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或加速中美角色切換——穿越疫情

發布時間：2020年4月20日

摘要：

疫情加大了美國財政轉移支付力度，令其財政及債務形勢更為嚴峻。為防止雙赤字擴張，疫情過後減少貿易逆差將成為美國的關鍵經濟政策，美聯儲作為全球央行的功能或進一步被削弱。第一，疫情導致美國債務形勢更加嚴峻，防止雙赤字同時擴張貿易逆差將受約束；第二，疫情無法逆轉美國能源革命的決心，在其他領域難以實現製造業回流的背景下，加速能源革命可能是美國降低貿易逆差擴張的最佳選項；第三，EIA預計2021年美國將成為原油淨出口國，若該因素令美國貿易逆差加速收縮，則美聯儲作為全球央行的功能也將被進一步削弱。

兩個因素推動QE成為美聯儲常規政策，但有別於QE1及QE2，類似QE3。2008-2009年次貸危機後美聯儲實施QE1及QE2，意在為美國居民部門、金融部門和地產行業紓困，同時降低美國財政負擔。2012年9月美聯儲實施第三輪QE的目的則是在外國投資者對美債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平衡美債供需、防止美債收益率回升。往後看，美聯儲作為全球央行功能被削弱意味著非美投資者對美債需求將進一步下降，美聯儲大概率將QE視為常規貨幣政策工具，但其意義有別於QE1及QE2，而與QE3類似。

疫情或加速推動中國向消費國疊加中高端製造國轉型。2019年中國人均GDP為10108.9美元。目前中國正處於工程師紅利期，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持續上升，且疫情過後美元指數或進入貶值周期。理論上，十四五期間中國將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疫情過後全球將進入二戰後全球第四輪產業轉移的下半場並由此開啟一輪強資本開支周期。隨著美元指數進入貶值通道，非美經濟體的資本吸收能力也進一步增強。中國「工程師紅利」和東南亞「低成本替代」優勢也將更為突出。2014-2018年間中國OFDI超越FDI表明中國向外轉出的中低端產能總量高於轉入的中高端產能總量。理論上，該趨勢的持續意味著中國貿易順差也將趨勢收窄。此外，疫情過後美國抑制貿易逆差擴張也將給中國帶來更多外需壓力，該因素或將加速中國向消費國轉型。作為少有的全產業鏈國家，預計未來中國仍將保持工程師紅利優勢，因此疫情或加速中國向消費國疊加中高端製造國轉型。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有望對衝美國因素對全球外儲規模的掣肘。疫情過後美元指數貶值和美國貿易逆差收斂將推動美元在全球外儲中佔比進一步下滑，非美貨幣在外儲中佔比將上升。過度財政貨幣化又將削弱歐日等非美貨幣的國際貨幣儲備地位，人民幣在全球外儲中佔比有望上升。疫情結束後全球強資本開支周期啟動疊加美元指數走弱或將推動一帶一路國家貿易份額攀升，亦有利於人民幣在全球外儲中佔比上升。當然其上行斜率或取決於中國轉型速率、美元指數貶值幅度以及中國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等因素。理論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將有助於降低美聯儲作為全球央行功能弱化對於新興市場國家基礎貨幣投放、全球信用周期和全球經貿活躍度的約束。

正文：

一、為什麼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穩定性始終較差？

（一）  金融危機後，全球需求相對不足、供給相對過剩

基於購買力平價法，金融危機後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經濟佔比最高的國家，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也最大。但與金融危機前相比，中國居民部門最終消費支出佔GDP比重不升反降，目前仍低於40%。由全球產業鏈來看，美國屬於消費國，中國仍屬於生產國。金融危機後中國超越美國成為經濟總量佔比第一的國家意味著過去10年全球呈現出「生產端持續擴張、消費端停滯不前」的格局。此外，金融危機後發達經濟體居民部門槓桿率持續下滑、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卻不斷上升，同樣說明了需求端相對收縮與供給端持續擴張之間的矛盾。

儘管在居民部門消費支出下滑的階段，政府部門可以發揮調解作用，但債務等因素又約束了部分經濟體的財政刺激，比如歐日。換言之，以中國為代表的生產國擴張速度超越以美國為代表的消費國、發達經濟體居民部門與非金融企業部門槓桿率的相對變化以及歐日等部分發達經濟體財政刺激受限等因素共同導致了金融危機後全球消費需求相對不足、生產供給相對過剩。這是導致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穩定性偏差的主因。

