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的」（Foreign）：這是我們協會的中間名；這樣吧，就算是我們這個協會（SHAFR，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的三個中間名中的一個。它是什麼意思呢？英語裡的「foreign」一詞源自拉丁文中相當於「門」和「外」的兩個詞：意思是門外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屬於我們和我們家裡的，而不論在門裡面的我們是誰。這跟義大利文副詞「fuori」意思相近，意思「外邊的」，並且跟西班牙語形容詞「familiar」（以及英語詞「family」）意思相反。外國人不是我們的家裡人。
那麼他們是我們的家裡人嗎？——或者說他們能夠成為我們的家裡人嗎？在過去的歲月裡，美國人是如何理解其他人群的人性的呢？他們本質上跟美國人是相似呢，還是說他們在文化本質甚至是生物本質上都跟美國人截然不同？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對於理解美國如何與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打交道這一問題，大有干係。
我想說，對於美國人如何理解外國人這個問題來說，最有意思的一個回答呈現在斯坦利·庫布裡克1987年的電影《全金屬外殼》（
Full Metal Jacket）的一幕中。這部電影講的是一群在越南服役的美國大兵的故事。其中一幕是，一名美軍上校向他的隊伍中的一個心存疑惑的年輕陸軍記者宣講美國在南亞打仗的目的：「我們來這兒是為了幫助越南人，因為這裡的每一個」外國人（這個上校在這裡用了一個帶有種族色彩的蔑稱來稱呼亞洲人，但無疑他是指所有的外國人）心中「都一個美國人的靈魂呼之欲出。」這種普世主義的想法不僅在小說和藝術當中存在。20年後，約翰·皮埃爾（John Prior），一個在伊拉克戰場上服役的美軍中士向記者喬治·派克（George Packer）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在內心深處，我相信每個人都是美國人。」
從1620年的普利茅斯灣到1787年的費城議會廳，到1917年伍德羅·威爾遜的白宮 ，到2003年橫穿伊拉克南部的進軍路線，一直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想法，即認為美國文化——以及美國的原則和實踐——不僅僅是人類有史以來所造就的最好的事物，更是與人性的本質相一致的。美國例外論的終極邏輯是：美國歷史和美國體制促進了人類精神的充分解放，並推動了人類最高願望的實現。這種邏輯在冷戰時期被展現得淋漓盡致。我們是一個最終體現其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國度。美國人大都認為，美國民主和美國文化是真正「自然的」，因為我們的公民被賦予自治權和自由，還有一個使他們獲得所渴望和需要的任何東西的市場經濟。
這種對於美國社會的本質特徵和非美國人內心渴求的想法在20世紀中頁達到前所未有的影響力，但是這些想法並不是冷戰中的全新事物。1770年代的革命者們希望其他民族能夠仿效他們的行動，而且事實上他們也看到拉美大多數國家確實在隨後的一代人中爆發了類似的革命。然而就像在座各位已經熟知的，隨後年代裡發生的美國擴張的故事中，是在徵服的同時不斷笨頭笨腦地努力改換他人的信仰，從波瓦坦（Powhatan）和佩格特（Pequot）
(波瓦坦，北美洲操阿爾岡昆語（Algonquian）的印第安部落聯盟，在今維吉尼亞湖和切薩皮克灣（Chesapeake Bay）一代。佩格特也是美國印第安部落。——譯者注)直到阿富汗和伊拉克，都是這樣。大陸會議在1774年向魁北克的居民們發送的一封信就完美地體現出，一個把自己想像成自由中心的擴張中的帝國是如何緣木求魚的。這封邀請魁北克人加入北上的殖民地反英聯軍的信只有寥寥數字：「如果你們做了你們該做的，你們將被徵服進自由中。」最後魁北克和加拿大其他地方成功避免「被徵服進自由當中」，其他地方卻沒那麼幸運——或者說沒那麼不幸，看個人政治觀點如何。整個19世紀，美國轄制的範圍東起賴比瑞亞、西至夏威夷，北及阿拉斯加，南抵尼加拉瓜。
