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國際商業合同中，標準的常見的爭議解決條款中包含解決爭議的管轄法院或仲裁機構（仲裁庭）和適用的法律兩大要素。前者解決的是爭議發生後，哪一國的法院或者哪一個仲裁機構、仲裁庭有權管轄審理案件的問題，後者解決的是管轄機構確定後，案件的是非曲直依據哪一國家的法律，通常是指該國的實體法，進行評判和裁斷。兩者在國際爭議解決實踐中均為十分重要的問題，與當事人的權利具有切身利害關係。
就適用法律而言，根據我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的規定，除非法律由特別規定者，比如《合同法》所規定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履行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合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合同、中外合作勘探開發自然資源合同，必須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等，在大多數情形下，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涉外合同適用的法律。若當事人未在涉外合同中約定適用的法律，此時，如何確定準據法將成為一個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本文以中國法和域外英國法、歐盟法以及美國法的相關規定為基礎，對此問題進行簡要探討。
一、我國的法律規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１日，作為我國首部「國際私法法典」的《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生效並實施。我們以該法的生效實施前後劃分界線，對於當事人未有約定涉外民事關係，尤其是涉外合同，的準據法時，我國法律如何確定其準據法進行分別闡述，具體如下。
（一）《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生效前：主要遵循「最密切聯繫原則」和「更密切聯繫地原則」確定準據法
已經失效的１９８５年頒布實施的《涉外經濟合同法》第五條首次規定最密切聯繫原則（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Ｍｏ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的適用，其中第１款規定，合同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國家的法律。
隨後的已被修訂的１９８６年的《民法通則》第八章第一百四十五條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國家的法律。
最高院隨後發布的《關於審理涉港澳經濟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法［經］發［１９８７］２８號）明確，涉港澳經濟糾紛案件，按照上述《民法通則》第八章涉外民事關係的法律適用和《涉外經濟合同法》第五條的規定，應適用香港、澳門地區的法律或者外國法律的，可予適用，但以不違反我國的社會公共利益為限。
已經失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在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９日發布的《關於適用〈涉外經濟合同法〉若干問題的解答》（法［經］發〔１９８７〕２７號）（「１９８７年解答」）第二條第六款［２］就１３類涉外合同如何適用最密切聯繫原則以確定適用法進行具體的規定，並規定合同明顯地與另一國家或者地區的法律具有更密切的關係，人民法院應以另一國家或者地區的法律作為處理合同爭議的依據。
對此，我們理解：
（１）通常情況下，以「最密切聯繫」原則確定適用法律，如所涉涉外合同屬於所列１３種類型之一，則直接適用所列明的「最密切聯繫地」法律；
（２）在確定最密切聯繫地時主要考慮當事人的住所地、合同主要履行地等；
（３）如果發現較之上述所列明的「最密切聯繫地」，合同明顯與另一國家或者地區的法律具有更密切的聯繫，則應以「更密切聯繫地」法律作為準據法，此即所謂「替代條款」（「Ｅｓｃａｐｅ Ｃｌａｕｓｅ」）。
《合同法》（１９９９年）沿襲上述的原則，第一百二十六條第一款規定，涉外合同的當事人可以選擇處理合同爭議所適用的法律，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涉外合同的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國家的法律。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在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上的講話（２００５．１１．１５）中指出，凡涉外合同當事人沒有約定合同適用的法律的，要綜合考慮連結點因素，確定＂最密切聯繫地＂的法律為準據法。要注意克服適用該原則的隨意性，不得將管轄權的取得和案件的審理作為最密切聯繫因素。
在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６日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印發〈第二次全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的通知》（法發［２００５］２６號）（「南京會議紀要」）第４９條首次明確規定，按照最密切聯繫原則確定的涉外商事合同應適用的法律，是指有關國家及地區的實體法規範，不包括衝突規範和程序法規範。此原則為２０１１年《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９條明確規定。
南京會議紀要第５６條［３］同樣參考１９８７年解答的方式，就１８類涉外合同如何適用最密切聯繫原則以確定適用法律進行具體的規定，同時考慮履行義務最能體現合同的本質特性等因素，即以特徵性履行作為確定最密切聯繫原則的考慮因素之一，此為首次明確引入「特徵性履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的概念。
我們理解，南京會議紀要所列舉的１８種合同中的當事人的住所地、合同主要履行地等均為涉外民事法律關係的主要連接點，視為是「履行義務最能體現合同的本質特性」，也視為是最密切聯繫地，從而得以確定準據法。
同時，我們理解南京會議紀要確定的原則在２０１１年頒布實施的《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中得以進一步提升和明確，規定「最密切聯繫原則」和「特徵性履行原則」均為確定準據法的原則。
已經失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在２００７年８月８日發布施行的《關於審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糾紛案件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規定》（法釋〔２００７〕１４號）（「２００７年規定」）第五條［４］基本沿襲南京會議第５６條的原則。
《民法通則》（２００９年８月２７日修改）第一百四十五條延續使用「最密切聯繫」原則作為確定準據法的唯一原則，並沒有對「特徵性履行」原則作出任何規定。其條文與１９９９年《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條第一款的條文完全一樣，一個字都沒有改變。
（二）《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生效後：主要遵循「最密切聯繫原則」和「特徵性履行原則」以及「更密切聯繫地原則」確定準據法
２０１１年《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頒布實施後，除了繼承上述的最密切聯繫原則作為一般原則和更密切聯繫地原則之外，同時明確增加規定特徵性履行原則（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ｏｆ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該法第一章一般規定第２條［５］規定最密切聯繫原則作為一般原則，第六章債權第４１條［６］規定，如當事人未約定合同的適用法律，則法院可以選擇適用履行義務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與該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
據此，較之《民法通則》（２００９年）以及《合同法》（１９９９年）的相關規定，《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２條和第４１條體現如下特點和變化：
（１）涉外合同當事人未有約定合同準據法時，最密切聯繫原則仍然作為確定準據法的一般原則，即以最密切聯繫地的法律作為適用的法律；
（２）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視為涉外合同的主要連接點；
（３）對經常居所地的確定則以履行義務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為標準，即「特徵性履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４）仍然保留「更最密切聯繫地原則」。
對於故意製造連接點，從而成為最密切聯繫地和／或特徵履行地，因而確定適用法律的，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法釋［２０１２］２４號）第十一條規定，一方當事人故意製造涉外民事關係的連結點，規避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人民法院應認定為不發生適用外國法律的效力。
至於如何確定「最密切聯繫地」，如上所述，由於１９８７年解答和２００７年規定已經分別失效，目前尚未有法律、司法解釋明確規定。我們認為可參考南京會議紀要的規定。
至於如何確定和理解「履行義務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目前同樣尚未有法律、司法解釋的明確規定。我們認為同樣可參考南京會議紀要的規定。
同時，我們認為在具體適用「特徵性履行」原則時，法院需要先確定「特徵性履行」，然後以體現「特徵性履行」一方的經常居所地的法律作為準據法。
我們認為，合同履行應為合同的「特徵性履行」，相應的，合同履行地不僅可視為最密切聯繫地，而且也應當視為是「履行義務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地」之一。至於如何確定合同履行地，《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法釋［２０１５］５號）第十八條以列舉的方式規定如下：
１）合同約定履行地點的，以約定的履行地點為合同履行地；
２）合同對履行地點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爭議標的為給付貨幣的，接收貨幣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
３）交付不動產的，不動產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
４）其他標的，履行義務一方所在地為合同履行地；
５）即時結清的合同，交易行為地為合同履行地；
６）合同沒有實際履行，當事人雙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約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
（三）我國最新的司法實踐
