明可以無所側重地關注有機體中每一要素的作用。現代社會機體中包含著諸種要素之間的普遍聯繫與相互作用，但各種要素在制度系統中的地位和功能並不是均等的。經濟因素尤其是物質生產方式，構成了整個有機體的基礎結構和主導因素，支配和制約著其他要素的發展。馬克思特別強調經濟因素在整個有機體中的基礎地位和主導作用，將物質基礎看作「社會組織的骨骼」③；相應地，政治的、文化的上層建築就是附著其上的社會組織的「肌肉」和「皮膚」。由此，馬克思要求將針對宗教和政治的「副本批判」推進到針對經濟基礎的「原本批判」：「世俗基礎使自己從自身中分離出去，並在雲霄中固定為一個獨立王國，這只能用這個世俗基礎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來說明。」④也就是說，制度診斷必須立足於經濟哲學方法：以哲學方法透視經濟現象的本質，在社會有機體的總體視野中審視經濟活動的矛盾和趨勢。
(二)現代性的總體治療
制度診斷是一種對社會有機體的總體性診斷，以此為基礎的制度治療也就相應地表現為一種不同於局部治療的「總體性治療」。馬克思的總體治療是如何展開的呢?與其他類型的制度治療相比，總體性的制度治療具有何種特點?
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全面的、總體性的治療，勢必需要現實改造和實踐變革，這恰恰是馬克思的總體治療方案的基本品性。正是基於這一點，馬克思與西方主流的文化反思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於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並改變現存的事物。」⑤試圖通過現代文化的全面反思來克服現代性的西方現代思想家，憑藉自己豐富的想像和敏銳的洞察，提出了一系列深刻而不失鮮活的治療方案。例如：海德格爾試圖通過存在論層面的轉換來跳出理性形上學框架，德勒茲、德希達等則試圖通過話語策略來解構理性同一性，而近期在學界炙手可熱的政治哲學家列奧·施特勞斯則期待古典政治哲學的復興能夠矯正和超克現代性的諸種弊病。文化診治者們的主要錯誤在於，過分強調和誇大文化反思對於社會變革的作用，而忽視了文化和教育體系本身就是這一社會現實的產物，根本上依賴於現代性的矛盾本性。因而，任何局限於文化教育層面的診斷，都難以揭示現代性的癥結；任何局限於文化教育層面的治療和變革，都難以真正觸動現代性的根基。與此不同，馬克思敏銳地指出：社會環境、文化氛圍的改變，甚至人自身的改變，都在根本上依賴於革命的實踐活動，「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併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⑥。
即使在直接針對現代性的制度層面的各種診治方式中，馬克思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特地位。這突出表現在：馬克思所奉行的總體性的診治方式，與哈貝馬斯等學者所堅持的「領域分化」式的診治模式之間的顯著差別。雖然馬克思和哈貝馬斯都把現代性診斷聚焦於社會制度之上，但對制度矛盾的具體理解仍然存在著重大差異。馬克思從總體上理解現代性的矛盾，將其根源追溯到資本邏輯的內在裂變；而哈貝馬斯則在領域分化的視野中理解這一矛盾，將其根源理解為不同社會領域之間的結構性衝突。這種診斷上的差異必然導致二者在現代性治療方案上產生更大的差異。哈貝馬斯把現代性矛盾的根源歸結為系統與生活世界這兩個領域之間的外部對立關係。由此，他得出如下的現代性治療方案：通過對社會諸領域間關係結構的調整，來消解系統對生活世界的侵犯、滲透和支配，從而克服現代性分裂本身。在哈貝馬斯看來，現代性矛盾的克服並不需要憑藉生產關係與政治形式的「根本性變革」，並不取決於生產力的發展和實際的革命行動，而取決於不同社會領域間的重新劃界和充分調整。與哈貝馬斯的「重新劃界、結構調整」的策略不同，馬克思的治療方案則是一種在「總體性」批判基礎上的「結構重排」。由於馬克思把現代性分裂的根源歸結為資本邏輯的內在矛盾，所以，他所設想的治療方案必然需要對資本邏輯、對資本支配的各種社會條件(包括經濟基礎、上層建築等各個層面的要素環節)進行總體批判和全面改造才有可能實現。
(三)現代性的「診斷—治療」模式
制度診斷和總體治療必然要求與之匹配的診斷治療模式。思想家對現代性的不同診斷，引出對於現代性的不同治療方案，這樣便形成了不同類型的「診斷—治療」模式。這些診治模式主要可以歸為兩大類型：「分裂—整合」模式與「同一—差異」模式：「一部分人認為現代的弊病在於現代的一律化傾向，另一部分人則認為現代的弊病在於現代的分化癖。所以，在後現代的擁護者當中，一部分人主張通過多元化治療現代，另一部分人則主張通過均質化治療現代。」⑦也就是說，「分裂—整合」模式強調現代性的病症在於社會過度分化所導致的分裂，因而提出了各種新的整合方案來予以治療。與此不同，「同一—差異」模式則主要針對現代性的一律化傾向，認為其病症在於強制的同一性抹煞了萬物的個性與差異，因而也就相應地提出了差異化和多元化的方案來進行補救。這兩種典型的診治模型，基本上可以概括大部分現代性思想的思維邏輯，因而具有一種普適性。「分裂—整合」模式的祖先是黑格爾，其當代代表是哈貝馬斯。「同一—差異」模式的祖先是帕斯卡，當代代表則是利奧塔和德希達。但問題在於，馬克思究竟採取的是哪一種診斷治療模式呢?
