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財經》雜誌
原標題：賈慶國：疫情加速世界秩序重構，去全球化走不通
這次疫情既有加速去全球化的趨勢，也有繼續推動全球化的趨勢。疫情影響到底有多大多深，還沒有完全展現出來。2020年註定是多事之秋，世界要做好準備
文 |《財經》記者 馬國川
「中國這次疫情應對還是有效的，我們也有理由感到慶幸和總結經驗」，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原院長賈慶國教授說。賈慶國現任全國政協常委、外事委員會委員。在接受《財經》記者電話專訪時，他分析了這次疫情對國際關係的影響，呼籲各國利用已有的國際合作機制，攜手應對疫情。
在賈慶國看來，這次疫情既有加速去全球化的趨勢，也有繼續推動全球化的趨勢。中國在處理中美關係時要務實理性，「要考慮怎麼使兩國關係相對穩定，並在此基礎上開展合作。」
賈慶國指出，這次公共衛生危機將加速世界秩序重構的進程，也進一步說明了構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疫情影響到底有多大多深，還沒有完全展現出來，也可能會引發新的『黑天鵝事件』，賈慶國說，」2020年註定是多事之秋，世界要做好準備。」
中國疫情應對是有效的
《財經》：目前中國新冠肺炎疫情基本穩定下來，而其他不少國家還在忙於防控。對於美國、英國、義大利等國的應對辦法，中國網民中有不少批評、質疑的聲音，應該如何評價別國的應對之策？
賈慶國：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情，應對危機都要受到國情的制約。現在看，一些西方國家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確實存在著很多問題，但現在不是批評、指責的時候，需要的是鼓勵和支持它們改進工作，採取行之有效的行動。
對於一個國家而言，不管是中國做法、新加坡做法還是韓國做法，都可以作為參考，不能因為那個國家有不同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就排斥，而應該對本國的老百姓負責，只要科學有效，就應採取現實的「拿來主義」。在遏制疫情蔓延和限制公民自由之間進行取捨確實很難，但是在危機時刻，必須兩害相權取其輕。
《財經》：也有人擔憂，這次疫情將助長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心態。
賈慶國：總體來說，中國這次疫情應對還是有效的，我們也有理由感到慶幸。儘管如此，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思想和輿論都是不可取的，中國做好是應該的，偉大的中華民族做好是應該的，不應該因此驕傲自滿，更要摒棄瞧不起別國的心態。中國現在既有需要自身改進的地方，也有需要向別國學習的地方，還是應該戒驕戒躁。一有成績就自我膨脹是非常有害的。
現在還不是慶祝的時候，而是應該總結、反思和改進。總結好的防控經驗，反思疫情應對中存在的問題，在反思的基礎上改進現有的防疫機制，確保將來能夠做得更好，從而能夠給世界應對疫情提供一個更好的模板。
目前中國處於1840年以來前所未有的發展階段，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有能力做許多以前不能做的事情，因此國人感到高興和自豪是很自然的，但是不應該刻意去渲染，這樣做效果可能適得其反。
其實，中國在應對這次突發公共衛生危機的過程中，也暴露了一些問題和不足。尤其是剛開始的時候，包括疫情報不上去、應對措施遲緩等。我們需要完善法律和制度，確保疫情能夠在第一時間上報，及時科學決策，有效應對，這樣才能更好地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公共衛生危機，最大限度減少損害。
《財經》：如果不重視問題，就對不起我們為這次危機所付出的代價。
賈慶國：我以前寫過一篇文章《講清楚、說明白與中國的政治進步》，提出要對體制加以全面和系統地說明和解釋，對講不清說不不明白的地方進行改革和完善，使之更加合理化。其實，好多事情及時講清楚、說明白比封堵更有效，更能夠化解輿情洪峰。許多人批評還是希望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不能把輿情變成敵情。一個政策如果都能夠講清楚、說明白，公眾就會接受；如果講不清楚、說不明白，就需要調整，下一次就可以做的更好。捂著不讓人說，該調整的時候可能意識不到，貽誤時機，最後對自己也沒有好處。
分享中國的經驗和教訓
《財經》：國際社會出現了對於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批評聲音，您怎麼評價世界衛生組織在這次公共衛生危機中的作用？