如何具體確定最密切聯繫地和／或特徵性履行地，目前中國的司法實踐中，通常以一方當事人住所地或主要營業地、合同籤署地、合同履行地等作為最密切聯繫地。比如以出賣方（買賣合同）、委託人（居間合同）、承運人（貨物運輸合同）、受託人（委託合同）作為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出賣方所在地（買賣合同）、接受服務和支付服務費所在地（居間合同）、承運人住所地（貨物運輸合同）、受託人住所地（委託合同）等為特徵性履行地。
根據上述規則和司法實踐，涉外合同的準據法通常會是中國法，但也可能適用外國法。
例如，在江蘇省紡織工業（集團）進出口有限公司與啟東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中，上海高院以一方當事人住所地和合同籤署地作為最密切聯繫地，其支持了一審法院的論述，「一審法院認為，本案系涉港買賣合同糾紛，因啟東貿易公司提起訴訟主要依據《代付款協議》、《合同及協議核對確認書》，而上述這些合同並未就本案的法律適用作出一致的約定，雙方當事人也未在交易發生後就本案的法律適用作出一致的選擇。…由於江蘇省紡公司和萬榮公司住所地、《代付款協議》以及相關買賣合同的籤署地等位於我國內地，故我國內地法律與本案具有最密切聯繫…。」［７］
例如，在東麗電子有限公司與仁寶網路資訊（（崑山））有限公司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糾紛案中，江蘇高院以合同籤署地作為最密切聯繫地，其支持了一審法院的論述，「本案系涉臺貨物買賣合同糾紛，故應參照涉外民商事案件確定法律適用。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履行義務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與該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本案中東麗公司與仁寶公司未能就適用法律達成一致意見，故一審法院依法按照最密切聯繫原則確定法律適用。由於本案合同履行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按照最密切聯繫原則，本案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法律。」［８］
例如，在梁耀新、無錫市泰得力物流設施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中，廣東高院以合同履行地作為最密切聯繫地，其支持了一審法院的論述，「梁耀新系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本案屬於涉港買賣合同糾紛。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十九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履行義務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與該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本案買賣合同的履行地在廣東省雲浮市新興縣，雲浮市新興縣與本案有最密切聯繫，本案糾紛應以雲浮市所在地法、即我國內地法律作為準據法。」［９］
例如，在蔣文君與韋江磊和侯賽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中，浙江省金華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出賣方作為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出賣方所在地為特徵性履行地，其支持一審法院的論述，「該案系買賣合同糾紛，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履行義務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與該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該案的訂貨單中對法律適用沒有作出約定，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為出賣方，而出賣方的住所地即原告的住所地在我國境內，故該案應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予以裁判。」［１０］
例如，在威海富海華液體化工有限公司、中國長城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東省分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以合同的籤訂地、履行地為最密切聯繫地，其認為，「王曉平系美利堅合眾國公民，王曉平為保證人的《自然人保證合同》為涉外擔保法律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履行義務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與該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自然人保證合同》的當事方未選擇合同爭議應適用的法律，但該合同的籤訂地、履行地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是與本案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故本案應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作為解決本案實體爭議的準據法。」［１１］
例如，在北京穎泰嘉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與美國百瑞德公司居間合同糾紛案中，北京高院認為，「本案中協議雙方未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但本案應認定為居間合同法律關係，穎泰嘉和公司作為居間一方當事人，接受居間服務，支付居間費用，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穎泰嘉和公司的住所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常居住地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因此本案應當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１２］。值得一提的是，本案並沒有如南京會議紀要所列舉的適用居間人住所地法作為準據法，而是依據特徵履行原則和替代最密切聯繫原則確定準據法。
例如，在北京三中院在北京和伊華國際貿易發展有限責任公司與明和產業株式會社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中，同樣認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四十一條之規定：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履行義務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與該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本案中雙方當事人沒有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而明和會社與貿易公司均認可雙方存在買賣合同關係，貿易公司向明和會社供貨。因此，貿易公司住所地法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可以視為與該糾紛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故本案準據法應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１３］
例如，在江蘇高院在華冠通訊（江蘇）有限公司與燿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中，同樣認定：「本案燿華公司系臺灣地區企業，故本案應參照涉外民事案件的規定確定法律適用。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履行義務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與該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本案買賣合同的實際履行地在中國大陸，故依據買賣合同法律關係的認定，適用中國大陸法律。」［１４］
例如，在天威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法律服務合同糾紛一案中，北京高院根據一方當事人住所地，結合合同內容及合同目的，認定美國法為與本案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本案中，因提供法律服務的一方當事人是在美國註冊成立的法人，本案屬於涉外合同糾紛，法院認為「本案合同訂立時間是２００９年８月１６日，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施行之前，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若干問題的解釋（一）》第二條之規定：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實施以前發生的涉外民事關係，人民法院應當根據該涉外民事關係發生時的有關法律規定確定應當適用的法律；…當時適用的法律規定是《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糾紛案件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規定》…本案應當適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糾紛案件法律適用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五條之規定：當事人未選擇合同爭議應適用的法律的，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國家或者地區的法律。人民法院根據最密切聯繫原則確定合同爭議應適用的法律時，應根據合同的特殊性質，以及某一方當事人履行的義務最能體現合同的本質特性等因素，確定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國家或者地區的法律作為合同的準據法。本案受託人達維律師事務所是在美國註冊的律師事務所，提供的是關於與跨境收購相關的美國法律服務，法律服務指向的交易是收購美國上市公司且交易的交割完成是在美國；此外，天威新能源亦認為應當按照美國法律的標準評判達維律師事務所提供的法律服務。綜上，本院認為，最能體現本案法律服務合同本質特性、與本案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是美國法律。」［１５］
例如，在ＨＹＰＥＲ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香港超越有限公司）訴浙江盛達工貿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中，上海一中院以出賣方作為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出賣方住所地為特徵性履行地，其支持一審法院的論述，「ＨＹＰＥＲ公司系在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註冊成立的法人，故本案系涉港買賣合同糾紛。盛達公司、ＨＹＰＥＲ公司就盛達公司主張的系爭買賣合同糾紛的法律適用未作約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履行義務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與該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盛達公司作為買賣合同的出賣方為最能體現合同特徵的一方，盛達公司的經常居所地位於中國內地，故本案應適用中國內地法律處理。」［１６］
