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至9月，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大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組隊，在遼寧大連莊河海域開展了水下考古調查工作，搜尋、發現並確認了沉沒124年的「經遠艦」。
「經遠艦」由德國伏爾鏗造船廠建造，與姊妹艦「來遠」造價共計1739761兩銀。1887年底，二艦與「致遠」、「靖遠」、「左一」號魚雷艇一起回國，加入北洋水師。1894年9月17日，「經遠艦」在中日黃海海戰中被四艘日本巡洋艦聯合擊沉，管帶林永升以下231人陣亡。
經遠艦管帶林永升這場中日甲午戰爭，清王朝以北洋海軍幾乎全軍覆沒的代價，被迫與日本進行和談。1895年，清政府與日本籤訂《馬關條約》，最終賠償2億兩白銀並割讓臺灣和澎湖列島。
甲午戰爭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轉捩點，它給中國人內心情感的衝擊要遠遠大於戰爭本身對中國所帶來的影響。原本以天朝大國自居的中華帝國，竟然敗給了「蕞爾小國」日本，在當時的中國人看來，這是無論如何也無法接受的。
思想史學者葛兆光曾說，1895年是「思想史上具有象徵意義」的一年，正是在這一年，「中國開始按照西方的樣式追求富強，走上了向西轉的不歸路，由此激蕩出現代中國的種種思想」（《中國思想史》第二卷）。大部分歷史書也認為，甲午戰爭標誌著晚清進行了30年的洋務運動宣告失敗，中國在近代變革的道路上，只模仿西方槍炮而不變革制度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中國的近代史就是一段屈辱史，這種屈辱牽涉著此後中國人的情感，其影響一直延續到今天。但我們以結果為導向的濃烈情感，遮蔽了晚清時期30多年的洋務努力，也忽略了中國在現代化轉型之路上，洋務運動所奠定的基礎。談論近代史的人，常常會大談特談甲午戰爭之後帝國主義如何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康有為、梁啓超等維新人士如何進行戊戌變法。對於現代化海軍的建立過程，卻幾乎沒有多少人有所了解。
伴隨著「經遠艦」的考古成果，我們不妨透過它的歷史，一起回顧北洋海軍的建立過程，重新還原那段被遺忘的近代化歷史。
鴉片戰爭之後的反省中國人到底是從什麼時候才開始意識到海洋的重要性，有了建設一支現代化海軍的設想呢？姜鳴在其權威著作《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一書中認為，這個設想是在1856年太平天國運動時期，由擔任上海江海關稅務司的英國人李泰國首先建議的，「宜買此輪船數隻，掃除狂寇」。
1861年《北京條約》籤訂後，軍機大臣文祥上奏，中國需要建設三支水師，並得到朝廷的認可。
其實，早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朝廷內部的一些開明官員和知識分子就已經意識到，中國失敗不僅僅是將帥指揮無能和士兵缺乏訓練，更重要的是軍事裝備落後和兵制腐敗。
時任福建布政使的徐繼畲給道光皇帝上《揣度夷情密陳管見疏》，他呼籲，中國應該努力改善武器裝備，如同戰爭時期勇敢殺敵一樣，都是增強海防力量，積極抵禦外敵入侵的重要舉措。魏源在《籌海編》中也建議，中國應組建強大的海上軍事力量，我方如果有戰艦，則可以與陸地之兵夾擊敵軍，敵人也會有所忌憚，不敢在沿海肆意侵擾。
應該說，魏源這種以陸軍作為主力，以海軍配合的思想一直延續到甲午戰爭時期。李鴻章後來堅決不讓北洋海軍進入遠海作戰，於此便可見到端倪。
不過，第一次鴉片戰爭並沒有引起中國官紳階層的普遍覺醒，「和議之後，都門仍復恬嬉，大有雨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軟塵私議》）。然而，這一次的海防大討論，的確為後來建設近代化海軍奠定了基礎。
