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20世紀中國史學話語體系經歷了從傳統史學話語體系向新史學話語體系、新史學話語體系向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的轉變。20世紀初期，以進化史觀為指導、以揭示歷史進化進程及其原理為撰述旨趣、以民史為撰述中心、以救亡圖強為目標的新史學話語體系取代了以反映朝代更替、探討皇朝盛衰興亡之故、為帝王提供資治的古代史學話語體系。20世紀40年代，形成了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社會形態理論考察中國歷史發展脈絡及其階段、以人民群眾為主體、以經濟為骨幹、以階級鬥爭為動力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20世紀50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取代了新史學話語體系，並在以後的發展中經歷了曲折。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史學研究者在反思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的基礎上，力圖建立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特色的史學話語體系。在構建新時代中國史學話語體系時，如何認識中國歷史、如何處理歷史與現實的關係、理論與實際的關係、繼承與創新的關係以及如何對待西方史學話語體系等，是應予以特別關注的問題。
關鍵詞：中國史學/ 史學話語體系/ 新史學/ 馬克思主義史學/
作者簡介：趙梅春，蘭州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甘肅 蘭州 730000 趙梅春(1964- )，女，湖南邵東人，歷史學博士，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主要從事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研究。
標題注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8VXK006)
中國古代史學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話語體系，近代以後，隨著社會的變化和中西文化之間的碰撞與交流，中國史學話語體系開始發生嬗變。20世紀初期，新史學話語體系取代了傳統史學話語體系，20世紀40年代，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初步形成，並在50年代取得主導地位。進入21世紀以後，建立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特點的學術話語體系成為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心聲，史學研究者也積極探索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特點的史學話語體系的建構①。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希望我國廣大歷史研究工作者繼承優良傳統，整合中國歷史、世界歷史、考古等方面研究力量，著力提高研究水平和創新能力，推動相關歷史學科融合發展，總結歷史經驗，揭示歷史規律，把握歷史趨勢，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②這表明，構建新時代的史學話語體系已成為當代史學研究者的時代使命。構建新時代的中國史學話語體系，需要對以往的中國史學話語體系進行清理與研究。基於此，本文試圖對20世紀初以來中國史學話語體系的變遷作一考察。
一、新史學話語體對傳統史學話語體系的取代
以二十四史為代表，以「明道」「資治」為旨趣的傳統史學與古代中國社會相適應。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進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民族危機日益加深，仁人志士為挽救民族危機，不斷探索救國救民之道。「戊戌變法」的失敗使他們認識到，船堅炮利挽救不了危機，維新變法也同樣無能為力。19世紀末20世紀初，面對日益深重的民族國家危機，中國學人試圖通過改造學術以推動社會變革，救亡圖存，因而大量地輸入西方學術，這被稱為「『梁啓超式』的輸入」③。就史學而言，學者普遍感到旨在為帝王「資治」的傳統史學已經不能適應變化了的社會和時代的需要，呼籲通過史學革命，為史界開闢一新天地，並期待以新史學造就具有國家觀念、群體意識和民族愛國熱情的新國民，從而使中華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於是，憑藉「梁啓超式的輸入」所引進的西方學術理念、範疇等思想資源，史學界開始了新的史學話語體系的建構。
20世紀初，梁啓超藉助於從西方輸入的進化史觀以及國家、國民、群、社會等新概念，一方面清算傳統史學，另一方面重新確立歷史研究的指導思想，界定史學研究對象、目的和宗旨，建構新的史學體系。他指出：「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④但中國史書雖繁、史家雖多，卻「未聞有能為史界闢一新天地，而令茲學之功德普及於國民者」⑤，這是因為中國的舊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不知有理想。中國史家以為天下是君主一人之天下，「蓋從來作史者，皆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者也」⑥。傳統史學的代表二十四史，即是二十四姓之家譜。梁啓超認為，中國人缺乏國家思想，緣於中國史家不知朝廷與國家之界限，不知國民與國家的關係，不知國家與天下之別。「吾中國國家思想，至今不能興起者，數千年之史家，豈能辭其咎耶」!中國人群體意識不強，史家難辭其咎，所謂「中國之史，則本紀、列傳，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亂堆錯落。質言之，則合無數之墓志銘而成者也」⑦，這樣的史書難以起到聚合群力的作用。中國民智不發達，也與史學有莫大關係，史書理應通過敘述人群發展變化之原因結果，揭示其進化之原理，「鑑既往之大例，示將來之風潮，然後其書乃有益於世界」⑧。但中國史書卻只知記事，不能闡明事物之間的原因結果及其影響，如蠟人院之偶像，毫無生氣。這樣的史書不但不能開啟民智，反而損耗民智。有感於此，他大聲呼籲史學革命：「今日欲提倡民主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於此優勝劣汰之世界，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飢食，一刻不能緩者也。然徧覽乙庫數十萬卷之著錄，其資格可以養吾所欲給吾所求者，殆無一焉。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哉?吾不得已也。」⑨一方面是亟須憑藉史學資源培養具有愛國心的新國民以挽救民族危機，另一方面卻是已有之史學無法承擔起這一重任。「吾不得已也」這句話，道出了梁啓超倡導史學革命的苦衷。對於傳統史家念茲在茲的書法與正統，梁啓超也進行了猛烈的批判。他指出所謂「正統」實際上是將天下視為一家一姓之私有，「大抵正統之說之所以起者，有二原因：則當代君臣，自私本國也……由於陋儒誤解經義，煽揚奴性也」⑩。他認為此種觀念不予根除，史學難以起到養育新民之效。「以國之統而屬諸君，則固已舉全國之人民，視同無物，而國民之資格所以永墜九淵而不克自拔，皆此一義之為誤也。故不掃君統之謬見，而欲以作史，史雖充棟，徒為生民毒耳」(11)。至於「書法」，梁啓超認為它也是以是否忠於一家一姓為褒貶是非之標準，「上之啟梟雄私天下之心，下之墮齊民尊人格之念，非史家所宜出也」(12)。在梁啓超看來，所謂「正統」「書法」都是為一家一姓之專制統治效力的，若不予以根除，史學難以喚起國民愛國心，難以聚合群力。
