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運河學」
「運河學」這一概念是在大運河申遺背景下由建築學家羅哲文先生首先提出，旨在強調大運河作為文化遺產的特殊性：「大運河是自然與人創作的傑作，有著豐富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內涵，在中國社會的不同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建立運河學學科有利於整合各方面成果，形成對運河的系統研究。」
大運河貫穿南北，連接古今，以運河為載體的運河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文化標籤。作為一個複雜系統，運河連接與傳承的不僅是地域意義上的南北、地理意義上的水系、經濟意義上的市場、政治意義上的漕運軍政、社會意義上的人群生活、文化意義上的藝術、風俗等內容，而且其自身就是中國社會發展的一種運行與表現方式。運河文化的物化特徵、精神象徵和存在方式的複雜結構及屬性決定了運河研究需要跨學科的知識、整體的研究意識和學以致用的學術價值觀。
明代作家「繪」出的運河「畫卷」
「春酒不同醉，春花空復開。美人臨衛水，客子滯燕臺。」在明代詩人謝榛的筆下，運河名城臨清也是一個暖風燻得遊人醉的絕妙去處。謝榛的詩歌向世人展示了山東運河的文學景觀和曼妙畫卷。
明代作家因為南來北往屢次經歷山東運河的緣故，對山東運河地理景觀與文學空間進行了不厭其煩的書寫，其關注對象也集中在縱貫魯西南北的山東運河這一區域，其中不乏佳作。
河道景觀「畫卷」
衛水西來、匯川北往，明代詩歌中大量關於沿岸農業、工程、景致的作品，構成了河道景觀「畫卷」。
站在鰲頭磯上，明代李東陽眼中的臨清風貌是繁花似錦的：「十裡人家兩岸分，層樓高棟入青雲……城中煙火千家集，江上帆檣萬斛來」，千家麇集、萬斛來貢，臨清當之無愧為運河繁盛時期的「小天津」。當然詩人筆下也並不是只有青山綠水，如明代吳寬就記載了這樣一個沙塵暴的例子：「黃沙障天天半昏，炮頭風急萬馬奔……」由於山東運河區域所在的魯西地區是黃河故道，大風挾持著飛沙走石，也會讓天色、水色變得渾濁不堪。
濟寧素有「車馬臨四達之衢，商賈集五都之市」的美譽，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起到了「南通江淮、北達幽燕」的重要交通樞紐的作用。貢奎的《濟州》有：「舊濟知何處？新城又作州。危橋東去驛，高堰北行舟。市雜荊楚客，河分兗泗流。人煙多以簇，聒耳厭喧啾。」其中危橋、高堰都是運河行經城市時對城市景觀的改造，高堰維護了河道的安全，但高高的堤堰、危橋無疑增加了居民的心理不適，同時也使得平原地區一馬平川的景觀摻入了河道景觀的元素。同時，詩中的舊濟、新城的對比概念，也反映了城市的位置空間變化，這也是一個自然地理環境變化影響到城鎮住址選擇的案例。
同樣的，在朱德潤的《飛虹橋》中，我們也可以讀出橋梁的突兀對於城市景觀的改造，「任城南畔長堤邊，橋壓大水如奔湍。閘官聚水不得過，千艘銜尾拖雙牽……太平風物知幾許，耕商處處增炊煙。明朝北上知旅叟，叟持清樽求贈言。欲圖豐駢真未暇，為君寫作康衢篇」，詩行裡橋壓大水、奔湍不息，與閘官聚水、不得通過看起來是矛盾的，但同時也寫出了當時的工程手段與技術手段，對於河道自然水流的無可奈何，以及需要人力牽挽航舟的景象。在熙來攘往的河道兩側，旅客、縴夫、販夫走卒的市井喧譁，也升華為繁榮的山東運河商業圖景。
溼地景觀「畫卷」
鳴蛙垂柳、青蒲寺觀，明代詩歌中大量關於運河渡口、泉源、溝汊的作品，構成了溼地景觀「畫卷」。
明代胡翰的《夜過梁山濼》，提到了作者從梁山趕赴壽張旅程的見聞，「日落梁山西，遙望壽張邑。洮河帶濼水，百裡無原隰。葭菼參差交，舟楫窅窈入……野闊天正昏，過客如鳥急。」在梁山泊四望，百裡的視野裡，竟然沒有平原和低地，那些低下的原隰，在詩人的視線裡，是蒹葭參差、葦荻翻飛的景象，道阻且長，船行又慢，也是作者嘆息遙望壽張邑可見而不可及的緣故。運河及相關附屬設置如水櫃、泉源的蓄水，增加了運河兩岸溼地景觀的魅力。袁桷在過運河的時候，也描繪了鳥鷗出沒、柳絲荇帶的河湖水鄉景觀：「交流千尋峰，會合百穀水……碧瀾渺無津，綠樹失其涘。揚帆鳥東西，擊楫鷗沒起……柳絲翠如織，荇帶組交薿。出日浮鉦金，明霞紆綬紫……波清鳧聚陣，日落魚會市。」
