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狐狸，作為一種神秘的存在，在古代中國似乎無所不在：閣樓上的奇怪聲響，野外的草廬墓穴，茶餘飯後的奇談，輕鬆的閒暇讀物，它甚至成為了民間信仰的一員。從唐傳奇開始，至明清小說盛行，狐狸作為一種介於人與非人中間地帶的存在，在志怪小說中的形象不斷發展。
該書以中國古典文學，尤其是明清小說中的各類狐狸故事或狐狸意象為切入點，分析中國古代文學作品中各類狐狸故事的狐狸形象與社會文化以及形象塑造過程透射出的創作理念。該書兼具學術專業性與大眾可讀性。
目 錄
緒論
第一章 物種史 文體史
第二章 盛清：關於狐狸的實踐與理論
第三章 作祟與居所
第四章 狐狸崇拜
第五章 狐狸與性
第六章 狐狸愛情故事
第七章 成為仙人，召喚妖怪：狐狸與意義
結論
參考文獻
致謝
譯者後記
緒 論
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人，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裡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1。
人物異類，狐則在人物之間；幽明異路，狐則在幽明之間；仙妖殊途，狐則在仙妖之間。故謂遇狐為怪可。謂遇狐為常亦可2。
這兩條引文之間相隔了一千五百年，屬於中國文學傳統中最著名的狐狸的定義。
第一條集中在狐狸跨越邊界的能力（transgressiveabilities），第二條則重點討論狐在不同類別之間的跨界屬性。第一條描述了一種處於不斷變化狀態下的生物，第二條則描述了懸置在不同類別中間的生物。
本書討論的是明清時期3中國的世界，在這一背景下，第一條引文重現了古代關於狐狸的既定傳聞（lore），第二條則呈現了富有創造性的人對當時敘述傳統的整合。在本研究所涉及的時代裡，稀有的千歲狐成為人們可以遇到的最普通的怪物。
如果用一個常用詞來表達的話，在中國談論「神異」（supernatural）即是「談狐說怪」4。的確，在某些時期，鬼魂只是勉強在數量上超過狐狸，而成為中國幻想世界中最普遍的「居民」。
每種文化都要與死者抗爭，因此鬼魂成為一種為人熟知的跨文化類別，而這一類別正是為了表現作為人之界限的死亡。那麼另一種類別是什麼呢？狐狸劃定了怎樣的界限？本書的目的即是試圖回答這些問題。
狐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在明清時期的中國，對狐狸進行探討的人，不分男女老少，範圍異常之廣———這些人中有農民、官員、傭人、職業巫、花販，等等。在總人口中所佔較小的一個群體 ——文人、精英，並且似乎都是男性———記錄下來有關狐狸的故事，而在會讀寫的人中，更大的一部分則是這些故事的讀者。
然而，這些講述者、聽眾、作者或讀者中鮮少有人將狐狸描述成他們生活的核心（巫除外），更確切地說，狐狸處於邊緣地位：閣樓上的奇怪聲響，對疾病迫切的治療，晚飯後的奇談，一點輕鬆的閱讀，或是遊戲之作。本研究要探索的，是這些對於狐狸的關注，這些使狐狸如此廣泛存在又處於邊緣地位的關注。
近期的文化研究跨越了文學和非文學文本的邊界，學界對於狐狸的研究興趣有所增長。
Ylva Monschein的著作《狐狸故事的魔法：中國文學中「妖女」主題的形成與轉變》（Der Zauber der Fuchsfee:Entstebung und Wandel eines「Femme-Fatale」Motivs in der chinesischen Literatur）就這一主題，從最早的源頭一路追溯到現代，並把關注焦點集中在身為「妖女」的狐狸身上。這本書主要是文學研究。儘管作者試圖介紹每段歷史分期開頭的狐狸信仰的民間傳統（popular tradition），她自己也承認，她還無法在這方面深度挖掘這一傳統。
