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西方在中國的影響，經常是以有利於歐美各國自尊心的方式表現出來的。西方人促使中國走出了數千年的與世隔離狀態，使它初次感受到了科學和工業文明，迫使它向世界的其他部分開放。
與中國人的循規蹈矩的思想、官吏們的腐化、皇帝們的專制、自認為處於世界中心的幼稚想法以及一個令人蔑視的民族之迷信行為相對立的，則是創業的思想、進步的概念、科學和技術、自由、西方的宇宙論和基督教。此外，西方國家對東亞的入侵，在世界的這一部分地區，就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樣，其撞擊是非常劇烈的，以至於遠東歷史上的傳統觀點，似乎在這種入侵剛開始時就徹底改變了。
大部分史學家都認為，英國炮艦最早在珠江上的轟擊，便標誌著中國歷史上一個全新時代的開始。這個新時代似乎更適於納入世界的範疇，它成了自認為其發展從來都是整部世界史之主體的西方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國社會史中所有那些不能與這部世界史聯繫起來的早期階段，由此便似乎失去其內涵和意義。但這是對各種文明之間聯繫的誤解，是對中國過去曾扮演過的世界角色一無所知，不熟悉它與西域、伊朗、印度、伊斯蘭世界和東南亞的關係，不了解商品、技術以及宗教不停地穿越歐亞大陸的程。若無這一切，歐洲國家就不可能有近代。
這無疑是把中國社會的特有結構和傳統，視作可以忽略不計的東西了。但實際上，在19世紀時，中國來自外部的危險具有特別大的威懾力，但是，中國自身的發展也特別深刻，同時內部問題又持續凸顯。正是基於這些結構和傳統，才發生了變化。這樣便可以解釋把今天的中國與昨天的中國聯繫起來的某些姿勢和某些特徵的頑固性了。
在世人從整體上將中國和西方兩種文明對立起來，並將歷史簡化為它們之間的對抗史的同時，在另一方面又忽略了時間這個基本事實。大家用一句口頭禪取代了同時影響了中國和西方國家的一系列相繼變化。在清帝國和歐美工業化國家之間的關係史上，必須不僅考慮到在中國的社會、經濟、政治制度、文化生活中的變化，而且還要考慮在西方國家那裡發生的變化，即殖民擴張、工業發展、軍隊和艦隊的強化、對外政策的演變都是分階段發展的。
19世紀最後幾年的英國，已經與第一次鴉片戰爭（1839~1842年）時的英國具有很大差別了。我最好重新提一下，歐洲和美國最顯著的技術發展，僅僅在19世紀的下半葉才出現。1830年，西方的海軍艦隊中以渦輪推動的蒸汽輪船尚不達總數的3%;蒸汽機僅僅是於19世紀中葉，從採用螺旋槳起才真正地發展起來。最早的鋼殼艦從1880年起才造成，也就是蘇伊士運河開通（1869年）後十年，這是歐洲國家向印度和遠東發動殖民擴張的一個重要時刻。鐵路僅僅在1850年之後，才開始大規模發展。當煤的使用於19世紀中葉在歐洲和美洲得到普及時，也只能開採9000萬噸（其中5600萬噸出自英國）。其總產量在1913年增至13.4億噸，當時發現了新的能源－石油和電力。內燃機和格拉姆（Gramme)電動機，僅僅在該世紀初葉才開始使用。
貝氏（Bessemer)轉爐的發明時間為1855年，馬丁（Martin)爐或平爐的發明時間為1864年，託瑪斯（Thomas)煉鋼法（鹼性轉爐煉鋼法）的發明時間為1878年。1850年鑄鐵的總產量為1000萬噸，而1913年達到了7800萬噸。英國棉紡品的成本在1850~1870年間下降了80%,這是由於機械化生產的發展。但僅僅到了19世紀末，金融資本和工業資本的結合，才使機械化生產得到了大規模發展。這樣一來，由於技術越來越快的發展，歐美工業化國家（後來很快又加上日本）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變得真正使中國望而生畏了，但在50年前，情況卻絕非如此。
當世人都認為中國主要是一個農業國時，1830年在歐洲城市民的人口還不到全部人口的20%,那裡居民達到十萬人的城市，也只有二十多座。英國對19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所形成的真正威，在很大程度上並不在軍事方面，而是在經濟領域。輸入鴉片進一步摧毀了一個大帝國的經濟，而這個帝國的經濟、政治和行政制度，自1800年左右起已經開始衰落。這確實是至關緊要的，因為這種衰落導致了令人擔驚受怕的社會大爆炸，以及受殖民統治的居民的起義，它們在1850~1878年間震撼了整個帝國。
在1850~1870年間，顯著改變了中國的政治形勢、官僚隊伍、經濟稅收、文化生活諸因素的原因，絕不是西方列強的行為，而是太平天國戰爭這場可怕的社會和政治危機。西方史學家們幾乎是排他性地，重視歐美的經濟和軍事滲透史，讓人曲解了中國。外國於1858~1860年間在華的新舉措，恰恰發生在這種內部危機的背景下。
結語
當工業化國家的壓力於19世紀末加強時，中國從來都既沒有時間，又沒有手段、平靜的心情和必要的獨立性，來加強自己和有效地抗擊帝國主義潮水般的入侵。正是工業化國家的這種演變，以及在清帝國內的這種發展的雙重作用，再加上同時出現的各種事件的交織，才能解釋中國的歷史和悲慘命運的連鎖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