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與惡魔共舞——專訪《血疫》作者普雷斯頓

從事高危病毒科學報導25年的雷斯頓回顧歷史，把近半個世紀以來源源不斷冒出來的新顯病毒看作是「大自然的復仇」：人類繁衍的數量遠超過去，城市擁擠不堪，生態系統遭到破壞，從中「流出」的病毒得以和人類頻頻相接觸，並藉助便捷、高速的現代交通迅速蔓延，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混亂和災難性後果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10期

文 | 本刊記者 徐琳玲 發自上海

編輯 | 周建平 [e-mail]

全文約8811，細讀大約需要19分鐘

一隻烏鴉在叢林上空盤旋，拍著翅膀，飛進一座富有熱帶風情的花園洋房。敞開大門的起居室，桌上擺設著精美的法式早餐，有牛角包、玫瑰色的開胃酒、果醬等等。烏鴉落在桌子上，開始肆無忌憚地啄食食物。桌旁一把打翻的椅子上——一名臉色蒼白的高個白人男子發出喘息聲，額頭上汗如雨下。

胖乎乎的黑人女僕不安地打電話催計程車。她吃力地攙扶著男子走出洋房，和司機一道把他塞進開往機場的計程車。在飛機上的衛生間裡，男子看著鏡子前的自己，他的臉上此時長滿黃豆大的暗紅色丘疹，越來越密集，眼球血紅。

飛機開始顛簸，他跌跌撞撞地走回自己的座位。看到他臉孔的乘客都露出驚恐的神色。他開始大口大口地嘔吐起來，把嘔吐袋交給空姐。年輕的空姐竭力讓自己鎮定下來，雙手緊緊拽著袋子走向艙尾。在衛生間，她打開袋口，把嘔吐物衝進馬桶，血紅色的汙物濺落到馬桶的圈蓋上。

在奈洛比醫院的急診室裡，男子呼吸越來越困難。主治醫生意識到病人可能被什麼噎住了，拿起管子插進了他的口中。突然間，男子的口腔裡噴射出大量黏糊糊的黑紅色液體，濺落在醫生的白大褂上、臉上、手上。醫生下意識地用手抹去濺在嘴上的血汙，他的眼角四周星星點點。

在神秘病毒攻擊下，男子的內臟、肉體徹底「融化」成了一攤「肉湯」。

2020年的春節，被新冠疫情「封鎖」在家中的無數城市的中青年通過各種網絡平臺，在現實和鏡頭雙重營造的驚悚氣氛中，觀看了這部講述人類和伊波拉病毒作戰的科學題材迷你劇——《血疫：伊波拉的故事》。

首播於2019年5月的大熱美劇《血疫》，改編自美國科學記者、作家理察·普雷斯頓最負盛名的非虛構作品。1994年初版後，《血疫》（英文原著名為《高危區》）連續61周佔據《紐約時報》非虛構類暢銷書榜首。25年來，已成為科學報導和寫作的經典之作。

普雷斯頓和高危病原體、公共衛生問題打了近30年交道，被公認為這一領域的「王牌」記者、作家，獲獎無數，成績斐然。他對潛在危機的洞察力和預見性，以及生動、精準的故事講述能力，甚至影響了美國政府的國家安全防禦政策。

2020年2月底，我通過中間人把一份採訪提綱轉交給普雷斯頓，提及正在中國發生的新冠肺炎疫情。經歷諸多曲折，等他回復希望通過FaceTime接受我的採訪，已到4月——此時，新冠肺炎已成為蔓延至全球的大流行病，美國成為疫情最嚴重的國家。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截至美東時間4月11日下午6點，美國至少有新冠病毒感染病例524903例，累計死亡病例超2萬。美國成為目前全球累計確診病例數、累計死亡病例數最多的國家。美國死亡病例最多的州是紐約州，達8627例，其中紐約市佔6367例。

普雷斯頓和家人居住的普林斯頓小鎮，距美國頭號重疫區紐約市僅40英裡，「我女兒一家住在紐約的布魯克林，我和我妻子很為他們擔心。」

「我確實非常非常憂慮。」他談到了被疫情全然改變的日常生活、小鎮醫院的資源緊張、美國聯邦政府應對緊急狀態的糟糕表現、人類和病毒之間的戰爭與共存——「現在窗外很安靜，藍天空蕩蕩的，沒有一架飛機飛過。這種安靜，讓我想起了『9·11』事件之後的景象。」