第一次籌建海軍的失敗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這一次，英法聯軍從天津登陸，消滅了僧格林沁所率領的2萬5千最精銳的蒙古鐵騎，攻佔北京並火燒圓明園，鹹豐皇帝被迫逃到承德避暑山莊。這一事件，讓朝中大部分的大臣意識到，中國之敗並非想像中的軍隊不用命，實際是技不如人。
時任兩江總督的曾國藩，在南方平叛太平天國起義的過程中，也認識到洋槍洋炮的威力，逐漸接受了徐繼畲、魏源等人之前所提的建議，提出「師夷智以造炮製船」的主張。恭親王奕?、大學時桂良和戶部左侍郎文祥等人立即建議曾國藩在上海設立兵工廠，並從朝廷劃撥一部分關稅用於僱傭、購買外國兵船，「以濟兵船之不足」。
1861年2月27日，兩廣總督勞崇光與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議定，從英國購買中號兵輪3艘，小號兵輪4艘並聘用外國官兵。
然而，具體負責操辦此事的李泰國擅自委任英國海軍上校阿思本為新軍艦的編隊思想，並擅自製定了《英中聯合艦隊章程》，企圖由英國政府控制中國艦隊。
這一決議自然遭到清政府的反對，軍艦剛進入天津之後，旋即解散，軍艦也變價出售，清政府為此損失了67萬兩白銀。15年後，赫德在一封信中寫道，這一事件「致使中國的進步停滯了二十年之久」。
雖然阿思本事件沒有像赫德所說的那麼誇張，但是帶來的一個客觀影響則是「中國國內『造艦』的呼聲逐漸高漲，日益壓過『購艦』」，此後，曾國藩的繼任者李鴻章、閩浙總督左宗棠先後在上海、福建馬尾創建西式造船廠，開始了自力更生、自行建造近代化軍艦的嘗試（陳悅《北洋海軍艦船志》）。
從「購艦」到「造艦」我們現在，一提到近代中國的海軍，首先想到的就是北洋海軍和創立者李鴻章。其實，最早用西方技術製造軍艦的是曾國藩所創立的江南製造局和左宗棠創立的福州船政局。這兩地所製造的艦船雖為木船，但已是蒸汽動力的戰船，配備了鍋爐和先進的火炮。
此外，福州船政局也創辦了被稱為「新海軍的搖籃「的福建船政學堂。這所學堂以學習算數、幾何、微積分、動靜重學、水重學、光學、熱學、化學、航海學、英語等西方最先進的科學為主。後來北洋海軍的高級將領，如劉步蟾、鄧世昌、林泰曾、方伯謙、薩鎮冰和」經遠艦」管帶林永升等都從這裡畢業，對中國思想界產生震動的嚴復，也同樣畢業於此。
北洋水師建立之後，朝野諸人竟以「閩黨」來指代北洋海軍各艦將領。甲午戰爭失敗之後，更將戰敗的錯誤歸咎於「閩黨蟠結」（張佩綸致函張人駿），說丁汝昌「為閩黨所制，威令不行」（姚錫光《東方兵事紀略》）、「嚴復性尤狡猾，主持閩黨，煽惑眾心」（文廷式《為海軍失律請旨將在事人員分別懲辦折》）。
時人的這些言論，無非是用標籤的方式尋找戰敗的替罪羊，但另一方面也證明福建船政學堂所培養人才的影響力。
鐵甲艦的出現1874年，日軍借中國屬國琉球的船民在臺灣南部被殺害一事，開始武力侵犯臺灣。福建船政水師受命往返於福建和臺灣之間，迅速調度兵力，並在海上進行布防，對日軍產生了極大的震懾力。不過，日本軍艦中的「龍驤」和「東」兩艘鐵甲艦，也讓中國官員眼界大開，意識到鐵甲艦的威力。
由此，朝廷內部開啟了新一輪購買還是製造軍艦的討論。
不論是在海軍史專家陳悅還是在姜鳴的論述中，都將這一次的討論稱之為「第一次海防大籌議」。其他很多歷史著作，也將這一次討論稱之為「海防塞防之爭」，認為當時清廷內部就到底應該為收復伊犁而在新疆展開軍事作戰，還是應該發展海軍力量防守沿海地區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不過，正如我們前面所說，這一次的「海防」討論應該是清政府內部第三次的大討論。根據王宏斌在《晚清海防：思想與制度研究》一書所做的研究，此次海防討論，絕大多數地方督撫和官員都「支持加強海防建設，分歧主要表現在如何籌集海防經費上，表現在如何人士鐵甲船的作用上，表現在是究竟以岸防還是以水防為主的軍隊布防原則上」，海防和塞防之爭並不是主流。
