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塞·萊茵甘斯的實驗基於這麼一個想法：一旦你排除浪費時間的幹擾事物，並限制有關工作的低效交談，五小時應該足以完成大部分能真正帶來顯著變化的核心活動。
文 | 丁陽
這幾日，新當選不久的世界最年輕政府首腦、芬蘭34歲女總理馬林，讓世人記住了她。據外媒報導，她近日提出了全新的工作制度，包括每周工作4天及每天工作6小時。一周只上24小時班，真會有這樣的好事嗎？
然而沒兩天，芬蘭政府就做出了澄清，指出，馬林只是去年8月還在擔任芬蘭交通部長時，在小組討論上簡單提過這一想法。自從去年12月她出任總理後就沒有這方面考慮，每周4天工作制目前不在芬蘭政府的議程上。
有網友調侃，打工時候都想著一周上4天，當了總理了還是覺得996靠譜。
「上四休三」到底有沒有可能成為一個普遍性的趨勢呢？哪怕只是在發達國家？
嘴上「羨慕嫉妒恨」，但大多數中國人恐怕並不認為「四天工作制」有什麼可行性
「上四休三」並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對於「打工族」這麼一個社會主力群體，與上班休假相關的制度變動，總是容易牽引神經。
大部分人對「上四休三」可以說是有兩種情緒，如果是國外哪哪有相關實驗或新聞，那人們就會羨慕嫉妒恨。
而如果是國內某某學者提出要嘗試「上四休三」，則基本是一片嘲諷：「996下說什麼上四休三？」；「年休假都放不了，說什麼上四休三？」；」知道基層勞動者是怎麼上班的嗎？說什麼上四休三」。
很多人還會覺得，「每周休兩天半」、「上四休三」等建議，往往都是體制內人群嘗鮮，對於多數勞動者並不公平。
而情緒之外的理智思考，很多人也不會覺得「上四休三」有什麼可行度——儘管AI、機器人取代人類勞動的說法已經被提了無數次，但至少目前這個時點還並未真的大規模發生，而眼見的事實是，老齡化和少子化趨勢正在不斷加深，勞動人口在不斷減少。到底有什麼理由在這個時候「上四休三」呢？甚至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都顯示，如今的中國人比十年前，工作時長增加了22%。這時候實行「上四休三」可以說毫無土壤。
而對國外實行類似制度的理性評價，也不見得好到哪裡去，因為過少的工作時間往往都被指為「養懶漢」，北歐等國家倒還好，那些曾深陷金融危機、歐債危機的南歐國家，都經常因為其社會制度「養懶漢」而在中文網際網路上備受譏諷。
「上四休三」的確存在不容易克服的問題，但一些外國企業家依然願意去嘗試
對「上四休三」的懷疑，並不僅僅限於國內，發達國家的人也不見得對此都特別感冒。比如國人最為熟悉的高度發達國家，美國和日本，就較少傳來類似呼聲。
但與國內對減少工作時長的可行性普遍持懷疑態度不同的是。即使在美國、日本這樣相對務實的國度，四日工作制、6小時工作制這樣的嘗試卻從未停歇。許多企業家都相信，可以通過好的制度設計，讓減少工作時長變得真正可行。
然而這並不是那麼容易實現的。英國前首相卡梅倫的顧問懷廷，去年在社交網站領英披露了英國大型生物製藥研究基金會——惠康基金會在嘗試四天工作制時遇到的困難。比如該機構發現，有些員工管理研究補助金，有些經營捐贈基金，有些則負責向公眾開放一座博物館，這些不同的崗位並非都可以一周工作4天，從一周5天向4天的轉變會加劇不公平。還有，該機構認為， 不管是管理者還是被管理者，引入4天工作制都是一件會讓人更加分心的事情。對於一個撥出研究經費在全世界幫助挽救生命的組織，乃至更多需要管理者和員工全心全意投入到項目中去的組織，這種做法是好是壞，的確是要謹慎評估的。
更加根本的問題是，減少工作時長可行性的基本邏輯能否成立。理想的基本邏輯是這樣的，減少工作時長——提升員工工作狀態——提高單位時長產出效率——讓總產出持平乃至有所提升。顯然這個邏輯並不是自然而然就能實現的。比如改8小時工作制為6小時後，設身處地，你覺得你自己、你同事或你的下屬，就一定會提高工作效率了嗎？
企業家們自然也知道這一點。但是，有些企業家依然願意去嘗試。
比如華爾街日報介紹了一位德國創業者拉塞·萊茵甘斯的做法：他在公司施行了五小時工作制。這位老闆不僅減少員工在辦公室的時間，他還減少員工花在工作上的總時間。他們早上8點到，下午1點離開，此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們應該是不工作的。他的實驗基於這麼一個想法：一旦你排除浪費時間的幹擾事物，並限制有關工作的低效交談，五小時應該足以完成大部分能真正帶來顯著變化的核心活動。
拉塞·萊茵甘斯
於是，萊茵甘斯讓員工把手機放在辦公室的包裡，並屏蔽公司網絡上的社交媒體；嚴格的規定減少了花在會議上的時間（大多數會議限制在15分鐘或更短時間內）；或許最重要的是，他的員工每天只查看兩次工作郵件，「沒有冗長的來回交流分散他們的注意力，也沒有在晚飯時或在場邊看孩子打比賽時偷偷查看收件箱。」