但是，要讓美國的普世主義遍地開花，還不得不克服一些障礙。其中一個障礙就是等級式種族思想。頑固的種族和民族偏見仍然使得美國白人不能充分想像非歐洲人（甚至很多阿爾卑斯山脈以南和以東的歐洲人）跟自己是同樣的人。另一個障礙是美國精英當中揮之不去的那種文化不安全感。雖然他們對美國的經濟成功極為自豪，但是在諸如藝術、文學、戲劇、時尚和飲食等領域仍然仰視歐洲，認為歐洲才是最高文化標準。第三個障礙來自於西半球主義（如果不說是孤立主義的話）傳統下對全球義務和軍事主義的抵制。二戰前美國在國際事務中的政治和軍事地位相較於其經濟實力是微弱的。
隨著20世紀中葉的特定環境中美國人如何理解非美國人的意義極大提升，這些障礙在1940年代迅速消失了。二戰終止之時，數以百萬計的美國軍人駐紮在每一個大陸、每一片大洋上；美國經濟令人驚嘆的復甦將美國的貿易利益擴展到世界各地；殖民主義的衰落重塑了世界政治；冷戰將美國的影響範圍擴展到全世界。就像國務院在1950年總結「我們的外交政策」時開門見山地說的那樣：「在國內和國外事務之間，已不再有真正的區分。」在與世界各地的外國人進行的廣泛而深入的接觸中，美國人必須要懂得他們。
在1945年後美國人所做的，是擺脫先前那些尤其基於種族、族裔和宗教的人類等級觀念，同時不斷加強那種認為外國人是潛在的美國人的看法。雖然有反對意見始終存在，但是美國社會主流中形成了基於「常識」的廣泛中間立場，最終趨向認同《全金屬外殼》中的上校和在伊拉克戰場上的約翰·皮埃爾中士的那種看法，即：美國的他者經常是成長或者生存在壓迫性的政治和宗教體制之下，但只要真的有機會，他們是會表現出和美國人一樣的人性的。換句話說，他們想要美國式的自由、機會和豐裕。固然，這種對外國人的看法是有著種族中心論和自以為是的色彩的，但另一方面又有普世主義色彩和包容性。而且這一看法為處於政治光譜不同位置上的各色人等廣泛接受，從呼籲移民改革的自由派到主張在伊拉克發動先發制人的戰爭的保守派，以及處於兩者之間的大多數中間派都接受這種看法。很少有美國人信奉文化相對主義。
充滿異質性的「美國性」與冷戰奠基下的國家團結意識如果美國文化是自然的，是對人類自由的最充分的表達，而且如果其他民族都渴望像美國人一樣生活甚至成為美國人，那麼，美國人最擔心的便是經由不自然的顛覆而失去其自然的自由。囚禁是威脅，所謂洗腦就是思想上的囚禁，而這是冷戰時代最根本的挑戰。雖然在這裡我的主題是說：對美國人而言被認為屬於外部的範圍在不斷縮減；但是我也將考慮同時存在的另外一種情況，即美國人對於可能因為顛覆和囚禁而喪失其自由而倍感焦慮。而且我的結論也將牽涉到這一點，即相對民主的美國資本主義文化具有巨大的磁吸力，美國文化中那種追求舒適生活和個人自由的個體主義可能是20世紀國際歷史上最大的顛覆力量。
但是首先還是來講第一重要的事：美國性（Americanness）。美國人在他們的力量最為強大，與外部世界聯繫最為廣泛的時代，即二戰及以後的數十年裡，是怎樣理解他們自身的美國特性（identity）的呢？畢竟,所謂「外國」（foreignness）這一概念不僅僅跟美國與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間的邊界線有關，而且意味著一種明確的關於美國性的意識。跟大多數人群一樣，美國人關於他們自己是誰也傾向於懷有很穩定的意識，並把其他民族也想像成具有同樣明確的、恆久的民族本性——比如這樣一些刻板印象：德國人崇奉秩序，日本人謙卑自抑，義大利人感情用事，英國人堅韌克己，等等。的確，那些關於被稱為德國或日本或義大利或英國的實體的觀念似乎是有內在邏輯的，所以即便自由民主政體不被認為是 「歷史的終結」，民族-國家也會被認為是歷史的終結。相比之下，美國人對於歷史上連續不斷的人類流動遷移的進程所具有的意涵不甚在意。但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個故事，一個由兩階段組成的過程：第一階段，人類從中非東部遷移出來並擴散到全球，創造了多種多樣的文化、表現形態和語言（因此就起源而論說非洲人才是最大的帝國主義者）；第二階段是全球化，也就是從大約公元1500年以來，世界上散布各地、相距遙遠的各民族被重新聯繫在一起的過程。
一言以蔽之，人是運動著的。人類歷史就是一部持續不斷地運動的歷史，其結果是延續不絕的文明進化和政治變遷。即便是英國，這個被美國人奉為自成一體的有所謂天然國界的民族-國家的典範，實際上恰恰源起於來自歐洲大陸多波次入侵和遷居浪潮以及與高地蘇格蘭人之間的激烈的戰爭。溫斯頓·邱吉爾在1940年代被美國人視為英國性的完美體現，但他其實只是半個英國人，因為他母親是美國人。但是在20世紀中葉以前，大部分的美國人都以為他們的國境是凝固的、永久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上帝的恩許。在地圖上看，有兩個大洋為美國人提供停泊之所，而比較平直的東西兩條海岸線簡直是恰到好處。在邊緣地帶有一些因帝國主義造成的不清爽：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將畫面攪亂，而且這兩地實際的地理位置也一直讓學童和成年公民感到困惑；菲律賓脫離美帝國，最終獲得獨立；波多黎各和美屬維京群島似乎只是冬季旅遊目的地；巴拿馬運河區和關塔那摩灣都為大多數美國人所渾然不覺。那些東起埃爾帕索和東起森林湖的直線邊境線當然跟自然分界線比如說河流山川沒有多大關係。但是很少有美國人會對他們國家的地理同一性有任何疑問。
