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哪個時候能像當今時代這樣，各種各樣的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民主的吸引力也從未如此深入。人們普遍接受了現代社會所允諾的平等權利和公民權，特別是那些被剝奪這些權利的人們。但是，隨著白人至上主義者喜愛的候選人——川普當選美國這個典型的多文化民主政體的總統，馬丁·路德·金所說的「道德宇宙的弧線」似乎並未終歸正義。
通過指責美國歷史上首位黑人總統出生於外國，川普在政治上初露頭角；通過污衊墨西哥人是強姦犯、穆斯林是恐怖主義分子，川普逐漸掌控大權；以反猶主義、種族主義、厭女主義、排外主義而臭名昭著的布賴巴特新聞網（Breitbart News）的執行主席斯蒂夫·班農（Stephen Bannon）被任命為競選團隊的執行長，這為川普的成功競選再添助力。川普和班農聯手走入白宮，共享無限權力，為現代世界構建原則的崩潰畫上圓滿的句號，即1776年美國革命性的《獨立宣言》中所說的「人人生而平等」，被賦予「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權」等「不可剝奪的權利」。
煽動仇恨使人們歧視移民者、少數族裔以及其他「異類」的行為逐漸成為主流——甚至發生在德國這個後納粹時代政治和文化都建立在「再也不」概念之上的國家。分裂主義的時代毫無預期地降臨了。在這個時代裡，人們用堡壘將自己與他人分隔開來，只接受那些與自身外表相近、語言相似的人們。1993年，義大利北方聯盟黨（Northern League）的思想理論家奇安弗蘭科·米格利奧（Gianfranco Miglio）曾建議，「文明」的歐洲應該提倡「野蠻」歐洲當時所擁有的民族主義，並將其作為「阻止穆斯林入侵的防線」，在當時，這個建議看起來荒誕可笑。但是如今，統治匈牙利和波蘭的政客蠱惑人心，將本國稱之為基督教歐洲的哨兵，並認為穆斯林難民和移民者已經威脅到了哨兵的生死存亡。英國的脫歐支持者在倫敦市長選舉中模仿歷史上託利黨的策略，編造出外國人具有威脅性的謊言。以色列猶太人中的大部分人希望以色列驅逐阿拉伯公民。基爾特·威爾德斯要求大量驅逐穆斯林民眾，而且此舉可能會使他成為荷蘭總理。
歐洲和美國的白人民族主義者非常崇拜普京，因為普京曾公開反對「所謂的寬容」，並且通過入侵車臣開創了自己的政權，要求組建「有機的」俄羅斯共同體。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體之一的印度，印度人至上主義不休不停地排斥著少數族裔。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通過鼓勵對土耳其庫德公民的攻擊，來鞏固民眾對他的支持率。斯裡蘭卡的政治家曾通過侵犯泰米爾少數民族的利益而大放異彩，例如2009年泰米爾族曾遭受大屠殺，直到今天仍然由於歧視性政策而深受其害。盧安達總統保羅·卡加梅憑藉對胡圖族人的迫害而獲得政治紅利。巴基斯坦、孟加拉、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泰國對宗教少數群體和種族少數群體的迫害使其遭受大範圍的制裁。人們曾歡慶緬甸民主政體的開端，而如今緬甸似乎也出現了種族清洗的信號。
不久之前，《金融時報》的評論員馬丁·沃爾夫還曾大力讚揚自由貿易和「市場的魔力」帶來了全人類社會的同質化。正如路易·威登在婆羅洲開店，中國成為法國紅酒的最大消費者之一……既然自由貿易和消費資本主義已經到來，法治、理性、個體自由以及對多樣性的寬容還會遠嗎？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現今大部分國家——從美國到印度尼西亞——都在經歷一場激進的部落化。蠱惑人心的政客們將排外主義與進步主義者關於高檔的房屋、有效的醫療體系、優秀的學校等觀點相融合，他們強調語言、宗教、種族、民族之間的差異，這不僅威脅到了自由貿易，也威脅到了世界主義者的夢想，即通過緊密的商業聯繫和電子通訊來構建世界統一體。更重要的是，他們似乎正在扭曲現代性的世俗和平等主義理想。