梁啓超倡導的史學革命引起了學者的強烈共鳴，形成了新史學思潮。鄧實、曾鯤化、陳黼宸等紛紛批判傳統史學，呼籲建立新史學。曾鯤化指出，中國為睡獅，四萬萬人毫無生氣，固然是賊民者、毒民者所造成的，但史家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國史氏聞其言而愾然痛曰：壓制此動物而斬斷其蓬蓬勃勃之生氣者，二千年賊民、毒民者之冤孽也。犯萬世之不韙，為國民之公敵。袒毒賊民者之門閥，而抹煞人間社會一切活潑文化之現狀者，則歷代史家實屍其咎」。他批評中國史家「效死力於專制君主，以盡奴顏婢膝之本領」為能事，「齗齗正統偏安之爭，皇皇鼎革前後之筆」，其所撰之書，「餘一人朕天子之世系譜，車載鬥量；而中國歷代社會文明史，歸無何有之鄉。飛將軍、大元帥之相斫書，汗牛充棟，而中國歷代國民進步史，在烏有子之數」(13)。鄧實則熱切盼望新史學造福於民：「新史氏乎，其揚旗樹幟放一大光明於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界上，以照耀東洋大陸乎!雞既鳴而天將曙乎?吾民幸福其來乎?可以興乎?抑猶是沉迷醉夢於君主專制史而不覺也?」(14)可見，傳統史學的合法性遭受到了強烈質疑，通過史學革命建立符合時代需要的新史學已成為大多數學者的共識。
在批判傳統史學的基礎上，新史家重新對史學進行了界定。梁啓超反覆申論「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歷史者，敘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15)。所謂敘人群進化之現象，就是要求撰寫民史；所謂求公理公例就是「作史者之精神」。他曾指出：「夫敘述數千年來各種族盛衰興亡之跡者，是歷史之性質也。敘述數千年來各種族所以盛衰興亡之故者，是歷史之精神也。」(16)因為「大群之中有小群，大時代之中有小時代，而群與群之相際，時代與時代之相續，其間有消息焉，有原理焉」(17)。研究歷史者若能揭示出其間的消息、原理，則所作之史將有益於人類社會。「是故善為史者，必研究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18)。從梁啓超有關史學的界定中可以看出，所謂新史學就是通過敘述人群進化之歷史，揭示其進化發展之公理公例，激起國民愛群善群之心，從而增進群體幸福。有關史學的這種認識，也是當時學者的一種普遍理念。鄧實指出：「世界之日進文明也，非一二人之進，而一群之進也；非一小群之進也，而一大群之進也。」「所貴乎民史者何?貴其能敘述一群人所以相接觸、相交通、相競爭、相團結之道，一面以發明既往社會政治進化之原理，一面以啟導未來人類光華美滿之文明，使後之人食群之幸福，享群之公利，愛其群，尤愛其群之文明，愛群之文明，尤思繼長增高其文明，孳殖鑄釀其文明」(19)。曾鯤化也指出：「夫歷史之天職，記錄過去、現在人群所表現於社會之生活活動，與其起源、發達、變遷之大勢，而紀念國民之美德，指點評判帝王官吏之罪惡，使後人龜鑑之、圭臬之，而損益、而調劑、而破壞、而改造、而進化者也。」(20)可見，「新史學」之「新」，主要表現在對歷史進程之看法、歷史撰述之旨趣、研究對象、內容、方法以及有關史學社會價值等方面的認識迥異於傳統史學，是一種以民史為中心的現代史學話語體系。
1.關於歷史發展進程。新史家不再從王朝更替的角度看待中國歷史，而是以進化史觀為指導，將中國歷史視為一個具有階段性的不斷進化發展的過程，並以上古、中古、近世這樣的概念來揭示其發展階段。夏曾佑指出：「自草昧以至周末，為上古之世；自秦至唐，為中古之世；自宋至今，為近古之世。」(21)這三大階段，又可以根據國勢盛衰、學術文化發展和民族關係的變遷，分為七個時期。由草昧開闢至周初為傳疑期，由秦至三國為極盛期，由晉至隋為中衰期，唐代為復盛期，五代末至明為退化期，清朝為更化期，此期前半段，學問、文章、政治集秦以來之大成，後半段則世局人心開秦以來未有之新局。在梳理中國曆發展脈絡時，夏曾佑還對中國歷史發展的轉折時期予以特別的關注，如他指出禹為「古今之一大界」(22)，戰國「為古今之大界」(23)，秦人滅六國統一天下，中國歷史遂由上古時代而轉入中古時代。不難看出，在新史家眼中，中國歷史不是雜亂無章的，也不是循環的或倒退的，更不是王朝間的頻繁更替，而是一個螺旋式、有階段、不斷變化發展的過程，其進化之軌跡粲然可見。
2.關於歷史進化發展的動因。新史家論及中國歷史的變化時，其著眼點不再是天命、道德或個人的意志，而是生存競爭、地理環境、學術文化乃至社會經濟因素。夏曾佑論及黃帝、炎帝、蚩尤之間的戰爭，認為這種爭戰是由生存競爭引起的。「至黃帝之時，生齒日繁，民族競爭之禍，乃不能不起，遂有炎帝、黃帝、蚩尤之戰事，而中國文化藉以開焉」(24)。生存競爭導致優勝劣汰，社會因此不斷發展。黃帝、炎帝、蚩尤大戰，「為吾國民族競爭之發端，亦即吾今日社會之所以建立」(25)。陳恭祿重視地理對歷史發展的影響，指出「一國現狀之造成，由於兩大勢力，一曰天然環境之影響，一曰民族活動之總程」，「民族活動無往而不受地理之影響與限制」，「地理為一國之天然環境，實一民族活動之根據地，人民生活，常受其支配與影響」(26)。錢穆則將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視為歷史發展的推動力，指出「全史之不斷變動，其中宛然有一進程。自其推動向前而言，是謂其民族之精神，為其民族生命之源泉。自其到達前程而言，是謂其民族之文化，為其民族文化發展所積累之成績」(27)。呂思勉論及春秋戰國時期思想觀念、人們社會地位的變化時，認為這些都是社會經濟變化的結果，並指出「把社會上的形形色色，一切都歸到經濟上的一個原因，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也不過如此」(28)。但他並沒有將經濟因素視為歷史發展的根本原因，而是強調「要考察社會的情形，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得注重的。精神方面，固然要受物質方面的支配，物質方面也要受精神方面的支配」(29)。不難看出，持多動因論，是新史學在歷史發展動因認識問題上所呈現出的新特點。
3.關於歷史撰述的對象和內容。新史家認為，歷史敘述的主體不是君主，也不是少數傑出人物，而是人群，故反對君史，倡導撰寫民史。鄧實指出：「夫民者何?群物也。以群生，以群治，以群昌。群之中必有其內群之經營焉，其經營之成績，則歷史之材料也。群之外必有其外群之競爭焉，其競爭之活劇，則歷史之舞臺也。是故舍人群不能成歷史，舍歷史亦不能造人群。」(30)梁啓超也指出：「歷史所最當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關人群者，雖奇言異行，而必不足以入歷史之範圍也。」(31)陳黻宸則強調「民者，史界中一分子也」，「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與臣與學人詞客所能專也」(32)。新史家認為民史應包括智力、產業、美術、宗教、政治等。梁啓超借用德國哲學家埃猛埒濟之說，指出智力、產業、美術、宗教、政治為民史的範圍。「德國哲學家埃猛埒濟氏曰：人間之發達凡有五種相，一曰智力(理學及智識之進步皆歸此門)，二曰產業，三曰美術(凡高等技術之進步皆歸此門)，四曰宗教，五曰政治。凡作史讀史者，於此五端，忽一不可焉」(33)。可以看出，梁啓超心中的民史是與民眾日常生活、思想情感相關的社會史。
4.關於歷史研究的方法。新史家倡導以多學科的方法研究歷史。梁啓超指出，地理學、地質學、人種學、語言學、群學、政治學、宗教學、法律學、平準學，皆與史學有直接關係。其他如哲學範圍所屬之倫理學、心理學、論理學、文章學及自然科學範圍所屬之天文學、物質學、化學、生理學，其理論亦常與史學有間接之關係。這些學科都可為歷史研究者所憑藉，成為其理論資源，所謂「取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鉤距之，雖未盡適用，而所得又必多矣」(34)。黃節指出：「西方諸國由歷史時代進而為哲學時代，故其人多活潑而尚進取。若其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宗教學諸編，有足裨吾史科者尤多。」(35)在這些學科中，以社會學即梁啓超所說之「群學」對新史學的影響最為突出。章太炎計劃撰寫中國通史時，「日讀各種社會學書」(36)，夏曾佑、劉師培、呂思勉等所撰寫的中國通史著作也多運用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