賈慶國：總體來說，世衛組織在這次公共衛生危機中發揮了它應該和可以發揮的作用：第一，組織專家評估疫情，派人到重疫區武漢實地了解情況；第二，向世界提出警示，介紹中國的做法。國際社會對世衛組織的批評，有些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因為國際上有一些人很難接受中國能夠有效應對疫情這樣一個事實。
更多的批評源於對世衛組織的不了解，世衛組織不是萬能的，它和任何其他的國際組織一樣，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突出的就是它們授權有限。世衛組織是主權國家的組織，主權國家說了算，世界衛生組織只能提供信息和建議，其主權國家是否聽它也管不了。僅就它所擁有的那麼點兒權力而言，世界衛生組織這次的表現已經很不錯了。
《財經》：但是，疫情蔓延到全世界，難道它不應該負一定責任嗎？
賈慶國：判斷世衛組織是不是履行了責任，要看它做了什麼、依據什麼樣的標準來做。有一些技術上的問題可以爭議，但總的來講，這次世衛組織還是發揮了它應該發揮的作用。它授權非常有限，各方壓力又很多。例如，在如何判斷疫情發展階段問題上是有爭議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考慮，可以給世衛組織施加壓力，以免影響到自己的利益。
應該說，這個世界很幸運有了這樣一個組織，如果沒有世衛組織，這次世界應對疫情只會更差。未來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多更好？這要取決於主權國家是否願意賦予它更多的權力和聽它的指揮。現實是，很多主權國家目前還不願給它更多的權力，不少國家也不願聽它指揮。這次疫情，美國和西方國家要是早點聽世衛組織的也不至於現在這樣被動。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主權國家也不會這樣做，這是世衛組織的尷尬之處。這也適用於解讀所有的國際組織，包括聯合國，的作為。不給予這些國際組織相應的權力和支持，同時又要它們做沒有權力就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這就是現實。
《財經》：現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現病例，超過11萬人感染。為了避免更大的災難，各國如何攜手應對，是否缺乏合作機制？
賈慶國：機制是有的，無論是G7、G20，還是聯合國，都是現成的國際合作機制，現在的問題是沒有發揮好它們的作用。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是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的政府，也就是川普政府，不重視國際合作，也不重視國際組織、國際機制，它不關心其他國家，只關心美國自己，也就是川普所說的「美國第一」。既然最強大的國家對國際合作採取這種態度，國際機合作機制自然就很難運轉起來。
《財經》：二戰以來的七十多年裡，國際機制有沒有發揮較好的作用？
賈慶國：有不少次，比如，當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組織聯合國部隊將伊拉克趕出去；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G20國家共同努力，大大緩解了金融危機給實體經濟造成的影響。
但是在這次公共衛生危機面前，川普採取的措施基本上都是單邊的，不和其他國家協商與合作。這次美國禁止歐盟國家的航班飛美，也沒有和這些國家事先溝通。對盟友如此，對其他國家就不用說了。
《財經》：為了避免更大的世界災難，中國應該做些什麼呢？
賈慶國：首先是向世界分享自己的經驗和教訓。中國在應對這次公共衛生危機的過程中有很多的經驗，在疫情初期和應對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問題，我們有責任、有義務向其他國家介紹自己的經驗和教訓，幫助他們更好地應對。
第二，力所能及的提供一些幫助，包括給那些公共衛生資源短缺的不發達國家給予援助。這次疫情對這些國家構成潛在的、災難性的威脅，我們應該在它們願意的情況下，幫助它們做好防控措施，未雨綢繆。
第三，面對疫情給世界經濟造成的破壞性影響，中國也應該呼籲世界主要大國加強溝通和合作，主動採取措施穩定世界經濟，包括呼籲召開G20網絡峰會，討論如何應對急劇惡化的經濟局勢。
「去全球化」這條路走不通
《財經》：這次疫情會不會加速這些年來已經存在的「去全球化」趨勢？
賈慶國：這次疫情既有加速去全球化的趨勢，也繼續推動全球化的趨勢。
由於疫情的發展，目前國際貿易來往、人員交流大幅減少，再加上一些人推波助瀾，對全球化構成嚴重衝擊。但這是短期效應，全球化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因為貿易是互補餘缺、增加財富的一種手段，交通和通訊技術的發展使得國際貿易變得更加快捷便宜，這兩個因素使得經濟全球化成為世界大勢，也為人類社會帶來巨大好處。