然而，地區差異使得美國性的含義複雜化了，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內戰活生生地顯示出美國缺乏團結，而內戰以後好幾代人的時間裡南方都在美國國家生活中處於游離狀態。美國的各部分都聲稱自己是美國特性獨一無二的代表。麻薩諸塞標榜清教徒移民始祖，聲稱自己是這個國家的早期基督教傳教士的主體，給那些沒有宗教信仰的地區比如說德克薩斯州送去福音的光明。但孤星州對這段歷史卻並不這麼看。除了在該州州長公開談論要脫離聯邦的時候，滿懷地方榮譽感的德克薩斯人一向自詡為美國特性的代表。費城則總是自誇自由鐘和1787年制憲，全然不提這個往事：法國革命者在1793年將路易十六世砍頭之前曾考慮將其放逐到費城，因為這顯然是一種足夠殘酷的懲罰。中西部的人說他們的地區是這個國家的心臟地帶。西部人則稱他們那裡的風光最有美國氣象；阿拉斯加人自奉為美國最後的邊疆，蒙大拿人則堅稱他們的地方是最後的最好的地方。紐約城是這個國家裡最著名和最具多樣性的地方，或許也同時是最受熱愛和最遭憎恨的地方。隨著移民湧入，美國人口在1900年達到7500萬，在1950年到達1.5億，在2000年達到3億，越發不能對美國一言以蔽之地簡單歸納了。
然而，儘管美國有如此巨大的規模和如此持久的異質性，經過1920年代、19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還是出現了新的並且越來越堅固的國家團結意識。打了兩次世界大戰並在戰爭中獲勝，激發了民族自覺意識和社會團結；而聯繫更加緊密的全國性市場和傳媒，尤其是無線電和電影也有這種效果。海內外的觀察家們甚至在二戰之前就曾談論到美國特性的兩個新方面：第一，作為第一個真正的現代國家的「美國式生活」，這是建立在個人經濟機會和大眾自由民主之上；第二，「猶太教—基督教傳統」的宗教自由，導致相對來說偏見較少。普立茲獎得主、歷史學家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在1931年創造了「美國夢」這一歷久不衰的詞彙，捕捉到那種通過努力工作和堅韌奮鬥實現社會流動的樂觀精神。美國經由戰時的經濟擴張和對右翼極權主義的勝利而實現復興，然後昂然跨入戰後時代，決意在國內創造一個空前豐裕的中產階級社會；對外則是領導所謂的「自由世界」反對新的左翼極權主義的威脅。
冷戰中美國領導人的想像是，其他各國人民都渴望能夠像美國人那樣生活。在1947年杜魯門總統無視地球上的千差萬別而徑直分出「兩種道路的選擇」，這與《聖經》中對山羊和綿羊的區別
(《聖經·馬太福音25》典故，即被神詛咒的和祝福的人的區別。——譯者注)一脈相承，也正表達了美國人常識性的假設，即認為沒有人會自覺選擇共產主義而不選擇資本主義。所有人都渴望自由，只有暴君會將他們置於鎖鏈之中。自由是人類的自然狀態；所以美國不反對任何其他民族，而只反對壓迫性的政權。其他民族與美國是一致的，與美國人民和美國政府都是一致的。早在美國投入第一次全球戰爭時，伍德羅·威爾遜總統就把這一假設置於顯要位置。威爾遜在1917年宣稱：「我們與德國人民沒有任何爭執，我們對他們除了報有同情和友誼之外別無他想。」他說唯一的敵人是「普魯士專制制度」，雖然那時候實際上美國反德情緒盛行。然而，20年後大部分美國人都傾向於認為德國人民和美國人一樣都是「納粹匪徒」的受害人。隨後在二戰中，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繼續堅稱，「我們不會與日耳曼種族作對」而只是反對「納粹陰謀家」。在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高潮時，國務卿迪安·臘斯克（Dean Rusk）也說了同樣的話：美國「與古巴人民沒有任何爭執，只不過不能苟同於把自己強加給這個國家的那個政權。」美國國會和艾森豪總統在1959年發布第一份年度「被俘國家宣言」（Captive Nations Declaration），意在揭示在東歐被身處不自由狀態下的東歐各國人民遭受的不公。直至在冷戰結束後的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並推翻其政府，全部行動都伴隨著副總統理察·切尼（Richard Cheney）的一個承諾：「事實上我們將作為解放者受到歡迎。」這是一種自由主義的和普世主義的幻象，認為美國文化和美國政府對所有人都是最佳選擇。這不是一個保守主義的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式的對社會的理解，即各個社會都是有機的、內在地凝聚的，而且相互間在根本上不同。