（二）美聯儲作為全球央行的功能趨弱

1. 金融危機前美元貨幣體系的內生循環

二戰後美元貨幣體系的建立經歷了四個階段——聯合國、關稅總協定以及布雷頓森林體系三大體系的確立，美元錨定黃金；1971年8月15日美元與黃金脫鉤，進入貨幣自由化階段；1973年10月石油輸出國組織接受美元作為全球石油交易結算貨幣以及上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美元外儲規模上升、美元體系穩固階段。詳細分析請參考我們2017年2月22日的報告《全球貨幣體系變局系列報告（一）：「中心-衛星」模式》。

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令美元貶值、商品漲價，OPEC原油產值大幅提高；1973年後兩度石油危機進一步推升國際油價。儘管油價上漲令美國經濟受損，但由於1973年10月起OPEC已接受美元作為原油結算貨幣，因此石油美元地位確立。若以OPEC的石油收入作為石油美元的定義，截止1979年當年石油美元規模突破4000億美元，截止目前石油美元年度峰值出現在2012年，為1.55萬億美元。石油美元規模取決於國際油價。

石油美元首先推升了原油產國外儲。不僅如此，石油消費國的美元外儲也被同步推升，油價的上漲和原油需求的增加促使非美原油消費國增加了對美元外儲的需求。美元與石油的掛鈎奠定了美元在全球貿易中的支付、結算地位。美元外儲可視為石油美元的衍生指標，截止2019年4Q全球美元外儲總規模已高達6.7萬億美元，若加上未確認部分，則約有7.2萬億美元。

從負債端看，美元外儲影響新興經濟體的基礎貨幣投放及全球貿易活躍度。以俄羅斯和中國為例，外儲佔央行總資產比重均超過50%，換言之，石油美元規模將影響多數新興經濟體基礎貨幣投放量。以金磚五國和韓國為代表的主要新興經濟體非金融私人信貸增速與全球美元外儲增速同步（2012年之後發生變化），表明新興經濟體信用周期亦與美元外儲增速有關。此外，全球美元外儲增速領先於全球FDI存量增速及全球貿易增速。

從資產端看，非美國家的美元外儲回流美國壓低美債收益率，推升發達經濟體金融資產估值。2001年以來全球已確認美元外儲中回流到美債市場的佔比在50%-95%之間，截止2019年底該指標為92.9%。此外，外國投資者持有美債約佔美債發行量的30%。將10年期美債收益率進行HP濾波，其周期項反映美國經濟，其趨勢項反映美債全球供需。在「石油美元→全球美元外儲→外儲回流美國國債市場→壓低美債收益率」的邏輯下，2012年及此前外國投資者持有美債佔比抬升驅動10年期美債收益率HP濾波趨勢項走低，推升了發達經濟體金融資產估值。

2. 2011年後頁巖油規模化生產引發美元貨幣體系出現兩點變化

頁巖油規模化生產之前，全球原油生產主要集中於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及俄羅斯等部分非OPEC經濟體；2011年以來隨著頁巖油的快速發展，美國原油市場份額也大幅回升，截止2018年美國在全球原油中的市場份額已經突破16%。美國推動頁巖油規模化生產的目的是減少原油對外依賴度，降低輸入型滯脹以及經濟衰退的風險。但頁巖油不僅引發全球能源格局的變化，也對美元流動性循環形成衝擊、削弱了美聯儲作為全球央行的功能。

2011年以來頁巖油規模化生產令美國貿易逆差相對收縮。如圖23所示，過去20年原油淨進口金額佔美國名義GDP比重在0.5%-2.2%之間，是對美國貿易逆差貢獻最大的單一商品。假若美國未推動頁巖油革命，其原油市場份額可能穩定在9%左右，則2014年至今國際油價大概率持續攀升並創出歷史新高。由此預計，在需求不變的前提下2012-2018年間頁巖油發展降低美國貿易支出大約1.93萬億美元，至2019年該數字已經超過2萬億美元。硬幣的一面是頁巖油發展降低了美國輸入型通脹和衰退風險，另一面則是相對抑制了全球美元外儲乃至總體外儲的擴張速度。假若沒有頁巖油的發展，全球外儲規模很可能較當前數值高出1-2萬億美元，相當於目前全球外儲10%-20%（2019年Q4全球外儲規模為11.1萬億美元）。

