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大海，雖然只是剛過了農曆小雪，但是詩人已經重拾了關於春暖花開的信心。「櫻花樹下埋著屍體！這事應該可信。為什麼呢？你看那櫻花開得如此燦爛，令人難以置信。」這齣自梶井基次郎的《櫻花樹下》，我是翻開日本作家出久根達郎的
《給作家標個價：舊書店的文學論》（黃悅生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9月）偶然看到的，馬上被它那種殘酷與美麗的抒情風格所打動。因為犧牲，所以燦爛，這才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春天。
「我想向您請教：這樣一套初版舊書的價格是多少呢？」這是出久根達郎在《給作家標個價》開篇第一頁就提出來的問題，也是貫穿全書、出現無數次的問題。因為「我既寫小說，同時又開舊書店，所以時常有人向我諮詢這樣的問題」。（3頁）於是，「出久根達郎以舊書店經營者和文學愛好者的雙重視角審視文學作品的一本小書，從司馬遼太郎、三島由紀夫、川端康成、太宰治、寺山修司、宮澤賢治等二十四位日本著名作家的珍本在舊書市場的行情切入，講述了豐富的文壇掌故、書店逸聞和個人閱讀體悟，並思索了文學的市場價值與藝術價值的關係」。（該書「內容簡介」）我相信沒有哪個愛書人會不喜歡這一桌子盛宴，但是在大快朵頤之際恐怕又會生出縷縷的遺憾之思——愛書的人誰沒有品嘗過與書邂逅中的失落？誰沒有經歷過為書所困、所累的窘境？也正因如此，聽一位書業大佬以經營者與文學家的雙重口吻講述那些舊文學書與作家及讀者的故事，而且講得那麼津津樂道、那麼如數家珍——更重要的是講得那麼平實樸素、那麼推心置腹，這是天賜於愛書人的爐邊夜談。談笑之間，司馬遼太郎、三島由紀夫、山本周五郎、川端康成、太宰治、寺山修司、宮澤賢治、永井荷風、亂步江戶川、樋口一葉、夏目漱石、直木三十五、野村胡堂、泉鏡花、橫溝正史、石川啄木、深澤七郎、坂口安吾、火野葦平、立原道造、森鷗外、吉屋信子、吉川英治、梶井基次郎等24位日本傑出文學家的文採、軼事及珍本際遇一一翩然而至， 近百幀珍本書影（還有24張Q版人像）逐一過目，這其實是從舊書店出發的日本文學朝聖之旅。
在學術界與舊書業之間，本來就有著天然的紐帶；在學者與開書店的人之間，更不應存在地位高低的隔閡。出久根達郎在為「龍生書林」的店主大場啟志的著作《三島由紀夫——舊書店的書志學》（平成十年，1998年）寫的「序言」中指出：「可以說，開舊書店的人是沒有學位的書志學者，是不寫文章的書志學者」；「學者們研究的是書的來歷、內容和影響，而舊書店注重的是書的外觀和品相。按說這兩種研究都很重要，但在學界看來，後者卻似乎低人一等。也許學界認為，開舊書店的人對於書的研究只是一種個人愛好而已吧。其實，書的性質需要從這兩方面進行考察才能完全把握，所以研究書志學需要同時具備科學家的冷靜、書迷們始終如一的興趣，以及好事者們愛鑽牛角尖的精神」。（22頁）科學研究的冷靜、始終如一的興趣、愛鑽牛角尖的精神，這是各種「痴迷」的共同特徵，也是書志學研究的基本要求，當然還應該加上一項：長期在圖書館和舊書店泡過。
《藏書的樂趣》既然提到書志學，還有關於舊書的學者式研究，我馬上想到的是德國著名藏書家烏爾夫·D·馮·盧修斯的
《藏書的樂趣》（陳瑛譯，三聯書店，2008年），該書第六章「舊書的價格」的內容與出久根達郎的「給作家標個價」相同，但是盧修斯所使用的更多是學術話語。「讓我們來看看經濟學對於價格構成是怎麼說的。我們可以把舊書市場置於大批量供應的普通商品市場和孤品市場——比如油畫市場——之間，在個別情況下，舊書市場就等於孤品市場……而另外還有成千上萬種舊書，由於存量豐富，它們的市場行情就得遵循普通的經濟規律，受到價格構成、競爭和市場透明性等諸多因素的影響。」 （130頁）這就是學術理性對如何「標個價」的表述。在這裡或許我們還可以補充的是，舊書市場除了要「遵循普通的經濟規律」之外，在有些語境中還會遵循某些另類的非經濟規律。比如上周我在京城一家頗有名氣的打折書店買書的時候，看到檯面上有幾種書上的標籤赫然寫著「售原價」，依我的了解當然是別有另類的原因。盧修斯說，「能夠導致大宗交易的價格才有真正的意義，有意購買的人應該十分小心，因為舊書的世界中充滿了『虛價』」。（同上）其實所謂的「虛價」，有時就是反映了稀缺性或敏感性的實價，有意購買的人應該把握機會。