曾經種族與宗教上的他者：從外來物成為美國國粹不論美國人對於侵略其他國家持什麼看法，也不論他們自我描述為保守的或自由的或溫和的，冷戰時期的美國人傾向於認為其他民族在極大程度上是跟美國人相似的。的確，其他民族經常希望成為美國人，因為美國在1820至1932年間接納了超過半數的離開歐洲祖居地的巨大移民人流，這被艾佛德·克洛斯比（Alfred Crosby）稱為大約五千萬人的「白種人海嘯（Caucasian tsunami）」。1917年對亞洲移民的禁止和1924年國家來源地系統（national origins system） 的建立封住了這一潮流，反映了在美國政治生活中長久存在的本土主義情緒的力量。但是二戰期間的地緣政治上的迫切需要在限制的大壩上打開了裂隙；到了冷戰時期為爭取和第三世界新獨立國家建立良好關係而展開的競爭則最終衝毀了這個大壩。比如，美國軍人從英國、法國、義大利、德國，乃至於日本、韓國和越南帶回數以萬計的新娘。1965年的《哈特—塞勒移民法》（Hart-Celler Immigration Act）終止了國家來源地系統，並制定了一些新的優先標準，比如家庭重新團聚和熟練勞工。可惡的族裔和種族區隔退縮了——不是消失，而是退縮——特別是在公眾生活當中。一個曾經由黑白二色構成的社會迅速變得更加種族多元化。在1970年拉丁裔佔美國人口的4.5%，到2013年這一數字增長為原來的幾乎四倍，達到了17%；在1970年亞洲血統的人佔了美國人口的1%，到了2013年增長到原來的四倍以上，達5%。在20世紀最後三十多年裡，不斷有來自其他地方的外國人可以成為美國人。
以種族編碼的反移民情緒很難說已在美國社會中消失，這一點直到今天仍然清新可見。拉丁裔在現代美國社會中尤其佔據了極為重要又飽受爭議的一席。這是因為：墨西哥是近年來最大移民數量的來源；美墨邊境線成為了所有國家邊境線當中經濟差距最懸殊的一條；拉丁裔佔據了美國人仍然試圖據之給各種人群定位的種族幾何學中的中間性的和不確定位置。最高法院法官索尼亞·索託瑪約爾（Sonia Sotomayor）不久前談到種族和族裔性對她自己的持久影響。當這個祖籍波多黎各、出生在美國的年輕女性，告訴一個新結識的人她的家鄉在哪裡後，「繼而被追問道：『不，我是問你真正的家鄉是那裡？』這樣說的人並不管她家已經在這個國家生活了多少代。」反移民傳統時間久遠、力量強大，可以一直追溯到殖民時代，那時班傑明·富蘭克林就警告說賓夕法尼亞正在變成外國人的殖民地，他們將會在很短的時間內人數多到可以將我們德意志化而不是我們把他們盎格魯化；他們的外貌不會變得和我們一樣，更不會採納我們的語言和習俗。然而，人們曾經認為德國人與東北部的其他歐裔美國人有著不同的外貌，若干年後這種想法最終被認為是奇談怪論了；與此類似，關於種族和歧視的主流公眾態度在黑人爭取自由的鬥爭和亞洲與非洲的非殖民化後之後的幾十年裡也發生了劇烈變化。
或許在冷戰高潮年代裡更加引人矚目的變化是美國人主流對於宗教多樣性的態度和行為的轉變。美國長久以來被公認為比其他西方工業國宗教性更強，雖然其人民的宗教知識並不總能跟得上他們所自稱的虔誠。比如試想一下最近的民調所顯示的一個事實：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國人知道發布登山寶訓（Sermon on the Mount）是耶穌；還有百分之十的美國人相信聖女貞德是諾亞的妻子。在二戰前的三百多年裡，雖然在立法上強調宗教自由，然而在這個國家佔主體的新教徒對待羅馬天主教徒和猶太教者的態度往好裡說也不過是容忍；其間對他們疑慮重重，而且發生過無數狂暴的歧視。但是當面對著被認為根深蒂固地反宗教的極權主義敵人時——先是納粹德國，然後是蘇聯——美國人中間的宗教差異迅速失去驅動力。取而代之的是目前仍不失新鮮感的 「猶太—基督教傳統」旗號下的新的三教合一的公眾文化。這個稱呼是因1955年赫伯格（Will Herberg）名噪一時的題為 《新教徒、天主教徒和猶太教徒》（Protestant，Catholic,，Jew）的研究而流行起來的。關於什麼是外來宗教的概念向來是美國人的一個關鍵問題，冷戰時期美國人的這個概念大大收縮了。
