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馬丁·斯科塞斯導演的《愛爾蘭人》（
The Irishman，2019)之後，想到這部影片竟然在奧斯卡空手而歸，實在心有不忍。編劇是查爾斯·勃蘭特和斯蒂文·澤裡安，前者是《我聽說你是漆房子的》的作者，電影就是根據該書改編的。主演是羅伯特·德尼羅、阿爾·帕西諾 和喬·佩西，加上馬丁自己，一群老人家，有一種要讓人想到「天鵝之歌」的節奏。一部關於犯罪黑幫的傳奇故事，二戰老兵、殺手、騙子、工會領袖、社會網絡、主流政治、美國歷史上最轟動的疑案，幾乎所有與陰謀、暴力、懸疑、悲歡有關的戲劇性元素都天生具備。但這些都不是它真正要講述的故事。它不是《教父》的升級版，而是一部關於美國的另類史詩，以及江湖激流中的人生悲歌。無論曾經如何輝煌，總是歲月無情的悲涼。但是只有這樣的一群老傢伙，才能在長達三個半小時的影片中配著旁白演繹出歲月與死亡的全部秘密；也只有在這群老傢伙的身上，才能串得起二戰硝煙、黑手黨理髮店暗殺、豬灣事件、飛彈危機、 甘迺迪遇刺、水門事件、霍法失蹤、科索沃戰爭等歷史畫面。無論上天堂還是下地獄，對他們來講似乎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對命運都不曾妥協，最後仍然能夠相信自己。在影片最後，希蘭親自為自己選定了一具綠色的棺材，然後要牧師離開的時候不要把門關上——在對死亡的凝視之後，仍然不屈服於它的降臨。
在2019年的電影《愛爾蘭人》強勢登陸之前的十幾年，查爾斯·勃蘭特（Charles Brandt）的《我聽說你是漆房子的》（2004年）就出版了。原書名是「
I heard you paint houses」，一句黑幫的黑話，意為「殺人時血濺牆壁」；回答是「I do my own carpentry work, too.」（我也會做木匠活），意即「包辦棺材，屍體處理都不用你擔心」。電影裡希蘭在電話中就是這樣回答霍法的，我相信這是所有關於殺人的黑話中最完美的隱喻。中譯本書名改為
《愛爾蘭人》（劉建周、王凱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1月），不知是否受了電影片名的影響。「愛爾蘭人」的確是該書主角身上的突出主題，愛爾蘭人弗蘭克·希蘭如何從二戰中的一名美國士兵成為卡車司機、黑幫殺手，從一個側面折射出愛爾蘭人作為一個族群在美國社會和黑幫時代中的際遇。十九世紀中期大批愛爾蘭人因饑荒而移民美國，從下層打拼到很快在政治上取得地位，美國的愛爾蘭人史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看作是愛爾蘭人的美國史。甘迺迪總統是愛爾蘭人，美國很多工會的領導人是愛爾蘭人，書中和電影裡都講到甘迺迪家族和工會、黑幫有複雜的關係。
該書作者查爾斯·勃蘭特曾擔任德拉瓦州兇殺案檢察官及首席副檢察官，1976年起擔任律師，也曾擔任德拉瓦州出庭辯護律師協會主席，對於如何交叉質詢、如何和證人合作等問題發表過公開演講。他花了四年時間持續採訪弗蘭克·希蘭，他在「序言」中說：「我過去曾是兇殺和死刑檢察官、交叉訊問專業的講師以及審訊專業的學生，並撰寫過數篇關於美國高院懺悔排除規則的文章。我將這些經驗都運用到了採訪過程中。有一次，希蘭對我說：『你比我遇到的任何警察都更難對付』。」