「那麼舊書商該如何定價呢？像所有的供應商一樣，舊書商定價也有兩種模式（按照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定律）：一種是在買入成本的基礎上加價，另一種是根據市場狀況定價。這兩種模式各有自己的道理，同時並存。當我們因為價格便宜而高興時，常會聽見舊書商說：『這書進來時就很便宜。』而如果顧客覺得某書太貴了，舊書商又會說：『沒辦法，我買進時就很貴。』這種關於價格的討論（不同於討價還價）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它有助於建立信任，使舊書商得以了解某些顧客的價格觀念，有時也許還能使他們認識到自己的失誤。」（134頁）盧修斯在買賣雙方之間換位思考的時候仍然堅持著經濟學的學術理性，他還擴展了伯恩哈德·萬特《舊書交易》中的舊書商定價思路圖表，說明「除去一些小小的不同，我和萬特最大的區別在於：我加上了市場的因素。萬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硬性的』客觀事實上，而沒有把目前的市場狀況、大眾的興趣等因素考慮進去，而我認為這些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比一切客觀標準都重要得多！」（136頁）當然，在這張圖表中還應該擴展的是另類的市場狀況，那些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
回過頭來看，在出久根達郎的「標價」中，他對買賣雙方所考量的因素非常豐富、微觀、具體，恐怕很難以圖表這種理性工具予以描繪。比如初版書在愛書人心目中的價值與價格定位，「初版書的魅力究竟在哪裡呢？一本書剛問世時，作者親眼見到，愛不釋手。我們今天如果能拿到原書，就能像作者當初那樣親眼觀賞，親手摩挲——這種欣喜之情也許正是初版書的魅力所在吧。那麼，我們是否捨得為之一擲千金呢？」（16頁）話都說到愛書人心裡去了，只要不是囊中羞澀，還有什麼理性可言呢？出久根達郎把這些看作是「文化」，他說「正如大場先生所說：『所有文化都是從各種執著和熱情之中產生的。』對於看似無足輕重的細節，需要有執著的好奇心。而這正是書志學作為一門學問所欠缺的吧。」（23頁）執著、熱情和對所有細節的好奇心，這其實是目前學術體制化生產線中比較欠缺的。更為難得的是，在賣家的「在商言商」之中，出久根達郎很讚賞書業同行大場先生的坦誠及其初心。他認為大場啟志的《三島由紀夫——舊書店的書志學》的特別之處在於將舊書售價以及賣到這個價位的原因公之於眾，詳細地講解關於舊書定價的要點，這是前所未有的。這些都是他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且事關飯碗，公開後會招來更多搜尋珍本的競爭者，弄不好就會砸了自己的飯碗。（8頁）比如，大場啟志講了關於三島由紀夫著作的腰封與外封的價值，「這種特別信息，原來只有舊書經營者才知道，現在大場先生卻將其公之於眾，我要為他的勇氣鼓掌喝彩。確實，一本書在第幾版裝幀有變化，某一版的存書是多還是少，只有每天瀏覽幾百冊舊書的經營者才可能了解，如此辛苦獲得的信息一般是不願意讓別人知道的」。（26頁）「然而，大場先生這麼做是出於其他考慮——他希望通過公開這些數據來吸引人們的關注，從而促使那些隱藏多年的珍本重見天日。」（8頁）這才是真正的舊書業文化的精髓——為了讓舊書中的珍本重見天日。