例如，在匯力貨運有限公司與常州沃圓紡織有限公司、深圳市匯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一案中，上海高院以承運人作為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承運人住所地為特徵性履行地，認定中國內地法律為與本案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本案中，因當事人匯力公司的住所地屬香港特別行政區，且涉案貨運目的港在境外，本案屬於涉外合同糾紛。上海高院認為「我國法律規定，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應適用履行義務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與該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涉案合同為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承運人匯力公司履行運輸義務為特徵性履行，其住所地在中國，再綜合合同籤訂地、運輸始發地、當事人營業地等因素考慮，中國內地法律是與涉案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１７］
例如，在金日權、李順蘭與株式會社大吉通商〔原（株）吉布綜合物流〕、延吉市青雲貿易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一案中，吉林高院以糾紛發生地作為最密切聯繫地，其支持了一審法院的論述，「本案屬涉外買賣合同糾紛。因本案各方當事人沒有約定處理該糾紛所適用的法律，糾紛發生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按照最密切聯繫原則，本案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１８］
二、域外的法律規定
（一）歐盟法的規定：「特徵性履行原則」和「最密切聯繫原則」以及「更密切聯繫地原則」
據我們了解，「特徵履行說」最早由哈伯格（Ｈａｒｂｕｒｇｅｒ）於１９０２年在研究雙務合同的法律適用問題時提出［１９］，是用來確定最密切聯繫地的方法，指的是通過判斷合同哪一方當事人的履行行為最能體現該合同的本質特徵進而選擇與該當事人有關的法律作為合同的準據法。這其中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確定合同特徵性履行方，二是根據合同特徵性履行方確定準據法。
根據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９日開放籤署的《關於合同之債的法律適用公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下稱「Ｒｏｍ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第４條的規定：
（１）如合同當事人未約定準據法，則合同應當適用與其有最密切聯繫的國家或地區的法律。若合同可分割的部分與另一國家或地區的聯繫更為密切，則該部分可單獨適用該國家或地區的法律［２０］。
（２）通常情況下，合同應推定與履行義務最能體現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的慣常居住地（自然人）或主要營業地或機構管理中心所在地（法人或非法人機構）所在的國家有最密切聯繫［２１］。但是，該原則不適用於不動產交易合同［２２］和貨物運輸合同［２３］。
（３）如果無法確定特徵性履行，或案件的總體情況表明合同與另一國家或地區的聯繫更為緊密，則不能適用上述「特徵性履行」的推定來確定合同的最密切聯繫地［２４］。
２００８年６月１７日，經歐盟議會通過的《關於合同之債的法律適用條例》（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下稱「Ｒｏｍｅ 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取代了Ｒｏｍ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其中最重要的變化是不再將「特徵性履行原則」作為確定「最密切聯繫地」的輔助性方法，而是將其作為確定合同準據法的主要方法，「最密切聯繫原則」則成了兜底條款［２５］。
Ｒｏｍｅ 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對特徵性履行原則進行了明確規定，根據其前言（「Ｗｈｅｒｅａｓ」）部分第１９條的規定［２６］：
（１）如當事人未約定適用法律，則應適用法律規定的特定類型合同的準據法。比如國際貨物買賣合同應以賣方所在地的國家法律為準據法［２７］；
（２）如某一合同不屬於任何特定類型的合同或者其特徵已超出某一特定類型的合同，則應適用履行義務能夠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的慣常居住地法律；
（３）如某一合同中的權利義務可歸入多個特定類型的合同之中，則在確定該合同的特徵性履行時應考慮其權利義務在不同類型的合同之間的權重分布。
Ｒｏｍｅ 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前言（「ｗｈｅｒｅａｓ」）部分第２０、２１條對「最密切聯繫」原則的規定如下［２８］：
（１）如合同顯然與其他國家，而非本條例第４條第１款或第２款［２９］中指明的國家，有更密切聯繫時，應適用該其他國家的法律。
（２）如當事人沒有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且既無法歸類為法律規定的特定類型合同並據此準據法又無法根據被要求完成特徵性履行義務的一方當事人的慣常居住地法律確定準據法時，應適用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國家的法律。
（二）英國法的規定：「最密切聯繫原則」和「分割適用法律原則」以及「更最密切聯繫地原則」
英國《１９９０年合同（準據法）法》（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Ｌａｗ） Ａｃｔ １９９０）的有關規定基本承襲Ｒｏｍ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的有關規定。其中第４條第１款規定：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ｉｓ ｍｏｓｔ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ａ ｓｅｖｅｒａｂｌ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 ｃｌｏｓｅ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ａｙ ｂｙ ｗａｙ ｏｆ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ｂｅ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ａｔ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據此，英國法下，如果當事人沒有選擇適用法律，同樣應適用最密切聯繫地法律。同時，如果合同中的某一可分割的部分與另一國家或地區的聯繫更為密切，則該部分可單獨適用該國家或地區的法律。
對於「分割適用法律」原則，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一）》（法釋［２０１２］２４號）第十三條有明確規定，案件涉及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涉外民事關係時，人民法院應當分別確定應當適用的法律。
英國《１９９０年合同（準據法）法》（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Ｌａｗ） Ａｃｔ １９９０）第４條第２款規定：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５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ｐｒｅｓｕ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ｓ ｍｏｓｔ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ｗｈｏ ｉｓ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ｈａｓ，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ｈｉｓ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 ｂｏｄ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ｏｒ ｕｎ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ｔ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
上述規定確立了以特徵性履行確定「最密切聯繫地」的原則，即在通常情況下，在合同訂立時，履行的義務最能體現合同特徵的，該方當事人的慣常居住地（自然人）或主要營業地或機構管理中心所在地（法人或非法人機構）為合同的最密切聯繫地。
但是，該原則不適用於不動產交易合同［３０］和貨物運輸合同［３１］。
此外，如果無法確定特徵性履行，或案件的總體情況表明合同與另一國家或地區的聯繫更為緊密，則也不能適用特徵性履行以確定最密切聯繫地原則。［３２］我國法律所規定的更密切聯繫地原則基本上與該規定類似。
在無法確定合同的特徵性履行的情況下，英國上議院在著名的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Ｔｕｎｉｓｉｅｎｎｅ Ｄｅ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 ｖ．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Ｄ』Ａｒｍｅｍｅｎｔ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Ａ．一案中指出，不能直接根據仲裁地在倫敦就認定案件的最密切聯繫地在英國，而應當綜合考慮案件的多個連接點因素，比如合同談判地、談判所用語言、合同履行地、交易結算幣種、合同語言等，確定最密切聯繫，最終認定法國法為最密切聯繫地法律。［３３］
關於如何具體適用《１９９０年合同（準據法）法》第４條確定合同準據法，英國高等法院在審理Ａｐｐｌｅ Ｃｏｒｐｓ Ｌｔｄ． ｖ． Ａｐｐｌ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ｃ． 一案中，法官Ｍｒ．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ＭＡＮＮ依據第４條第１、２、５款的內容整理出如下具體分析思路［３４］： 首先，確定合同的特徵性履行義務。其次，據此確定履行義務最能體現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特徵性履行方）。再次，確定特徵性履行方的慣常居住地（自然人）或主要營業地或機構管理中心所在地（法人或非法人機構），由此可推定出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司法管轄區域及法律。最後，判斷合同是否與其他國家有更密切的聯繫，若是，則適用其他國家的法律。例外，若無法確定合同的特徵性履行義務，則判斷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國家，進而適用其法律作為合同準據法。
實踐中，常常出現一個合同既可依據《１９９０年合同（準據法）法》第４條第２款適用履行義務最能體現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的慣常居住地法（自然人）或主要營業地或機構管理中心所在地法（法人或非法人機構），又可依據該條第５款適用根據案件總體情況表明與合同有更密切聯繫的其他國家的法律，由此產生法律適用糾紛的情況。