5.關於歷史撰述之價值。新史家強調史學旨在揭示歷史進化之公理公例，以過去之進化導將來之進化，以國民資治通鑑取代帝王資治通鑑。梁啓超指出：「夫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為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來者焉。歷史者，以過去之進化，導將來之進化者也。吾輩食今日文明之福，是為對於古人已得之權利，而繼續此文明，增長此文明，孳殖此文明，又對於後人而不可不盡之義務也。而史家所以盡此義務之道，即求得此前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進幸福於無疆也。」(37)並且將揭示歷史發展的公理公例以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視為史家應盡的義務。他指出：「進化之理不能明，歷史之義務不能盡。」「夫史家之義務，貴按世界進化之大理原則，證之於過去確實之事，以引導國民之精神者也」(38)。章太炎指出：「所貴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發明社會政治衰微之原理為主……一方以鼓舞民氣，啟導方來為主。」(39)這是強調中國通史撰述，旨在揭示社會進化發展之原理，鼓舞民氣。夏曾佑指出：「智莫大於知來，何以知來?據往事推而已矣。故史學者，人所不可無之學也。」其所撰之《中國歷史教科書》旨在「發明今日社會之原」，以便人們在「運會所遭，人事將變」之時，「一一於古人證其因」，「以知前途之險夷」(40)。
可以看出，這種以闡發社會進化過程及其原理、以國民為中心、以促進國家民族富強的新史學話語體系，有異於以反映朝代變遷、探討皇朝盛衰之故、為帝王提供統治術的古代史學話語體系。
新史家以其所構建的新史學體系衡評中國傳統史學，得出「中國無史」的結論。梁啓超在比較了傳統史家與近世史家之異後，斷然言道：「以此論之，雖謂中國前者未嘗有史，殆非過也。」(41)他還強調：「吾黨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其言似稍過當，但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實固不誣也。」(42)鄧實、陳黻宸、曾鯤化、劉師培等對梁啓超之說做了進一步闡發。如鄧實指出：「蓋史必有史之精神焉。異哉，中國三千年而無一精神史也。其所有則朝史耳，而非國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貴族史耳，而非社會史，統而言之，則一歷朝之專制政治史耳。若所謂學術史、種族史、教育史、技藝史、財業史、外交史，則徧尋乙庫數十萬卷充棟之著作，而無一焉也。史豈若是耶?嗚呼!中國無史矣!」(43)陳黻宸則反覆慨嘆中國之無史：「於乎，中國之無史亦宜哉……於乎，中國之無史，我固不能為明帝恕……吾觀於南北朝之時，而益不能嘆息痛恨於中國無史也。」(44)新史家認為「中國無史」，並不是說中國沒有史學或歷史書，而是說歷史應該是國史、民史、群體之史，而中國以往之史是君史而非民史，是朝廷之史而非國家之史，是個人之史而非群體之史。從這個意義上講，說中國無史「其實固不誣也」。「中國無史」說的盛行，是以決絕的態度宣告了傳統史學話語體系的合法性危機，標誌著傳統史學話語體系的終結。此後，儘管還有學者不贊成「中國無史」說，用傳統史學話語撰史，但新史學話語體系已經代替傳統史學話語體系在中國史學界佔據了主導地位，直到20世紀50年代被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所代替。
二、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的建立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是伴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史學家運用唯物史觀分析和研究中國歷史而形成的。較早倡導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歷史的是李大釗，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則將唯物史觀之光照進中國古老的史學殿堂。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史論戰及之後有關社會史論戰的反思，極大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為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礎。20世紀40年代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吳澤等馬克思主義史家各自撰寫的中國通史著作，標誌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初步建立。20世紀50年代初通過唯物史觀大普及，以及由此引發的有關重大歷史問題的討論，確立了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在史學領域的主導地位。
李大釗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唯物史觀在現代史學上的價值》《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等文，系統介紹馬克思主義理論，論述了唯物史觀對史學研究的重要意義。其所著《史學要論》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對史學的基本理論問題進行闡述，被譽為第一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著作。郭沫若《中國古代史學研究》不但以社會形態理論為指導對中國社會歷史進行考察，提出有關中國歷史的全新認識，而且以最新出土的甲骨文、金文資料結合傳世文獻，對殷周社會的性質以及中國奴隸制的產生、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轉變進行了研究。這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史上的裡程碑式的著作，「確為中國古史的研究，開了一個新紀元」(45)。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出版正值中國社會史論戰展開之時。社會史論戰所爭論的問題主要為亞細亞生產方式、中國是否存在過奴隸制社會、從秦至清代的社會性質、中國封建社會為什麼長期停滯等。正如學者所指出的，這場論戰既是政治論戰，也是學術論戰，政治與學術交織在一起。這一特點對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其具有革命性和科學性雙重品格。參與社會史論戰的各方不管其政治目的如何，都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考察中國歷史，「它所高舉的理論指導，所運用的方法和概念，都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在論者之間具有無可置疑的深刻性、真理性與權威性」(46)。社會史論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形成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應該看到，社會史論戰中教條主義、公式主義盛行，既缺乏對中國歷史的深入細緻的研究，也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理解。在社會論戰結束之後，何幹之、翦伯贊、呂振羽、侯外廬、郭沫若等對社會史論戰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總結，並在反思與總結的基礎上，將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探索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路徑，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中國化，最終形成了革命性與科學性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中國歷史話語體系。