反天主教以往是美國思想中的一大富礦。對於新教徒來說，羅馬教廷所代表的無非是歪曲宗教真理，慣用巫術以及操弄對權威的盲目忠誠、泯滅個人的理性和良知。後來的歷史中，先是在一戰前三十年裡出現了大量天主教徒移民的潮流，而他們在1924年以後的限制主義（restrictionist）時代被越來越多地同化；到二戰時天主教徒紛紛從軍，表現了高漲的愛國主義；冷戰中一些著名天主教人物表現出反共狂熱，比如麥卡錫（Senator Joseph McCarthy）和斯佩爾曼主教（Cardinal Francis Spellman），而約翰·甘迺迪竟然當選總統。到1970年代，原教旨主義的新教徒——傳統上他們是這個國家最為激烈的反天主教力量——居然也逐漸跟保守的天主教徒在新基督教右翼（New Christian Right）的陣營裡走到一起。到了2009年，美國最高法院由6名天主教徒法官和3名猶太教徒大法官組成，其中竟然沒有一位是新教徒。現代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故事之一就是對羅馬天主教徒的認知的改變：從一個絕對的外來物變成了美國的國粹。
反猶主義也經歷了類似的歷程。一戰前猶太教徒移民湧入，激起了基督教徒的傳統偏見和歧視，二戰後期實際上還曾有高漲。隨後出現了對這一醜陋傳統的一連串打擊：猶太裔美國人的愛國從軍，對納粹大屠殺的充分揭露，冷戰中對於平等和包容的迫切需要，以及現代以色列國家的創立。特別是以色列的成功，改變了非猶太美國人眼中的猶太人形象，他們不再是納粹擺布下無助的受害者，而是在深懷敵意的非歐洲裔鄰國的環伺下堅韌、陽剛的拓荒者，是讓沙漠開遍鮮花的成功的農民。這個故事在美國人聽來很像美國人自己的故事。對於猶太人的歧視雖然沒有消失，但是在1945年後的幾十年中迅速下降，這從異族通婚、大學錄取程序和工作機會等方面都能看得出來。新基督教右翼中的天主教徒和福音派新教徒成為以色列的堅決保衛者，而以色列人和美國人之間有千絲萬縷的紐帶。到1996年，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擔任以色列總理，而此人的言談舉止與美國人無異，因為他曾在美國多地生活，在美國讀高中和大學，並在美國踏上職業生涯。
事過境遷，外國人往往不會永遠是外國人。昔日的外敵德國、義大利和日本變成了親密的夥伴。曾經不被信任的內部的外人——羅馬天主教徒、猶太人和拉丁裔——變成了主流的美國人。現代美國社會的一個根本特徵是：一個有彈性的、不斷擴充的流行文化吸收多樣性乃至於異議；而美國外交政策也經常會隨著對地緣政治利益的看法的變動而對與其他國家的外交關係予以重新定位。
正在坍塌的絕對外部性關於一個更好的社會主義未來的夢想，是大部分美國人最為恐懼的。社會主義的持久魅力，其中的根源在於遍及歐洲的創傷，在於蘇聯戰勝納粹的軍事勝利，在於對於資本主義的近親即帝國主義的厭惡。社會主義的吸引力來自其對社會公正和經濟平等的關注。它的吸引力還來自一個明確的馬克思主義邏輯，即社會將從一個必要的、物質充分發達的但是充滿剝削的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一個更高級的、更人道的和再分配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對於資本主義者來說，這一替代系統提出了一個對更多自由和公正的承諾。對於具有民族主義熱忱的美國人來說，共產主義竟然要聯合全世界的勞動者，要抹掉將美國嚴格地定義為美國的國家邊界。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對於美國人來說是一個沉痛打擊，因為他們長久以來相信他們的國家可以通過傳教和教育事業在中國承擔特殊作用。僅僅幾年前，肯尼斯·懷利參議員（Kenneth Wherry，內布拉斯加州共和黨人）還在宣稱，「在上帝的幫助下，（美國）將不斷提升上海，提升再提升，直到它變得和堪薩斯城一樣。」然而沒過多久，來自堪薩斯城和來自上海的年輕人就在朝鮮半島廝殺起來。與此類似，在美國人看來，1959年古巴的菲德爾·卡斯楚革命正是又一例證，而且這一回竟然已經靠近美國海岸了。四年後，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雪夫參觀新豎立起來的柏林圍牆，並對五十萬東德群眾宣稱：「我愛這堵牆。」