明代王世貞曾經對衛運河、衛運河邊的寺廟、驛口寫過一首詩，將運河上行旅的心情表達得淋漓盡致：「河流曲曲轉，十裡還相喚。那比下江船，揚帆忽不見」，詩中用衛運河河流的彎彎曲曲，來反襯大江中的行船和在運河中行船的景致是不一樣的，因為運河水體的存在而自然生成的河湖景觀、鳴蛙垂柳、青蒲寺觀，都是山東運河相對於內陸的一個特色「畫卷」。
運河首先是一條河，其次是一條人工河，其在歷史上與人類的勞動美凝結在一起。在吟詠山東運河的文學作品中，有很多篇直接涉及山東運河本身，運河本身的河道、泉源、水閘、堤壩、湖泊、溼地、荷池、溪流本身，就成為了文學景觀營造的主體，作為本體為河湖水系的山東運河，就具有了相應的文學景觀的營造。運河本體的河湖水系，對於文學景觀的營造，是一個基本的客體。運河的水路難行，陸路也泥濘不堪，明代王大化的《東昌還》就描寫了當時的交通狀況：「百裡真難行路難，草泥潦水上銀鞍。暫借青蒲依寺坐，正愁紅日隔林殘」，鑑於當時水陸交通的實際情況，泥潦難行，水道卻成了鳴蛙和垂柳的樂園，給行人平添了一些阻礙。但詩句卻寫實性地描述了溼地的自然景觀。
行旅景觀「畫卷」
兩岸秋聲、半江明月，明代詩歌中大量關於運河閘壩、旅行、抒懷的作品，構成了行旅景觀「畫卷」。
明代李東陽的《夜過仲家淺閘》，寫了在乙未月丙戌日的月夜，因為夜間河水異常，導致船擱淺在仲家淺閘的河道中，而疏導河運的官吏在夜間並未當值，因此民眾爭相逃難、呼聲震天，形成了一個「民船棄死」爭相赴閘的場面，楫倒檣摧、一片災難場景：「日維乙未月丙戌，青天無雲月東出。舟人喧豗夜濤發，翻沙轉石紛出沒。是時水淺舟在地，閘口崔嵬晝方閉……民船棄死爭赴閘，楫倒檣摧動交碎」，民船在閘口的兩側、船民和旅客在河岸的上下，一片呼天搶地、驚魂甫定的狀態，而管理運河的官員，卻無一現身，可見對於民生的漠視。而人家居戶、遠近無存，禾黍麥田、付之一掃，山東富庶之鄉的民居和財物，年年都成了瓠子河水中浮沉之物。如往昔朝代的人們一樣，詩人王崇獻也在籲請著治水達人，能夠提供治河上策，以保一方之安寧。
濟寧城南門外常聚集著上千艘貨船等候啟閘放行，其貨船之多往往把十裏運河和越河擠得滿滿的。元代揭傒斯在《濟州會源閘記》中提及了閘作為水利樞紐的重要性，「辨方物以定貢賦，穿河渠以通漕度。乃改任城縣為濟州，以臨齊魯之交，據燕吳之衝，導汶泗以會其源，置閘以分其流。」
詩人王揆在詩歌《臨清阻泊》中，惟妙惟肖地說出了閘官的威嚴和皂隸的苛責：「河渠啟閉問官程，閘吏威嚴阻客行。曉塔晴開蓬外影，夜濤寒上枕邊聲。」這與後代康熙的《過臨清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後者顯然是享受了舉國之力的優待，舟櫓迅捷：「岸轉蒲帆速，檣回樹影低……連歲歌雲漢，今春釋慘悽。往還為赤子，注意在黔黎」，除了帆速檣疾之外，波傾浪齊，儼然一片歌功頌德之聲，這又是另一幅海清河晏的盛世「畫卷」。
明時濟寧有一個非常流行的《竹枝詞》（佚名）中稱，「濟寧人號小蘇州，城面青山州枕流。宣阜門前爭眺望，雲帆無數傍人舟。城中圜闠雜囂塵，城外人家接水濱。紅日一竿晨起侯，通衢多是賣魚人。」一副紅日魚市、熙來攘往的商業市鎮景觀，躍然紙上。濟寧也好、棗莊也好、聊城和德州也好，作為運河城市，的確享受了快速發展的政策紅利。
有明一代，著名的山東作家大致集中在兩條線上，一是自濟南府的歷城、章丘向東，到青州府的益都、臨朐，直至萊州府治掖縣的東西一線，二是兗州、東昌二府自濟寧、陽穀經東昌府聊城、臨清到德州的山東運河沿岸南北一線，這兩個區域串聯了眾多富庶的州縣城鎮，人口眾多，經濟繁榮，文化昌明。經濟的發展帶動了地方文化的繁榮，並葆有了長時期的昌盛。而山東運河作家和作品的繁盛，也是與當時運河暢通有著直接的關係。
多樣的「山東運河VLOG」