這種扭曲在美國這個以移民為主的國度尤為嚴重。19世紀，美國廢除奴隸制，中國、日本、愛爾蘭、俄羅斯和德國的移民紛紛湧入，使得美國成為了沃特·惠特曼所說的「豐富的多國家合體」。自那時起，擁有不同政治信念的美國政治家和政論家都始終堅持致力於建設多種族的「山巔之城」，即致力於所有公民的平等權利，並將此作為地球上所有人類的典範之國。隨著世界上大量人口以及美國新移民都熱烈地希望成為美國人，這些政治家的使命進一步加強了。
雖然美國的「熔爐」願望與普京、瑪麗娜·勒龐、奈傑爾·法拉奇所希望建立的有機共同體截然不同，然而美國卻曾反覆出現全部公民群體同質化的危險幻想。而這一次該幻想的出現，卻威脅到了世界上所有角落的民主政體。
如今我們之所以強調文化認同和差異，是因為我們曾經歷了痛苦而迷茫的全球化。那些希望從無窮無盡的技術統治和不透明的金融市場中「奪回控制權」的人們，希望通過形成全新的主權「人」，重建一個政治空間——這種政治行動能夠通過認清人民的「敵人」從而最快完成。人們飽受市場的無情摧殘，而種族和宗教少數群體卻一直是替罪羊——例如，19世紀70年代末，在經歷了劇烈的經濟下滑之後，蠱惑人心的政客們將公眾的怒火引向猶太人，「反猶主義」這個詞應運而生。
對民族和種族「異類」的認定和妖魔化遠遠不是自由民主的偏差，也不僅僅是經濟衝擊所導致的異常狀態。相反，這種不公正是民主的核心。在現代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中，這種不公正都一直存在，並與理性和進步的自由理想密不可分。
早在19世紀，非裔美籍思想家杜波依斯就曾分析過民主和自由主義內在的矛盾。在他看來，奴隸制強迫非洲人融入到世界經濟體系中，繼而融入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當中，將不同社會和不同歷史背景的人們聚集在一起，在舊的種族偏見和歧視之上建立新的經濟不平等。這兩種壓迫對於創建繁榮的美國民主至關重要，而且使得被壓迫者難以、甚至不可能實現自由和平等。1903年，杜波依斯說：「20世紀的問題，將是種族分界線的問題。」
杜波依斯在杜波依斯寫下這句話時，在工業化的美國，黑人隔離使得廢除奴隸制的紅利遺失殆盡，在亞洲和非洲爭奪殖民地和帝國的白人建立了新的種族等級制。之後，他總結道，美國南方廢除奴隸制事實上使得北方的工業資本主義得以在全球擴張。美國白人和歐洲白人共同鞏固了「一個全新的工業奴隸制」，「這個工業奴隸制由非洲和亞洲的黑種人、棕種人以及黃種人所組成」。杜波依斯擔心，對於很多人來說，「膚色」和「頭髮」將會成為「剝奪現代文明機會和權利」的理由。
杜波依斯認為現代政治和經濟的本質便是排斥，並對此十分擔憂。20世紀似乎證明了，但同時又反駁了他的擔心。在20世紀中，由於歐洲接連不斷的政治和經濟危機，反猶主義逐漸蔓延，並造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犯罪。戰爭和饑荒導致無數人死亡，在此基礎之上，無情的帝國主義者佔據了亞洲和非洲。然而，去殖民化使得擁有平等主義理想的獨立國家誕生了，隨後是南非種族隔離制的廢除。近年來，這些獨立國家的全球化經濟似乎超過了曾經的西方殖民主義者。民權運動、成功的黑人政治家、體育運動員、流行明星、藝術家以及思想家表明，膚色的問題似乎已經解決。2008年，一位肯亞裔黑人當選美國總統，這似乎證明了膚色已不再是問題。