這次討論的結果是，朝廷決定建立南洋和北洋兩支海軍，並決定繼續向英國購買鐵甲艦。
當然，李鴻章等人之所以積極向英國購買鐵甲艦，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李鴻章等人受到了一本書的影響，這本書叫做《海防新論》。
這本書的作者是德國人希理哈，他作為一名海軍軍官參與了1861年到1865年的美國南北戰爭。戰後回到德國，於1867年將自己的見聞寫作成書。19世紀70年代初，這本書由傳教士傅蘭雅和華蘅芳翻譯成中文出版。
這本書主要討論了海軍在近代戰爭中的重要作用，比如如何阻止船隻進入內河，如何製造水雷和河口的探照燈等。其中，還介紹了當時世界最先進的鐵甲戰艦。
1862年3月9日，美國南部軍隊率先使用了剛剛製造成功的鐵甲艦，隨後，北方軍隊也紛紛仿效，鐵甲艦正式進入了世界舞臺。
《海防新論》中文版一經推出，就在政府官員中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李鴻章多次在奏摺中引用《海防新論》中的觀點，隨後兩江總督李宗羲、江西巡撫劉坤一和山東巡撫丁寶楨等也引用該書，向慈禧和同治皇帝上疏，建議中國購買鐵甲兵船和製造輪船。
李鴻章等人能在鐵甲艦問世幾年之後，就注意到了它在未來海戰中的重要地位，不能不說其所具有的前瞻性，同時，也證明晚清地方官員並沒有我們後來想像的那樣閉關自守。
從這次討論之後，中國的海軍建設明顯加快。參加甲午海戰的「超勇」、「揚威」兩船也是在這個時候向英國訂購的。後來，李鴻章又命人出洋考察英、法、德等國鐵甲艦的質量和性能，最終分別於1879年和1880年從由德國伏爾鏗造船廠訂購了「定遠」和「鎮遠」兩艘鐵甲艦，「定遠」更是被作為北洋水師的旗艦。
這兩艘艦船在甲午戰爭之前的日子裡，成為北洋海軍手中的王牌軍艦。1886年，「定遠」、「鎮遠」等6艦曾訪問日本長崎，並在那裡進行大修。這兩艘鐵甲艦長94.5米，寬18米，吃水6米，排水量7355噸，航速14.5節。對於日本人來說，儼然就是兩個龐然大物。站在碼頭的日本人無不驚嘆、羨慕和憤懣。由此可見，當時北洋海軍的實力。
海軍衙門的建立為了更好地協調海軍事宜。1886年10月24日，清政府成立了海軍衙門。此後，北洋又繼續訂購了「致遠」、「靖遠」、「經遠」和「來遠」4艘鐵甲艦。
「經遠」、「來遠」屬於同一種類艦船，仍舊由德國伏爾鏗造船廠製造，李鴻章還委派時任駐德公使許景澄親自督造，是當時最先進的裝甲巡洋艦。「經遠」級巡洋艦排水量2900噸，長82.4米，寬11.9米，最大吃水5.11米，動力系統採用的是兩座先進的臥式三脹往復式蒸汽機，配套使用4座分別安裝在2個鍋爐艙內的燃煤鍋爐，功率5000匹馬力，航速15.5節。
經遠艦是典型的船頭對敵的軍艦，上面安放了兩門1880式210毫米35倍口徑克虜伯鋼套箍炮，副炮為兩門1880式150毫米35倍徑克虜伯鋼箍套炮。這4門大炮可以通過電發裝置實現齊射，炮火異常猛烈。此外，艦上還配有速射炮和魚雷等裝置。
經遠艦還配備了當時最先進的現代化設備，全艦已經實現了電氣化照明，安裝有250盞左右的電燈以及兩具照度為40000支燭光的探照燈，所有的電氣系統的供電，由艦內兩臺發電機提供。「經遠艦」代表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炮艦技術水平。（見陳悅《北洋海軍艦船志》）
經遠艦的管帶為林永升，為福建馬尾船政學堂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林永升曾被派往「建威」練船實習，後被派往英國進入格林尼治皇家海軍學院學習。在那裡，他們不僅學習了力學、化學、電學等基礎課程，也學習了畫炮臺圖、海道圖、鐵甲艦、炮彈等實用技能，隨後又學習駕駛理法，最終以優異的成績畢業。畢業之後，又在英艦「馬那杜」號上實習。1880年，林永升學成歸國，後被任命為「經遠」管帶。（見姜鳴編《中國近代海軍史事編年》）