首先，馬克思主義史家對社會史論戰之研究方法進行審視，指出缺乏對唯物史觀的正確理解，以玩弄馬列詞句為能事是社會史論戰之最大弊端。其次，在反思社會史論戰的基礎上，致力於將唯物史觀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使馬克思主義史學走出了公式主義、教條主義的泥沼。而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有關中國社會史的系統闡述，則為馬克思主義史家撰述中國歷史提供了理論框架。20世紀40年代，范文瀾、呂振羽、翦伯贊、吳澤等分別撰寫了中國通史著作。儘管他們在有關中國歷史具體問題的認識上還存在著不同看法，甚至分歧，但在有關中國歷史的整體認識上基本上達成了共識，這就是以唯物史觀為歷史研究的指導，以社會形態理論劃分中國歷史發展階段，並「把中國歷史貫串在一條以人民群眾為主體、以經濟為骨幹、以階級鬥爭為動力的主流上」(47)。這些中國通史著作的出版，標誌著馬克思主義史學已經發展成熟，馬克思主義中國歷史話語體系已經建立起來了，范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是這種話語體系的代表。據佟冬回憶，《中國通史簡編》「出版後，范文瀾同志對研究室的同志說：毛主席對《中國通史簡編》的編寫工作給予很高的評價，認為我們黨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說我們共產黨人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不僅有我們的看法，而且寫出了一部系統的完整的中國通史。這表明我們中國共產黨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了」(48)。所謂「我們共產黨人對於自己國家幾千年的歷史有了發言權」，是指中國共產黨人掌握了解釋中國歷史的話語權。戴逸在紀念范文瀾100周年誕辰學術討論會上也指出《中國通史簡編》「第一次系統地說出了革命者對中國歷史的全部看法」(49)。
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具有這樣的特點：其一，以社會形態理論為指導考察中國歷史發展脈絡，闡釋中國歷史發展進程。這是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的一個突出特點。社會形態理論是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的理論基石，所以范文瀾將按社會形態理論劃分中國歷史發展階段視為《中國通史簡編》與以往歷史著作不同的一個重要方面。他指出，「按著一般的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劃分中國歷史階段」，「試用一般的社會發展原理到具體的中國歷史，這是和舊歷史完全不同的」(50)。馬克思主義史家普遍認為中國社會經歷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鴉片戰爭以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其二，從社會經濟角度揭示中國歷史的變化。馬克思主義史家認為生產力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所引起的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推動著社會形態的更替。無論是殷商奴隸制的產生，還是西周封建社會的出現，都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翦伯贊論及商代奴隸制的產生時指出：「依據歷史的原理，勞動生產力之發展，財富之增加，以及生活領域之擴大，必然要引起奴隸制的。」(51)一種社會形態內部的變化也是由經濟的發展所推動的。翦伯贊指出，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完成了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向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轉變，土地所有關係的變化必然引起土地管理機構、經營制度的改變，進而引起社會關係、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變化，中國社會也從初期封建制走向專制主義封建制。其三，突出人民群眾的歷史地位，強調人民群眾反抗鬥爭的歷史意義。這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的一個重要特點。呂振羽指出，其所撰《簡明中國通史》的「基本精神，在把人民歷史的面貌浮現出來」(52)。范文瀾指出，其《中國通史簡編》，「肯定歷史的主人是勞動人民，舊類型歷史以帝王將相作為主人的觀點被否定了」(53)。馬克思主義史家在其所撰中國通史著作中，將人民群眾作為中國歷史的主體，歌頌他們反剝削反壓迫的正義鬥爭，他們的愛國精神，以及對祖國文化發展的貢獻等，充分展示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范文瀾指出，在階級社會裡，生產力的體現者農民階級反對生產關係的體現者剝削階級的階級鬥爭，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其四，以勞動人民的活動作為歷史撰述的核心內容。范文瀾批評以往的史書「連篇累牘，無非記載皇帝貴族豪強士大夫少數人的言語行動，關於人民大眾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記載非常簡略」(54)。而他要寫的是一部人民所需要的、反映人民大眾生活的歷史。為了顯示出歷史是「人民的歷史，不是皇族的家譜」，《中國通史簡編》在1948年的再版中，將歷代帝王年號去掉，全用公曆，對歷代帝王直稱其姓名(55)。其五，認為中國歷史既具有人類歷史的一般屬性，也有自己的獨特性。其一般性表現為中國歷史發展遵循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獨特性則是人類歷史發展共同規律在中國歷史中的具體表現。因此，既要掌握人類歷史發展規律，也要研究中國歷史的特殊性。其六，主張為革命而研究歷史。馬克思主義史家既是學者，也是革命家，研究歷史是為了指示歷史前途，推動革命事業的發展。翦伯贊指出：「我們研究歷史，不是為了宣揚我們的祖先，而是為了啟示我們正在被壓抑中活著的人類；不是為了說明歷史而研究歷史，而是為了改造歷史而研究歷史。」(56)為改造歷史而研究歷史，可以說是馬克思主義史家的信念。不難看出，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以其鮮明的特色區別於新史學話語體系，它們以五種社會形態學說為理論框架，將中國歷史視為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有規律的過程，以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代替上古、中古、近世作為劃分中國歷史發展階段的標誌，以人民群眾取代了含混不清的群體、國民，以生產力和階級鬥爭的發展變化而不是政治制度、文化的變遷作為考察中國歷史發展的依據，撰述重心也由「文化史」即社會制度、社會生活、學術思想等轉移到經濟與階級鬥爭方面。
新中國成立後，通過唯物史觀的大普及和批判、清算胡適、傅斯年、錢穆等人的歷史觀和史學方法，絕大部分史學工作者接受了唯物史觀，陳垣、童書業、金毓黻、楊志玖等新歷史考證學者不但接受了唯物史觀，而且以唯物史觀為理論指導研究與撰寫中國歷史。這表明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確立了主導地位。
三、有關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的反思
