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論中的價值判斷

當我們說一件事情很有「價值」的時候，我們是在討論它能帶來的優點，能幫助解決的需求，也就是說它值不值得信。讀書很值得，是因為他給我們帶來認知上的升級；旅行很值得，是因為它能夠開拓我們的視野和進行身體的放鬆；對孩子的刻意訓練比讓他們自由生長更值得，是因為我們相信刻意訓練所帶來的成果和可控性比自由生長的結果更最大化。

但我們在做價值判斷的時候，一個東西帶來的價值是否最大。這裡面就涉及到了我們的價值推理。除了後果的利益最大化，我們還需要考量其中涉及的權利、責任、義務和普遍適用的道德。

當一個搶劫者去搶劫一個受害人的時候，受害者的上方同時有一個花盆跌落下來。搶劫者一推，讓受害者免於花盆砸到他的頭部受重傷。這個時候，我們能說搶劫者的行為是正確的嗎？

類似這樣的討論也在哈佛大學非常著名的政治哲學教授麥可.桑德斯 「公正課」 當中出現，在著名的「鐵路案例」 （the Trolley problem) 中, 當一輛列車真要脫軌，駕駛員必須切換到另一條軌道。左邊的軌道上有五個人，右邊的軌道上有一個人，他應該怎麼選擇呢？很多人瞬間的分析是駕駛員只能選擇有一個人的鐵軌，因為撞死一個人的後果比撞死五個人的後果似乎要小很多，所以我們犧牲了一個人的生命保全五個人的生命。而在價值判斷者看來，這是一種 「後果功利主義」 的分析。僅僅用功利主義來分析道德價值是不夠的，因為從道德上來看，駕駛員奪取任何一個人的生命都是不正當。雖然這樣的選擇可能使用能把傷害的後果做到最小化，但從道德價值上判斷，它同樣也是不符合倫理的。

這樣的問題看起來似乎無解，但是卻有很多爭辯的意義。這就是為什麼支持安樂死的人和否定安樂死的人在誰能夠結束另外一個人的生命是會有分歧。

到底什麼是正確的？什麼是錯誤的？什麼是違背了我們普遍的價值觀？價值觀的跳論又是和討論者所做的群體文化來密不可分的。我們在討論價值觀的同時，也需要去思考，一個話題背後的關注者都有誰。誰來執行某種動作，誰來被某種選擇所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