山東是京杭大運河流經的重要省份，在推進大運河文化保護傳承利用、加快大運河文化帶建設中居於重要地位。自元代以來，隨著京杭大運河的通航，與山東境內運河工程、漕糧運輸、商貿流通、詩文創作、民俗文化等領域關係密切的史書、專書、奏議、筆記、方志、詩文、小說等各類文獻大量出現。這些文獻均從不同角度和層面對山東運河有所反映，為梳理運河歷史脈絡、保護運河水利遺蹟、再現運河商貿盛況、探究運河文化內涵，提供了重要的基礎資料。
山東運河文獻呈現出多樣風貌。山東運河開鑿的歷史非常悠久，記述山東運河的文獻也出現較早。據《史記·河渠書》，早在先秦時期，齊國即開鑿運河，「通菑濟之間」。《宋史》《金史》均有《河渠志》，二者相互表裡，記述了山東境內曾作為運河河道的衛河。《元史·河渠志》記山東境內的會通河「起於須城安山之西南，止於臨清之御河，其長二百五十餘裡，中建閘三十有一，度高低，分遠邇，以節蓄洩」，並列舉了山東境內各閘之名稱及建造年代，保留了元代山東運河開鑿的重要記錄。
與紀傳體正史側重於對山東運河進行宏觀概述不同，明清以來存世的大量檔案則為治理運河各類舉措的真實記述。特別是明清時期，治河高官駐節山東濟寧，《明實錄》《清實錄》中保存了河務官員治河保漕的大量基礎資料。清代河道總督、漕運總督、山東巡撫等高官重臣所上與山東運河治理有關的奏摺，相當部分仍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機構中。這些奏摺內容翔實準確，顯示了國家治理山東運河的機制與舉措，是山東運河文獻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山東運河文獻中，有些水利專書、漕務專書記述範圍較廣，山東運河為其記述的重要部分。如明代黃承玄《河漕通考》詳細記述運河河道，其記山東境內「泉源湖泊廢壞不修」對會通河的危害，顯示出泉脈對山東運河通航的重要作用。在與山東運河有關的專書中，有相當一部分為各類河務資料彙編，如《行水金鑑》《續行水金鑑》《再續行水金鑑》等採用編年體例，保存了大量與山東運河有關的檔案資料。有的則為治河官員奏疏的匯集，如清代張鵬翮《張公奏議》、白鐘山《豫東宣防錄》等，保存了河務重臣治河保運的理念和舉措。此外，歷代編修的各類政書，如《明會典》《大清會典則例》《大清會典事例》中的「漕運」「關稅」「河工」等綱目中也散見不少山東運河史料，值得進行深入的挖掘和整理。
山東是方志纂修大省，存世方志居全國第三位。方志具有鮮明的政治性、資料性和地域性。在運河所經的各府州縣，各級地方官員負有保漕之責，在編修當地誌書時，往往對轄區內的運河河道、治河徭役、運河經濟有多方面的記述。相較於正史與檔案，方志的記述範圍較小，其對轄區內運河的記述也往往較為細緻，不少內容採自各府（州、縣）的治河公文牘冊，是挖掘山東運河文獻的一座寶庫。如于慎行主持編纂的《兗州府志》開本寬大，刊刻精美，今藏山東省圖書館，為海內孤本。其《河渠志》認為「漕渠通塞，則國計由之盈縮。而河流順逆，則漕渠視以通塞」。其記述境內運河開鑿歷史、職官衙署、河道閘壩等頗為詳細，保留了大量基礎信息，顯示出對山東運河的高度重視。
此外，在歷代文人撰寫的筆記、詩文集中，也有大量與山東運河有關的內容。特別是官員、文人經由運河往返京城與南方各地，通過詩文或述見聞，或論史事，或辨名物，或寫情景，或抒情感，或存掌故，頗為鮮活自然。如楊士奇《南歸紀行錄》、李東陽《南行稿》、談遷《北遊錄》均記述沿運北上南行的旅程，其中有不少記述山東運河風貌、與友人交遊酬唱的詩文。明清時期，山東運河區域經濟文化的繁榮，為小說家敘寫故事提供了豐富的素材和廣闊的人文背景。明代白話小說《金瓶梅》把故事放在以臨清為主的運河岸線城市中展開，清初成書的《醒世姻緣傳》也以山東運河區域為背景敘寫故事。這些小說採用藝術化的描寫，再現了山東運河區域的市井生活，具有獨特的文學價值與認知價值。