在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 Ｓｕｂｓｅａ Ｌｔｄ． ｖ． Ｍｉｃｏｐｅｒｉ Ｓｒｌ一案中，主審法官Ｌｏｒｄ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ＣＵＬＬＥＮ認為，除非根據第４條第５款進行比較後，其結果證明有明顯佔多數的關聯因素支持合同與另一個國家有更密切聯繫，否則不應忽視第４條第２款中主張適用履行義務最能體現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的慣常居住地法（自然人）或主要營業地或機構管理中心所在地法（法人或非法人機構）的推定。［３５］法官Ｌｏｒｄ ＣＡＭＥＲＯＮ ＯＦ ＬＯＣＨＢＲＯＯＭ贊同荷蘭最高法院法官ＨＯＧＥ ＲＡＡＤ在Ｓｏｃｉｅｔｅ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ｄｅｓ Ｐａｐｅｔｅｒｉｅｓ ｄｅ ｌ』Ａａ ｖ． Ｍａｃｈｉｎｅｆａｖｒｉｅｋ ＢＯＡ一案中的觀點，認為第４條第５款構成第２款中主要規則的例外，且僅在履行義務最能體現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的營業地其重要程度不足以構成連接點時才可適用。［３６］
（三）美國法的規定：「重力中心原則」或「關係聚集地原則」
最密切聯繫原則在美國法下被稱為「重力中心」原則（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或「關係聚集地」原則（Ｇｒｏｕｐ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９３７年，Ｈａｒｐｅｒ和Ｔａｉｎｔｏｒ在其著作Ｃａｓｅｓ ｏ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Ｌａｗｓ中提到，很多法院意圖尋找與合同有最重要聯繫的聯繫點，即通過審查所有應該對當事人的訴訟有影響的情況，在應被描述為「情況的重力中心」的地方尋找與合同交易有最緊密聯繫的聯繫點。交易應當由與其有最密切聯繫的州的法律管轄，鑑於該州與合同當事人的重要行為在事實上有緊密聯繫［３７］。
１９４５年，美國印第安納州最高法院主審法官Ｃｈｉｅ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ＲＩＣＨＭＡＮ在Ｗ．Ｈ． Ｂａｒｂｅｒ Ｃｏ． ｖ． Ｈｕｇｈｅｓ一案中率先嘗試將該原則具體化為判例法規則。［３８］１９５４年，在紐約州上訴法院的Ａｕｔｅｎ ｖ． Ａｕｔｅｎ一案中，該原則被正式提出。
在此之前，合同法律適用問題通常按照普遍接受的一般規則來解決：有關合同執行、解釋及有效性的問題適用合同締結地法，有關合同履行的問題適用合同履行地法。［３９］
在Ｗ．Ｈ． Ｂａｒｂｅｒ Ｃｏ． ｖ． Ｈｕｇｈｅｓ一案中，法官Ｃｈｉｅ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ＲＩＣＨＭＡＮ嘗試根據最密切聯繫原則制定準據法的確定規則：「Ｓｏ ｆａｒ ａｓ ｗｅ ｋｎｏｗ ｉｔ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ｎｙ ｃｏｕｒｔ ｉｎｔｏ ａ ｒｕｌｅ， ｂｕｔ ｉｆ ｏｎｅ ｗｅｒ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ｉｔ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ｓｔａｔ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ｗｉｌ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ａｌｌ 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ｏｕｃ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ａｐｐｌｙ 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ｗ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ａｔ ｓｔ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ｓ ａｒｅ ｉｎ ｍｏｓｔ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並在案件審理過程中藉助連接點及重力中心原則進行判斷：「Ｌｏｏｋ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ｏｉ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ａｓｅ， ｗ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ｈａ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ｅｓ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ｔ ｉｓ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ｏ ｅｓｃａｐ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ｉｔｓ ｌａ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 ｔａｋｅｎ ｔｈｅｒｅ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Ｃｏｕｒｔ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４０］
根據法官Ｃｈｉｅ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ＲＩＣＨＭＡＮ的陳述，我們理解：法院在確定合同適用的準據法時，應考慮合同當事人與案件所涉及的各個州有關聯的且與交易有關的所有行為，即全面考慮合同的所有連接點，並選擇適用與合同存在有最密切聯繫事實的州的法律。
在Ａｕｔｅｎ ｖ． Ａｕｔｅｎ一案中，法官Ｊｕｄｇｅ ＦＵＬＤ通過整理主審法官Ｃｈｉｅ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ＲＩＣＨＭＡＮ在Ｗ．Ｈ． Ｂａｒｂｅｒ Ｃｏ． ｖ． Ｈｕｇｈｅｓ一案中的觀點，提出「重力重心地」原則（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或「關係聚集地」原則（Ｇｒｏｕｐ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並作出解釋［４１］：在此原則下，法院不再將當事人的意圖或合同締結地、履行地作為確定合同準據法的決定性因素，而將重點放在與爭議問題有最重要聯繫的地點的法律。法官Ｊｕｄｇｅ ＦＵＬＤ還對上述原則的價值進行了評價［４２］：雖然關係聚集地原則在適用法律的確定性及可預見性方面不如一般規則，但它使得法院能夠適用與特定訴訟結果有最密切聯繫地的法律，讓法院能夠反映出案件涉及的不同司法管轄區域的相關利益，同時讓法院得以兼顧當事人可能的合同目的及考慮哪個法律能產生最好的實際結果。
１９７１年，美國法學會在美國國際私法學者ＷＩＬＬＩＳ ＲＥＥＳＥ的主持下發表了美國《第二次衝突法重述》（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Ｌａｗｓ）［４３］。其中，第１８８條規定：
「§１８８ Ｌａｗ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ｉｎ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ｂ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１）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ｄ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ａｎ ｉｓｓｕｅ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ｗｈｉｃｈ，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ａｔ ｉｓｓｕｅ，ｈ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ｓｔａｔｅｄ ｉｎ§６［４４］．
（２）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ｌａｗ ｂ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ｓｅｅ§１８７），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ｔｏ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ｉｎ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６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ｎ ｉｓｓｕｅ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ｎｇ，
（ｂ）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ｃ）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ｔｈ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ｎｄ
（ｅ）ｔｈｅ ｄｏｍｉｃｉｌｅ，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ａｒｅ ｔｏ ｂ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ｉｓｓｕｅ．
（３）Ｉ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ｓｔａｔｅ，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ｉｓ ｓｔａｔｅ ｗｉｌｌ ｕｓｕａｌｌｙ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ｅｘｃｅｐｔ ａｓ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ｉｎ§§１８９—１９９ ａｎｄ ２０３．」
上述規則體現了最密切聯繫原則，規定合同當事人的權利義務應由與交易及當事人有最重要聯繫的州的法律決定。同時，上述規則羅列了幾項與合同有密切聯繫的地點，包括：合同籤訂地、合同談判地、合同履行地、合同標的物所在地以及合同當事人的住所地、居住地、國籍國、註冊地及經營地，以供法院參考，並根據各地點與特定問題的關聯重要性確定合同的最密切聯繫地。此外，該條第３款還介紹了一項一般原則，即當合同談判地與合同履行地同在一州時，通常適用該州法律管轄合同，除非另有規定。
結束語
對於準據法的確定原則和規則，中國的法律基本與國際接軌。涉外合同的準據法在當事人沒有做出明確選擇時，大多數情形下會是中國法，但也可能是外國法。而且，若某一交易涉及兩個或以上可分割的法律關係，則可能分別適用不同的準據法。對於企業而言，適用法律的不同將會直接影響合同下的權利義務，關乎切身利益。因此，需要格外的關注。
注釋：
［１］高文杰為天元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本文謝小松及見習生黃聞宇也有貢獻。
