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布朗將詼諧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散文風格與第一流的古代晚期歷史學家所擁有的天賦和對所有材料的詳盡知識相結合。此書的核心關切是人類事務中的長期性問題，但布朗先生只特別關注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37年去世）二百年後的羅馬帝國。帝國如何控制他們的公民？當帝國皈依基督教時，教會領袖們的控制風格有何不同？……他的論述充滿了美好的細節和敏銳的原始觀察。
——亨利·查德威克，
《紐約時報書評》
古代晚期的權力與勸誡
走向基督教帝國
〔美〕彼得·布朗 著 王晨 譯
「西學源流」叢書
38.00元，平裝，258頁
ISBN：9787108067623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5月
內 容 介 紹
古代晚期地中海文明最權威的研究者彼得·布朗在此書中追溯了基督教主教如何從哲學家那裡搶奪影響力，代替他們對希臘羅馬帝國的統治者提供建議，從而獲得日益強大的力量。在新的「基督教帝國」中，公民之間以及每個城市與其施惠者之間的古老聯繫被共同的基督教和對遠方基督教獨裁者的忠誠所取代。羅馬帝國這一從古代社會向中世紀社會的轉變，是基督教興起最深遠的影響之一。
作 者 介 紹
彼得· 布朗（Peter Brown），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歷史學教授。「古代晚期研究領域的發明者」，權威的奧古斯丁專家，晚期羅馬帝國宗教史研究最傑出的歷史學家之一。特別關注晚期羅馬帝國和早期中世紀歐洲的宗教文化，以及宗教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著有The Rise of Western Christendom ；The Body and Society ：Men, Women, and Sexual Renunciation in Early Christianity ；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 ：AD 150-750 等。
目 錄
序
第1章 忠誠：專制與精英
第2章 教化與權力
教化
文字的魔力
憤怒與得體
皇帝的舉止
直言不諱［parrhésia］：哲學家
第3章 貧窮與權力
普世之道［Universalis via］
城市的供養者
憐貧者
窮人的控制者
第4章 走向基督教帝國
崇高的哲學
神跡與權力
主教與城市
垂憐［Sunkatabasis］：神的屈尊和皇帝的權力
索引
權力，而非勸誡
（節選自《古代晚期的權力與勸誡》第1章，
題目為編者加，注釋從略）
本書將討論晚期羅馬帝國權力控制的一個方面。它試圖描繪上層臣民向皇帝及其代表的請願，他們希望消除公元4—5世紀羅馬帝國政府特有的暴虐行為和嚴苛的財政政策。本書不會描繪提出這些請求的所有機制和使用的全部策略：相反，它將專注於文化和宗教元素，這些元素被認為在讓皇權變得易於說服的過程中發揮了作用，無論那種權力多麼專橫威嚴。
第1章將簡要概述當皇帝權力在那些希望緩和其影響的人中間彰顯自身時通常所處的社會和行政背景。本章將會強調，如果想要有效地貫徹自己的要求，帝國當局在多大程度上仍然需要確保城市和行省的上層階級的合作，儘管相比之前的幾個世紀，它已經大大加強。中央政府的結構缺陷使其必須從當地形形色色的廣大士紳中積極爭取「忠誠」［devotio］。這導致了一種權力語言的發展，還催生了時而出現的恩典和施惠之舉，在嚴苛的政府體制中，它們為說服皇帝和他的地方代表按照上層階級代言人所支持的準則行事留下了空間。