史學界有關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的反思，始於20世紀80年代有關「史學危機」的討論。新中國成立以後，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確立了主導地位，並進一步完善。20世紀50年代史學界開展的有關重大理論問題的論爭，對深化與完善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具有重要意義，「建國初出現了著名的古代史研究的『五朵金花』，標誌著新中國史學開始擺脫戰爭時期史學的草創痕跡，向著嚴肅的科學境界邁進」(57)。然而，因受政治上「左」的思潮影響，史學研究中出現了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傾向，嚴重地損害了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如1958年的「史學革命」，倡導打破王朝體系，建立新的人民史體系，要求將王朝從歷史上抹掉，將王朝的稱號、統治者的活動、典章制度從歷史中刪去，大有以農民起義史代替中國通史的趨勢。這種史學革命，誠如學者所言，實際上是革史學的命，動搖了史學的基本理念(58)。而「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必須把史學革命進行到底」，使一大批馬克思主義史家被批判、被迫害，史學淪落為政治鬥爭的工具，真正的史學研究被取消了。「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史學界一方面清算史學領域左的餘毒，一方面接續之前的研究課題。但很快地，學者發現已有的史學研究無論在研究課題還是研究方法方面都難以超越20世紀60年代，並且在已經變化了的社會面前顯得無所適從。於是，「史學危機」之說開始在史學界蔓延(59)。有學者指出，這種危機「一是傳統的史學價值觀念的危機，二是流行史學體系的危機」(60)。這裡所說的「流行史學體系」，是指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學者認為這種史學體系產生於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延續至今，「已經解釋不了現實中和歷史研究中出現的許多問題」(61)。所以，「當代史學的危機實際上正是當代史學理論的危機，即舊的史學範式的危機」。因此，「要解決當代中國史學理論的危機，要推進中國的歷史科學事業，我們新一代的史學工作者，當前正面臨著必須打破三十多年來所定型了的這一套舊理論範式的任務」(62)。於是，史學界開始重新審視中國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
五種社會形態學說一直被馬克思主義史家視為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因此，學者有關中國史學話語體系的反思，首先就是圍繞著社會形態理論及其與中國歷史實際之關聯這一問題展開的。有學者指出，五種社會形態學說是對歐洲歷史進程的概括，「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五種生產方式的歷史發展順序是就歐洲社會發展史而言的」(63)。同時，五種生產方式只是邏輯上的歷史發展順序，而非現實歷史發展順序，並不是從歷史研究中得出的，而是由歐洲資本主義推溯出來的邏輯經濟形態，「我們把這種邏輯的歷史順序看作既成的歷史發展順序，是完全錯誤的」(64)。他們還認為，現在所說的五種生產方式的含義是史達林確定下來的，未必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馬、恩並沒有將五種生產方式作為世界通行圖式，是史達林對其進行了武斷地發揮並以此安排人類歷史(65)。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將經史達林闡釋的五種生產方式當作人類歷史普遍規律，以之剪裁中國歷史，所「講的中國歷史大多是按照某種公式編制出來的，而不是就中國歷史本身的發展過程如實編寫的」(66)。因此，「應當破除按五種生產方式或相應的社會形態構成的中國歷史體系，代之以中國歷史本身固有的發展體系，即破除舊體系，建立新體系」(67)。其次，從社會發展方面審視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有學者指出，民主革命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強調的是階級與階級鬥爭，是反帝反封建的歷史篇章。現在關注的是中華民族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是中國歷史上的輝煌篇章。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已經完成了歷史使命(68)。更有學者指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是一種以「戰時歷史觀念」為靈魂的從屬於救亡與戰爭的「戰時史學」，以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為代表的通史體系是一種「戰時歷史框架」，新中國成立後本應走出「戰時史學」，但由於國內外政治環境的影響，不但沒有做到，反而深陷其中(69)。總之，在這些學者看來，既有的中國史學話語體系無論是理論、觀念、方法，還是功能、價值取向，都與轉型時期的社會脫節，已經不符合時代的需要，必須予以超越。「從根本上改造這個過時的史學框架，把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從舊的框架中解放出來，把廣大史家從舊的框架中解放出來，面對現實，從新的角度，在新的思想指導下，重新研究以往全部人類文明史，是克服史學危機的出路所在」(70)。
四、具有中國特色史學話語體系的探索
通過對現有中國史學話語體系的反思，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方法，從中國歷史實際出發抽繹出中國型的歷史發展模式即構建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特色的史學體系，已成為史學界的一種普遍認識。這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構建新的中國歷史體系，一是運用新方法撰寫中國通史。田昌五提出的中國歷史新體系、曹大為等人有關新編《中國大通史》的理論構想(71)，反映了史學界重新構建中國歷史體系的要求。他們不再將中國歷史納入五種社會形態框架中，力圖從中國歷史實際出發構建中國型的歷史發展模式。如田昌五將中國古代歷史分成三大階段，第一階段為洪荒時代，從中國大地上有人類的降生起，直到一萬年前的氏族社會為止，這是從生物人到社會人的進化過程。第二階段為族邦時代，即宗族城市國家，從5000年前至2400前年止，宗族的興衰降替是這一時期發展主線。第三階段為封建帝制時代，上承族邦時代，下至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為止。其主線是三次歷史大循環，表現為周期性循環式跳躍前進。他認為，中國目前已經進入了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第四次大循環，並將由此以新的姿態走向世界(72)。曹大為則參照「馬克思、恩格斯依據勞動資料、生產力類型將人類社會劃分為採集漁獵、農業文明、工業文明」這一理論框架，「依據生產力、生產關係和社會結構為主要標準，綜合政治體制等多種因素考察判斷」，將中國歷史劃分為原始文化、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軌三大階段。其中，農耕文明又分為宗法集耕型家國同構農耕社會(夏——春秋戰國)、專制個體型家國同構農耕社會(秦漢——清中期)。向工業文明轉軌分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主義初級階段(73)。此外，馮天瑜試圖通過對「封建」這一概念的梳理，重新探討自秦至清代這一段歷史的社會性質，旨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社會形態學說，從中國歷史實際出發劃分中國歷史的發展階段」(74)。