由前文可知，頁巖油發展對於全球外儲擴張速度的抑制也掣肘了非美國家特別是新興經濟體的基礎貨幣投放、信用擴張，打壓了全球經貿活躍度。簡言之，頁巖油因素削弱了美聯儲作為全球央行的功能。

各國外儲擴張速度受限導致各國外儲回流美債市場的速率顯著放緩，因此2012年後美債持有人結構出現巨大變化。如圖27所示，金融危機後美債的年度供給增量中樞大幅上移。但非美投資者每年增持美債規模僅在2009-2012年大幅上升，2012年後非美投資者持有美債的年度增量就開始大幅下滑，甚至在2015-2016年轉負。結合圖19可知，非美投資者持有美債佔美債供給量比重的峰值出現在2012年，且該比值在2015年後趨勢下滑。圖16可以證明非美投資者持有美債佔比下滑並非是各國主動減持美債所致，而是各國外儲規模增速放緩與美國國債持續擴張反差的結果。我們曾在2019年2月26日的報告《美聯儲為何急於年內結束縮表？》中指出，2012年9月美聯儲實施第三輪量化寬鬆的本質就是替代「外國投資者」成為壓低長端美債收益率趨勢項的重要力量。

二、疫情衝擊過後，中美或進入角色加速調整期

（一）美聯儲作為全球央行的功能進一步被削弱

疫情結束後，財政赤字與頁巖油產業進一步發展兩個因素將令美國貿易逆差佔比進一步收縮。

1. 疫情導致美國債務形勢更加嚴峻，防止雙赤字同時擴張貿易逆差將受約束

金融危機後，美國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嚴重受損，財政刺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在此背景下，2009-2019年美國財政赤字均值為5.2%，顯著高於同期美國名義GDP增長均值3.5%；此間美國國債總規模增加12.7萬億美元至22.7萬億美元，美國未償國債餘額佔GDP比重由68.1%升至106.0%。本次疫情將令美國財政及債務形勢更為嚴峻。

第一，3月27日落地的《Cares Act》包括7項經濟支持內容，且援助範圍極廣。《Cares Act》包括：對於美聯儲貸款支持涉及4540億美元，對小型企業貸款支持（包括薪資支持）涉及3770億美元，直接向居民部門的支付佔2600億美元，失業保障支持涉及2500億美元，醫院、聯邦應急管理局（FEMA）和基礎設施支出涉及3400億美元，對州和地方政府的援助涉及1500億美元以及直接向受影響行業提供財政貸款涉及460億美元。援助法案中直接向居民部門的支付金額為2600億美元，目前美國財政將向年收入不足7.5萬美元的每個單身成人一次性最多發放1200美元，向年收入低於15萬美元的每對夫妻最多發放2400美元，每個孩子發放500美元。由圖31可知，美國約80%的家庭都接受了現金援助，可見本次財政對私人部門轉移支付的援助範圍極廣。

第二，疫情並不會令美國爆發主權債務風險。債務高企會令發達國家刻意壓低無風險利率以降低債務發行成本。以過去4年美國名義GDP增速、2019年的無風險利率水平衡量，美國可以實現經濟增長覆蓋債務成本的上限是將債務總規模提高至GDP（2019年）的175%，也即財政赤字仍有約14萬億美元空間（詳見3月19日報告《物極必反：從美元重回100說起》）。參照2008-2009年次貸危機期間，美國財政收入佔GDP比重降至15%下方，預計今年財政收入佔比會更低，比如12%。此外，考慮到2018年稅改仍將給未來若干年美國財政帶來赤字，因此預計本次疫情中美國可以動用的刺激上限或在10萬億美元。只要在這個規模以內，美國均無主權債務風險，也並不需要將無風險利率降至負值區間。目前美國可能在5-6月逐漸解除封鎖、恢復經濟行為，一旦如此疫情在美國的發展也會形成多次脈衝，但此後的疫情峰值會顯著低於本次，因此未來的疫情救助資金體量也將明顯低於本輪。只要疫情持續時間不超過2年，美國主權債務違約風險或者美聯儲實施負利率政策的可能性就極低。