（第4頁）記得在影片中也有這句話。勃蘭特完成了數百個小時的採訪，查閱無數檔案資料（聯邦調查局於2002年4月向密西根地方檢察官移交了一萬六千頁的卷宗），還花了大量的時間去當年各種案件的現場搜集資料，會見希蘭的律師、家人和朋友，儘可能地還原了這個愛爾蘭人的一生。用作者的話說：「這個機智的愛爾蘭人成長於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在大蕭條期間度過艱苦的童年；他也是一個在二戰中經歷戰爭考驗的英雄；一個國際卡車司機兄弟會（IBT）的高層；一個被魯迪·朱利安尼在反黑法（RICO）訴訟中斷言與黑幫執行委員會『聯手行動』的人，是朱利安尼所掌握的二十六個黑幫匪首名單中僅有的兩個非義大利人之一。……他還是一個被定罪的重刑犯，黑幫殺手，一個敢作敢當的傳奇的傢伙；一個膝下有四個女兒的父親，一個深受愛戴的外祖父。」
（「序言」，第6頁）應該補充的是，當年的卡車司機希蘭因機緣巧合而成為黑幫首領拉塞爾·布法裡諾的親信，並結識了美國運輸工會會長吉米·霍法；1975年7月30日吉米·霍法離奇失蹤，FBI調查多年仍無法結案，成為美國數十年最大的懸案之一。一直以來，所有關於這個案件的調查和嚴肅研究最後都認為這是由拉塞爾·布法裡諾策劃、由弗蘭克·希蘭執行的謀殺案，希蘭背叛了自己的朋友和導師。勃蘭特在序言中列舉了這些調查和研究中的成果，其中包括調查記者丹·莫爾德撰寫的《霍法戰爭》、法庭電視頻道的創始人斯蒂文·布裡爾執筆的《美國運輸工會》和以及亞瑟·斯隆教授的《霍法》。
但無論如何，我相信最重要的還是這部《我聽說你是漆房子的》，因為最後還是在勃蘭特對希蘭的採訪中才證實了希蘭是謀殺霍法的兇手，因為只有一直獨立追查該案的勃蘭特才是弗蘭克·希蘭離世前唯一願意吐露心聲的對象，他希望在人生的最後時刻獲得靈魂的救贖。另外，勃蘭特不僅以他的專業素養和技巧完成了這項艱難的工作，而且在整個艱巨的採訪過程中極力保護希蘭的權利，以防他的話構成法律認可的呈堂證供，更以他的「同情之了解」敘述了一個激動人心的人生故事。整個採訪與寫作過程的結局不僅是令人滿意的，而且令人感動：本書完稿後得到弗蘭克·希蘭的通讀和完全認可，他面對攝像機把書稿舉在胸前承認了書中講述的一切，尤其是他在1975年7月30日吉米·霍法失蹤案中所扮演的角色。
（「序言」，第5—6頁）有一個問題是，勃蘭特的採訪為什麼能取得成功？除了在與希蘭交往的過程中取得他的信任以外，更重要的是他堅信一位兇手案偵探前輩傳授給他的信念：犯人都有向權威人士坦白的潛在欲望。這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但是他的確把這看作是要想取得審訊成功第一條法則，就是堅信受審對象真心想坦白，即使當他矢口否認和撒謊時也不例外。希蘭就是這種情況，他身上的某一部分想一吐為快，即便在他矢口否認、編造謊言的時候。
（「序言」，第5頁）這種信念的理由很難證實，但是勃蘭特還是力圖從人性的角度予以解釋。「作為一名對黑白兩道都有過接觸的刑法從業者，就像幾千年裡的那些前輩那樣，漸漸領悟到良知——宗教、十二步計劃和精神病專家所看顧，也被莎士比亞這樣的藝術家戲劇化了——是人類本性的一種要素。但無論怎樣，良知始終隱藏在人類的心中，等待著有朝一日破殼而出。」當然，他也有清醒的理性認識：「必須清楚的是，殺人犯主動表達希望告解的欲望時，這僅僅是他內心和靈魂的意願。身體中的細胞可不是這麼想的。這是因為最終鋃鐺入獄或者被綁在醫院輪床上的是身體而不是靈魂。所以，一個具有負罪感的人，其內心往往同時經歷著兩種相反力量的牽制。」