美國人認為自己的文化是人性最自由最崇高的表達；對他們來說，囚禁特別令人厭惡。身體囚禁，比如說在戰爭中被俘虜已經是夠糟的了；而精神囚禁——就是那些喪失自身心智、受到謬誤的蠱惑而背叛美國的美國人——則是一種罪惡。這是反自然的。對囚禁的恐懼可以追溯至英國人來到北美並遇到原住民「紅臉人」——也就是那些最原始的顛覆分子、社群主義分子——的時候，這一相遇引發了一種持久的焦慮，擔心被俘者「變成土著」——即喪失他們自己的原有特性。其實，在美國最主要的關於囚禁的故事乃是數以千萬計被迫為奴的黑人勞工的故事，長達數世紀的囚禁留下的深深傷痕至今清晰可見。但是到了1940年代，對於非黑人又不住在南方的美國人中的絕大多數來說，種族奴役似乎越來越只是遙遠的過去，雖然種族隔離依然存在。
共產主義體制在1949年到了中國，這讓很多美國人驚恐萬狀。特別是一年後的韓戰。當美國士兵成為戰俘的時候，一個新的恐懼瀰漫在美軍指揮層和美國公眾中：即關於「洗腦」的恐懼。雖然缺乏科學證據（美國陸軍後來承認這一點），但是當21名美國戰俘在戰後拒絕被遣返回國並自願前往中國時，洗腦仍然成為一種標準解釋。神話在韓戰之後繼續流傳，滲透進冷戰期間美國文化的眾多領域，從小說和電影《諜網迷魂》（
The Manchurian Candidate）到今天的黃金時段熱播電視連續劇《國土安全》（
Homeland）。洗腦成為1950年代大受歡迎的科幻電影的熱門主題，其中經典橋段就是外星人滲入和更換了美國人的思想，然後還讓他們的外表保持原樣。1956年的電影《天外魔花》（
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警告說：「在你睡覺的時候，他們會突然吸走你的思想和記憶，然後你將會在一個沒有煩惱的集體主義世界裡再生」，沒有個體性，沒有意義。這種對於保持美國人的個體性和基本人性的關切，正與二戰後心理學作為一個學術學科的迅猛擴張相合拍。
從1917年開始，就有美國人一向同情布爾什維克的事業。即使是那些對其十分反感的人也在學著與他們相處，並常常從中獲取利益。比如說福特汽車公司，它在美國官方在外交上正式承認莫斯科新政權之前，就已經在1920年代向蘇聯售賣了大量的機器設備。在二戰中結成共同反對軸心國的關鍵聯盟的年代裡，美國領導人熱情號召對蘇聯採取積極觀點。在1948年南斯拉夫退出蘇聯陣營後，美國與其共產黨政府建立了建設性的外交關係。甚至美國與中國最為冰冷的外交關係在1972年也開始融化，這一年尼克森總統訪問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95年，美國與共產黨越南締結正式外交關係，建立了新的、迅速升溫的美越關係。幾個月後，尚未赴任的新任越南駐美大使應邀與最頑固、最有勢力的美國反共分子（也是多年的種族隔離主義者）、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主席赫爾姆斯（Jesse Helms，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共進晚餐。赫爾姆斯代表北卡羅來納州的菸草農場主，而他們面臨美國國內吸菸率不斷下降以及對他們的負面報導的壓力，正在尋求開闢對菸草更加友好的海外市場，特別是亞洲市場。赫爾姆斯對這次晚宴頗感滿意，並隨後向記者們解釋道：「我最近見到一些越南人，他們有些人同時吸兩根煙。這正是我們需要的那種消費者！」
將亞洲性馴化為美國性在20世紀主流美國人對於什麼是外來的事物的理解方面，最大的變化或許就在於對與亞洲人的看法。亞洲裔人在美國的最初形象是一種被妖魔化的和所謂不可同化的「黃禍」，這種情況在冷戰期間迅速改變；到1960年代亞裔已經躍升為他們自己和其他人眼中的所謂的「模範少數族裔」。「亞洲裔美國人」作為一個類型仍然在很多方面有問題，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它將來自一個佔世界人口一半以上、有著巨大多樣性，而且不同人群相互之間激烈衝突的土地上的人湊合到一起。約翰·道爾（John Dower）和其他歷史學家已經清楚地顯示，非亞洲裔美國人長久以來對亞裔人有著千差萬別的認知和看法，其中很多非常負面，而另外一些卻又非常正面。美國與日本的戰爭以及美國在朝鮮和越南的戰爭強化了這種基於種族的敵意，但是歷次戰爭中美國人又有至關重要的亞洲盟友和他們站在一起，這種情況使得問題變得非常複雜。歷次戰爭中回到美國的軍人也會帶來亞洲妻子，先是數千位來自日本的妻子，後來在20世紀末已有十萬來自韓國的軍妻。在這些婦女之外，還有美國家庭收養的韓國孤兒，以及甚受表彰的二戰日裔美國老兵（當然還有第一代日本移民中的「金星母親」），他們都是代表一種朝向太平洋的美國特性的面孔。1956年，加州的選民們將第一個亞洲裔美國人桑德（Dalip Singh Saund）送進國會；亞裔人口佔多數的夏威夷在1950年加入美國，成為其第50個州。《讀者文摘》（