第三，疫情過後美國財政及債務形勢十分嚴峻。儘管出現主權債務危機和實施負利率的概率偏低，但疫情衝擊下的轉移支付仍令美國財政壓力陡增。我們做幾點合理假設：第一年內美國名義GDP萎縮3%，2021年擴張5%。疫情爆發的第一個季度令美國債務增長3萬億美元，隨後疫情持續時間每增加一個季度將令美債規模增長1萬億美元。[1]由此可得，若疫情持續一個季度短期內美國國債未償餘額佔GDP比重將跳升至123.73%，若持續一年則美國國債未償餘額佔GDP比重或將達到138.17%，若持續兩年則該指標將進一步升至149.91%。

在此背景下，若貿易逆差也同步擴張，美元指數大幅貶值引發輸入型通脹並推升無風險利率將加劇美國經濟衰退風險。因此，預計疫情將推動美國進一步約束其貿易逆差。

2. 疫情無法逆轉美國能源革命的決心，反而可能令此趨勢加速

由於疫情令美國財政和債務形勢惡化，則收縮貿易逆差成為必要且關鍵的經濟政策方向。在其他領域難以實現製造業回流的背景下，加速能源革命可能是美國降低貿易逆差擴張的最佳選項。儘管疫情衝擊下美國已有頁巖油企業申請破產[2]，但只要疫情結束供需平衡，頁巖油仍有極大的發展前景。且加速頁巖油革命有望成為疫情過後美國的重要經濟政策。根據2019年美國能源署（EIA）的預測2021年美國將實現原油淨出口，且在其假設的基準情形（非高油價情形、亦非低油價情形）下2031年美國油氣淨出口金額將超過1000億美元。而2011年美國油氣淨進口金額超過4000億美元。也即：相對2011年而言，2031年美國油氣貿易令美國貿易赤字收縮約2.5個百分點。

3. 貿易逆差進一步收縮表明美聯儲作為全球央行的功能將被進一步削弱

僅就能源行業而言，金融危機前美國能源高度對外依賴形成了「石油美元規模擴張→全球美元外儲增加→新興國家基礎貨幣投放→全球信用擴張→全球經貿活躍度提升」的循環。2011年美國頁巖油逐漸規模化生產後這一循環體系的作用被削弱。一旦美國成為油氣淨出口國且不斷收縮貿易逆差，則美聯儲作為全球央行的功能也將被進一步削弱。

（二）兩個因素推動QE成為美聯儲常規政策，但有別於QE1及QE2

2008-2009年次貸危機後美聯儲實施QE1及QE2，意在為美國居民部門、金融部門和地產行業紓困，同時降低美國財政負擔。但2012年9月美聯儲實施的第三輪QE目的則是替代「外國投資者」成為壓低長端美債收益率趨勢項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說QE3是非美央行因外儲不足增持美債受限背景下美聯儲平衡美債供求的結果。往後看，美聯儲大概率將QE視為常規貨幣政策工具，但其意義有別於QE1及QE2，而與QE3類似。

1. 美元外儲增速放緩將進一步掣肘非美央行增持美債行為

由前文可知，「美國貿易逆差擴張→美元外儲/全球外儲規模攀升→非美央行增持美債」的邏輯在2012年美國加速頁巖油規模化生產開始已經有所變化。一旦疫情過後美國進一步削減貿易逆差，則全球美元外儲增速大概率進一步下滑，該因素將對非美央行增持美債形成掣肘。

2. 疫情衝擊下美債收益率中樞進一步下移，美債配置價值下降

美國國債佔GDP比重與10年期美債收益率之間存在顯著負相關性。儘管二者關係邏輯極為複雜，但是美元全球貨幣儲備地位使得美國具有財政貨幣化的能力並可據此壓低其國債發行成本。由於疫情持續時間決定了美國赤字率及債務規模攀升幅度，因此我們認為疫情持續時間也將直接影響10年期美債在未來較長時間的中樞水平。