在作家、作品、市場之上，國家權力的管制是「舊書店的文學論」中的重要內容，是「給作家標個價」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社會學與政治學敘事。該書中的「永井荷風：情色的勳章」是非常精彩的一章。「在現代的文學家當中，沒有誰比永井荷風更讓政府當局頭疼了」；「當局之所以盯上了荷風，是因為他的小說中有很多情色描寫。對於『情色』概念的理解，戰前和戰後已有天壤之別。而明治、大正時期日本當局指出的『情色描寫』，今天看來就更是淪為笑柄了。——當時，連『接吻…，抱緊』這樣的詞也在被批判之列」。（125頁）永井荷風翻譯埃米爾·左拉的《娜娜》，其中這句譯文被刪掉：「吹滅燭火後，他在黑暗中緊緊地抱著她的身體。」連這也不行。更有趣的是大正二年（1913年）荷風的短篇小說《戀衣花笠森》發表之後被當局傳去喝茶，被警告說有傷風敗俗之嫌。於是第二年該小說被收入《殘柳窗的夕照》集子的時候，荷風在以上兩處被刪的地方嵌入了兩幅豎長的親筆插圖：「一幅題為『此處如此』，畫著手銬和毛筆、繩索和書，以及捕快以鐵棍打壓『戀女』二字。另一幅畫著一個男人掄起鐵錘欲砸碎硯臺，題為『卯年男子』。這是荷風自指——他出生的明治十二年(1879年）為卯年。讀者在小說中忽然看見這兩幅插圖時，恐怕會大吃一驚吧。理解力強的讀者，一定能讀懂作者的辛辣諷刺，『呵呵』地發出會心一笑。」（126頁）這是多麼幽默、反諷的圖文關係，真應該寫進另類的書籍插圖史。
明治四十二年（1909年)，荷風在博文館出版的《法蘭西物語》在剛向當局提交樣書時就被禁止發行。荷風說自己曾努力和政府當局交涉。「向當局爭取權利時，需要獲得社會大眾的普遍同情」；他認為「日本不同於法國，自由和藝術的條件還很不成熟。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希望藝術獨立，無異於『在沙漠裡建造果樹園』。『沒有藝術和學問也能打勝仗』——從這一光榮歷史來看，日本還是永遠維持原樣好吧。」（127頁）永井荷風已經說得很深刻了。奇怪的是，這本被禁止的《法蘭西物語》後來在舊書市場竟然有裝幀各異的12本左右，價格賣到五百萬日元左右。荷風下一本遭禁的書是大正四年（1915)的《夏天的身影》，裝幀由是他自己親自設計。由於事先就知道該書肯定屬於被禁之列，於是選擇在星期五提交樣書給當局審查，然後在星期六就把印好的書拿到書店出售。到星期一當局以傷風敗俗為由下令禁止發行的時候，書已經全部賣光。但這樣還是無法交差，荷風只得緊急加印了四五十冊上交才算完事。現在這本《夏天的身影》的舊書價格不算很高，只有七八萬日元。（128頁）永井荷風曾經在雜誌上寫過一篇《情色自問自答》，認為沒有哪個國家像日本這樣視色情如毒蛇猛獸，如繪畫展中的裸體畫禁止做成明信片等，「這些禁令，豈不正說明了日本國民是全世界最好色的人嗎？」（131頁）這樣的反問可能不是很有力，但是頗有一種大膽的質疑精神。
跳過永井荷風，在石川啄木這一章可以看到更有意思的禁與放。啄木的《羅馬字日記》一直被視為淫書，直到昭和五十二年（1977年）才有了巖波文庫的無刪減全本。開售那天書友們大為騷動，出久根達郎說，「遭禁的『淫書』終於解禁！可想而知我有多麼興奮了」。他「迫不急待地翻動書頁，尋找那些禁忌場面」。終於看到了，他把那一段摘引了出來。中譯本在這一段文字中開了38個小方格，頁下加了「本段有刪節。——編者」，總算是負責任的做法。（263頁）
在我看來，出久根達郎這位舊書店老闆和小說家對於公共政治問題有著相當敏感的意識。他在關於棄老題材的電影《楢山節考》中想到了國民養老金問題，說日本政府的國民養老金改革口口聲聲「要愛護老人」，「實際上恨不得你們這些老傢伙快點兒死掉」（281頁）；接下來說到一個與世隔絕的小村莊，他馬上想到「明治十四年（1881年)，當時自由民權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茨城縣有兩個年輕人向政府提交了《脫離日本政府管轄申請書》。這種申請書，可真是前所未聞。申請書上說：『我們不願意處於日本政府的管轄下，希望能將日本國籍退回去。』結果，申請沒被批准，反而被以『愚弄政府』的罪名判了刑。這是真事。」（282頁）看起來很有點同情無政府主義的情感傾向。更妙的是從舊書的定價談到對官方重要出版物的評價，簡直是一種深刻的諷刺敘事。