（364頁）究竟應如何在採訪中把握機遇、衝破約束著對方內心的硬殼，作者也提供了一些有啟發性的建議，比如在犯人面前刻意保持沉默，在對話中則要不斷找話題讓對方說話、不能給他停頓和思考的時間；在我看來，最重要的還是他說的學會傾聽：「我時常在課堂上向警察們灌輸EFW，意思就是『每個字都很關鍵』(Every F'ing Wordcounts)。所以，一定要豎起耳朵學會傾聽。」
（375頁）「一路走來，又有誰知道我是經歷了怎樣的波折，才走到今天這一步的？」
（21頁）一個冷血的黑幫殺手不是天生的。希蘭和那些在布魯克林、底特律和芝加哥長大、從小就受到黑幫生活的耳濡目染的義大利年輕人不同，他出生在費城一個虔誠的愛爾蘭天主教家庭。十七歲在演唱團幹活的時候被兩位慾火中燒的脫衣舞娘開啟了他的性啟蒙，才知道自己是多麼的無知；接下來就是二戰期間在歐洲經歷的殘酷戰鬥，「在戰場上，你失去了基本的道德操守，按照個人的意志行事。你披上了一層硬硬的外殼，仿佛時刻都冒著槍林彈雨，經歷著生命中從未有過的恐懼。你必須完成一些任務，即使是有違個人的意願，也沒得選擇。久而久之，你就麻木了，就如同是哪兒癢撓哪兒那麼簡單。」； 「『聽天由命』就成了我的座右銘。我連戰爭都挺過來了，還有什麼不能承受的呢？我對一切就這麼釋然了。」
（57—58頁）勃蘭特認為冷血殺手——這個「漆房子」的人從戰場回來後曾先後殺死了二十多個人——就是這樣煉成的，「長期不懈的戰鬥造就了希蘭冷血殺手的秉性。日復一日的激戰以及對生死的不確定影響了希蘭的後半生。」
（39頁）在影片中有極為殘酷的一幕，希蘭拿著槍強迫兩個戰俘自掘墳墓，然後平靜地開槍射殺他們。這也可以看作是他後來命運的預兆，正是他的冷血與殘酷使他走上一條不歸之路。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到了生命的盡頭，希蘭在女兒安排下見了海爾杜佛主教，「談了我的人生，他寬恕了我所犯過的罪。我買了一隻綠色的靈柩，我的女兒為我在天主教墓園買了塊墓穴。我的這幾個女兒感到非常的欣慰。……我在療養院有間小房間。我的門始終都是敞開的。關上門的感覺讓我難以忍受。」
（307頁）最後這句話也是電影的最後一幕，感人至深。
在希蘭的人生故事之外，更為波瀾壯闊的景觀是美國的黑幫社會與工會運動。美國的黑幫社會在1957年成為聯邦調查局再也無法輕視的嚴重問題，他們在全國各地佔據地盤，謀殺、販毒、組織賣淫、攔路搶劫。工會運動也是在戰後風起雲湧，吉米·霍法在五十年代是全國最有權勢的勞工領袖，勞資雙方的鬥爭極為複雜、激烈。大小企業不惜僱用暴徒打壓、殘害罷工者和工會組織者，警察要麼袖手旁觀，要麼幫著破壞罷工。霍法說：「如果沒有親身經歷過，是難以形容密西根州，尤其是底特律所發生的靜坐罷工、暴亂和毆打是何等慘烈。」但是另一方面，工會組織也時常僱用打手，不惜使用爆炸、縱火、毆打和謀殺等恐怖手段；吉米·霍法信奉的哲學是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約翰·L·麥克萊倫參議員認為霍法領導下的運輸工會是「美國的強權組織，其所擁有的權力比人民、比政府大得多」。
（101頁）而作為統治階級的甘迺迪兄弟打擊黑幫與工會運動的真實原因恐怕更為暗黑，他們與黑幫本來就有複雜關係，反過來就急於割席，對工會運動更是恨之入骨，所有表面上的政治關懷無非都是對自身既得利益的關懷。