由圖37可知美國國債的平均利息與10年期美債收益率基本相當，因此可用美國債務支出倒推10年期美債收益率。我們用兩組指標衡量不同疫情持續時間下10年期美債收益率中樞：一是用美國國債佔GDP比重與10年期美債收益率的關係倒推不同疫情持續時間下10年期美債收益率（下限）；二是假定疫情徹底結束後美國名義GDP增長中樞為4%，用經濟增長剛好可以覆蓋債務支出倒算出的10年期美債收益率（上限）。最後用二者均值作為不同疫情持續時間下的10年期美債收益率中樞。只要疫情持續時間不超過2年，10年期美債收益率大概率保持正值，但是疫情始終還是導致了美債收益率中樞下移，且疫情持續越久美債收益率中樞也將越低。

正如我們在報告《美債與黃金：安全資產亦有安全邊際》中所強調的，2012年10年期日債收益率跌破1%後，日本養老金資產配置組合發生巨大調整：大幅提高風險偏好增配權益資產；用海外債券「置換」國內債券。表明資產回報率是長期投資者進行資產配置的關注點之一。往後看，假若10年期美債收益率持續低於1%，將極大地影響美債對於長期投資者的配置吸引力，不排除非美央行逐步減持美債置換其他相對高收益資產的可能性。

3. 美聯儲將持續QE以平衡美債供求

在非美央行和各類長期投資者降低美債配置需求的背景下，美聯儲將發揮其對美債的供需調節功能，持續增持美債直至美國財政赤字回落、美債之於非美長期投資者的配置價值再次顯現。因此，疫情過後的一段時間內美聯儲或將把QE視為常規貨幣政策工具，其效力類似2012年9月的QE3。

（三）疫情或加速推動中國向消費國疊加中高端製造國轉型

1. 十四五期間中國將正式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

截止2019年中國（不包括港澳臺）人均GDP為10108.9美元。基於報告《疫情過後全球或迎來一輪強資本開支周期》的觀點，目前中國正處於工程師紅利期，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持續上升，且疫情過後美元指數或進入貶值周期。理論上，十四五期間中國將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

2. 疫情結束後中國「工程師紅利」和東南亞「低成本替代」優勢或更為突出

郭磊博士在報告《外商直接投資撤出中國市場了嗎？》中指出，金融危機後中國吸收的FDI並沒有下降，在全球中佔比甚至有所上升。此外，過去十年中國OFDI（對外直接投資）全球佔比大幅上升，2018年已近13%。2004-2008年中國OFDI流量還只相當於FDI的30%，2014-2018年已是1.12倍。2018年對東協投資存量較2008年增長了14倍。換言之，過去十年特別是2014年以來中國製造業產業鏈已經逐步依賴工程師紅利延伸至中高端製造領域，並持續向東協轉移中低端產能。

基於報告《疫情過後全球或迎來一輪強資本開支周期》的結論，疫情過後全球將進入二戰後全球第四輪產業轉移的下半場並由此開啟一輪強資本開支周期。在此階段，美元指數將進入貶值通道，美國相對非美的資本吸收能力也將下降。如圖42所示，美國FDI存量佔全球比重與美元指數正相關，大概率亦由全球資本開支周期驅動：全球弱資本開支周期美國FDI存量佔比上升，強資本開支周期下降。因此，疫情結束後，非美經濟體的資本吸收能力也進一步增強。中國「工程師紅利」和東南亞「低成本替代」優勢也將更為突出。因此，中國將加速向中高端製造國轉型。

3. 美國抑制貿易逆差或將加速中國向消費國轉型

2014-2018年間中國OFDI超越FDI表明中國向外轉出的中低端產能總量高於轉入的中高端產能總量。理論上，該趨勢的持續意味著中國貿易順差也將趨勢收窄。如前文所述，疫情導致美國財政赤字壓力上升，疫情過後美國或將進一步貿易逆差抑制階段，這將給中國帶來更多外需壓力，可能加速中國向消費國轉型。

如圖8所示，歐美日等大型發達經濟體居民消費佔GDP比重均明顯高於50%，目前中國居民消費佔比卻不足40%。十四五期間中國大概率躍升為高收入國家，資本形成對經濟的拉動大概率進一步下降，疊加外需等壓力，中國或將加速向消費國轉型。當然，作為少有的全產業鏈國家，預計未來中國仍將保持工程師紅利優勢，成為消費國疊加中高端製造國。