位於英格蘭約克的君士坦丁大帝的雕塑
第2章將考察上層階級的傳統文化，這種文化通過名為「教化」［paideia］的教育體系被灌輸給他們。此章將試圖衡量這種文化的角色，無論是在上層階級的所有成員（包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中創造共同基礎，還是發展出有關禮貌與自控的嚴格準則，這些準則與仁慈地（因為有教養）行使權威的理想聯繫在一起。
與教化相關的理想的流行解釋了該時代政治想像的另一個特徵，即反覆提及哲學家所扮演的勸誡角色。事實上，哲學家在古代晚期的政治舞臺上往往是邊緣人物；有一些甚至是狂熱的隱士，以避免自己同公共生活有任何接觸的能力為榮。不過，得益於悠久的傳統，古代晚期的哲學家能夠成為對權貴的公正建議者，甚至是批評者。在關於勸誡的戲劇中，他們被賦予了清楚的書面角色，即便這個角色經常無法登臺，或者只是由沒什麼真實權威的儀式性應聲蟲所扮演。
第3章將思考晚期羅馬城市中的社會變化，它們導致基督教的代表登上了此前被認為只屬於傳統上層階級的舞臺。在公元4世紀的最後十年間，主教和僧侶表明他們可以像任何哲學家一樣有效地左右權貴的意志。
在許多方面，他們是惱人的新主角。但他們能夠登上晚期羅馬政治的舞臺是因為當時的人們需要這些人按照受教化薰陶者在之前的世紀裡所寫的劇本表演。無論是米蘭的安布羅斯［Ambrose］這樣來自上層階級的主教，還是安條克的隱修士馬賽多尼烏斯［Macedonius］這樣生活在敘利亞山頂的野人，他們能夠表現得如此出色是因為他們找到了可以帶著自信扮演的角色。他們是「真正的」哲學家。雖然扮演的是勇敢而直言不諱的智者這一古老的角色，但在表演過程中，他們為其注入了大量新的意義。他們的介入帶有強烈的宗教暗示，把一整套以對超自然許可的信仰為特徵的新價值引進直到當時仍然完全世俗的控制體系。「受教化薰陶的」那些人最關心的是統治階級根據古典行為觀念進行自省。相反，主教和僧侶們則談論上帝這一新的崇高神明的憤怒和仁慈。
超自然力量的侵入所透露的不僅是新信仰的存在：另一種元素也進入了帝國的政治。皇帝願意聽取主教的意見，就像曾經聽取哲學家的意見那樣，這暗示他們認可了地方權力的新形式。這種權力可能具有險惡的面目：它的非基督徒受害者足夠準確地稱其為「被侵佔的權威」。舊宗教的重要聖所未經授權就被拆毀，對猶太集會的攻擊未受懲罰，而在公元415年，亞歷山大裡亞赫赫有名的市議會的重要成員——女哲學家許帕提婭［Hypatia］被私刑處死，這些暴力行為顯示城市本身已經改變。它們在一定程度上落入了新的非傳統領袖之手，它們的居民採用新的直接行動（常常更有威脅）來為自己的不滿尋求補償。
因此，作為本書的結尾，第4章將描繪一種新的權力語言在基督教文學中的發展，以及對它進行控制的新理由，這反映了公元5世紀東部帝國的皇權專制、公民士紳和基督教會之間的平衡。
在本書中，羅馬帝國的東方行省將始終是關注的中心。從多瑙河到幼發拉底河，從黑海向南最遠到上尼羅河，向西最遠到昔蘭尼加，在一片今天涵蓋了不少於十國疆域的土地上（歐洲的希臘、保加利亞、多瑙河以南的羅馬尼亞，以及中東的土耳其、敘利亞、約旦、黎巴嫩、以色列、埃及和利比亞），一個本質上由不同地區組成的大聯盟的統治階層以他們共同的希臘文化為榮，而且被認為會對理論上尚未分裂的羅馬帝國表現出強烈的忠誠。但統一的情況很少出現。只有從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徵服東方行省到公元337年他去世的十三年間，以及公元395年狄奧多西一世［Theodosius I］去世前的區區七年間，帝國的東部和西部才處於同一位皇帝的統治之下。公元395年之前，統治東方行省的皇帝常常（此後則是一貫如此）因為協定或者別無選擇而允許西部的皇帝控制帝國說拉丁語的行省，即從不列顛到今天的希臘、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邊界。