對於這部書的性質，勃蘭特認為是一部犯罪故事，但不是小說，因為它基於對弗蘭克·希蘭的單獨採訪的實錄，有錄音為證。書中全部文字分為三部分，一是弗蘭克·希蘭的訪談錄音文稿，特大的雙引號標註出來；二是作者撰寫的部分，是對相關歷史背景、人物、事件以及各種關鍵細節的補充論述；三是有一百多頁篇幅的兩份「後記」，談了自從2004年該書出版後各界的反應，尤其重要的是當事人的家屬、在世的知情人和曾經研究過書中所涉及案件的學者，作者與他們就書中各種問題的交流。（中譯本依據的是2005年的版本）令作者最後感到放心和值得自豪的是，「弗蘭克·希蘭的每一份重要的供詞都得到了證實：蓋洛槍擊案被《紐約時報》的目擊證人和情報員喬·科菲證實；霍法一案被弗蘭克·帕夫利科和比利·德埃利亞以及聯邦調查局為我的錄音帶發的傳票所證實；還有『達拉斯事件』是黑手黨委員會的陰謀最終被在特克薩卡納監獄服刑的卡洛斯·馬塞洛以及代表吉諾維斯家族參與此事件的湯尼·普羅文扎諾證實。」
（418頁）當然，我仍然不能完全放下戒心，因為無論如何這幾百小時的錄音都只是一個黑幫大佬的一面之詞，即便真的「每一份重要的證詞都得到了證實」，是否還有一些不那麼重要的證詞尚待證實？那些被2005年所知道的材料所證實的重要供詞到今天是否仍然能經受不斷被發掘的材料的考驗？這些都有待作者繼續回答。
無論從敘事框架或文學形式來看，該書都是在人物故事、新聞紀實、社會史研究和文學描寫之間的交織之中的成功典範。這使我想起「Literary Journalism」這個概念，美國學者約翰·C·哈索克認為這是一種「現代敘事形式」，意思是以文學形式完成的紀實敘事。
（見其《美國文學新聞史：一種現代敘事形式的興起》，李梅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9年3月）與我們過去熟悉的「報告文學」有點類似，但是在敘事範式和文學性等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國，這種現代敘事形式出現於十九世紀後期，在二十世紀以後迅速發展，但是在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中卻長期未受重視。許多人把客觀紀實與文學性、主觀性截然對立，實質上在客觀真相與人類的主體意識之間並不存在僅僅是由敘事形式所決定的鴻溝。如同哈索克所言，美國敘事性文學新聞正是努力通過作者的主觀參與引領讀者進入非虛構的故事之中，縮小主客觀之間的認知鴻溝。
（參見該書「結語」，239—240頁）勃蘭特這本書一方面很多真材實料的乾貨，另一方面並不隱瞞自己的主觀情感：「因為弗蘭克·希蘭複雜的一生充滿著積極向上的動人時刻，他在硝煙瀰漫的戰場上衝鋒陷陣、奮力殺敵；他對自己的孩子和親人疼愛有加。作為護柩者，我抬著覆蓋著美國國旗的綠色靈柩，送這個愛爾蘭人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程，邁向了最終的安息地。」
（第7頁）在全書正文的最後一頁，他腦海裡出現的是弗蘭克·希蘭從空中向他微笑的畫面。
（418頁）我對此不難理解，但我更願意思考的問題是，他的坦白、懺悔與冥冥之中的歷史真相是否還有距離？歷史的教科書應該如何書寫這些愛爾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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