但是，對於在種族主義之後出現的民主心懷希望，卻總是過於奢侈了。歐巴馬在消除膚色影響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他卻在被廣為流傳的照片中被畫成猴子。對少數群體來說，殺害和虐待、大城市的住房歧視，以及許多非裔美國人和印第安美國人的窮困境遇，都在表明種族-民族隔離仍然存在。而且，反歷史的部落主義以及建立不平等人類社會的政治訴求在美國從來都不缺少強有力的支持者。
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極右組織民兵（Minutemen）、美國納粹黨、亞利安眾國以及復興的三K黨，引導白人對民權和女性主義運動進行反擊。1978年，白人民族主義組織「國家聯盟（National Alliance）」的創立者威廉·皮爾斯寫了一本題為《透納日記（The Turner Diaries）》的小說。在這本小說中，美國被「黑不溜秋的猶太人」所統治，之後該政府被非裔美國人推翻。後來，非裔美國人通過政治正確的立法，奪取了白人的槍枝，強姦了白人婦女。
舊種族秩序和性別角色的不穩定滋生了對政治產生憤怒的下層社會，近年來，白人民兵的興起、對墮胎診所的襲擊以及隨機槍擊案都反映了這一點。1995年，蒂莫西·麥克維在俄克拉荷馬城殺死了168位美國人，現在看來，這似乎是孤立主義保守派的派屈克·J.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所說的「美國靈魂之戰」的早期預兆。麥克維反對女性主義和政治正確。在他看來，正是政治正確助長了非裔美國人的囂張氣焰。1992年，麥克維曾在一家小城鎮的報紙上寫了一篇關於白人中產階層和美國夢的滅亡。在這篇文章中，曾經參加過海灣戰爭的麥克維預言了我們如今的憤怒時代。
「種族主義的興起？你最好相信這個事實，這就是美國失意之後的發洩途徑嗎？這是真正的失意嗎？誰應該對這一切負責呢？這個世界曾認為共產主義不是管理民眾的完美體系，而如今民主似乎也走上了相同的道路。沒有人看到『大』圖景。」
1948年馬裡蘭州的一家餐館，黑人和白人需要從不同的入口進入 圖片來源：Joe Schwartz Photo Archivejnk在1992年，對於許多人來說，不論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大圖景指的是「歷史的終結」以及美國式民主和資本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在這個後政治階段，國家政治似乎僅僅是跨國市場和信息網絡的附屬品，這使得諸如布坎南等政治極端人物要求給予美國白人工人經濟和社會方面的公平。布坎南要求經濟保護主義，停止移民，對少數群體持強硬態度，他早已預料到了川普的排外民族主義。
然而，事實上，美國的建國者們最先體現了個體解放的現代意識形態中存在著尖銳的矛盾。正如歐巴馬在芝加哥的告別演講中所說的，建國者們相信人人自由平等，並致力於進行激烈的政治試驗。但是在奴隸們痛苦掙扎在維吉尼亞的泥潭裡，他們表明了真相：在美國這個移民、自由貿易者和帝國主義者緊密聯繫的國家，混合各種極端不平等的人會使得實現自由統一體的挑戰難上加難——更別提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了。
從17世紀以來，歐洲的定居者、貿易者以及殖民者中認為非歐洲人野蠻、低等，對其進行貶低，甚至殺害。種族差別與新大陸的定居者和殖民者變得密不可分。然而，到18世紀末，被強行納入現代世界經濟的人對提倡所有人類平等自由的人們提出了一個嚴重的道德和政治困境。逃避這個問題的一個途徑便是將真正的人類和非人類區分開來；將值得擁有自由和不值得擁有自由的人區分開來。所以，從自由民主等現代理想誕生的那一刻起，人類和非人類，理性和非理性，文明和野蠻的區分便成為這些理想的基礎。密爾曾支持這些舊等級制，他在1859年曾為英國對印度的統治進行辯護，他寫道：「與野蠻人打交道時，專制統治是一種合法的政府形式。」