馬克思的現代性病理學主要採用的是「分裂—整合」的診斷—治療模式。也就是說，他將現代性的病症主要診斷為內在於現代性的對抗性、分裂性矛盾，並要求通過歷史運動來加以實踐層面的整合。從總體上看，馬克思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是圍繞著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所引發的一系列分裂對抗而展開的。這些分裂包括勞動與資本的異化關係、階級之間的對抗、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離、市民社會的「自我分裂」⑧、個人與社會(共同體)的對抗等等，涵蓋了根源於資本邏輯的矛盾本性的諸種社會矛盾。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矛盾並不是指一般意義上的「對立統一」的矛盾概念，而是特指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對抗性、分裂性的矛盾，即矛盾的對抗性質壓倒了矛盾的統一性質，從而形成了各種類型的社會分裂。既然現代社會的基本病症就在於社會內在的矛盾裂變性質，那麼根本的治療方案就只能是通過革命實踐來尋求矛盾的克服與分裂的整合。通過歷史運動而實現的共產主義社會，就是對現代社會的各種矛盾分裂的歷史性整合。
當然，在主要採用「分裂—整合」的診治模式的同時，馬克思並不排斥「同一—差異」模式，而是在「分裂—整合」模式的基礎上，多方面利用了「同一—差異」模式的批判視野。在對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內在分裂進行深入分析的過程中，馬克思多次指出資本邏輯的抽象功能所造成了「萬物同一化」趨勢。資本所推動的市場交換體系在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擴張與滲透，造成了普遍的抽象化和同一化趨勢。人的活動及其產物甚至整個感性世界，都在這種強制的抽象、削平作用中，喪失了自身的特性和內容，淪為無個性無差異的一般物。當特定存在物被納入市場體系的時候，它本身所具有的質的差異和特性，(在觀念中同時也在現實中)都被抽象掉了，從而轉化為同質的、無差別的交換價值：「不管活動採取怎樣的個人表現形式，也不管活動的產品具有怎樣的特性，活動和活動的產品都是交換價值，即一切個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滅的一種一般的東西。」⑨只有當具體的存在物轉化為抽象同一的交換價值，它們才能進行彼此間的交換，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商品。資本的市場邏輯所到之處，強制的萬物同一化趨勢隨之大規模啟動。抽象同一的存在物，實際上已經喪失了自我認同和自我價值，而被迫與整個抽象體系相認同：「萬物同一性的代價就是萬物不能與自身認同。」⑩而揚棄這種抽象同一性的路徑則是發展人的「自由個性」，通過自由的、個性化的創造活動來重新賦予萬物以個性和特性：「即使在一定的社會關係裡每一個人都能成為出色的畫家，但是這決不排斥每一個人也成為獨創的畫家的可能性。」(11)正是共產主義使得這種在現代性中「被壓抑的多樣性」由潛能發展為現實。在此意義上，共產主義實現了社會整合，同時又包含著豐富的多樣性。實際上，後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恰恰是在發展馬克思的「分裂—整合」模式的同時，也發展了馬克思的「同一 —差異」模式，並通過後者開啟了後現代主義思想的多元主義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