古代晚期的羅馬帝國疆域
由於專注於東方行省，本書只對羅馬世界內部的分界輪廓表示認可，這一分界在公元4世紀已經顯而易見，隨著公元5世紀西部帝國的崩潰和明確的東羅馬國家的出現（我們所謂的拜佔庭帝國的前身），它被固定下來。
主要關注東方行省不可避免地導致我們從單一的，並且在許多方面別具一格的視角看待羅馬世界。這類視角造成的局限很容易被忽視。晚期羅馬帝國的人們生活的世界遠比我們用東方和西方、拉丁語和希臘語做的整齊分界所暗示的更加廣大。他們中的許多人擁有寬廣得令人吃驚的外部視野。
舉一個關鍵的例子：公元前4世紀到公元前5世紀，來自帝國東部的證據絕大部分是用希臘語寫的。「希臘東方」是對我們在大部分史料中看到的那個獨特文化世界最好的簡稱之一。但情況總是不限於此。我們探究的政治體系涵蓋了形形色色的古代地區。在許多地方，統治階層和他們的代理人既尊重希臘文化，又能用源於古代近東主要方言的語言表達自己的觀點：比如阿拉米語的直系分支敘利亞語，從加沙到美索不達米亞南部，長久以來它都是新月沃地的通用語；而在埃及，科普特語是法老所說語言的最後和最靈活的版本。最重要的是，將這些地區連接起來的帝國體系具有確定無疑甚至是咄咄逼人的羅馬色彩。沒有哪個受過教育或者有影響的希臘人——甚至像安條克的利巴尼烏斯這樣的希臘修辭學教授也不例外——會視野狹隘到否認這個事實。拉丁語是那個時代幾乎所有的羅馬皇帝的母語。在帝國官場的核心上層中，傳統的文化邊界意義不大。皇帝的高級僕從能夠輕鬆地從帝國的這一半來到那一半。了解羅馬法和能夠用大人物的母語拉丁語同他們對話仍然是在宮廷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而在行省，當說希臘語的人面對跨地中海的羅馬國家的不斷侵擾時，掌握拉丁語能帶來無法估量的好處。
義大利和北非這兩個地中海西部的行省有時也會出現在我們的敘述中。它們為古代晚期的整個地中海世界（無論是說希臘語還是說拉丁語的部分）共同的主題提供了豐富的證據。它們具有形式相似的城市生活的活力；羅馬城作為發揮東部居民不安分才幹的傳統跳板繼續吸引著他們；最重要的是造就了米蘭的戰略地位——它坐落於道路系統的中心，這個系統從高盧出發，穿過義大利北部通往巴爾幹，然後再到君士坦丁堡——以那裡為中心，東部的皇帝們反覆試圖將自己確立為整個羅馬世界唯一或首要的統治者：上述因素保證了米蘭、阿奎萊亞和羅馬（在較小的程度上也包括迦太基）從未完全從君士坦丁堡、安條克和亞歷山大裡亞的重要居民的視野中消失。
讀者不應被幻覺拖累。權力而非勸誡仍然是晚期羅馬帝國所有地區最引人注目的特徵。作為該時期最重要的拉丁語史學家，阿米安的作品中所描繪的公元4世紀的帝國顯然是威權式的。瓦倫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皇帝沒有試圖「用威脅性的禁令來讓臣民屈服」，這讓阿米安覺得不同尋常，值得稱道。更通常的做法是用諭旨強迫服從，無論是在宗教還是世俗事務中。用約翰·馬修斯［John Matthews］的傑出研究中的話來說：「阿米安時代的帝國政府在希臘—羅馬歷史上無可匹敵，無論是組織規模和複雜程度，對社會的有形影響，表達中使用的誇張修辭，還是試圖貫徹自己的意志時採用的精心策劃的暴力。」