［２］該款規定：「如果當事人未選擇合同所適用的法律時，對於下列涉外經濟合同，人民法院按照最密切聯繫原則確定所應適用的法律，在通常情況下是：１．國際貨物買賣合同，適用合同訂立時賣方營業所所在地的法律。如果合同是在買方營業所所在地談判並訂立的，或者合同主要是依買方確定的條件並應買方發出的招標訂立的，或者合同明確規定賣方須在買方營業所所在地履行交貨義務的，則適用合同訂立時買方營業所所在地的法律。２．銀行貸款或者擔保合同，適用貸款銀行或者擔保銀行所在地的法律。３．保險合同，適用保險人營業所所在地的法律。４．加工承攬合同，適用加工承攬人營業所所在地的法律。５．技術轉讓合同，適用受讓人營業所所在地的法律。６．工程承包合同，適用工程所在地的法律。７．科技諮詢或者設計合同，適用委託人營業所所在地的法律。８．勞務合同，適用勞務實施地的法律。９成套設備供應合同，適用設備安裝運轉地的法律。１０．代理合同，適用代理人營業所所在地的法律。１１．關於不動產租賃、買賣或者抵押的合同，適用不動產所在地的法律。１２．動產租賃合同，適用出租人營業所所在地的法律。１３．倉儲保管合同，適用倉儲保管人營業所所在地的法律。但是，合同明顯地與另一國家或者地區的法律具有更密切的關係，人民法院應以另一國家或者地區的法律作為處理合同爭議的依據。」
［３］該條規定：「人民法院根據最密切聯繫原則確定合同應適用的法律時，應根據合同的特殊性質，以及當事人履行的義務最能體現合同的本質特性等因素，確定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繫國家的法律作為合同的準據法。在通常情況下，下列合同的最密切聯繫地的法律是：（１）國際貨物買賣合同，適用合同訂立時賣方住所地法；如果合同是在買方住所地談判並訂立的，或者合同主要是依買方確定的條件並應買方發出的招標訂立的，或者合同明確規定賣方須在買方住所地履行交貨義務的，適用買方住所地法。（２）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以及其他各種加工承攬合同，適用加工承攬人住所地法。（３）成套設備供應合同，適用設備安裝運轉地法。（４）不動產買賣、租賃或者抵押合同，適用不動產所在地法。（５）動產租賃合同，適用出租人住所地法。（６）動產質押合同，適用質權人住所地法。（７）借款合同，適用貸款人住所地法。（８）贈與合同，適用贈與人住所地法。（９）保險合同，適用保險人住所地法。（１０）融資租賃合同，適用承租人住所地法。（１１）建設工程合同，適用建設工程所在地法。（１２）倉儲、保管合同，適用倉儲、保管人住所地法。（１３）保證合同，適用保證人住所地法。（１４）委託合同，適用受託人住所地法。（１５）債券的發行、銷售和轉讓合同，分別適用債券發行地法、債券銷售地法和債券登記地法。（１６）拍賣合同，適用拍賣舉行地法。（１７）行紀合同，適用行紀人住所地法。（１８）居間合同，適用居間人住所地法。上述合同明顯與另一國家或者地區有更密切聯繫的，適用該國或者地區的法律。」
［４］該條第二款規定：「人民法院根據最密切聯繫原則確定合同爭議應適用的法律時，應根據合同的特殊性質，以及某一方當事人履行的義務最能體現合同的本質特性等因素，確定與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國家或者地區的法律作為合同的準據法。（一）買賣合同，適用合同訂立時賣方住所地法；如果合同是在買方住所地談判並訂立的，或者合同明確規定賣方須在買方住所地履行交貨義務的，適用買方住所地法。（二）來料加工、來件裝配以及其他各種加工承攬合同，適用加工承攬人住所地法。（三）成套設備供應合同，適用設備安裝地法。（四）不動產買賣、租賃或者抵押合同，適用不動產所在地法。（五）動產租賃合同，適用出租人住所地法。（六）動產質押合同，適用質權人住所地法。（七）借款合同，適用貸款人住所地法。（八）保險合同，適用保險人住所地法。（九）融資租賃合同，適用承租人住所地法。（十）建設工程合同，適用建設工程所在地法。（十一）倉儲、保管合同，適用倉儲、保管人住所地法。（十二）保證合同，適用保證人住所地法。（十三）委託合同，適用受託人住所地法。（十四）債券的發行、銷售和轉讓合同，分別適用債券發行地法、債券銷售地法和債券轉讓地法。（十五）拍賣合同，適用拍賣舉行地法。（十六）行紀合同，適用行紀人住所地法。（十七）居間合同，適用居間人住所地法。如果上述合同明顯與另一國家或者地區有更密切聯繫的，適用該另一國家或者地區的法律。」
［５］該條規定：「涉外民事關係適用的法律，依照本法確定。其他法律對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另有特別規定的，依照其規定。本法和其他法律對涉外民事關係法律適用沒有規定的，適用與該涉外民事關係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
［６］該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合同適用的法律。當事人沒有選擇的，適用履行義務最能體現該合同特徵的一方當事人經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與該合同有最密切聯繫的法律。」
［７］江蘇省紡織工業（集團）進出口有限公司與啟東國際貿易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二審判決書（上海高院（２０１６）滬民終４９８號），第１０、１６頁。
［８］東麗電子有限公司與仁寶網路資訊（崑山）有限公司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糾紛二審判決書（江蘇高院（２０１５）蘇商外終字第０００３４號），第５、１０頁。
［９］參見梁耀新、無錫市泰得力物流設施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案二審判決書（廣東高院（２０１７）粵民終２號），第４、７頁。
［１０］參見蔣文君與韋江磊和侯賽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糾紛（浙江金華中院（２０１６）浙０７民終５６０２號），第２、４頁。
［１１］威海富海華液體化工有限公司、中國長城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東省分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糾紛二審判決書（最高院（２０１８）最高法民終１６８號），第２８－２９頁。
［１２］北京穎泰嘉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與美國百瑞德公司居間合同糾紛案二審判決書（北京高院（２０１３）高民終字第１２７０號），第２０頁。
［１３］北京和伊華國際貿易發展有限責任公司與明和產業株式會社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糾紛二審判決書（北京三中院（２０１８）京０３民終１６１８號），第５頁。
［１４］華冠通訊（江蘇）有限公司與燿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糾紛二審判決書（江蘇高院（２０１６蘇民終１０７５號），第４頁。
［１５］天威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法律服務合同糾紛一審判決書（北京高院（２０１４）高民（商）初字第０４９１７號），第３８－４０頁。
［１６］ＨＹＰＥＲ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香港超越有限公司）訴浙江盛達工貿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二審判決書（上海一中院（２０１６）滬０１民終５１１１１號），第６、１０頁。
［１７］匯力貨運有限公司與常州沃圓紡織有限公司、深圳市匯力貨運代理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二審判決書（上海高院（２０１７）滬民終２７１號），第４、７頁。
［１８］金日權、李順蘭與株式會社大吉通商（原（株）吉布綜合物流）、延吉市青雲貿易有限公司買賣合同糾紛二審判決書（吉林高院（２０１９）吉民終３７９號），第３、５頁。
［１９］參見肖建國、劉東：「管轄規範中的合同履行地規則研究」，載《現代法學》２０１５年９月第３７卷第５期，第１２４頁。
［２０］第４條第１款規定：「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ｉｓ ｍｏｓｔ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Ｎｅｖｅｒｔｈｅｌｅｓｓ， ａ ｓｅｖｅｒａｂｌ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ａ ｃｌｏｓｅｒ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ｍａｙ ｂｙ ｗａｙ ｏｆ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ｂｅ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ａｔ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２１］第４條第２款規定：「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５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ｐｒｅｓｕ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ｓ ｍｏｓｔ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ｗｈｏ ｉｓ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ｈａｓ，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ｈｉｓ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 ｂｏｄｙ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ｏｒ ｕｎ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ｉｔ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ｓ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ａｔ ｐａｒｔｙ＇ｓ ｔｒａｄｅ ｏｒ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ｏｒ， ｗｈｅｒ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ｓ ｔｏ ｂｅ ｅ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ａｔ ｏｔｈｅｒ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２２］第４條第３款規定：「Ｎｏ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２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ｓ ａ ｒｉｇｈｔ ｉｎ ｉｍｍｏｖａｂｌ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ｒ ａ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ｕｓｅ ｉｍｍｏｖａｂｌ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ｐｒｅｓｕ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ｓ ｍｏｓｔ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ｍｏｖａｂｌ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２３］第４條第４款規定：「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ｓｈａ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２． Ｉｎ ｓｕｃｈ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ｒｉｅｒ ｈａｓ ｈｉ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ｓ ａｌｓ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ｏ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ｇｎｏｒ 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ｉ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ｐｒｅｓｕ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ｓ ｍｏｓｔ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ｓｉｎｇｌｅ ｖｏｙａｇ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ａｓ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２４］第４條第５款規定：「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２ ｓｈａｌｌ ｎｏｔ ａｐｐｌｙ ｉ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 ２， ３ ａｎｄ 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ｄ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ｉｆ ｉ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２５］參見鄒國勇：「歐盟合同衝突法的嬗變—從《羅馬公約》到《羅馬條例Ｉ》」，載《武大國際法評論》２０１２年第１５卷第２期，第３７１頁。
