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年前，法國作家羅曼·羅蘭憑藉其長篇敘事史詩《約翰·克利斯朵夫》登上了諾貝爾文學獎的領獎舞臺。
隨後在世界範圍內，羅曼·羅蘭被「時代精神代言人」，「世界的良心」，「和平主義教皇」等諸多榮譽加身。一時間，他成為正義勢力的精神領袖。
羅曼·羅蘭
然而，與這本小說及作者本人所獲得的國際榮譽相比，他們在本國可謂是命運多舛如大雪崩。
羅曼·羅蘭的老鄉，那位寫下《追憶似水年華》的普魯斯特，在評價《約翰·克利斯朵夫》時，就極盡嘲諷。
他直言這部小說不僅有矯飾、淺薄、庸俗、世俗的毛病，而且又好發議論，用「一大堆平庸的思想」議論，根本談不上思想的深刻，其刻薄程度讓人嘆為觀止。
他甚至認為羅曼·羅蘭的寫作不夠真誠，甚至覺得他沒有寫作的才能可言。
國內的法國文學研究專家鄭克魯先生也補上一刀：
「《約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國其實就是一部二流的作品，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與羅曼·羅蘭的思想傾向有關係；二是小說的創新不夠，是一部十足的現實主義小說」。
而翻開哈羅德·布魯姆那本鼎鼎大名的著作《西方正典》，連羅曼·羅蘭的名字一次都未出現過，他顯然沒把羅曼·羅蘭放在正典之列，對其偏見不言自明。
當羅曼·羅蘭及《約翰·克利斯朵夫》跨越時空、語言、文化，來到全然陌生的中國後，卻受到了神明般的待遇。
01
在上世紀初的留法學生之中，有年輕的學子如梁宗岱、閻宗臨、汪德耀、徐仲年等對羅曼·羅蘭仰慕至深，翻譯家傅雷也常與他書信往來，以至於羅曼·羅蘭一度被中國留法學生奉為「精神父親」。
傅雷先生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約翰·克利斯朵夫》也在中國不斷被人翻譯、出版、閱讀，對中國知識界的影響可謂既深又遠。
法國文學研究專家柳鳴九就曾說：在中國，凡是有教養的人，對《約翰·克利斯朵夫》這部作品，幾乎無人不曉，其中相當大一部分人還是這部作品熱烈的讚美者、崇拜者。
巴金也曾說：「羅曼·羅蘭更對我們的脾胃」。
學者夏志清也評價到：對於羅曼·羅蘭及其傑作《約翰·克利斯朵夫》的推崇，是許多作家提到的事實，而作家們也試圖依據約翰·克利斯朵夫的形象，創造出一個嶄新的中國英雄，卻沒有成功。
他只說對了前半句，路翎長篇小說《財主底女兒們》之中的人物蔣純祖就是克利斯朵夫式的中國英雄。《財主底女兒們》這部小說當初刊登的廣告詞就是「中國的《約翰·克利斯朵夫》」。
該小說為何特別吸引20世紀的中國讀者，尤其是其中的知識人，且更符合他們的脾胃？以至於主人公約翰·克利斯朵夫已經變成上一代中國知識分子集體記憶的一部分？
02
小說的主人公，約翰·克利斯朵夫是知識人的典型，既有文化上的獨創性或創造性，又具有知識人特有的批判精神與道德擔當，不論是社會批判，還是文化批判，都獨具特色。
中國現代知識人對這部小說的領會，無疑要涉及對自己傳統的體認，更重要的是，約翰·克利斯朵夫知行合一，符合中國知識人的實踐哲學理念。
如學者牟宗三所說：中國文化的核心是生命的學問。何謂「生命的學問」，他闡釋道，「由真實生命之覺醒，向外開出建立事業與追求知識之理想，向內滲透此等理想之真實本源，以使理想真成其為理想，此是生命的學問之全體大用」。
約翰·克利斯朵夫由外則是音樂創作的不斷精進，由內則是生命之中充溢著浩然之氣，威武不屈、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的大丈夫品性的不斷完成。至大則剛，立乎天地之間，這可謂生命之學問的本味真言。