在中文的相關研究中，李劍國的《中國狐文化》研究了從先秦到清代的狐狸的歷史。如書名所示，他特別強調了民間傳統及其對文學傳統的影響。
李壽菊的《狐仙信仰與狐狸精故事》以史學研究的方式進行調查，調查範圍從最早的記錄到現代的文學及民間宗教傳統。康笑菲最近完成的博士論文，從民間宗教的角度研究了從古至今的狐狸5。Steve Heine對一段狐狸公案進行了細緻研究，其中，他用狐狸傳統來探索民俗（folklore）與哲學之間的交集6。
在這些範圍廣泛的歷史研究的基礎上，我選擇把焦點集中在過去三到四個世紀——１６到１９世紀這段時間——中的狐狸敘事傳統上。無論是數量和質量，都可以證明這一決定是合理的：唐代和清代是狐狸流行的兩大高峰，不過出版量的增長和近代書本更高的留存比例，保證了明清時期的狐狸故事在數量上遠超其唐代的祖先。集中在一個較窄的歷史時期使我能夠嘗試建立一個主題式的——而非編年式的——組織，從而能在更深層面上探索這些主題。
最後，我想呈現的是，由於印刷史和文學史中的外部變化，以及狐傳統的內部變化，明清狐狸故事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文本主體。
和民間宗教研究形成對比的是，本書主要是文學研究。無論在我們當代學科分野中，還是在紀昀（1724—1805）的分類中，狐狸都一樣具有跨界的特質。正因為如此，有關狐狸的文本傳統不可避免地要和民間宗教以及其他文本之外的傳統聯繫起來。
這使得我不得不排除一些研究，我對此感到遺憾：比如，我還沒有對當時的狐狸信仰的從業者進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其他領域中還遺留著大量此類工作，不過我希望我能對狐狸的跨學科理解有所貢獻。
本書研究的，是社會對於某一種異類的特定觀念。正因如此，我希望本書在理解人類對於異類進行想像的一般能力和興趣方面，能夠有所貢獻。
通過對異類進行想像，我們建立了人類的邊界。在16到19世紀的中國想像中，作為最為普遍而又模糊的異類，不斷改變形態的狐狸幫助建立了人類和普通事物周圍的邊界。這些邊界被頻繁打破，反映了明清時期的文化焦慮。這些被跨越的邊界，也正是被著意防衛的部分。
本研究是根據主題來組織架構的，其中的每一部分都追蹤了一個被狐狸打破的邊界。我考察了跨越這些邊界的演變過程——從較早時期到明代之前以及整個明清時期是如何改變的。
然而，我不會給出一個關於狐狸含義的統一答案。Gail Hershatter關於妓女（正如我們即將見到的，這是與狐狸密切相關的一個類別）的作品給予了我靈感。她把上海娼妓的概念分成了一系列「近似值」，這一方法可能更適合一個完全想像性質的（imagined）且因此而更靈活的題目7。
儘管並沒有一個單一的狐狸（概念）（fox），但是，談論狐狸的特殊傳統的數量也是有限的。這一想像物種的特質與生物物種不具備的靈活性重新結合併產生變化，如果要讓我們對於新奇事物的感知不隨著時間而磨滅，這一事物則需要有不斷變化的新奇之處。然而對於狐狸來說，就算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要成為受矚目的存在，狐狸形象則需要一些超越時間的恆定特點。
正如狐狸跨越邊界，狐狸所在的文學文體跨越了虛構和記錄、民俗與文學虛構、口頭和書面以及大眾和精英之間的界限。這其中，文言小說是構成這一語境的基本。
本書的每一個主題章節，在探討文體的同時，也會對狐狸這一物種進行探索。把文言小說納入考量，使一項涉及民間故事、傳說、文學童話和幻想的比較研究豐富了起來。
本書第一章介紹了明清之前的狐狸敘事傳統，文言小說的歷史及其分支———尤其是明清時期的志怪。
第二章通過細讀兩組故事並將其與作者的狐狸理論陳述進行對照，檢驗了敘事情況以及盛清時狐狸故事的理論。這兩章的意圖在於介紹狐狸的出現，並且考察對於個體狐狸的討論 和對於一般意義上的狐狸的討論之間的差異和間隙。