未來的工作形態充滿各種可能性，對此探索很有價值
萊茵甘斯的實驗最終能驗證他的想法嗎？如果真的可行並得到普遍推廣，那打工族將過上夢寐以求的每天下午1點起都是自由時間的理想生活，你可以美美睡上一個午覺，下午好好享受一杯咖啡，看一直想看卻沒時間看的小說或影視劇，然後晚上還可以享受一個非常充實的夜生活。
不過，很多人都會指出，問題就在於類似的實驗未必有令人滿意的效果，即便某些公司可以做到，也難以進行推廣。甚至一些人骨子裡就不相信這種可能性。對於中國企業家來說，這點可能更甚。
然而，這可能恰恰是人們的盲點。
美國喬治城大學計算機科學副教授卡爾·紐波特（Cal Newport）指出，「我們很容易忘記，今天我們許多人工作的方式是新出現的。」他指出，如今多數白領從事的工作類型「知識工作」是僅僅60年前由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提出的，而這期間，白領們的工作方式就已經更新過好幾代——從有著長時間午餐和來電會的時代，到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桌上型電腦出現，到電子郵件等工具出現，再到21世紀初的智慧型手機革命，人們的工作方式經歷了許多變革，那為什麼不會有新的變革出現呢？紐波特相信，「我們仍然處於數字知識工作新階段的早期」，未來的工作形態，包括工作場所、工作時長、溝通工具等等，都還充滿了可能性。
所以，當微軟公司這種科技界巨頭都投入到四天工作制的探索時，是很令人欣喜的。微軟日本表示，正式實施「上四休三」三個月後，結果顯示，「勞動生產率」（即月銷售額除以僱員人數）與去年8月相比提高了39.9％。「此外，在不到30分鐘的時間內結束的會議增加了46％，用電量和紙張列印量減少了。」「92.1%的員工對『上四休三』表示滿意。」
不管這是否最終結論，這都是很值得嘗試的探索。
「打開眼界」，讓自己的視野變得更加寬闊， 去探索更多可能性與積極因素
相比起外國人在這方面的努力，不得不說的是，國人、包括國內企業家在這方面的嘗試還比較欠缺。或許，國人確實更善於把已經有人趟出的路弄得更加完善，而在偏早期的原創性探索、尤其是涉及人類行為的一些基本問題的探索上，是有所不足的。在減少工作時長的可行性探索方面，為什麼中國人不能做出一些獨創性的貢獻呢？
發散一下，也許，首要的一步，是將國人的視野變得更加寬闊。近些年，許多人都對信息繭房效應（也稱為回音壁效應、同溫層效應）深感憂慮。這是指人們的信息領域會習慣性地被自己的興趣所引導，從而將自己的生活桎梏於像蠶繭一般的「繭房」中的現象，甚至人與人之間的交流還會放大這種現象，人云亦云的跟風隨處可見。在這樣的背景下，獨創性的思考和看法並不容易冒頭。
舉一個筆者自身的例子，在2019年行將結束之際，筆者與身邊的朋友、同事一樣，都覺得各個層面的壓力已經切切實實地擠壓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深恐一年前那句流傳甚廣的話——「2019年是過去10年裡最差的一年，卻是未來10年裡最好的一年。」已經得到了驗證。直到我看到紐約時報知名專欄作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的文章《這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一年》，我才意識到，不管是世界還是身邊，積極因素依然還有很多，貧困、文盲、饑荒等困擾人類上千年的難題，正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大步向前解決。
即使我們的身邊，也隨處有這種積極的因素，有時只是被焦慮人群給刻意忽略了。比如騰訊新聞《中國人的一天》欄目追蹤十年的「重慶棒棒十年扛出一套房」那則新聞，就展示了許多讓人感動的積極因素。仔細琢磨的話，各種各樣的積極因素，還能在很多地方都看到，比如，微信群裡大範圍傳播的「45度讓路法」，就是一個很有價值的積極因素，這種大範圍傳播讓真實的交通場景中出現「讓出生命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所以，重要的是「打開眼界」，讓自己的視野變得更加寬闊， 去探索更多可能性與積極因素。也許，中國人也能探索出讓「上四休三」符合國情的可能性。
「打開眼界」，是騰訊新聞新的品牌主張，騰訊新聞相信，這是讀者們的真實需求。
內觀自己，外觀世界，與大家共勉。
第465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