「我一直在留心觀察，已做了很多筆記，但還不確定是否會寫一本關於新冠病毒的書。」

「理察，我在觀察你的瞳仁收縮，看看你有沒有驚恐症發作的跡象」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一種被命名為「獲得性免疫缺乏症」（AIDS）的怪異疾病在北美、歐洲、澳洲蔓延。1999年，病理學家和病毒學家把HIV病毒的源頭逐漸追溯到非洲叢林裡的黑猩猩和某幾種猴子身上。

一種以非洲靈長類動物為宿主的病毒，最終跨物種地感染了人類，引發遍布全球的流行病。

1990年代初期，已在美國科學報導領域佔有一席之地的普雷斯頓敏銳地預感到：來自非洲叢林的HIV病毒很可能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一些致命的病毒很快會從不再遙不可及的森林裡走出來，入侵人類的身體，藉助頻繁、便捷的現代交通，在全世界迅速蔓延開來，將人類的一部分「抹去」。

在與一位病毒學家的談話中，他得知就在距離美國政治心臟華盛頓不遠的雷斯頓市，美軍的科學家們發現一批商用的進口實驗用猴感染了伊波拉病毒。為防止疫情暴發，科學家和士兵們聯手，撲殺了這一起美國本土的潛在疫情。結果證明：這是一種新型的伊波拉病毒，與史上最強的、致死率高達75%的薩伊伊波拉病毒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伊波拉病毒是人類已知最致命的病原體，屬生物防護四級。在P4實驗室，科學家們研究、擺弄著對人類最危險的病原體，包括伊波拉、它的姐妹病毒馬爾堡、炭疽熱病菌等等。大名鼎鼎的HIV病毒只是P2級，而SARS和正在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則為P3級——它們的病死率分別為10%和2%左右，雖然其傳染性極強。

採訪中，普雷斯頓最終獲得準許，可以穿著生物防護服進入美軍研究伊波拉病毒的P4實驗室。

他跟著一位年輕女科學家進入實驗室，經過一道又一道門，按步驟做清潔、消毒和隔離程序。最後，他們來到P3和P4之間的隔離區（也叫「灰色三區」）。女科學家從牆上拿下一件生化防護服，然後向他示範如何正確地穿上。等他穿上太空衣後，一按氣壓閥，氣體就進入防護服。

「接下去，我們將要打開最後一道鋼質大門，進入到P4實驗室。她走過來，用雙手抓住我的肩膀，透過頭盔緊緊盯著我的眼睛，然後說——理察，你感覺怎麼樣？你還好麼？我在觀察你的瞳仁收縮，看看你驚恐症有沒有發作的跡象。」後來，他得知類似的驚恐症有時會發生在第一次進入P4實驗室的人身上。

「你看到的這一劇情，其實是發生在我自己身上的故事，我把它寫進了劇本裡。」他在電話那頭說。Fox和美國國家地理一同買下《血疫》的影視劇改編權後，普雷斯頓也參與了部分編劇工作。

普雷斯頓把這個故事細節疊加到了女主角、美軍病理學家南希·傑克斯的身上。劇中，南希帶著新招募參與伊波拉項目的士兵進入P4實驗室。在進入高危區的最後一道大門前，這個平日總是刻意擺出男性氣概、愛用輕佻口吻和女上司說話的大兵開始出現呼吸困難。

每進入一個艱深的專業領域，普雷斯頓對自己的要求是像去讀這個領域的研究生一樣鑽進去。幾乎每完成一部作品，他都會在這個專業領域收穫最高的認可和褒獎。

1984年出版的講述天文臺和天文學家的《破曉》，讓他獲得了美國物理學會獎。1994的《血疫》，讓他拿到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頒發的防疫鬥士獎——這是CDC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次把該獎頒給一個非醫學和公共衛生領域的人。

事實核查和對精準的追求，是普雷斯頓贏得科學家們深度信任的法寶。「初稿寫完後，我常常會打電話給他們，讀相關段落給他們聽，一次又一次地徵求他們對準確表達的意見。但是，我從來不給他們發書面的草稿。」

1977年，23歲的普雷斯頓來到東海岸的普林斯頓大學讀研究生時，遇到了對他的職業和人生有著深遠影響的美國「非虛構寫作大師」約翰·麥克菲。

麥克菲被公認為是美國「創造性非虛構寫作」的開拓者，在半個世紀裡培養了一大批傑出的記者、編輯和作家，弟子遍布《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紐約客》《時代》《國家地理》等各大主流媒體。