根據《海軍實紀》所附《死難群公事略》所載，林永升的性格是「性和易，與人接，惟傷其意，遇文學之士，退然意下，延譽不容口。待士卒有恩，未嘗於眾前斥辱人，故其部曲感之逾深，鹹樂為之死也」。
從林永升的經歷和性格，我們也可以看出北洋海軍的將領在當時也受到了世界上最一流的教育，接受了最一流的理念，同時，也懂得用現代理念管理部下。
隨著「經遠」等艦的來華，李鴻章還命人制定了「參稽歐洲各國水師之制」的《北洋海軍章程》，其中事無巨細地對海軍的一切行為做了規定，完全是近代化的法規。
不過，學者馬駿傑認為，由於該《章程》實屬初創，其中存在著多種疏漏，這也是造成了後來甲午海戰中國戰略失誤的重要原因，比如該章程中沒有寫明最高長官以外「統一指揮」的問題。這導致在甲午海戰中，提督丁汝昌受傷後，全艦陷入了各自為戰的混亂狀態。
其次，是沒有規定海戰中作戰艦船在何時退出戰鬥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在甲午海戰中，鄧世昌的「致遠艦」在傷痕累累的情況下，沒有選擇退出戰場駛往近岸修理，而是孤注一擲撞沉吉野。（見馬駿傑《檔案裡的中國海軍歷史》）
「升旗事件」所造成的影響那麼，既然北洋海軍有了最先進的武器裝備和技術人才，為何會在甲午海戰中一敗塗地呢？
許多歷史書都認為，甲午戰爭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晚清落後的制度問題。比如，北洋海軍軍備廢弛，剋扣士兵軍餉，沒有用經費購買武器彈藥，用劣質的彈藥以次充好等。
這些結論不能說完全錯誤，但是北洋海軍作為晚清最重要的近代化艦隊，從它建立伊始，清政府就對它特殊對待。雖然職銜相同，但北洋海軍的長官和士兵的薪資多於其他部隊，同時，配備了眾多的「洋教習」來進行訓練。此外，由於丁汝昌不懂海軍，清政府不得不聘請一位西方人充當「總查」（同提督銜）來全權負責北洋水師的諸多事宜。
其中，對北洋海軍貢獻最大的為第三任總查琅威理。「自琅氏至軍後，北洋海軍的海上活動大為增加，範圍亦較為擴大……同時在戰略上，也使我國由海岸防禦，一變而為近海防線。」我們現在所熟知的「北洋海軍名列遠東第一、世界海軍第八位」的說法，就是琅威理在任時，由《英國武備報》所做出的評選（王家儉《李鴻章與北洋艦隊》）。
然而，1890年3月，北洋海軍內部發生了「升旗事件」。當時，北洋海軍正按照慣例在南洋過冬，停泊香港。提督丁汝昌離開之後，總兵劉步蟾、林泰曾等人擅自取下總督旗而改升總兵旗。
有提督銜的琅威理，自然在內心認為這是對他的蔑視，於是與劉步蟾等人展開爭論。爭論愈演愈烈，琅威理親自發電報請示李鴻章該如何解決。或許，此時的李鴻章已經認為，北洋海軍完全可以擺脫西方「洋教習」獨立發展，並沒有就此事偏向琅威理。
琅威理憤而辭職，李鴻章竟欣然同意。學者王家儉認為，這一事件讓中國付出了相當的代價。從此之後，英國撤退了在北洋海軍中服務的英國技術人員，拒絕了中國赴英留學的第四批學生。
此後，北洋海軍的軍紀開始迅速廢弛。1891年夏天，當北洋海軍的「定遠」、「鎮遠」等艦隊再次訪問日本，就有報導說士兵在大炮上晾曬衣服，軍紀渙散，這也為後來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給予了信心。
結語甲午海戰迄今為止已經過去了124年。隨著「經遠艦」被發現，人們再一次想起了那場決定中日命運的戰爭。甲午戰爭給中國人帶來的是屈辱感，但我們也不要忘了，曾經的中國人也為富國強兵做過諸多積極的努力，無奈清朝政府腐朽已極，軍事上的努力已經無法將其挽救。
然而，正是有了晚清近代化軍事的努力，當中國的革命者們「打破舊世界」，掃清了制度上的羈絆後，人們才能在晚清所奠定的近代化基礎之上更快發展。
晚清洋務運動所做的努力，不應該被我們忽略。
（原標題：「經遠艦」背後：近代化大幕下的晚清海軍）
來源：北京晚報編輯：TF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