［２６］該條原文為：「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ｎｏ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ｌａｗ，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ｌａｗ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ｔｙｐｅ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ｂｅｉｎｇ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ｔｙｐｅｓ ｏｒ ｗｈｅｒｅ ｉｔｓ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ｆａｌｌ ｗｉｔｈｉ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ｔｙｐｅｓ，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ｈａｓ ｈｉｓ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ａ ｂｕｎｄｌｅ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ｃａｐａｂｌｅ ｏｆ ｂｅｉｎｇ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ｆａｌｌｉｎｇ ｗｉｔｈｉｎ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ｈａｖｉｎｇ ｒｅｇａｒｄ ｔｏ ｉｔ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２７］Ｒｏｍｅ １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第４條第１款列明了根據「特徵性履行原則」確定的八種具體合同的準據法，該款原文如下：「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ｗ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ｃｈｏｓｅｎ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 ａｎｄ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 ｔｏ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５ ｔｏ ８， ｔｈｅ ｌａｗ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ａｓ ｆｏｌｌｏｗｓ：（ａ）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ａｌ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ｓｅｌｌｅｒ ｈａｓ ｈｉｓ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ｈ）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ｈｉｃｈ ｂｒｉｎｇｓ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ｏｒ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ｂｕｙ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ｅｌｌ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ａｓ ｄｅ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１）， ｐｏｉｎｔ （１７）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４／３９／ＥＣ，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ｎｏｎ－ｄｉｓｃｒｅｔｉｏｎａｒｙ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ｌａｗ，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ａｔ ｌａｗ．」
［２８］第２０條原文為：「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ｓ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ｌｙ ｍｏ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ｉ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１） ｏｒ （２）， ａｎ ｅｓｃａｐｅ ｃｌａｕｓ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ａｔ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ｓ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ｔｅｒ ａｌｉａ， ｏｆ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ｖｅｒｙ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ｏ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第２１條原文為：「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ｏｉｃｅ，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ｌａｗ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ｅｉｔｈ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ａ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ｃａｎ ｂ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ｔｙｐｅｓ ｏｒ ａｓ ｂｅ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ｆ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ｉｓ ｍｏｓｔ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ｔｅｒ ａｌｉａ， ｏｆ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 ｖｅｒｙ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ｏｒ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２９］該款原文為：「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１ ｏｒ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ｏｎｅ ｏｆ ｐｏｉｎｔｓ （ａ） ｔｏ （ｈ） ｏｆ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１，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ｈａｓ ｈｉｓ ｈａｂｉｔｕａｌ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３０］「Ｎｏｔｗｉｔｈ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２ ｏｆ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ｏ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ｍａｔｔ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ｓ ａ ｒｉｇｈｔ ｉｎ ｉｍｍｏｖａｂｌ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ｒ ａ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ｕｓｅ ｉｍｍｏｖａｂｌ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ｐｒｅｓｕｍ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ｓ ｍｏｓｔ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ｉｍｍｏｖａｂｌｅ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ｓ 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Ｓｅｅ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３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Ｌａｗ） Ａｃｔ １９９０．
［３１］「Ａ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ａｒｒｉａｇｅ ｏｆ ｇｏｏｄｓ ｓｈａｌｌ ｎｏｔ ｂ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２．……」Ｓｅｅ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４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Ｌａｗ） Ａｃｔ １９９０．