「麥克菲教我們詞句組成的準確性，要絕對尊重事實。把事實調查清楚很重要，如果一名搞技術或科研的讀者發現一個錯誤，那整個作品的可信度都被搞砸了。如果一部作品經過事實核查，甚至連一個普通讀者都能感覺得到。它會很嚴密，就像你關上新車的門時沒有嘎嘎的響聲一樣。」在和另一位非虛構寫作者的訪談中，他如此分享心得。

根據普雷斯頓著作改編的美劇《血疫》劇照

惡魔的拼圖

在《血疫》的開頭，普雷斯頓用冷靜、優美又令人毛骨悚然的筆觸，還原了1980年僑居於肯亞的法國男子夏爾莫內（化名）生命中的最後15天，病毒如何一步一步把這名強壯的男子「融化」為一具不斷嘔出血水、血泥的行屍走肉，以及他究竟從何處感染上伊波拉的親姐妹——馬爾堡病毒。

當時，奈洛比醫院有一位醫生曾調查過莫內的病例，一位來自美國的病毒學家也曾調查過他的流行病史。這兩位專業人士和他們的調查，都成為普雷斯頓還原「惡魔拼圖」的重要線索。

對普雷斯頓來說，這些還遠遠不夠。最後，他進入了非洲中部的腹地。

「在肯亞，我去了莫內最可能感染上病毒的那個洞穴，我去了奈洛比醫院，到了他倒下的急症室。在調查中，我一路上拍照，幫助自己更好地理解真實場景是怎樣的。我收集到了很多有關他的信息，譬如，那隻棲息在他房屋頂上的鳥，所以我能夠描述這些。我寫的有關莫內的每一件事都是真實的、精確的。」

經過詳盡的調查和摸排，醫生和來自美國的病毒學家相信：莫內和另一位「零號病人」的感染之地，很可能是在肯亞埃爾貢山上的奇塔姆洞穴。1988年，一位十歲的丹麥男孩也在出入洞穴的數天後出現可怕症狀，很快暴死於馬爾堡病毒的攻擊。他的父母為肯亞的一家國際救濟機構工作，他們當時開車帶著孩子領略非洲大陸神奇而危險的美景，曾到奇塔姆洞穴探險。

1993年8月，在當地導遊的帶領下，普雷斯頓來到隱藏著惡魔的洞穴。在洞口，他穿上生化防護服，準備好消毒藥劑、用具，為自己搭建起了一個臨時的「P4實驗室」。

五年前，為美軍工作的「病毒獵手」尤金·詹森鎖定奇塔姆洞穴後，曾帶著一支生物專家團隊對洞穴進行考察、取樣，他們帶來幾十隻「哨兵動物」，又從洞穴裡採集了幾萬隻各種品種的昆蟲，最終一無所獲。

為普雷斯頓充當導遊的當地獵人告訴他：他兒時經常進洞玩，當地一直傳說洞穴裡藏著一種惡魔（疾病）——人若在洞裡撞上了，就會化成肉湯，炸開，「（人身上）每一個洞眼都向外飆血。」相比之下，讓許多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愛滋病輕微得就像打了一個噴嚏。

在洞中，普雷斯頓穿著厚厚的生化防護服在黑暗中笨拙地行走、爬行。一路上，他看到了大象的骸骨、鐘乳石、蝙蝠、蜘蛛和形形色色的昆蟲，一邊留心著石頭上滑膩的果綠色泥漿——那是果蝠的糞便。

病毒學家們認為：把馬爾堡和伊波拉病毒感染給人類的中間宿主，很有可能是生活在洞裡的果蝠。莫內、丹麥男孩在洞穴裡接觸過果蝠的糞便，病毒通過皮膚上的傷口，進入到他們的循環系統。

在洞中，普雷斯頓忍不住琢磨起這些危險排洩物的形狀和顏色，覺得像一種牡蠣的烹飪做法，「有一瞬間我難以控制地琢磨起了蝙蝠糞便的味道。」他狠狠提醒自己——在最高危的生物四級區域，想吃屎的念頭是一種大腦的胡鬧。

「可以說，這是我的寫作原則——你要儘可能到事件發生的現場。你必須掌握一切可能掌握到的信息。」

但是，在這張真相的拼圖上，仍有許多他無法找到的空白——關於那些被伊波拉病毒「抹去」生命的人，譬如那位得知自己感染後想盡一切辦法辦理出國留學手續的年輕修女瑪英嘉，她到底在想些什麼；譬如那位馬裡迪鎮醫院之難中第一位死亡的當地教師，他到底是引爆這次疫情的「零號病人」、還是在醫院因共用針頭被其他人感染的？