作家王安憶對此也說，《約翰·克利斯朵夫》不是寫一個具體的天才，而是在寫一種永恆的、自然的、生命的最精華。
進一步來說，就是知識人的最精華，主人公克利斯朵夫一生投身音樂、完成自己，也正中了中國文化所要求的完成一個人的價值訴求。
中國現代知識人，雖然與這完成一個人的境界有一定距離，為其生命的殘缺樣式，晚年能達到克利斯朵夫那樣澄明境界的少之又少。
傅雷也曾寫信對兒媳婦講：
「就說我自己，也還沒有度完克利斯朵夫的最後階段：身為一個激進的懷疑論者，年輕時慣於跟所有形式的偶像對抗，又深受中國傳統哲學道德的薰陶，我經歷過無比的困難與無窮的痛苦，來適應這信仰的時代。」
但這畢竟是知識人的理想與追求，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克利斯朵夫比中國現代的知識人更像他們心中自我認同的那個自己。
除了知識分子對主人公的精神認同，時代背景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03
自鴉片戰爭以來，晚清政府不斷地從失敗走向更大的失敗，中國面臨著國將不國的慘烈局面。
自古就有家國情懷的知識人，也一直備受這種失敗之恥辱的煎熬，他們無法再「躲進小樓成一統，管它春夏與秋冬」，更不情願在故紙堆裡摸爬滾打終其一生。
當時中國的作家學者們感時憂國，時間精力大都投注於社會萬象以及家國問題方面，他們對的西方小說家們的借鑑，主要還是知識上的同情與支持：或對他們作品的思想與說教，或對作家本人的直接發言，持拿來主義態度，像海綿吸水一樣用力吸收。
他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早已不再是學術上某幾個細節的往前推進，而是國家的救亡圖存。《約翰·克利斯朵夫》及其作者羅曼·羅蘭進入中國也正是在此背景下逐次展開。
在抗戰大背景下，全國有一種崩潰之象。知識界被籠罩在灰色情調之下，許多知識分子在看不到社會前途的遁詞下，逃避個人的戰鬥責任。
在這種窒息沉悶的氣氛下，強調個人主義和英雄主義，也就是強調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戰鬥傳統，對於喚起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的「人」的尊嚴，喚起他們的鬥爭精神和鬥爭熱情，是有益的。
不甘墮落的知識分子，經歷著難以忍受的精神苦悶與物質生活的壓迫，他們要求有一種足以衝破這沉濁氣氛的力量，一種強大的生命力。
而《約翰·克利斯朵夫》恰恰是給予了這樣一種鼓舞的力量，一種大勇者的戰鬥精神，自然它立刻收到精神饑渴的知識分子熱烈歡迎。
04
當然，這部小說能在中國廣泛傳播並得到熱烈追捧，也不可不歸功於傅雷先生。
傅雷有著不亞於羅曼·羅蘭深厚的藝術修養，有著與其同樣挺拔的精神人格和同樣純真赤誠的心靈。
他在上世紀譯出了《約翰·克利斯朵夫》之後，又歷經多次修改，他不僅譯出了作品的文字，更是譯出了作品的生命，更參透了作者的思想靈魂，創造了作者、譯者和讀者的共鳴與視界融合。
有學者曾僅就傅譯《約翰·克利斯朵夫》中主人公直視人生的「大勇者精神」進行過考證，發現中國新文學史個性鮮明的作家如巴金、胡風、路翎、蕭軍、白樺等人，都從約翰·克利斯朵夫身上汲取了充分的創作靈感。
無論是法國人眼中的二流小說，還是我們國人心中的經典，羅曼·羅蘭筆下的約翰·克裡斯朵夫都是一個超乎尋常的「貝多芬」式的英雄。
他有著高尚的靈魂和雄壯的聲音，他的英雄行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身上昂揚的強奮精神和道德力量，曾激勵了諸多青年，以後也將影響更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