［３２］「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２ ｓｈａｌｌ ｎｏｔ ａｐｐｌｙ ｉ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ｓ ２， ３ ａｎｄ ４ ｓｈａｌｌ ｂｅ ｄ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ｉｆ ｉｔ ａｐｐｅａｒ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ａｓ ａ ｗｈｏｌｅ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ｓ ｍｏ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ｅｅ Ｐａｒａｇｒａｐｈ ５ ｏｆ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Ｌａｗ） Ａｃｔ １９９０．
［３３］主審法官Ｌｏｒｄ ＭＯＲＲＩＳ ＯＦ ＢＯＲＴＨ－Ｙ－ＧＥＳＴ特別指出：「Ｏｎ ｔｈａｔ ｂａｓｉｓ ａｎｄ ｕｐｏｎ ａ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ｈｅｌｄ ｔｈａｔ Ｆｒｅｎｃｈ ｌａｗ ｉ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ｌａｗ．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ｈａｄ ａ ｍｕｃｈ ｃｌｏｓ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ｒｅ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ｒｅｎｃｈ ｌａｗ ｔｈａｎ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ａｗ．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ｗａｓ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ｄ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Ｆｒｅｎｃｈ ｆｉｒｍ ｏｆ ｂｒｏｋｅｒｓ ａｎｄ ｗａｓ ｍａｄｅ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Ｔ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ｔｏ ｂｅ ｐａ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ｉｎ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Ｏｎｅ ｐａｒｔｙ ｗ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ａｒｔｙ ｗａｓ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Ｆｒｅｎｃｈ ｌａｗ ｗｈｉｃｈ ａｔ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ｗａｓ ｒｅｇｉｓｔｅｒｅｄ ａｓ ａ Ｆｒｅｎｃｈ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ｅｅ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Ｔｕｎｉｓｉｅｎｎｅ Ｄｅ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Ｓ．Ａ． ｖ． Ｃｏｍｐａｇｎｉｅ Ｄ』Ａｒｍｅｍｅｎｔ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Ａ． ［１９７０］ ２ Ｌｌｏｙｄ』ｓ Ｒｅｐ ９９， １０７－１０８． Ｆｏｒ ｓｉｍｉｌａｒ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ｐｐｌｅ Ｃｏｒｐｓ Ｌｔｄ． ｖ． Ａｐｐｌ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ｃ． ［２００４］ ２ Ｃ．Ｌ．Ｃ． ７２０ （Ｅｎｇ．）．
［３４］「Ｉ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ｈａｖｅ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ａ） Ｉ ｈａｖｅ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ｉｆ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ｕ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Ｍａｒｋ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ｂ） Ｉｆ Ｉ ｃａｎ ｄｏ ｔｈａｔ， Ｉ ｔｈｅｎ ｈａｖｅ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ｗｈｏ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ａ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ｃ） Ｏｎｃｅ ｔｈａｔ ｐａｒｔｙ ｉｓ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ｉｆ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ｔｈｅｎ Ｉ ｈａｖｅ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ａｔ ｐａｒｔｙ． Ｔｈａｔ ｇｉｖｅｓ ｒｉｓｅ ｔｏ ａ 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ａｔ ｔ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ｓ ｍｏｓｔ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ｃｌｏｓ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ｌａｗ． ｄ）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ｈａｖｉｎｇ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ｔｈａｔ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ｆ Ｉ ｃａｎ）， Ｉ ｈａｖｅ ｔｏ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ｏｒ ｎｏ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ｍｏ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ｒｔ．４（５）； ｉｆ ｓｏ， ｔｈｅｎ ｔｈａｔ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ｌａｗ． ｅ） Ｉｆ Ｉ ｃａｎｎｏ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ｄｕｅ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ｎ ａｇａｉｎ Ｉ ｈａｖｅ ｔｏ ｄｅｃｉｄｅ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ｓ ｍｏｓｔ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ｇａｉ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ｌａｗ （Ａｒｔｓ ４（５） ａｎｄ （４（１））．」 Ｓｅｅ Ａｐｐｌｅ Ｃｏｒｐｓ Ｌｔｄ． ｖ． Ａｐｐｌｅ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Ｉｎｃ． ［２００４］ ２ Ｃ．Ｌ．Ｃ． ７２０ ［７４３］ （Ｅｎｇ．）．
［３５］「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ｐａｒａ ２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ｄ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ｕｎｌｅｓｓ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ｒｅｆｅｒｒｅｄ ｔｏ ｉｎ ｐａｒａ ５—ｗｈｉｃｈ， ｕｎｌｉｋｅ ｐａｒａ ２， ｍａｙ ｉｎｖｏｌｖｅ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ａ ｃｌｅａｒ ｐｒｅｐｏｎｄ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ｆａｖｏｒ ｏｆ ａｎ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ｅｅ Ｃａｌｅｄｏｎｉａ Ｓｕｂｓｅａ Ｌｔｄ． ｖ． Ｍｉｃｏｐｅｒｉ Ｓｒｌ．， （２００３） Ｓ．Ｃ． ７０， ８１ （Ｓｃｏｔ．）．
［３６］「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ｔｈｅ Ｈｏｇｅ Ｒａａ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ｔｈａｔ ｂｏｔｈ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ｏｒ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ｒｔ ４，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ｒｔ ４．５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ｄ ａｎ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ｕｌｅ ｏｆ ａｒｔ ４．２ ａｎｄ ｗａｓ ｔｏ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ｕｌ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ｓ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ｏｎｌｙ ｉｆ， ｉ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ｙ ｗｈｏ ｉｓ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ｈａｓ ｎｏ ｒｅ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ａｓ ａ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Ｉｄ． ａｔ ８５．