第三章開啟了關於狐狸的主題討論，並討論了它們對界限的突破———通過入侵人類的家庭，它們跨越了家庭生活和外部世界之間的界限。
第四章探索了狐狸崇拜在敘述中的形態，以及由此產生的怪異故事和民間宗教之間的關係。
第五章討論了打破人類自我界限的狐狸的性（sexuality）。
第六章，作為對照，表現了愛情故事是如何通過抑制性方面的危險來創造作為理想情人的雌狐，她們幾乎能夠抹去與人類的區別，並因此抹去了她們自己的神奇性質。
第七章考察了狐狸兩個相對的角色：可以不斷提升自己的仙，被人類不端品行所刺激（狊狋犻狉狌狆）的妖。結論部分將狐狸和其他文化中最為相似的異類生物進行比較，特別是西歐傳統中的精靈。
從始至終，我考慮的都是以下幾類問題。
一是隨著時間流逝的對狐狸的再現的改變——無論是明之前和明清之際，還是在明清這一範圍之內，這種改變都存在。作為一種物種，狐狸會進化嗎，它們與人類的邊界在變化嗎？對於人類作者和狐狸傳說的敘述者，這些變化可以告訴我們發生在它們身上的變化嗎？
第二類問題則與狐狸故事被敘述的一般形式有關。從本書所關注的時期來看，從傳統志怪和傳奇文集，到報紙和帶插圖的雜誌等更為現代的媒體，狐狸以多種多樣的形式出現。不同的文體是怎樣塑造狐狸形象的呢？一種文化是如何以描述非人物種的文體來影響該文化中的物種概念的呢？
第三類問題則圍繞著狐狸在敘事中的角色。狐狸表達了哪些人類的焦慮、擔憂和欲望？通過狐狸，我希望探索人類對異類進行想像時的投射，以及這種投射的局限。
考慮到狐狸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創造狐狸的人類和社會，我不想把狐狸等同於這些社會意味繼而忽略其固有的魅力。我想再重新確認狐狸的位置 ———處於可以被解釋的和神秘的事物之間，處於想像的慣性和想像帶來的創新之間。
本書的題目「Alien Kind」是從「異類」而來，具有雙層意義的共鳴。對於狐狸來說，這是一種指涉它們作為外來物種的狀態的相對禮貌的方式，同時這也暗示了紀昀的發現 ———狐狸是一個與眾不同而獨特的類別。
譯者後記
《異類：狐狸與中華帝國晚期的敘事》是我翻譯的第一本書。翻譯的緣起，是我的老師——復旦大學中文系的邵毅平教授介紹我閱讀《異類》。書中奇妙的狐狸故事和精彩的論述引起了我的強烈興趣。一聽說有翻譯的機會，我毫不猶疑地就答應了。我自己的專攻是中國早期史書敘事，對明清文學有所了解，但並不專業。
翻譯《異類》的過程如同一趟旅程，一路上看到很多瞠目結舌的故事，學習了新的知識和研究方法，在追求準確清晰的翻譯的同時，也經歷了很多困惑和痛苦。在查閱資料的時候，和老師朋友探討的時候，以及無數段苦思冥想的時光中，我意識到，翻譯如同在語言表達的沼澤中找到一條優美的路，非常困難，卻又如此有趣。
不斷的修改中，我本身的學術道路也和《異類》產生了有意義的相遇。最近的一次修改正好發生在我博士資格考期間，考試的領域恰是明清文學。此次翻譯成為我認真學習這一領域的助力，而大量閱讀明清文學領域的著作之後，我得以用更專業的眼光來進行修訂。
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也恰逢我人生中不斷遷移的一段時間。波士頓的寒冷冬夜，海南島的潮溼午後，佛蒙特的青翠山丘，斯坦福的金色陽光，都參與了詞句的組織和琢磨。
在地理位置和人生經歷不斷變化的時候，在狐狸故事裡遊蕩、在兩種語言中徘徊成了一個穩定的主題，有時候甚至是安穩的棲息所。對於我來說，翻譯和《異類》有著特殊的人生意義。
本譯作得以開始和完成，要感謝邵毅平老師的介紹和建議，初次翻譯學術著作，邵老師的寶貴建議讓我少走了很多彎路。感謝李碧妍編輯、伍珺涵編輯的反饋和幫助。感謝我父母的大力支持。感謝朋友們對我的熱心幫助，Andrew Hardy、王奕琦，謝謝你們不厭其煩地和我商討琢磨字句。還有很多真心的加油和建議，我就不一一列出了。有你們的耐心陪伴，我才能順利走完這一段旅程。