1980年元旦莫內到埃爾貢山野營、進洞探險時，陪伴他左右的，還有一位來自附近小鎮的年輕黑人女子，她隨後不見蹤影。幾年後，調查莫內病例的醫生意外地在蒙巴薩的一家酒吧裡碰到了這位已淪為妓女的女子，她告訴了醫生部分有關莫內的故事。

我很關切地追問起這位黑人女性的下落與命運——畢竟，她和莫內一道進了奇塔姆洞穴，而兩人之間又是一種金錢和肉體交易的高危關係。

「她很好，沒有感染上伊波拉病毒。但是，她不見蹤影了。」普雷斯頓繼續解釋，「從嚴格意義上說，她當時還不算性工作者。因為在肯亞有很多像她這樣的女性，她們會找一個男朋友，對方給她錢，並照顧她的生活。你知道，夏爾是個單身的法國男人，要比她有錢得多。」

普雷斯頓告訴我，他當時試圖尋找過這位女子，無果。「她很可能已經死了，死於愛滋病。」

這是一個在酒吧兼職賣淫、時不時給有錢白人當情婦的黑人女性大概率的命運。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非洲有幾十萬人死於HIV病毒。她僥倖地躲過了伊波拉病毒，卻很難躲得過HIV病毒。

HIV、伊波拉和馬爾堡都是來自非洲雨林腹地的「惡魔」。事實上，伊波拉原本是剛果境內一條河流的名字。

近半個世紀以來，源源不斷出現的新顯病毒——HIV、伊波拉及其姐妹馬爾堡、SARS、MERS（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和當下威脅全人類的新冠病毒，讓普雷斯頓越發確信一點：這其實是地球自身啟動的一種免疫反應，「甚至，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種大自然的復仇。」

「這些病原體也是大自然的力量之一。當人類這一寄生物種大量地繁衍，對生態系統毫不留情地破壞、摧毀，就使得原本遠離人類的病毒有越來越多機會和人類接觸，入侵人類，甚至會引發像今天這樣的全球性大流行病，對人類生命、整個社會系統造成摧毀性的打擊。」

「如果人類不從中吸取教訓，我確信未來這樣的大危機還會頻頻地重演。」他聲音沉重地嘆息道。

1993年，普雷斯頓穿著生化防護服進入奇塔姆洞穴 圖/普雷斯頓個人網站

「最終，FBI給我頒了一個獎，現在就掛在我家的牆上」

常年追蹤高危病原體和它們引發的公共衛生危機，使得理察·普雷斯頓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感，以及尋找一個強有力的故事把這種潛在危機告訴公眾的使命感。

完成《血疫》之後，他開始意識到科學界可能忽視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未來的恐怖分子或許會藉助危險的生物武器來實現襲擊行動。

他開始有意識地接觸美國聯邦調查局(下文簡稱「FBI」)的探員和生化方面的專家，為相關選題做採訪和信息搜集。很不走運的是，FBI裡負責國家安全部門的高官很快就掌握這一動向，隨後在FBI內部有針對性地下了一道「封口令」——「他說，任何就職於FBI的工作人員不得接受理察·普雷斯頓的採訪，不得向他透露任何信息。」

「當時，這確實讓我很沮喪。」但他的耐心與執著，終於等來了事情的轉機——一位在情報機構工作的朋友偷偷告訴他，FBI內部有一位科學家願意和他私下聊聊。

普雷斯頓得以和這位FBI的「叛徒」通過電話取得聯繫——「他對我說：我很樂意和你見面聊，儘管我知道我不被允許這麼做，但是我們可以見面。我可以在某個地方和你見面，但不能在華盛頓（FBI總部所在地）。」

對方把見面的地點定在人員最密集的華盛頓聯合火車站中人流最大的麥當勞快餐廳。「那我怎麼認得出你？我接著問他，他說：我會穿著一件黑長外套。」

在事先約定的時間，普雷斯頓神情緊張地站在火車站的麥當勞門口。忽然，他看到了一位穿著黑色長外套的男子——「即使站在100米開外，你都可以第一時間認出他是個FBI——在他那件黑外套的腰部有一塊鼓出的部分，從形狀上，你猜得出那是一把手槍。」

在普雷斯頓活靈活現的描述裡，這位有點像《星球大戰》黑武士的「FBI先生」事實上為人非常和善。

「是的，我們就像諜戰大片裡間諜在接頭。」普雷斯頓一邊和我回憶二十多年前的情景，一邊大笑說，「他和我聊了很多相關話題，後來還介紹了FBI內的一些探員、生物專家給我認識，幫助我獲得了很多關鍵性的信息和故事。」

