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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3世紀左右，恰逢青銅時代的末期，以北非及近東流域為代表的古代邁錫尼文明、西臺文明、古埃及文明，以及敘利亞部分地區的沿海國家，都不同程度的走向了衰亡和落敗。它們的集體衰敗標誌著古代近東文明延續兩千年之久的青銅時代就此落幕，這種大規模文明的衰亡既是天意也是人為。在文明破落的邊緣，近東地區總體的社會生產、文化、商業貿易都相應的出現了時代的倒退，並由此墮落成後世稱謂的「黑暗時代」。
青銅時代近東文明體系的崩潰一舉改變了整個地區的社會組織及政治結構，卻也在這場人為無力阻擋的崩潰之中，誕生了新的文明形態。正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從「黑暗時代」中走出的近東發生了難以想像的進步與巨變。古希臘、猶太、腓尼基等文明都在青銅時代的廢墟中緩緩興起，並在日後為人類早期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 危機重重的青銅時代晚期，古代近東文明衰亡的時代背景
（1）敘利亞近東文明的「阿馬爾那」政治體系
敘利亞近東地區在青銅文明晚期崩潰之前，一般被稱作是阿馬爾那時代。這個時代的顯著特點就是處於地中海的大小各種文明相互交往，並在相對強悍的大國的統領之下，構成一個以文化、經濟、軍事各方面聯合交流的區域性組織結構，也即是「阿馬爾那體系」。敘利亞地區的近東文明則被夾在埃及、西臺兩大軍事強國之中，充當緩和局勢矛盾的中立地帶。
在這一時期的敘利亞近東及地中海地區，古文明相關的政治、社會組織結構大多具有碎片化和趨附統治的鮮明特點。遍布在近東地區的古代文明，大多是軍事實力較小，不具有地域話語權的小型國家，對內他們實行那個時代通用的君主集權統治措施，對外則依靠於埃及、西臺這兩大軍事強國。在那個崇尚武力徵服的時代，既然小國無法充當起地域「話事人」的領頭地位，那麼不妨就充當「大哥」們的「小弟兼打手」，倒也能尋求自保，樂得自在。
（2）阿馬爾那體系中雙向且脆弱的社會結構
阿馬爾那體系中小國文明呈現的社會結構也有其顯著特徵，即大體遵循外圍供給中心的生活模式，王公貴族生活在城市的中心，農民及手工業生產者則在城外為貴族階級利益進行勞作和服務。普通民眾依附於皇權的保護，而相應的代價則是以勞動產出物作為回報。
在我看來，這種生產模式看似公正合法，但實際卻也有其脆弱及難以維持的弊端，文明的統治嚴重依賴於普通民眾上交的「保護費」，一旦普通民眾難以支撐上層階級的利益壓力，則會出現「保護費」斷供的現象，小國文明的經濟支撐自然也隨之瓦解。
可以說，在早期青銅文明的發展之中，阿馬爾那體系不僅為大國軍事爭鬥提供了緩衝地帶，也為尋求保護的小國以及其國內的社會結構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便利。至此，直到公元前13世紀中葉，埃及、西臺兩個「地域大哥」都未爆發嚴重衝突，近東地區形勢基本穩定，小國的基本利益也得到相應的保護和維持。然而，這一切，卻在之後的100年裡，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劇變。
二、天災還是人禍？敘利亞近東文明衰亡的真正原因
（1）海上民族入侵進而引發衰亡的猜想
青銅時期敘利亞近東文明的寂滅與崩潰，恰恰是從在大國之間尋求保護的沿海小國開始。文明的崩潰與衰亡，縱觀歷史也無外乎兩種原因，其一就是外族入侵，其二則是內政爭端引發的內戰，而敘利亞近東地區古代文明巧合般的同時衰亡，則不可避免的令人聯想到異族的大肆入侵。從表面上來看，這也符合青銅時代末期某些海上民族開拓疆土的既定史實，那麼事實是否真是這般呢？
近東古代文明由於早已滅亡，所以沒有直接的史料文獻能夠例證海上民族的外來入侵是導致敘利亞近東文明直接毀滅的元兇，我們也只能退而求其次的來看看這些古代小國文明生前的老大哥「古埃及」，是否對這段塵封的謎團有足夠詳實的文獻記載，畢竟，在阿馬爾那體系的保護下，跟隨自己的小弟被人欺負了，古埃及身為名義上的大哥自然不能坐視不管，那麼我們自然也許能搜尋到蛛絲馬跡，揭開青銅時代晚期近東文明同時衰亡的最終秘密。