田昌五等人之所以放棄社會形態理論，是因為「把中國歷史納入既定的五種生產方式的模式，而不顧中國的歷史實際，讓人很難看出其中有多少中國歷史特色和氣派來」(75)。他們認為無視中國歷史實際，以五種生產方式的模式剪裁中國歷史，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度，因此「不再套用史達林提出的『五種社會形態』單線演進模式作為裁斷中國歷史分期的標準」(76)。在他們看來，中國歷史既不是什麼西方型，也不是東方型，而是地地道道的中國型。田昌五指出：「我們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必須把握這種宗族社會模式和經濟模式。套用任何外來模式，都將是隔靴搔癢，解決不了任何問題。」(77)以往的「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各個流派都是以對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解釋開始，然後按照五種生產方式的模式建立起來的；而不是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出發，用馬克思主義的解剖刀進行剖析，由此建立的歷史學體系……都不是或不完全是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體系」(78)，雖然研究成果斐然，但都沒能逃脫公式主義和教條主義。必須打破既有的中國歷史體系，才能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曹大為認為，中國在跨入文明門檻時，經歷了一條頗為獨特的道路，氏族首領直接轉化為剝削階級新貴，血緣組織與國家形態熔鑄一體，奠定了宗法農耕型社會的基本格局，一直影響中國歷史的發展。宗法制度是有別於西方的中國古代社會深層結構的基本特徵。
20世紀90年代以來所撰述的一系列中國通史著作也反映了史學界對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追求。如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樊樹志《國史概要》、王家範《中國歷史通論》、啟良《中國文明史》、張豈之主編《中國歷史》、姜義華主編《中國通史教程》等，皆呈現出新的風貌。其一，以中國歷史固有的發展線索取代以五種社會形態作為中國通史的理論架構。樊樹志決定摒棄傳統教材的社會發展史模式，「以展現中華文明的發生、發展與演變，作為國史的主線」(79)。張豈之則「提出中國通史體例按中國歷史上的朝代劃分段落，幾個朝代可以劃為一段，仍是按歷史上的朝代順序來寫，不在各段標題上附加社會形態的概念」(80)。姜義華主編《中國通史教程》，「沒有徑直按照社會經濟形態的更迭來劃分歷史時期」，而是以「作為族類形態的中國、作為地理與國家形態的中國、作為文明形態的中國、作為世界聯繫中的中國」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所發生的幾次重大的質的飛躍與轉變作為劃分歷史時期的根據」(81)。在表現中國歷史進程方面，這些通史著作不再以社會形態的演變展示歷史發展脈絡及其階段。如《中國歷史》以「朝代更替和歷史事件相結合：將歷史發展的脈絡大體敘述清楚」(82)。其二，在內容上，以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所取得的成就為撰述重點，以往通史中佔有重要位置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則只是作為重大的歷史事件予以處理。如《中國歷史》「全書所凸現的是所謂『制度與文化』的演變。至於階級、階層關係的論述只是圍繞制度與文化以及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活動中有所反映，這就和以往的教材有了很大的差異」(83)。對於人民群眾，關注的已不是其所進行的階級鬥爭，而是他們生活於其中的社會基層組織及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其三，一些通史著作放棄了自新史學以來探索歷史發展規律性的追求。姜義華指出，以往的通史多用歷史發展規律將中國歷史貫穿起來，「我們在考慮如何貫通與匯通時，不敢以為已把握或能夠準確揭示歷史發展規律，只希望扼要而簡潔地說明，中國歷史的創造者中國人、中華民族如何歷史地形成，他們在不同世代如何利用歷史形成的各種主客觀條件，一邊承繼先前世代已形成的傳統，一邊通過自己的實踐改變舊的環境，從而使歷史的中國一步步發展演變為現今的中國，使歷史的中華文明一步步發展演變為現今的中華文明」(84)。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無論是新的中國歷史體系的建構，還是新編中國通史著作，都力圖超越既有的中國史學話語體系，探索如何建立具有中國特色、風格的史學話語體系或運用具有中國特色、風格的史學話語認識和表述中國歷史。當今有關新時代中國史學話語體系的建構正是這種努力的邏輯發展。
五、幾點思考
回顧20世紀初以來中國史學話語體系發展的歷程，不難發現，有關中國史學話語體系的建設，一方面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實現了傳統史學話語體系的現代轉換，改變了中國史學面貌，從此中國史學融入了世界史學發展潮流；另一方面也出現過曲折，嚴重地損害了中國史學的健康發展。在當代「構建中國特色歷史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過程中，以下幾個問題值得思考：
其一，如何認識中國歷史。在20世紀的史學史上，有關中國歷史的認識，曾經存在過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是認為中國歷史的發展如同一首詩，在舒緩和平之中不斷前進，到處一片琴聲悠揚。「中國史之進展，乃常在和平形態下，以舒齊步驟得之」(85)，認為讀國史應該懷有溫情和敬意。這種觀點以錢穆《國史大綱》為代表。一是將中國歷史視為一幕幕階級鬥爭的歷史，以階級鬥爭作為貫穿中國歷史發展的線索，以揭示統治者的罪惡作為歷史撰述的主要目標。范文瀾延安版《中國通史簡編》是這種觀點的代表，認為「整部歷史止是階級間、階層間相互鬥爭、聯合的歷史，而聯合也是為了鬥爭」(86)。有關中國歷史的這兩種認識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都具有其價值與意義，但遠非有關中國歷史全貌的認識。第一種觀點缺乏冷靜的分析批判，所敘述的是理想化的歷史，在當時就受到範蒲韌(胡繩)的批評(87)。第二種觀點缺乏以歷史主義的態度對待歷史，對於這一點，范文瀾在《關於「中國通史簡編」》一文中已作了分析，並在修訂本中作了大幅度的修改(88)。有關中國歷史的認識，實際上是關於如何認識人類文明史的問題，在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中，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曾出現過偏差，在新時代史學話語體系的構建中應予以特別的重視。
其二，如何處理歷史與現實的關係。這個問題所涉及的就是史學的求真與致用的問題。20世紀史學話語體系的演變，與其說是史學自身發展的需要，倒不如說是社會變革的推動。無論是新史學話語體系的構建，還是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的創立，皆是如此。現實為20世紀史學話語體系的變革提供了動力、契機，同時也對20世紀史學話語體系的建構與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過分地強調從現實出發建構中國史學話語體系，有諸多的教訓值得吸取。
其三，如何處理理論與歷史實際。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在建構過程中曾出現過公式主義、教條主義地對待理論的傾向，以理論模式剪裁中國歷史，從而窒息了自身的生機與活力。當理論模式不能容納豐富的歷史事實時，不應削足適履，而應考察理論的適應度。曹大為論及《中國大通史》對歷史發展路徑的把握時曾說：「我們認為，只有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以中國歷史實踐為事實依據，針對中國歷史上的具體問題展開原創性研究，從中提升出新概念、新範式、新表述，方能對中國歷史發展的特點、規律及其特殊路徑，做出科學的詮釋，才能真正把握『中國路徑』的脈絡、特徵這一建構中國通史的主軸、主線。」(89)這也是史學話語體系建構中處理理論與歷史實際問題比較恰當的思路。
其四，如何處理繼承與創新。在這個問題上，20世紀史學話語體系的建構存在著偏頗。20世紀初新史學話語體系的建構是以與傳統史學決絕的姿態出現的，正如學者所言，「以梁啓超為代表的『新史學』，以革命為旗幟，在主觀上是要截斷傳統而另起爐灶，事實上也是如此，它基本上與中國傳統學術、特別是傳統史學無緣，它的出現只能意味著中國傳統史學的中斷」(90)。而當梁啓超從「史學革命」轉向「史之改造」時，所撰《中國歷史研究法》改變了全盤移植西學話語、徹底否定傳統史學的做法，將西方「科學的史學方法」與中國史學遺產予以融會貫通。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在處理繼承與創新的問題上也有過深刻的教訓，傳統史學曾一度被作為封資修被拋棄。建構具有中國氣派、風格、特點的新時代史學話語體系，以往的中國史學話語體系不僅是其思想資源，也是其邏輯起點。