［３７］「Ｍａｎｙ ｃｏｕｒｔｓ ｐｕｒｐｏｒｔ ｔｏ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ｏｉｎｔ， ｗｉｔｈ ｒｅｐｅｃｔ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ｕａｌ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ｔ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ｂｙ ｂｏｔｈ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ｓｅ ｃｏｕｒｔｓ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ａｌｌ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ｕｐ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ｈａ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ａｔ ｔｈａｔ ｐｌａ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 ｉｔ ｉｓ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ｈａｔ ａ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 ｇｏｖｅｒ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ｉｓ ｍｏｓｔ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ｉｎ ｃｏｎｔａｃｔ，…ｂｕｔ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ａｔ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Ｓｅｅ Ｗ．Ｈ． Ｂａｒｂｅｒ Ｃｏ． ｖ． Ｈｕｇｈｅｓ， ２２３ Ｉｎｄ． ５７０， ５８６－８７ （１９４５）．
［３８］「…ｗｅ ｒｅｓｏｒｔ ｔｏ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ｕｓｅｄ ｂ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Ｌａｗｓ ｉｎ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ｓ ｉｎ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ｃａｓｅｓ． Ｓｏ ｆａｒ ａｓ ｗｅ ｋｎｏｗ ｉｔ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ｎｙ ｃｏｕｒｔ ｉｎｔｏ ａ ｒｕｌｅ…」Ｉｄ． ａｔ ５８６．
［３９］法官Ｌｏｒｄ ＦＵＬＤ在Ａｕｔｅｎ ｖ． Ａｕｔｅｎ一案中表示：「Ｍｏｓ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ｓｅｓ ｒｅｌｙ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ａｔ 「Ａｌｌ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ｂｅａｒｉｎｇ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ｉｄ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 … ａｒ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ｉｓ ｍａｄｅ」， ｗｈｉｌｅ 「ａｌｌ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 ａｒ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ｗ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ｂｙ ｉｔｓ ｔｅｒｍｓ， ｉｓ ｔｏ ｂ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ｄ．」 Ｓｅｅ Ａｕｔｅｎ ｖ． Ａｕｔｅｎ， ３０８ Ｎ．Ｙ． １５５， １６０ （１９５４）．
［４０］Ｓｅｅ Ｗ．Ｈ． Ｂａｒｂｅｒ Ｃｏ． ｖ． Ｈｕｇｈｅｓ， ２２３ Ｉｎｄ． ５７０， ５８６－８７ （１９４５）．
［４１］「Ａｎｄ ｓｔｉｌｌ ｏｔｈｅｒ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ｒｅｃｅｎｔ 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ｉｓ ｃｏｕｒｔ， ｈａｖｅ ｒｅｓｏｒｔｅｄ ｔｏ ａ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ｉｒｓ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ｔｏ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ｓ ｉｎ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ｃａｓｅｓ， ｓｅｅ Ｂａｒｂｅｒ Ｃｏ． ｖ． Ｈｕｇｈｅｓ， ２２３ Ｉｎｄ． ５７０， ５８６， ６３ Ｎ．Ｅ．２ｄ ４１７，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ｃｏｍｅ ｔｏ ｂｅ ｃａ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ｏｒ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ｌａｗ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ｉ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ｓ， ｉｎｓｔｅａｄ ｏｆ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ａｓ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ｒ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ａｙ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ｒａｔｈｅｒ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Ｓｅｅ Ａｕｔｅｎ ｖ． Ａｕｔｅｎ， ３０８ Ｎ．Ｙ． １５５， １６０ （１９５４）．
［４２］「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ｇｒｏｕｐｉｎｇ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ｔｈｅｏｒｙ ｍａｙ， ｐｅｒｈａｐｓ， ａｆｆｏｒｄ ｌｅｓ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ｒｉｇｉ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ｕｌ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ｒｉｔ ｏｆ ｉｔ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ｔ ｇｉｖ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ｐｌａｃ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ｐａｒａｍｏｕｎ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ｒｉｓ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ａ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ｆａｃｔｕ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ｔｈｕｓ ａ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ｕｍ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 『ｍｏｓｔ ｉｎ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ｏｕｔｃ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ｂｙ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 ｉｔ ｅｎａｂｌ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ｔ，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ｔｏ ｒｅｆｌ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ｖｏｌｖｅｄ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ｔｏ ｇ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ｏｎｅ ｒｕｌｅ ｏｒ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ｄ． ａｔ １６１．
［４３］Ｒ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ｏｆ Ｌａｗｓ， Ｗｉｌｌｉｓ Ｌ．Ｍ． Ｒｅｅｓｅ，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ｕｌｇａ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ｎ １９６９，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ｂ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 １９７１．
［４４］第６條表述了法律選擇的原則，原文如下：「（１）Ａ ｃｏｕｒｔ，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ｌｌ ｆｏｌｌｏｗ ａ ｓｔａｔｕｔｏｒｙ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ｔｓ ｏｗｎ ｓｔａｔｅ 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ｌａｗ．（２） Ｗｈｅｎ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 ｓｕ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ｏ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ａ）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ｂ）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ｓ，（ｃ）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ｏｔ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ｏｓｅ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ｉｓｓｕ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ｆｉｅｄ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ｓ，（ｅ）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ａｗ，（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ｕｎｉｆｏｒｍ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ｕｌｔ，ａｎｄ （ｇ）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ｗ ｔｏ ｂｅ ａｐｐｌｉｅｄ．」
【責任編輯 劉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