瓦倫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羅馬帝國西部皇帝（364年——375年在位）
在應對如此令人生畏的體制時，帝國晚期的有文化人士最常用的勸誡語言似乎與現實脫節。希臘貴紳仍被教導「在他們的靈魂中植入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就像他們的拉丁世界同行吸收了西塞羅的作品那樣。他們把一種在希臘自由城邦時代和羅馬共和國已經完善的政治語言帶到了公元4世紀。不過，德摩斯梯尼和西塞羅本人已經在即將到來的專制陰影下發言，而到了公元300年，歷史學家在雅典和羅馬共和國的古典世界中可能認出的那種政治早已屬於遙遠的過去。事實上，我們很想把關於文化階層的政治觀點的大量證據僅僅斥為空話，別出心裁地表示可以依據古典時期雅典的生活來描繪一個龐大的專制帝國；繼續強調實踐古典政治美德，諸如直言不諱、尊重法制和仁慈，以及展現深思熟慮後的雄辯之能力；將當代皇帝同希臘和羅馬的偉大政治家進行強制性和恭維性的比較——這一切都被描述為「完全刻意和完全造作」 「枯燥」和「空洞」。大部分學者認為，在對公元4世紀和5世紀的「現實」政治的任何描繪中，可以毫無顧慮地忽略受過古典教育者的思想包袱。
晚期羅馬的上層文化和政治現實之間似乎是失調的，在本書的開頭幾章中，我將試圖找到另一種方法來繞開由此產生的困境。只要不在晚期帝國的決議制定中賦予古典修辭過多的權重，那麼至少可以暗示，我們無須應對「語言」和「現實」的完全割裂。相反，通過教育，一再訴諸脫胎於古典往昔的行為理想，這是比我們最初的假設更加複雜的晚期羅馬政治實踐的眾多方面之一。無論是晚期羅馬政治想像的細微差別，還是晚期羅馬政治基本規則的複雜性，這些都值得獲得比它們在近來的許多描述中所得到的更多的關注。現在，我們必須轉向這些內容。
在1910年關於晚期羅馬帝國政治制度的講稿中，伯裡［J. B. Bury］ 指出，人們很少關注「通常被歸為專制君主制的各種統治形式……理由很可能在於該制度表面上的簡單性，最高權力完全被賦予一個人。當我們表示君主的意志至高無上時，我們似乎說了一切需要說的」。事實上，還有許多東西需要說，甚至是帝國當局之理論基礎的話題。近來的研究強調了晚期羅馬帝國仍是個法治國家的事實。有充分的證據表明，當阿米安在公元4世紀末對他和同時代人所期待的帝國權力做了自己平實的定義時，他並未脫離晚期羅馬的現實：「那時有設置得當的法庭和正規的程序，對這些的遵從是阿米安……所謂的『禮貌而正義的帝國』［civile iustumque imperium］的本質。」
還有的學者強調，就連帝國專制的理論家們——正因為他們仍然堅持希臘化時代的著作中將統治者視作哲人王的悠久傳統——也會繼續向他們的讚美對象描繪某種持久的對立：一邊是自行其是的暴君，一邊是作為合法統治者標誌的禮貌守法。近年來，這一規範體系的密度和持久性得到了研究，它被視作對立各方的聚焦點，以及直到查士丁尼的統治乃至更晚時期的人們對個體皇帝進行批評的坐標。
也許是時候為上述考慮加入新的維度了。對晚期羅馬法律和政治理論的研究常常幾乎完全集中於皇帝的角色。這樣做導致此類研究存在著僅僅從表面上理解龐大的「制度化的自我主義」（institutionalized egotism）的危險——即認為一切權利和政治動議都應該集中在皇帝身上——這成了公元4世紀帝國當局的特點，非常類似路易十四宣稱自己擁有絕對主權。但在上述兩種情況中，統治者都不是真正孤立的。無論是在古代晚期還是17世紀末的法國，絕對君主制的有效性要歸功於它的僕從們認識到了——在羅馬帝國，該過程經歷了多個世紀——「絕對主義的做法可能實現的邊界」。我們可以簡單地描繪一下這些可能的邊界。