儘管原則上反對奴隸制，但是許多啟蒙運動的思想家簡單地認為民主原則——自由、平等、寬容、自然權利、人類尊嚴——只適用於文明的白人。殖民化的、淪為奴隸以及原住民沒有理性，而理性正是從宗教和傳統中解放出來的人類個體所擁有的獨特特點。如果大衛·休漠「傾向於認為黑人天然地便低白人一等」，孟德斯鳩也毫不懷疑黑人是「野蠻人」。伏爾泰與洛克一樣，都在一家以奴隸貿易獲利的公司中擁有股份。伏爾泰認為，黑人僅僅比「動物多一點點思想」。歐巴馬曾在演講中說道，反對種族歧視的非裔美國人要求實現「我們建國者所允諾的平等對待」。然而事實上，託馬斯·傑斐遜自己就是一個奴隸主。他認為黑人「在身體和思想方面，都低白人一等」，並認為美國白人愛國者們必須消滅原住民——「無知的野蠻人」和「野獸」。
這種喪心病狂的反人性化似乎與在美國革命中制度化的人類理想截然不同。但是，正如瑞典作家貢納爾·默達爾（Gunnar Myrdal）在其經典研究《美國的兩難：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1944）中所指出的，「在生物秩序中地位低於白人，更接近於動物」的人們可能會「被排除在白人的社會和道德秩序之外」。毫不驚訝的是，強調種族之間的生物差別的偽科學——顱相學——在美國最受歡迎，白人利用這門偽科學，使得種族優越性的虛幻成為不言自明的事實。
1776年，塞繆爾·詹森曾經尖銳地說：「為何我們聽到對自由最大的呼喚聲來自於黑人？」然而，美國反殖民主義者洛克的忠實追隨者將自由與財產權聯繫在一起，而不是將自由與平等民主聯繫在一起（麥克維很可能會援引洛克和傑斐遜的話）。奴隸缺乏自由這一明顯事實的確使得傑斐遜及其同伴良心不安，但是他們的反應卻是提倡種族隔離。歷史學家尼古拉斯·蓋耶特（Nicholas Guyatt）在新書《將我們分開（Bind Us Apart）》中認為，「隔離，但卻平等」——1896年美國最高法院將黑人隔離加入到法律當中，並提出了這一條臭名昭著的思想——是「美國的建國原則」。蓋耶特在歷史學家艾德姆·摩根（Edmund Morgan）開創性著作的基礎之上，認為美國南方在內戰前夕將隔離制度化，但是早在此之前，美國的建國者們就迷戀於種族隔離，欣賞這種「思想和政治上的妥協」。事實上，直到內戰之前，美國領導者們一直有著將黑人驅逐到非洲的可怕（也無法實現的）的想法。
19世紀上半葉，安德魯·傑克遜和傑克遜主義倡導對美國白人更為寬容和平等的秩序，但這種秩序卻設法貶低西班牙裔、印第安人、努力自由的黑人和女性的地位。在美國奴隸解放以及內戰結束之後，越來越充滿活力的美國民主中出現了更多類似的矛盾。之後，種族隔離明確劃分了美國那些值得擁有自由和平等的人群。在美國南方存在數十年的隔離學校、鐵路汽車以及午餐桌推動了人們關於「種族分開仍然平等」的虛幻想法。黑人被剝奪公民權和被處以私刑的行為，都反映了到底哪個種族才是高高在上的。
1882年，國會通過了《排華法案》，禁止中國勞工進入美國。這部排外法案甚至鼓勵了維也納的反猶政客蠱惑人心。然而，這部法案毫無道理：1880年，中國移民僅佔美國人口的0.002%。同時，在當時，曾經擁有大量工作和土地的國家由於經濟危機和社會衝突而造成大量失業。許多公民開始將他們的公民權當做是獨有的特權，這種特權不應該被所有人，特別是種族低下的人所享有。
在動蕩的19世紀末，針對非白人的種族歧視成為民主團結的一種形式。對於左翼和右翼民粹主義者來說，這是一種聯合白人「工薪奴隸」共同對抗亞洲移民和非裔美國人的途徑，以此來治癒他們的尊嚴之傷。從愛爾蘭新來的移民同樣可以通過迫害非裔美國人而獲得榮耀的白人身份——至少對一些人來說，膚色的分界線是可以商榷的。如果歐洲的反猶主義是愚蠢之人的社會主義，那麼19世紀末美國的種族主義便是悲傷的落後者與進取的新來者之間的「民主」。