Reader’s Digest）將日裔美國人境遇的變化稱為「令人驚訝的大翻轉」，因為就在十年前他們還大量地處在戰時監禁當中，而現在卻「享受著榮譽、富裕和免於遭受歧視的自由，即使他們當中最樂觀的人也從沒有想到能在有生之年見到這一切。」
與《讀者文摘》和其他人的樂觀預期不同的是，將亞洲性馴化為美國性的過程仍在進行中，尚未完成。針對亞洲裔人士的歧視體現在很多方面，從街頭暴力到精英大學錄取對亞洲裔人設定的更高標準。就後者而言，亞裔申請者有點像是「新猶太人」，因為他們是最近出現的有著眾多優秀申請者卻沒有相應錄取比例的少數族裔。作為被建構起來的概念，「模範少數族裔」是對當年非裔美國人暴力反抗種族歧視的一種並不含蓄的指責。用歷史學家艾倫·吳（音譯，Ellen Wu）簡潔的程式化表達來說，「簡言之，中國城不是瓦茨（Watts）」瓦茨（Watts）（洛杉磯市南部一區，1960年曾因非洲裔美國人社會問題和族裔衝突而收到關注。——譯者注） 。模範少數族裔的觀念必然也因其偏見而造成自己的負擔：亞裔人被期待永遠是好學的、遵守秩序的、勤奮的和恭順的。
但是關於是否華裔美國人和日裔美國人都只是中國和日本的對外延伸這個老問題，已經在冷戰中期的歲月裡被美國社會主流下了定論，因為似乎他們的皮膚或骨骼（或者他們的「血液」）就承載著他們的文化，這種血肉聯繫是不可磨滅的。當2009年美國海軍拉森號艦停靠在越南峴港進行正式訪問，美國指揮官走下舷梯踏上紅地毯並受到歡迎的時候，越南人也認識到了這一事實。他就是H. B. 黎（H. B. Le），他在1975年是從越南來到美國的年僅5歲的小難民，現在成為第一位指揮美國海軍驅逐艦的越南裔美國人。
全球化時代：具有無限吸收能力的美國性在最近幾十年的全球化當中，由於不斷增長的貿易、信息流、文化交流、旅行和移民，美國人眼中的外來物的範圍在不斷縮小。在食物、音樂、體育、疾病、科學教育和氣候變化等各個方面，美國人與非美國人有著前所未有的密切交往；而這種交往又因為英語作為全球性語言的快速傳播而更加便利。全球化縮減著美國人觀念中外來事物的數量。
當然，不斷增多的接觸不僅僅只帶來理解和親善關係。對美國操控的全球化的抵制是塑造從俄羅斯到中國到中東再到拉美的政治的因素之一。在整個政治光譜各個位置上的美國有識之士早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就已經開始擔心不時出現的海外反美情緒。而民意測驗經常揭示出美國人在關於美國以外世界的知識上存在的巨大欠缺。事例不勝枚舉，其中一個是：2002年歲末美國入侵伊拉克前夕的進行的羅珀民調（Roper poll）顯示，只有七分之一（即13%）的18到24歲的美國年輕人能在地圖上指出伊拉克的位置——雖然杜魯多（Garry Trudeau）在他的連環漫畫《杜恩斯比利》（Doonesbury）中回應說，對於薩達姆（Saddam Hussein）來說不幸的是「所有這13%都是海上陸戰隊」。美國人對於外部世界的普遍無知可能並不比任何其他國家的封閉狹隘更嚴重，但是由於美國對外參與的規模和強度，美國的這種無知所導致的後果更嚴重。可能會有人說，美國在與其他國家建立或維持良好關係上的失敗，向來是美國對外關係史協會得以存在的膏粱。一個同樣龐大的歷史撰述體系也在支撐著美國社會內部的偏見和歧視的漫長歷史。
總而言之，我的上述看法既不是必然論的也不是盲目樂觀的。我的看法不過是：在整個20世紀，特別是在冷戰年代裡，美國人越來越多地與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們和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展開交往，而這些交往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國主流社會當中關於哪些人能夠被視為完全的美國人的概念的範圍不斷擴大，而這裡的美國人概念既包括法律層面也包括政治和大眾文化層面；也就是說，這種概念擴張發生在美國主流生活的常識層面。到了21世紀初，美國人生活在其中的公共社會的包容性比起20世紀初已經發生了巨大擴展，而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個國家的對外關係的迫切必要所導致的。