其五，如何對待西方學術話語體系。20世紀中國史學話語體系的建構深受西方學術話語體系的影響，新史學話語體系、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體系都是援用外來的思想資源而進行的。基於西方歷史經驗的各種學術模式與中國歷史實際不免方枘圓鑿，必須將這些外來的理論、方法與中國歷史與史學的實際相結合。如馬克思主義史學話語的建構就面臨著如何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歷史實際相結合的問題，並經歷了從機械照搬的公式主義到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中國化(民族化)的過程。侯外廬在《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再版序言》中曾自豪地說：「中國學人已經超出了僅僅於仿效西歐的語言之階段了，他們自己會活用自己的語言而講解自己的歷史與思潮了。」(91)當今新時代史學話語體系的建構同樣面臨著如何對待西方學術話語體系的問題。拒絕西方學術話語體系既不現實，也不可能，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吸收西方話語體系的精華，構建根植於中國歷史實際、中國問題意識的史學話語體系，確立自己的史學話語權。
注釋：
①參見瞿林東《探索中國史學的理論研究話語體系》(《中國社會科學報》2009年12月1日)、姜義華《創新我國史學理論體系與話語體系》(《人民日報》2016年8月23日)、張海鵬《推進我國史學話語體系建設》(《人民日報》2016年7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舉辦的第四屆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論壇也以推進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話語體系建設為主題。
②《習近平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歷史研究院成立的賀信》，《當代中國史研究》，2019年第1期。
③梁啓超指出：「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謂『梁啓超式』的輸入，無組織，無選擇，本末不具，派別不明，惟以多為貴，而社會亦歡迎之。」見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7-98頁。
④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第1頁。
⑤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第2頁。
⑥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第3頁。
⑦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第3頁。
⑧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第4頁。
⑨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第7頁。
⑩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第23-24頁。
(11)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第21頁。
(12)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第27頁。
(13)橫陽翼天氏：《中國歷史出世辭》，蔣大椿主編《史學探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595-596頁。
(14)鄧實：《史學通論四》，《政藝通報》，1902年第13期。
(15)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第7、9、10頁。
(16)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第12頁。
(17)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第4頁。
(18)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第10頁。
(19)鄧實：《史學通論四》，《政藝通報》，1902年第12期。
(20)橫陽翼天氏：《中國歷史出世辭》，蔣大椿主編《史學探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第596頁。
(21)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一冊，商務印書館，1905年訂正再版，第6頁。
(22)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一冊，商務印書館，1905年訂正再版，第30頁。
(23)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一冊，商務印書館，1905年訂正再版，第244頁。
(24)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一冊，商務印書館，1905年訂正再版，第15頁。
(25)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一冊，商務印書館，1905年訂正再版，第17頁。
(26)陳恭祿：《中國史》，商務印書館，1940年，第1、2頁。
(27)錢穆：《國史大綱?引論》，上冊，商務印書館，1943年，第10頁。
(28)呂思勉：《白話本國史》，第一冊，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176頁。
(29)呂思勉：《白話本國史》，第二冊，商務印書館，1933年，第30頁。
(30)鄧實：《史學通論四》，《政藝通報》，1902年第12期。
(31)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第9頁。
(32)陳黻宸：《獨史》，陳德溥編《陳黻宸集》，中華書局，1995年，第574頁。
(33)梁啓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華書局，1989年，第1頁。
(34)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第11頁。
(35)黃節：《黃史?總敘》，《國粹學報》，1905年第1卷第1期。
(36)章太炎：《社會學自序》，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中華書局，1977年，第170頁。
(37)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第11頁。
(38)梁啓超：《堯舜為中國中央君權濫觴考》，《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華書局，1989年，第25頁。
(39)章太炎：《致梁啓超書》，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中華書局，1977年，第167頁。
(40)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敘》，第一冊，商務印書館，1905年訂正再版，第1頁。
(41)梁啓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華書局，1989年，第1頁。