皇帝巨大的名義權力必須通過他在行省的代表得以施行。我們必須始終記住，皇帝生活的地方對他的大部分臣民來說都遙不可及。比如，在特裡爾［Trier］、希爾米翁［Sirmium］和巴爾幹時，皇帝距離羅馬有一個月的路程，距離北非的請命者有多達三個月的路程。如果在君士坦丁堡，他距離安條克有一個月的路程，而從安條克經陸路前往亞歷山大裡亞還要再花上六周，從安條克前往埃德薩［Edessa］要三周。即便得益於帝國官員和信使可用的快速交通系統「驛道」［cursus publicus］，皇帝的敕令抵達目的地的速度仍然因季節差異而有很大的波動。隨著公元4世紀末蠻族入侵破壞了西歐和巴爾幹的地上道路，在帝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都已經足夠困難的通信變得更加緩慢。
維持專制帝國體制需要不斷與距離作戰。當權者很容易被他們宣稱掌控的世界隔絕。用瓊斯的話來說，「鑑於通信的緩慢，帝國行政的集權化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帝國政府的中央核心——皇帝、近衛軍長官、軍隊統帥、官僚領導、宮廷官員和個人謀士——儘可能多地會親自做出最後決定。在御前會議［consistorium］上，將軍和政府部門的首腦被召集到場，站在身居寶座的皇帝面前，會議由此得名。隨後可能會出現熱烈的討論，人們提高音量，揮舞手臂。但皇帝只要從寶座上站起就能隨時終止辯論。他被期待聽取大臣們的意見，還經常參與他們的討論。但一旦聽過了他們的話，他將拍板定奪。
這是「權力之巔」［celsae potestates］的世界，那裡高處不勝寒，很少有出身行省者能夠攀上，而且這樣做只會給他們帶來危險。外界對御前會議所知寥寥。即便像米蘭主教安布羅斯這樣重要的人物也被故意排除在促使狄奧多西一世決定對塞薩洛尼卡［Thessalonica］的居民展開懲罰性屠殺的辯論之外。這一內部圈子「玩弄」著遠方城市和地區的命運。行省的代表可能被無視，或者受到野蠻的懲罰：薩迪斯［Sardis］城派出的一個代表團摸著腦袋從近衛軍長官的眼前溜過，確認它們是否還長在脖子上。
當然，少數堅毅的幸運兒沒有那麼多抱怨的理由。他們徑直找到「權力之巔」，獲得了在如此集權化的體制下顯得尤其珍貴的好處：他們帶著直接授權離開，繞過了緩慢而不可靠的訴請和通信過程，那是行省與權力中樞之間通常的聯繫方式。公元245年，來自幼發拉底河的一群村民很樂意在安條克等上八個月，以便把行省長官親自做出的判決帶回家。這份不尋常的文件——來自新近發現的羅馬敘利亞行省的一批羊皮紙和紙草——表明帝國體系的集權化不僅是由皇帝和他的高級官員所創造的，也是被強加給他們的。訴請人希望直接進入唯一真正具有權威的宮廷，即與皇帝最為接近的。在戴克里先統治時期，個體行省規模的減小讓羅馬政府在帝國各地的存在幾乎翻番，使得人們更容易找到提交訴請的法庭。於是，都會［métropolis］的頭銜也變得更為重要。在之前的世紀裡，這一頭銜曾是榮譽標誌。它被授予希望在行省中獲得顯要地位的眾多城市中的一座，在大致平等的中心之間接受競爭。從公元3世紀後期開始，都會的頭銜由總督所在的行省城市所有。都會成了該地區毫無爭議的法律和行政治所。與上述改變相伴的是，帝國在君士坦丁堡建立新都，皇帝也長期在東方的大城市安條克居住。這兩個變化不僅體現了晚期羅馬國家的集權化傾向，而且反映了希臘東方的士紳們堅持要求皇帝能身處便於他們前往的距離之內——至少也要有他的一位代表在那裡。