在當今這個時代，美國在與外國人的交往中最大的優勢或許來自其具有無限吸收能力的大眾文化和經濟。美國社會的運轉方式正象是阿米巴原蟲遇到外來物時的反應：在最初的相遇後，它緩緩的包圍並吸收外來物；於是原來外部的東西變成了內部的。這一過程伴隨著烹飪的變化以及大眾飲食口味的變化，因為我們吸收外來族裔飲食傳統和風格；有些觀察家已經指出，事實上美國人最喜歡的接觸外國文化的方式就是品嘗一下他們的食物。同樣的過程在反主流文化的商業化當中也可以看到：曾經是被認為怪異的、外來的東西比如說搖滾樂唱片和薰香——以及現在有些州的大麻——被變成有利可圖的消費品。同樣的，黑人政治激進分子比如保羅·羅伯遜（Paul Robeson）和馬爾科姆·X（Malcolm X）曾經是為人恐懼的名字，但多年後他們都在美國一等郵票上展現他們溫暖的笑臉。印度裔美國小說家裘帕·拉希莉（Jhumpa Lahiri）表示，美國「會吸收一切。它容納差異性，但是同時也以某種方式消滅差異性。」特別是移民父母尤其能在他們的孩子們身上看到這種力量所起的作用，對此他們經常混雜著後悔、無可奈何和滿意的心情；他們比那些焦慮的本土主義者能更好地理解這種力量，也比那些只是關注喧嚷惱怒的本土主義者的狹隘的觀察者們（包括歷史學家）能更好地理解這種力量。
我在1960年代的北卡羅萊納長大，這個州的這種領導人們靠談論那些臆想的顛覆威脅大撈政治資本，而所謂的顛覆既來自共產黨，也來自於種族融合派、同性戀、嬉皮士乃至於不逆來順受的婦女，等等。我年輕時花了很多時間試圖去領會那些權勢人物們的無知和惡意究竟達到何等程度，比如我們州的前議員赫爾姆斯先生。他們對於很多事情的看法都是錯誤的。他們對於顛覆的看法絕對是錯誤的。如果真有顛覆性力量橫行於世，那麼我們最好別以為它來自通常的懷疑對象，而是來自美國自己的民主理念，以及美國自己的流行文化和看上去無窮無盡的消費欲求。在這種文化及其派生物的作用下，個人主義、盲目的物質消費和對財富的無窮貪慾的病毒廣為蔓延，破壞著其他更具傳統性的文化。「文明化的過程究竟是什麼？難道是創造更多更大的欲望？」——傑出的教士喬賽亞·斯特朗在1885年提出這個著名的問題。從那時起美國就已經站在「文明化進程」的最前沿了。很多美國人可能認為自己是所謂「保守派」，但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在所到之處都帶來了促使變革發生的持續壓力。這裡絲毫沒有什麼保守的東西可言。相反，事實證明美國人才是現代世界真正的顛覆者，無論是在國內還是海外他們都篤信，其他人只要有機會就一定會選擇像他們自己那樣生活。
作者簡介：蒂姆·博爾斯特爾曼（Tim Borstelmann）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湯普森夫婦現代世界歷史傑出講座教授」，美國對外關係史學會現任主席。出生於北卡羅萊納州，中學畢業於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中學（Phillips Exeter Academy）1986年獲史丹福大學學士學位，於1990年獲杜克大學博士學位。曾任康奈爾大學歷史系教授。他的研究介於美國史和國際史的交疊領域。他的《面對種族隔離的為難的山姆大叔：冷戰早期美國和南非的關係》（Apartheid’s Reluctant Unc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ern Africa in the Early Cold War，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曾獲美國對外關係史協會斯圖爾特·伯納斯外交史最佳新作獎（Stuart Bernath Prize for the best first book in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博斯特爾曼還著有《冷戰和膚色界線：全球舞臺上的美國種族關係》（Cold War and the Color Line: American Race Relations in the Global Arena，哈佛大學出版社，2001年）；他也是美國史教科書《生而平等：美國社會和政治史》（Created Equal: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培生朗文出版社，第四版，2013年）的合著者之一。他最新的著作是 《1970年代：從民權到經濟不平等的新全球史》（The 1970s: A New Global History from Civil Rights to Economic Inequality，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2012年）。目前博爾斯特爾曼教授正在進行一項關於歷史上美國人如何理解的非美國人的書。(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