「例如，《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戰史》這套書，厚重而豪華，是由參謀總部編纂的全套十卷戰史。在普通人眼裡看來，大概會覺得這是昂貴的資料吧。其實，這套書在舊書店裡幾乎被視如廢紙，因為內容不可信 —— 編纂此書的目的是論功行賞，所以裡面充斥著吹噓戰功的浮誇內容，記錄不準確，無法作為參考資料。舊書店早就了解到這一點，故意將價格定得很低，以免讓這樣的書流傳後世。價格越低，就越不受重視，總有一天會銷聲匿跡。」（421頁）我相信天底下的舊書店老闆根本連想都不用想，就知道這些書毫無價值，但是說「故意將價格定得很低，以免讓這樣的書流傳後世」則還是有點邏輯上的懷疑。
從舊書的定價談作家論、文學論，實際上是要重返作品從出版到流通的歷史語境，是要在書與人的種種複雜關係中發現與還原文學史的重要節點。比如說關於作家使用的筆名，就是文學史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環。出久根達郎說「我在舊書店練就的本領之一，就是記憶作家的筆名」，筆名最多的文人是正岡子規，其中至少有五十多個筆名含有戲謔之意；夏目漱石寫俳句時用「愚陀佛」，寫美術評論時用「愚石」。「這種雅號通常在作家尚未成名之前使用。所以，了解作家的雅號，有助於發現那些被埋沒的、不為世間所知的作品。」（38頁）又比如自製書，愛好者會每天把報紙上的連載小說剪下來保存，全部連載完後便將其裝訂成一冊。這種自製書在舊書店相當受歡迎，因為「有的小說只在報紙上連載，沒有出單行本；有的雖然出了單行本，但原先連載時的插圖被刪掉了——對插圖研究者來說，這些插圖相當寶貴；另外，對於文學研究者來說，也很希望能看到作品在報紙上連載時的初始模樣，拿出版後的書再進行對比，可以研究作家在文章或詞彙方面做了怎樣的修改」。（66頁）這就是文學史研究中的重要場域，文學作品的出版方式、傳播方式和受眾反饋互為表裡，共同構築一個具有多元性、變化性和持續性的文學生產共同體。無論需要展開探索和論證的是什麼議題，從原初語境中獲得的閱讀體驗是以小敘事豐富或糾正大敘事的有效途徑。
如果從文學閱讀的代際差異來看，對待舊書和老一輩作家的態度也是一種有效的測試。作者是著名作家太宰治的鐵粉，「時隔四十三年，我來到太宰治的墓地掃墓」，他想知道的是「如今，以個人名義去給作家掃墓的所謂狂熱粉絲還有多少呢？」（71頁）結果發現到太宰治墓地祭拜的訪客竟然沒有一個是年輕人，而且都比他年長。從前可不是這樣的，「每逢櫻桃忌，墓前總是擠滿了二十多歲的太宰粉絲，報紙上的照片全是這番景致，無一例外。有『青春文學』之譽的太宰文學，如今卻被老年讀者深愛著。」（84頁）更有甚者，日本著名推理小說作家江戶川亂步的《少年偵探團》系列的讀者在他看來可以分為前後四代人，因為他發現各代讀者對於《少年偵探團》的讀法不一樣、感受不一樣，他自己的前後閱讀經驗的變化也使他相信的確存在這種代際差異。（見145-146頁）所謂時過景遷，不管是讀者的趣味變了還是文學的價值觀變了，無疑都是文學史研究的重要議題。
最後，令我頗有感觸的是作為舊書店老闆的作者常常會想起那些前來買書的顧客。昭和四十五年(197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三島切腹自殺。最先在家裡看電視而知道消息的那些家庭主婦瘋狂地前來書店搶購三島的書，多少年以後，「我想悄悄地問問當時買書的那些顧客：他們後來的『蘭島觀』是怎樣的？——也許，這個答案正是三島自殺後的日本人的精神史，是日本的真實面貌吧」。（34頁）還有，談到偵探小說作家橫溝正史和當年的「橫溝熱」，他忽然會想起很多年以前那個痴迷橫溝的E先生。「不知道他現在是否依然愛讀、愛收藏橫溝的書。」（258頁）對於喜歡買書的讀者，這也是一種溫馨的想像。無論如何，就如作家森外鷗說的，「空虛無聊是十分可恥的，明明有那麼多值得讀的書」。（73頁）這或許也可以稱作「舊書店的閱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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