正如杜波依斯清楚看到的那樣，許多進步主義者在種族歧視上串通一氣。反託拉斯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曾發誓為全部美國人謀取政治平等、經濟安全與社會機會。然而，他所說的這一切卻不包括非白人在內。亨利·詹姆斯曾尖銳地指出：「國家意識的螺絲釘從來沒有擰緊過」，而羅斯福希望「將其擰緊」。他希望海外的戰爭和徵服能夠促進國內的種族團結和民主。最初的自由國際主義者伍德羅·威爾遜非常崇敬他所說的「偉大的3K黨」。3K黨興起於奴隸制廢除之後，其目的是保護白人遠離「無知黑人的投票」。
20世紀初期，人們大肆追捧「優生學」這門偽科學，這促進了1924年《移民法案》的出爐及其配額體系。該法案傾向於來自西北歐的新來者，不利於來自東南歐的種族低等人群（通常為猶太人），並排除了「奴隸移民」與亞洲移民的後代。美國為了自由而派遣種族隔離的軍隊參與二戰期間，超過十萬日本人被關入監獄。20世紀60年代的民權革命最終結束了黑人的恐懼。但是保守派作家麥可·諾瓦克（Michael Novak）所說的「無法融化的種族」——非裔美國人不斷增加的政治影響力引起了反噬。我們如今仍能感受到這場反噬的回音。
1963年，阿拉巴馬州州長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的戰爭口號是「現在隔離，明天隔離，永遠都隔離」。民權運動使得種族怒火再也無法像當時那樣呼聲震天。然而，民權運動卻無法阻止白人政治家使用狗哨政治，通過取悅某些群體來撈取政治資本。尼克森時期的副總統阿格紐·艾格紐曾用「沉默的大多數」嚇唬強硬的黑人和多文化主義者，之後，裡根對這一定義進行了改善。裡根在支持自由主義左翼事業的幌子下（如提倡無膚色差別、公平競爭環境），攻擊《平權法案》以及其他民權運動的成果，並以諸如「州權利」、「福利母親」、「配額」以及「反向種族主義」等口號取得了白人工薪階層投票者的支持。1988年，威利·霍頓（Willie Horton，黑人，曾強姦一名白人婦女，譯者注）加入到老布希的總統競選班底中，如果說此事體現了種族恐懼的力量一直存在，那麼，2005年，小布希對颶風卡特裡娜的應對工作表明，在美國的大部分地區，「永遠都隔離」不僅僅是一句令人噁心的口號而已，而是切切實實的行動（颶風期間，黑人較多的紐奧良受災嚴重，政府救援工作遲緩，譯者注）。川普則最終收穫了許多美國人對歐巴馬的自反性厭惡：正如Fox News的格林·貝克(Glenn Beck)所說的，「這個人（指歐巴馬）對白人的仇恨根植於心中」。
對種族的不滿從來不曾被完全壓制，如今，這種不滿又回到了我們的時代當中。最近，美國警察曾槍殺了幾名未曾武裝的非裔美國人，川普的顧問斯蒂夫·班農對此回應道：「如果那些被警察槍殺的人做了一些該死的事情呢？畢竟，在這個世界上，有一些人是天生就具有侵略性和暴力性的。」
川普及其夥伴曾輕率地攻擊少數群體（也曾無休止地指責中國），並重新開始了自納粹過後曾一度中斷的反猶主義。他們的卑鄙行為原本應該只存在於數個世紀之前。這些行為對世界上其他的複合社會和不平等社會造成了重要影響。美國曾堅信人類必定會朝著「更完美的統一」前進，這種前進不可逆轉。長期以來，正是這種信念，在民主的高尚理想與充滿結構暴力與不平等的殘酷現實中間架起了橋梁。歐巴馬曾一再強調，美國的特點「是前進的動力，這使得我們建國之初的信條擴大到擁抱全人類，而不是一部分人類」。
川普的上臺顯示了，在我們這個時代中最強大的宗教——美國意識形態中最終的勝利者與失敗者。許多自由派的美國白人非常困惑，為什麼他們對美國包容性理想的熱烈祈求以及對少數群體身份政治的不滿會遭到「終止你的特權」這種憤怒的口號。但是，與許多希望和觀點相反，美國的自由民主秩序只能包容那些擁有足夠特權的人。與以往漫長的隔離時代相比，如今的排斥已經變得不再粗暴地以種族為標準；如今，性別、財產、教育以及經濟機會、種族都會起到決定作用。