我相信本書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還請讀者學人不吝賜教。
籍萌萌
2019年9月
作者簡介
韓瑞亞教授在做學術講座
韓瑞亞（Rania Huntington），美國哈佛大學文學博士，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東亞語言與文學系教授。著有《異類：狐狸與中華帝國晚期的敘事》《「異類想像」的文化：中國狐仙與西方元素精靈之比較》《亡靈憶往：唐宋傳奇的一種歷史觀照方式》等。
籍萌萌，史丹福大學東亞語言文學系博士研究生在讀。
注釋：
1、見李昉等編《太平廣記》卷447，第3652頁。標題為《說狐》，列《玄中記》為出處。《玄中記》已散佚；輯本見魯迅《古小說鉤沉》第239頁。作者是郭璞的說法有爭議。這一觀點最早見於宋代《太平御覽》，其中指出作者為不具名的郭姓人士。康若柏（Robert Campany,Strange Writing，第93頁）質疑這一觀點，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史》，第270—271頁）有過具體論述。
2、紀昀《閱微草堂筆記》卷10，第503—504頁，故事229。《閱微草堂筆記》包括五書：《灤陽消夏錄》《如是我聞》《槐西雜誌》《姑妄聽之》和《灤陽續錄》。故事的編號排序方式是每一書都重新排序，此處是根據1994年中國華僑出版社版本。
3、【譯者按】原文是late imperial China，直譯為中華帝國晚期，實際上，在西方漢學界，這一術語一般是指明清兩朝。本書標題採取了直譯的方式，結合本書內容範圍和術語應用的語境，在正文及注釋中則一律譯為「明清」。
4、陳德鴻在他的書名The Discourse on Foxes and Ghosts:Ji Yun and Eighteen-Century Chinese Storytelling（《關於狐狸與鬼魂的話語：紀昀與18世紀的中國故事講述》）中暗示了這一短語。在中文語境下使用「超自然」這一術語頗成問題，因為狐狸與鬼魂並沒有被區別於自然世界之外。譯者按：關於「supernatural」一詞，直譯為 「超自然」，在本書正文的語境中，指涉「神異」這一意義的情況更多，故按「神異」譯。本注中的「supernatural」與「natural」相對，故直譯為「超自然」。
5、此文業已出版：Xiaofei Kang，The Cult of Fox：Power，Gender，and Popular Religion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２００６。
6、其他研究包括Fatima Wu，「Foxes in Chinese Supernatural Tales」；辜美高《談狐》；西岡晴彥《在任氏與嬰寧之間———「狐妖形象的變化」》（《任氏と嬰寧の間———「狐妖イメージの變容」》，《東洋文化》58，1978—03，第101—126頁）。目前中國的文言小說主題選集——通常帶有白話翻譯——的出版風潮，在我搜索文獻的過程中很有幫助。這類作品的流行頗為有趣：它與明代主題式選集的編寫標準形成了類比，並且證明，在流行文化中充滿快速變化的一段時期裡，狐狸故事再一次變得有市場了。儘管這些出版物中有一部分是由學者編輯的，但它們並不是學術作品。我曾利用它們幫我向原始文本過渡，不過我也只在這種情況下依賴過它們。我參考過的作品有：麻國鈞主編《歷代狐仙傳奇全書》，苗壯等校點《情狐傳》，陸林主編《清代筆記小說類編·精怪卷》，李劍國主編《狐狸精的故事》。
7、Hershatter，「Modernnizing Sex，Sexing Modernn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