山東運河有「閘河」「泉河」之稱，運河河道狀況的獨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塑造著山東運河文獻的鮮明特色。山東運河文獻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是進行運河歷史文化研究的基礎資料。整理好、使用好我省豐富的運河文獻，並進行當代化的解讀，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首先，對山東運河文獻進行當代化解讀，有助於利用山東運河文獻的相關記述，積極開展田野調查，深入了解大運河各類文物的文化價值，並進行科學有效的保護。其次，對山東運河文獻進行當代化解讀，有助於找準山東運河文獻與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切入點，有序開發運河歷史文化資源，實現傳統運河文化與現代商業模式的有機結合、古代歷史與現代經濟的深度融合。最後，對山東運河文獻進行當代化解讀，有助於挖掘山東運河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健康元素，更好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以進一步豐富時代精神，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河神「金龍四大王」
進入明朝，各種自然神、人格神和行業神的崇拜日益增多，其中以金龍四大王為代表的運河水神崇拜最為普遍，成為明清時期山東運河區域十分突出的社會文化現象。
濟寧天井閘北岸金龍四大王廟是山東運河區域出現最早的一座金龍四大王廟宇。該廟創建時間不詳，正統十三年(1448年)重修。由碑文可知，在重修以前，濟寧天井閘就已建有金龍四大王廟。臨清運河有水淺之患，易致漕船擱淺，當地官員多祭祀金龍四大王，祈禱運道水源充足，以求漕運暢通。臨清磚閘東有金龍四大王廟，創建時間不詳。德州北廠大王廟，建於順治七年(1650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山東督糧道張祥河主持重修。武城縣金龍四大王廟在縣城西外河東岸，建時不詳，道光五年(1825年)重修。
漕運官兵也是金龍四大王信仰的重要群體。漕運官軍負責國家漕糧的運輸，常年往返於運河之上，涉江過河，艱險無比，難免有漂溺、沉沒之患，故建廟祀神，祈求保佑。《金龍四大王碑記》云：「至我國家長運特仰給於河，而役夫皆兵，沙梗風湍，歲以為患，四百萬軍儲舳艫銜尾而進，歷數千裡始達京師。緣是漕儲為命脈，河渠為咽喉，兵夫役卒呼河神為父母，蔑不虔戴而尸祝之。」
山東運河段多閘壩，過閘是極為危險的事情。臨清會通、南板、新開三閘俱建有金龍四大王廟。《清門考源》記載漕幫：「糧船至三大閘時，先在大王廟內焚香唱戲謝神。人集如山，百官照料，而後過閘。過閘船由下而上，非神功不能做到安渡危境。」
朝廷和官府對金龍四大王崇敬有加，主要目的是為了保障運河漕運的暢通無阻，從而維護封建王朝統治的穩定。而對生活更無保障的下層百姓而言，他們祈禱於金龍四大王，則更多地加進了自己內心企盼平安富足的渴望。因而在山東運河區域，到金龍四大王廟進香行禮就不僅是朝廷百官、漕運兵丁、船夫舟子，舉凡農夫、商賈、工匠乃至城鄉婦孺都對其崇敬有加。
明清兩朝山東運河區域的金龍四大王崇拜，由官府到民間，由客商到土著，成為一種十分突出的共同信仰。在金龍四大王崇拜向外傳播的過程中，魯南重鎮濟寧是這一新興信仰的傳播中心。濟寧是京杭運河的漕運咽喉，東有汶泗環繞，西有大湖浩渺，水系發達，居民多從事漁業及水上運輸，故大王崇拜盛行。此地不僅有出現最早的「金龍四大王廟」，廟貌巍然，每日進香者絡繹不絕，而且濟寧人漸漸地把大王神變成了自己的鄉土神，每到一地經商修建會館，總是在會館中供奉金龍四大王。
考察明清時期金龍四大王崇拜在山東運河區域的傳播及發展過程，我們可以發現；這種崇拜主要是由於運河漕運的長期維持才產生的，晚清運道淤塞、漕運廢止之後，信仰隨之衰亡；金龍四大王崇拜之所以如此盛行，得益於明清官方和沿岸民眾共同的造神運動，完全是為了滿足人們的與河湖、雨澇有關的某些心理企求而出現的；金龍四大王信仰具有很強的流動性，定期往來於南北的漕軍運丁以及依賴水路運輸的商人商幫成為信仰傳播的重要媒介。這種信仰的互相影響和交融，正是京杭運河貫通為山東運河區域帶來的一種前所未有的社會文化現象。
責編：劉曉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