當然，以古埃及的文獻加載來推測近東文明衰亡的真正原因，其實並非是一種相對正確的做法，以他國歷史文獻揣測本國歷史，自然有著誇大及不實之嫌，事實上，古埃及的歷史銘文也確實誇大了諸多海上民族的侵略行徑。許多小範圍的海上侵擾行動都被埃及有關方面虛構為諾大的衛國保衛戰爭，而埃及的這一系列真真假假的做法，其實也是出於地域性「話事人」的虛榮，誇大統治者的功績是威懾阿馬爾那體系中依附小國的最好做法。
這樣虛構出來的史料記載則令人對海上民族侵略亡國論的準確性存疑。就此看來，海上民族的侵略可能真是一場徹徹底底的空想和臆造，海上民族的騷擾可能是敘利亞近東文明衰亡崩潰的催化，但卻絕非是直接的原因。
（2）天災與內憂並存，近東青銅文明衰亡的多樣化因素
既然外患沒有直接對敘利亞近東地區的古代文明帶來滅國的打擊，我們此時就應當將重心放在文明衰亡的另一重可能性之上，即是內政的憂患。在前面提到敘利亞近東古文明的社會生產結構時，我們就對這種脆弱且依賴雙向供求的社會結構表示了擔憂，在社會生產、經濟以及貿易方面佔據重要地位的普通農民和手工業者，卻被排擠到利益的邊緣。隨著上層貴族賦稅和利益索取比例的增大，農民不得不對現有的勞動分配感到不滿，當這種不安的情緒膨脹到了極點，大量的民眾選擇消極逃難，至此，社會結構崩塌。
縱觀各國歷史，下層階級的反抗都是由於上層階級無限制的隨意索取造成的，一旦貴族階級打破這種維持不易的平衡，那麼等待他們的，往往是下層普通勞動者的瘋狂反撲。其實這也很好理解，貴族階級在某種層面上相當於給普通民眾開發工資的包工頭。農民和手工業者以自己的勞動換取國家的保護，相應的則提供勞動力和生產力，但現在工資沒漲一分，工作卻增加了，自然不樂意，而不樂意的下場就是徹底脫離現有的社會結構生產體系，並加深了農民階級與貴族階級的矛盾。此時近東古文明王國的內部矛盾早已不可調和。
另一方面，晚期青銅時代，敘利亞近東地區出現了嚴重的災荒，糧食本就因為生產矛盾而日漸缺少，又適逢天災，各王國在陷入政治經濟危機之時，饑荒又加深了社會現有的矛盾，而阿馬爾那體系又使得小國寡民註定無法自救。就這樣，天災與內政的憂患，加之海上民族的侵擾，共同構成了近東古文明寂滅的真正原因。
三、廢墟中的煥發新生：王國寂滅後的文明重構
各王國的接連滅亡，象徵了敘利亞近東地區青銅時代文明的終結，在之後的文明發展進程之中，青銅時代早期的宮殿、神廟等大型建築蕩然無存，城市規模逐漸縮小，取而代之的則是小型聚居的部落以及城鎮。在近東文明庇護下的農民也放棄了世代養育自己的豐沃土地，轉而加入了周邊的遊牧民族部落，從固定的農耕轉變成為了極不穩定的遊獵。
上述這些現象都表明了在近東古文明解體消亡之後，敘利亞近東地區整體的社會生產結構都發生了不同程度的倒退。但從另一種角度來說，這種文明的重新洗牌，也為之後興起的猶太文明、腓尼基文明提供了全新的社會生產條件和相對公正平和的政治環境。
新興文明的特點就在於它們各有各的特色，青銅晚期的近東文明由於阿馬爾那體系的束縛，諸多古代王國都存在同質化的特點，而到了猶太文明發展的這一時期，諸多重新建立的國家分別在宗教、文化、語言等方面，擺脫同質的約束，進而發展出不一樣的結構體系，並最終展現各自的風採。
文化的差異則更能促進商業貿易範圍的擴大，而商業貿易的興盛又在某種程度上拓寬了古代人類文明交流的空間範圍。並最終在客觀的角度上真正促進了人類文化傳承及日常交流的進步。以文字書寫這一體系來說，以往的文字被認為是貴族階級才能掌握的高端藝術，由於上層階級的壟斷，普通百姓根本無法真正接觸及使用文字，而近東文明的寂滅正好於多層次，多空間打破原先的諸多束縛，為日後文明開放的文化燦爛之花提供了應有的基礎。
涅槃重生：衰亡中孕育了敘利亞不一樣的文明奇觀
從現有的實際證據及多方文獻記載的推測來看，晚期青銅文明的滅亡，是多方面共同作用，阿馬爾那體系保護下，脆弱且雙向的社會生產結構註定要走向滅亡。饑荒是諸多文明滅亡的導火索，外部海上民族的入侵則加劇了王國解體的進程。近東古文明的毀滅當然也不全為壞事一樁，在這之後，以色列、腓尼基都成為直接的受益者。也正是擺脫了敘利亞近東青銅文明晚期固化且脆弱的束縛，敘利亞近東地區在這之後才足以顯現出不一樣的文明奇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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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袁指揮．海上民族大遷徙與地中海文明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