這位FBI生物專家之所以會違抗上司的命令，是因為他和普雷斯頓有一個共識——生物恐怖主義正在威脅著美國和世界，所以，非常有必要提醒政府、公眾來關注這一問題的緊要性。

因為事關FBI和「線人們」的敏感身份，普雷斯頓最後決定以虛構形式來呈現這一來自現實世界的題材。

在小說《眼鏡蛇事件》中，他為我們講述了這麼一個緊張的懸疑故事：在紐約，一種不為人知的病毒在悄悄散播、蔓延。一名流浪者在眾目睽睽之下暴死於地鐵站臺；五天後，一個17歲的女孩在藝術課上突然鼻孔噴出黏液，然後在手術室全身痙攣，迅速死去。當地疾控中心的一位女醫生通過屍檢，發現女孩的神經系統已被破壞，她預感到這兩起暴死病例中間有某種神秘的聯繫，必須要在這種疾病再次泛濫之前採取行動……

1997年《眼鏡蛇事件》被改編、拍攝成電視劇。時任美國總統比爾·柯林頓特意找來這部小說閱讀，然後召集一幫專家來討論這一問題的重要性，並於當年籤署了反生物化學武器法案，修改聯邦預算以加強國防，應對生物武器危害。

數年之後，普雷斯頓和FBI科學家的擔憂成為了現實—— 2001年秋天，美國發生了恐怖分子通過郵件傳播炭疽桿菌的惡性事件，最終導致5人死亡、17人被感染、一位有重大嫌疑的生物學家自殺。至今，這起生物恐怖襲擊行動背後的策劃人和組織仍是未解之謎。

「你知道麼，等我完成這本書後，美國聯邦調查局還給我頒了一個獎，這個獎現在就掛在我家牆上，說是獎勵理察·普雷斯頓為FBI實驗室作出的貢獻。所以，足夠的耐心、待人友善很重要，以及善於傾聽，這會幫助你突破很多障礙。

「談到寫作，我的原則是找到最有力量的故事，然後找到一種講述它的方式。故事本身就擁有真實的力量。強大的故事在新聞報導中也是稀少的。這有點像釣魚，在抓到魚之前，你不得不等待很長時間。該如何說呢，這有點像——當魚咬鉤那一刻，你必須抓住時機。」

1976年，薩伊的一家教區醫院修女們在伊波拉河上向友人揮手告別。不久，伊波拉疫情爆發，襲擊了這家教區醫院，殺死了許多病人和服侍病人的修女們

新冠病毒蔓延絕不是一起孤立事件

對話理察·普雷斯頓

人物周刊：作為一名常年關注高危病毒、流行病和公共衛生的「榮譽老兵」，對眼下這場掃蕩全球的大災難，你可有一些觀察和思考？

普雷斯頓：我確實非常掛心正在發生的一切，我也通過美國的媒體做了許多發聲。我是想告訴人們一些事實和真相，告訴他們一個更為龐大的故事——如何從更大的視角來看待這一災難。

我涉足高危病毒的科學報導領域已有25年了。當我回到歷史，去看待人類和流行病在歷史上的關係，會有很多思考。病毒是地球上一種微生物，它唯一的目標就是自我複製，這也是包括人類在內所有生命的第一源動力。現在，全球約有80億人，人類繁衍的數量已經如此驚人，遠超過去，而且有大量人口擁擠地聚居於一些「巨型城市」。當生態系統遭到破壞，病毒就得以和人類相接觸，有越來越多機會入侵人類。近幾十年，有越來越多的新顯病毒從大自然中、從地球的生態系統走出來，入侵人類社會。HIV、伊波拉、SARS、尼帕病毒、MERS病毒，以及今天正在重創全球的COVID-19病毒，它們原本是寄宿在生活於地球生態系統裡的野生動物身上，現在它們感染到了人類。譬如，新冠病毒原本寄宿在蝙蝠身上，當它從野生動物「跳到」人類身上時，發生了某種基因突變，會在人體內引起很嚴重的炎症，會導致人類的死亡。

美、中、歐洲的科學家們對冠狀病毒基因圖譜所做的相關研究顯示：引發這一大流行病的病毒都起源於同一個人，他/她很可能是從蝙蝠身上直接或間接地感染上了這種病毒，這位「零號病人」到底是誰，他/她到底是死了還是已經自愈，是不是從蝙蝠身上感染的？我們都不知道。