（四）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有望對衝美國因素對全球外儲規模的掣肘

1. 兩因素下美元外儲佔比或將下降，非美外儲佔比有望提升

如圖44所示，1999年-2017年已確認外儲中美元佔比與美元指數高度正相關，但2018-2019年二者相關性下降或與美國原油對外依賴度顯著下降有關。往後看，由於疫情過後全球將進入一輪強資本開支周期並推動美元指數進入貶值趨勢（詳見報告《疫情過後全球或迎來一輪強資本開支周期》），美元在外儲中佔比大概率進一步下降。此外，美國轉為能源淨出口國也將抑制美元對外輸出，預計疫情過後的若干年內全球外儲中美元佔比或將大幅下滑。相反，非美外儲佔比也有望大幅提升。

2. 過度財政貨幣化將削弱歐元及日元的國際貨幣儲備地位

我們在報告《物極必反：從美元重回100說起》中指出，義大利、希臘、日本、葡萄牙等發達經濟體存在較大債務風險。但是考慮到歐日貨幣為國際儲備貨幣，因此歐日央行可通過進一步國債購買行為降低主權債務違約風險。但一旦歐日央行進一步加大國債持有規模並由此壓制無風險利率上升也將令其國際儲備貨幣地位受損。

2009年12月歐債危機拉開序幕以來歐元在全球已確認外儲中的佔比就在不斷下滑。儘管過去幾年日元在全球已確認外儲中佔比有所上升，但其回升起點是2015年Q2，表明在歐元區實施QE後日元的相對價值開始凸顯，相當於差中擇優的結果。金融危機後全球各國黃金儲備上升分為兩段（2009-2015年、2016年以來）也反映了其對歐元和美元的替代。疫情過後，歐日等貨幣在全球外儲中佔比或整體進一步下移。

3. 人民幣進程有助於降低美聯儲作為全球央行功能弱化的負面衝擊

截止2018年一帶一路國家[4]進口及出口佔全球比重分別為21.77%及22.76%。但如圖49所示，金融危機後一帶一路國家貿易佔比上行趨勢停滯大概率與全球處於弱資本開支周期疊加美元指數走強有關，疫情結束後全球進入強資本開支周期疊加美元指數走弱或將推動一帶一路國家貿易份額進一步攀升。加上十四五期間中國將躍升為高收入國家，並逐步向消費國及中高端製造國轉型的預期，疫情結束後人民幣在全球外儲中的佔比或將持續上升。當然其上行斜率或取決於中國轉型速率、美元指數貶值幅度以及中國資本市場開放程度等因素。

若國際化進程加速，人民幣在全球外儲中佔比上升的結果有望對衝美國因素對於全球外儲規模的掣肘。也可以說，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有助於降低美聯儲作為全球央行功能弱化對於新興市場國家基礎貨幣投放、全球信用周期和全球經貿活躍度的約束。

風險提示

（一）全球疫情超預期

（二）各國貨幣政策超預期

（三）各國財政政策超預期

（四）中美經濟超預期

[1]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預計2020年美國將增加3.8萬億美元財政赤字，2021年將增加2.1萬億美元財政赤字（http://www.crfb.org/blogs/new-projections-debt-will-exceed-size-economy-year）。

[2]https://www.cnbc.com/2020/04/02/coronavirus-whiting-petroleum-is-just-the-first-domino-to-fall-in-us-shale-wipeout-strategist-says.html

[3]人均國民總收入是人均GNI的概念，但與人均GDP接近，在此我們暫時將二者混用。

[4]一帶一路國家包括：孟加拉國、吉爾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寮國、葉門、印度、烏茲別克斯坦、越南、摩爾多瓦、不丹、柬埔寨、菲律賓、斯裡蘭卡、喬治亞、烏克蘭、蒙古、埃及、尼泊爾、阿富汗、亞美尼亞、塞爾維亞、阿爾巴尼亞、波赫、約旦、馬其頓、泰國、伊朗、伊拉克、馬爾地夫、黑山、保加利亞、白俄羅斯、土庫曼斯坦、亞塞拜然、羅馬尼亞、土耳其、黎巴嫩、馬來西亞、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匈牙利、波蘭、克羅埃西亞、立陶宛、拉脫維亞、斯洛伐克、愛沙尼亞、捷克、斯洛維尼亞、巴林、沙特、阿曼、以色列、科威特、汶萊、新加坡及阿聯等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