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在藝術道路上歷經磨難，最終成為後印象派三大巨匠之一
好的藝術家往往沒有好的命運，這幾乎成為一種定律。高更終其一生都在苦苦追尋一種安謐、和諧、自由的人生境界，希望藉助繪畫營造理想的精神家園。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天塹鴻溝，常常令人難以跨越。為了達到理想的彼岸世界，高更一直同貧窮、疾病、孤獨與屈辱交戰。他不僅是位傑出的畫家，也是精神界不屈的鬥士。與梵谷、塞尚並稱為後印象派三大巨匠。他在打碎命運枷鎖的一剎那，宣告了一個自由不屈的靈魂的誕作為證券交易所的經紀人，高更的家庭收入相當不錯。如果他在繪畫事業上再小有成就就可以名利雙收，過著富足優越的上流社會人的生活。但高更將這種生活視為糞土，他渴望靈魂自由地飛升，追求一種變化的、富於創造性的人生幻境，藝術便成為他的整個生命。眾所周知，貧窮，幾乎是每一個獻身藝術的人的宿命，高更也不例外。為了艱難的生存，高更曾當上了推銷員，做過張貼廣告的工作，甚至做修築運河的苦工。即使這樣，他仍不能改變貧窮的現實。他說我既沒有錢，也沒有房子，又沒有家具。」他時常住在只有一桌一床的房間裡，沒有火，也沒有朋友。他曾寫道：「孩子患了瘡毒，而我袋裡只有三十個生丁。因此我們三天都是賒乾麵包吃。」「受飢餓的折磨已是常事。」疾病，總是與貧窮相伴相生。瘧疾、痢疾等病時常襲擊著他虛弱的身體。在貧病交加的困境中，妻子梅特的抱怨指責、親戚朋友的冷漠嘲諷，使高更倍感孤獨與傷痛。這時，他畫了一幅《自畫像》，畫得那麼孤獨、悲愴；另一幅《貧苦的漁夫》，似乎是他的困苦生活的影照。艱苦的境遇並沒能扼制住高更蓬勃的藝術生命力，他的繪畫思想反而異常迅速地成熟起來。這期間他不僅熟悉了印象主義的創作方法，而且對它有所超越，編造出獨出心裁的新方法。他的《街道》、《有曼陀鈴的靜物》以單純化了的構圖和色彩，顯示了其藝術上的日趨成熟。高更以超人的毅力透支著自己貧弱的身體，使藝術生命之藤常青。
高更一生的苦痛並非僅源於肉體上的折磨與煎熬，還有來自事業、友情、婚姻家庭等的精神上的創傷。高更的藝術起步很晚，這使他走過了一段漫長而崎嶇的創作道路，歷經失意的困苦、探索的迷惘與奮爭的孤獨。幾次印象派畫展，他的作品幾乎都被冷落，甚至遭受無情地抨擊。在1884年，由於生活所迫，高更一家遷居哥本哈根。在這裡他曾經組織一個展覽會，但開幕五天就被當地美術院下令關閉，報紙不許刊登對他有利的文章。反對他的人是那麼激烈，以至於連做畫框的工匠也不敢為他製作畫框。高更一次次地被冷淡、嘲諷與侮辱包圍著，他不是被看作一個天才的畫家，而是遭受歧視與冷遇。在這種非人的環境下，如果沒有對自己天賦的足夠信心，沒有超人的意志及洶湧澎湃的創作熱情，高更就不可能成為世界繪畫藝術桂冠上一顆璀燦的明珠。
朋友的分道揚鑣、疏離冷漠是眾多具有鮮明創作個性的藝術家面對的難題。高更性格沉默而傲慢，對朋友的選擇較為苛刻，他自由灑脫的性情，往往剪斷了自己與朋友間感情的紐帶。凡高曾是高更最為親密的朋友之一，他們相互從對方那裡得到一些藝術的啟發。但由於兩人性情不投、意見不合，受到刺激的凡高拿刀刺向高更，高更為此傷痛地離幵，在孤獨中走完自己以後的藝術道路。
藝術家總是把藝術奉為靈魂的瑰寶，為了藝術生命之樹根深葉茂，他們可以捨棄一切，包括幸福的婚姻與家庭。為了探尋一種「野蠻人」的生活，高更放棄了與妻子兒女共享天倫之樂的機會。離家之後，高更曾先後失去了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與妻子之間也產生了一條不可逾越的感情的鴻溝。這沉痛的代價，的確使高更感到悲哀，卻不曾使他後悔過。也是為了他的繪畫事業，高更與大溪地島上一個叫臺芙拉的姑娘生活在一起了。他希望從臺芙拉身上探索到大溪地之魂，通過臺芙拉了解這裡的人在幹什麼，想什麼，為什麼等一些原始性的東西。他的名畫《凝視》中那個神秘的姑娘，就是高更以臺芙拉為範本創作而成的。後來，臺芙拉嫁給了別的男人，高更的大溪地夏娃之夢破滅了。這之後，高更與大溪地島上的另一女子帕芙拉同居。他的《神之子基督的誕生》，把帕芙拉和她與高更生下的孩子比作聖母與聖嬰。從這裡不難看出，高更與他的藝術世界—大溪地島已結下不解之緣，真正地融入了這塊神秘的土地。
在藝術探索的道路上，高更歷經磨難與挫折，但他始終不改追求的目標和方向。在尚更看來，精神的自由才是人生的本真狀態，其它一切都可為之犧牲，繪畫正是達到這種自由境界的理想媒介，是自由靈魂最好的寄託之處。繪畫，幫助高更在心靈之外築起一道厚厚的堅硬障壁，以使純淨輕鬆的心靈不受世俗生活的侵蝕。高更捍衛他的繪畫事業，其實質是在追求一種自然人的生活，不論是美麗的利馬，還是原始野蠻的大溪地島，都只是他人生幻境的一種外化，是理想化了的現實，是一個原始的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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