在漫長的經濟危機期間，這種多方面的不平等變得更加令人難以容忍。19世紀末，在第一階段的全球化中，正如杜波依斯所寫的那樣，美國歐洲精英擁有了」這個世界從未預料到的巨大的經濟力量和利潤」，歐洲和美國曾出現民族-種族國家主義的浪潮。如今，這種不平等再一次推動了這股浪潮的高漲。如今，中產階層和工薪階層中的許多人感到自己被排除在福利國家的福利和富人的財富之外。他們的怒火所指向的目標是冷淡疏離的技術統治，也是那些被認為剝削了納稅人所繳納的稅賦的人們。在十九世紀末的美國和歐洲，政治機會主義分子試圖通過將外國人、移民者以及難民魔鬼化，從而利用人們的恐懼。他們認為，這些人全都是依附在辛勤工作、卻被忽視的階層身上的寄生蟲，應該被清理乾淨。
我們再次發現，分化的人類通過學習法理學家卡爾·施密特說的「如何使得危及自身同質性的陌生和不平等事物遠離」，重新參與政治，重組自身。我們發現種族主義不僅僅是物質、偏見和傲慢的簡單產物；儘管我們十分謹慎，並且下過「再也不」的決心，但種族主義依舊存在。因為它能增強社會團結，能夠驅散人類的恐懼，衍生對未來的希望。人類要求平等、自由和尊嚴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因而才會產生種族排斥。種族排斥的本質其實與自由主義和民主這種最高尚的理想緊密相連。
美國尤為如此。圭亞特曾說，美國「擁有分裂的歷史傷口，但同樣擁有種族分裂的本能。即便許多人曾發誓堅決拋棄種族主義，但種族主義仍會顯現出來」。比爾·柯林頓為了華爾街精英的利益，減少對金融市場的監管，但同時，他也比尼克森、裡根和布希父子更甚，將非裔美國人大批監禁，使其貧困潦倒。川普內閣是至今為止最為富裕，也最為狂熱的內閣。他們的言語和行動將會進一步表明，無情的舉措是為了推動建立致力於人類自由的政治和經濟。
那些反對這些舉措的人應該對此表示歡迎。很長時間以來，美國允諾的自由中所省略的部分一直被人所忽視。幾代反帝國主義的思想家和活動家曾經歷杜波依斯所說的世界性的「工業奴隸」。他們曾反覆指出，允諾全世界擁有平等權利的國家同時在全世界實行等級制。那些權利只為少數人所有，其他人則被排除在外。某些政治家只允諾給予與自己相似的人以自由、平等和尊嚴，而與自己不同的人則不能享有這些權利，甘地會發現這些行為非常熟悉。
甘地也和馬丁·路德·金一樣，承認建立公民民主的重要性。公民民主是當代社會的多元性本質的一部分，而且與以下觀點和價值觀無法共存：承認不相稱的目標、刺激個體成員之間的合作和相互性，而非競爭和敵意的民主。在充滿不同種族、階級、性別的多樣性人群中創建統一性的艱難任務不單單只有美國建國者們遇到了。許多問題，諸如人類自由和平等的本質對他們來說似乎不言自明。而許多繼任者也通過將被奴役的、被殖民化的、無依無靠的人們驅逐出視線（但正是他們的資源和勞動帶來了生活的歡愉、自由與快樂），去除了美國程序中這些不言自明的矛盾。
如今，正如白人至上主義者準備佔領奴隸們在華盛頓特區所建造的房屋，這些好戰的人們「會努力控制住他們從俘虜那裡所盜取的東西，而不反省自身，他們將會引發全世界的混亂，如果地球上的生物沒有滅絕的話，還會帶來這個世界從來沒有見到過的種族戰爭」。川普政府治下的真正的民主平等將會是空前巨大的挑戰。但是至少不會再以曾經的虛幻為遮掩——這種虛幻就是為現在和未來的人們提供更好的機會，使得道德宇宙的弧線終歸正義。
（翻譯：尉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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