(42)梁啓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中華書局，1989年，第3頁。
(43)鄧實：《史學通論一》，《政藝通報》，1902年第12期。
(44)陳黻宸：《獨史》，陳德溥編《陳黻宸集》，中華書局，1995年，第563-567頁。
(45)何幹之：《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生活書店，1937年，第104頁。
(46)李紅巖：《20世紀30年代馬克思主義思潮興起原因探析》，《文史哲》，2008年第6期。
(47)翦伯贊：《翦伯贊歷史論文選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9頁。
(48)佟冬：《我的歷史》，《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四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第84頁。
(49)戴逸：《時代需要這樣的歷史學家：在紀念范文瀾誕辰100周年學術座談會上的發言》，《近代史研究》，1994第1期。
(50)范文瀾：《關於「中國通史簡編」》，《科學通報》，1951年第6期。
(51)翦伯贊：《中國史綱》，第一卷，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第172頁。
(52)呂振羽：《簡明中國通史?跋》，上冊，光華書店，1948年。
(53)范文瀾：《關於「中國通史簡編」》，《科學通報》，1951年第6期。
(54)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序》，上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頁。
(55)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再版說明》，上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56)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8頁。
(57)盛邦和、何愛國：《中國現代史學三流派及形成的社會原因》，《史學理論研究》，2003年第4期。
(58)翦伯贊、范文瀾等人從1959年始即對這種現象進行救弊糾偏。翦伯贊指出：「作為一個史學家，我們有權打破王朝體系，但無權任意刪去王朝的稱號，因為前者是史學家的觀點，後者是歷史事實。」見《關於打破王朝體系的問題》，《新建設》，1959年第3期。范文瀾指出：「打破王朝體系，只講人民群眾的活動，結果一部中國歷史只剩下農民戰爭，整個歷史被取消了。」見《首都各界紀念太平天國一百一十周年》，《光明日報》，1961年5月31日。
(59)有關「史學危機」的討論見仁見智，學者為走出危機紛紛從自然科學、西方史學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先後出現了以系統論、控制論、資訊理論即所謂「三論」重新詮釋中國歷史、借鑑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回到乾嘉去等史學思潮。
(60)王學典：《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6頁。
(61)蔣大椿：《堅持唯物史觀基本原理，建設和發展史學理論》，《史學理論》，1987年第1期。
(62)何新：《古代社會史的重新認識：從近年出版的兩部史著看當代史學理論的危機》，《讀書》，1986年第11期。
(63)田昌五：《中國歷史體系新論續編》，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74頁。
(64)田昌五：《中國歷史體系新論續編》，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16頁。
(65)田昌五：《中國歷史體系新論續編》，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16頁。
(66)田昌五：《中國歷史體系新論》，前言，山東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1頁。
(67)田昌五：《中國歷史體系新論續編》，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17頁。
(68)田昌五：《中國歷史體系新論》，山東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4頁。
(69)王學典：《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43-150頁。
(70)王學典：《20世紀中國史學評論》，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8頁。
(71)曹大為：《關於新編〈中國大通史〉的幾點理論思考》，《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3期。
(72)田昌五：《中國歷史體系新論續編》，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27頁。
(73)曹大為：《關於新編〈中國大通史〉的幾點理論思考》，《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3期。
(74)餘來明：《〈「封建」考論〉：廓清史學核心概念的堅實努力：「封建社會」再認識學術研討會綜述》，《武漢大學學報》，2007年第2期。
(75)田昌五：《中國歷史體系新論》，山東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5頁。
(76)曹大為：《關於新編〈中國大通史〉的幾點理論思考》，《史學理論研究》，1998年第3期。
(77)田昌五：《中國歷史體系新論》，山東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61頁。
(78)田昌五：《中國歷史體系新論續編》，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87頁。
(79)樊樹志：《國史概要》，內容提要，復旦大學出版社，1998年。
(80)劉寶才：《關於重編中國通史教科書的幾點考慮》，《華夏文化》，1995年第1期。
(81)姜義華：《〈中國通史教程〉幾個問題的說明》，姜義華主編《中國通史教程》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4、5頁。
(82)張豈之主編：《中國歷史?總序》，先秦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頁。
(83)張豈之：《中國歷史(六卷本)介紹》，《中國大學教學》，2000年第6期。
(84)姜義華：《〈中國通史教程〉幾個問題的說明》，姜義華主編《中國通史教程》第一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頁。
(85)錢穆：《國史大綱?引論》，上冊，商務印書館1943年，第11頁。
(86)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下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838頁。
(87)範蒲韌：《論歷史研究和現實問題的關聯：從錢穆先生「國史大綱引論」中評歷史研究中的復古傾向》，《大學》，1944年第3卷第11-12期。
(88)趙儷生，高昭一：《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04頁。
(89)曹大為：《通史編輯對歷史發展路徑的把握：以新編〈中國大通史〉為例》，《光明日報》，2019年7月20日。
(90)王學典、陳峰：《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8頁。
(91)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再版序言，國際文化服務社，1950年修正版，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