人們不會拒絕全球化的。歷史表明，搞閉關自守、逆勢而動的國家最終都沒有好下場。當然，短期是多長時間，現在很難判斷。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從大的歷史角度來講，「去全球化」這條路是走不通的。這次疫情也從另外一個側面提醒人們，我們都生活在同一個世界裡，互相幫助、加強合作對我們應對疫情和經濟下滑有多麼重要。
《財經》：也有人說疫情是一個「中美脫鉤」實驗。大部分經濟學家認為脫鉤是不可能的，但是也有人認為脫鉤未必不可能。您怎麼看？
賈慶國：一般情況下，脫鉤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脫鉤的可能性。這是因為人在通常情況下是理性的，但是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也可能就會做出一些非理性的事情來。加拿大抓捕孟晚舟的時候，我突然感覺到脫鉤也是一種現實的可能性。假如當時中國在中國境內或者委託其他國家抓捕美國的CEO作為反制，那麼中美經濟很快就會脫鉤。當然，這種可能性只存在於非常極端的情況下。戰後幾十年，美國領導人還是比較務實和理性的，這種可能性被壓縮到最小程度。但是現在這種可能性增大，主要是因為這屆美國政府做事太衝動，也太不靠譜了。
《財經》：在當前情況下，應該怎麼樣避免「中美脫鉤」？
賈慶國：中國在處理中美關係時，還是要理性務實。目前華盛頓政界在其它問題上吵得一塌糊塗，但是在對華政策問題上卻高度一致，都主張對中國強硬，我認為它處於一種情緒化狀態。面對這種情況，中國需要保持冷靜態度和戰略定力，不要因為對方說了什麼、做了什麼，也跟著去說、跟著去做。就像美國的一些政客鼓吹病毒來自中國，我們沒有必要反擊說病毒來自美國。總之，不能讓美國極端反華分子牽著我們走。
所謂理性面對、務實處理兩國關係，就是不管是經貿關係還是人員交流，都沒必要刻意的去擴大或者減少，順其自然。因此，我們要想辦法讓兩國關係穩定下來。等華盛頓人心平靜下來，變得比較理性了，機會成熟了，再想辦法和美國一起來把兩國關係推向前進。
外交上，官方最好不要直接回應美國民間出現的極端觀點。官方最好對美國官方的立場和說法進行回應。面對挑戰，外交官應該保持沉著、理性和風度。
世界秩序正在加速重構
《財經》：從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秩序一直在重構，這次疫情會不會加速重構的速度呢？
賈慶國：肯定會加速重構的進程，冷戰結束以來，世界格局一直在「東升西降」，中國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發展勢頭好，西方國家的實力和在世界上的影響力逐漸下降。由於種種原因，到現在為止，美國沒有解決兩極分化問題，歐洲國家面臨的問題更多。此外，這次疫情對北大西洋聯盟和歐盟都有一定程度的衝擊，可能對北大西洋聯盟的衝擊更大一些，因為前期已經有弱化的趨勢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東方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只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東升西降」的勢頭不會改變，這次疫情再一次加速了這種趨勢。
《財經》：為什麼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的疫情應對效果要好很多呢？
賈慶國：這可能和文化價值觀有著直接關係。這些國家的國民比較強調自律，做事比較理性和務實，不像歐美人那樣隨性和浪漫。和歐美相比，東亞社會一般更重視群體利益。李光耀曾提出「亞洲價值觀」，「東亞人（日本人、韓國人、臺灣人、香港人和新加坡人）的帶有更強群體意識的價值觀和實踐」。他認為，東亞文化更強調群體利益，而歐美國家更強調個人利益，國民不願意服從政府。在東亞人看來，群體的利益界定了個人的利益，群體的利益保護好了，才能保護個人的利益。這也許是東亞這些國家處理疫情比較有效的主要原因。
不管是東方也好還是西方也好，都重視群體和個人這兩種權益，只不過偏好不太一樣，平衡點不同。
《財經》：現在各國對疫情的防控缺乏協調，隨著危機不斷深化，有沒有可能引起新的衝突？
賈慶國：現在的一些矛盾還不至於引起國家間大的衝突。不過，各種各樣的猜忌都出現了，很難說未來會不會引發這種衝突，我們需要警惕和防範這種衝突。
這次危機進一步說明了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當然，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明確其具體的內涵。
疫情影響到底有多大多深，還沒有完全展現出來，由此還可能引發新的「黑天鵝事件」。2020年註定是多事之秋，世界要做好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