一想到因著某個人從蝙蝠那裡感染了某種病毒，結果竟然讓全球經濟經歷了一次嚴重的心臟病發作，這太令人震驚、太不可思議了。事實上，人類本身只是大自然中的一部分，大自然比人類要強大得多。

我們現在的處境非常危險，地球上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感染上由這位「零號病人」帶來的病毒。這（新冠肺炎蔓延）絕不是一起孤立事件。在人類歷史上，發生過很多次類似的事件，由一種病原體導致流行病的大暴發，然後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混亂和災難性後果。將來，還會有更多類似今天這樣的大流行病。

從某種角度說，你可以把這些源源不斷冒出來的新顯病毒看作是「大自然的復仇」。

人物周刊：你稱之為「大自然的復仇」？

普雷斯頓：是的。人類只是大自然的一個物種，我們也受大自然力量的制約。當地球上人口數量太多、城市太擁擠不堪時，大自然最典型的幹預手段是——一種病毒出現並引發瘟疫，然後殺死其中一部分人，人口數量因此驟降。你在昆蟲世界中常常可以看到這種情況，這就是病毒在大自然中扮演的角色。

人物周刊：如果新顯病毒源源不斷地走出叢林、荒野，人類是否有能力應對或者預防下一次的大流行病暴發？

普雷斯頓：我對人類未來依然持樂觀態度，相信這是人類有能力應對的問題。很明顯地，公共衛生問題今天已成為關乎國家安全的重大事務。譬如，這次的新冠病毒，它對中國的經濟、尤其是武漢的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傷害。現在，它正在使美國變得虛弱，在全世界範圍引發金融市場的暴跌、摧毀經濟。所以說，每一個國家都必須在公共衛生上投入得更多。

人物周刊：作為這場「生存之戰」中的防守一方，我們具體能做什麼呢？

普雷斯頓：對發達國家來說，首先，政府必須在平臺建設上有所投入，譬如能使新藥和疫苗快速通過試驗階段的平臺，還有能快速投入大批量生產的平臺。這些都是非常具有可行性的，中國、美國、歐洲都有能力做到。

其次，我們需要在全球範圍對新出現的疾病進行更好、更有效的監測。你可以把這個當作是火災的哨崗系統，一發現有冒煙的苗頭，就立刻撲滅它，這樣局部範圍爆發的小火不會把整座城市給燒毀。

我還想特別談談美國，但也一樣適用於中國。我們必須向所有的美國人提供更好、實際可獲得的醫療服務。現在是一部分美國人得不到醫療服務，而有錢的美國人則佔有大量的醫療資源，不同的社會群體佔有的醫療資源差異巨大。

但是，我必須指出：當一種對人類具有威脅性的病毒蔓延時，那些佔有比較多資源的人們和社會中最弱勢的人一樣脆弱。所以，我們必須考慮對弱勢群體的保護，向他們提供比較好的醫療服務，不僅僅是出於人道主義，也是為了保護我們自己。

人物周刊：你提到了大自然的幹預和調節，那是否意味著人類自身需要節制人口數量呢？

普雷斯頓：不，不。真正的問題不是地球上人口數量太多，而在於人們大量地湧入城市，特別是那些巨型的「超級城市」。常常地，這些巨型城市有著糟糕的公共衛生條件，譬如印度的孟買，巴西的聖保羅，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等等。這些超級城市聚居著大量的窮人，他們大多居住在擁擠、骯髒的貧民窟裡，非常貧窮，完全無緣於醫生、公共衛生系統。這些城市就像一顆顆在嘀嗒作響的定時炸彈，一顆顆生物炸彈。

當一種病毒入侵了這樣一座城市，再藉助人們頻繁的空中旅行，它會迅速地擴散到地球上的其他城市。據統計，2019年，全世界共有45億人次乘坐飛機出行。因為有這麼多空中旅行的人，這就好像把地球上所有人口拋入一個巨大的攪拌機中，我們都在裡頭被抽打、旋轉、混合到了一起。

兩百多年前，一種傳染性的病毒也許會在某個區域的幾個村莊暴發疫情（它還得是一種非常「壞」的病毒，具有高傳染性、高致死率），然後自然地消失，因為病毒找不到足夠多的宿主，也沒辦法大範圍地傳播——村民們都待在自己的家鄉，不會遠距離旅行。一旦它出現在像武漢這樣一個有著上千萬人口的大城市，後果就不堪設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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