不過，大部分訴請人不希望在宮廷逗留。阿米安等人被捲入了圍繞著皇帝、將軍和高級官員的血腥政治，他們把自己的經歷描繪成「狩獵」［venatio］，仿佛被迫在一塊封閉的競技場上竭盡所能地與飢腸轆轆的異國野獸周旋。對於現代人有關晚期羅馬專制機理的觀點的形成最有影響的那些暴力和殘虐主題的故事講述的通常是發生在皇帝身邊的事件，或者是行省中少數人的行徑，這些人當時覺得自己享有皇帝及其內部圈子的全力支持。
帝國的統治體系在中樞部分活躍而強硬得可怕，但經過「馬尾藻海」來到行省後已經變得平靜。本書中討論的絕大部分證據都來自那些與宮廷保持安全距離之人的作品。它描繪了地方士紳如何審視從皇帝及其侍從伸向行省社會的帝國體系的觸手末端。這類證據不可避免地決定了當下研究的形式。我們經常會從一系列或多或少處於邊緣的地區來觀察晚期羅馬國家的權力中樞。其中有利巴尼烏斯（公元314—393年）的安條克，這是一座晚期羅馬標準下的巨城，擁有20萬居民和600人的市議會。儘管公元4世紀時皇帝造訪那裡的頻率要超過其他任何城市，但安條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自成一體的世界。這座城市坐落在奧龍特斯河［Orontes］富饒的河谷中，距離地中海海岸半天行程，是希臘城市文化在城市化水平不那麼高的敘利亞邊緣的展示。從陸路抵達該城需要經過蜿蜒的山隘，無論是南面的小亞細亞，還是北面的腓尼基，這更加突顯了其醒目的隔離狀態。該撒利亞的巴茲爾［Basil of Caesarea，330—377或379年］和納齊安的格裡高利［Gregory Nazianzen，329—389年］的書信中所揭示的卡帕多奇亞［Cappadocia］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地區，該地孤零零地處於安納託利亞高原［Anatolia］之上，以一座人口密集而不那麼險要的城市為中心。遙遠的昔蘭尼加［Cyrenaica，位於今天的利比亞］又有所不同，昔蘭尼的許內西烏斯［Synesius of Cyrene］的通信向我們展示了當地士紳的不滿和激烈的內鬥。
羅馬帝國和拜佔庭帝國早期的安條克地圖
很難概括一個由如此之多的不同風貌組成的世界。那裡的城市仍然以自己的文化多樣性和自立為榮。現在，對於其中的許多城市，歷史學家只能從最鮮活的當地資料來了解它們——帶有古代晚期銘文的倒塌石塊，或者對當地建築的發掘。即便對每個地區有更多的了解，我們看到的畫面仍將有失偏頗。自詡有能力勸誡的人（即便他們的努力常常徒勞）在我們現存的證據中顯得滔滔不絕。相反，那些行使權力的人則幾乎默不作聲。我們對帝國法律的了解，主要來自公元438年的《狄奧多西法典》，但對於負責執行法律的人所面對的日常問題則幾乎一無所知。小普林尼擔任比提尼亞［Bithynia］總督時給圖拉真皇帝寫過坦誠的書信，但晚期羅馬沒有類似的東西。只需讀一下在向宮廷的主人們匯報時，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的皇室僕從們所寫的大量書信中如何提到自己的困難和恐懼，以及他們如何出謀劃策，我們就能明白自己的證據中有多麼大的空白。不過，一邊是每個地區有學問的士紳們所分享的共同文化的適應力，一邊是帝國政府相對統一的方法和局限，兩者的結合讓我們有可能嘗試重構很多場合下勸誡的進行方式的模型。因此，本章的剩餘部分將簡要地描述主導皇權代表和行省士紳群體關係的遊戲規則，我們的證據中至少完整記錄了後者的期待。
原標題：《新書丨彼得·布朗《古代晚期的權力與勸誡：走向基督教帝國》》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