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爆發讓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變得尤為突出 —— 對重大突發事件的焦慮、與外界隔絕的生活作息、學習和未來規劃出現不確定因素。自殺者不僅僅具有巨大的性別差異、年齡差異 、城鄉差異 ，而且還具有巨大的區域差異 ，對這些差異的解釋 ，心理學或精神病學理論傳統實際上不可能做到或扮演成 『包打天下』的角色。
今年 9 月，國家衛健委宣布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並重點關注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
據教育部 2020 年 5 月發布的統計公報顯示，中國各類型高校在校人數共有 4002 萬。
在這些學生身後，高校心理健康的摸排、危機幹預系統已經運行多年，但又在每一個環節飽受質疑和挑戰。
新冠疫情的爆發讓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變得尤為突出 —— 對重大突發事件的焦慮、與外界隔絕的生活作息、學習和未來規劃出現不確定因素。
偶爾治癒統計，自今年 5 月至今，僅網上公開信息顯示，就有 51 位中國高校學生自殺，時間集中在 10、11 兩月。
進行了十幾分鐘之後，祁琪在校內的第二次心理諮詢以不了了之告終。
去年此時，這個來自西南某高校的女生被確診為重度抑鬱。「發病的時候時時刻刻都想死」，她自我孤立、逃避現實環境，偶爾上課，大多時間吃完藥窩在床上，「混沌地與外界隔絕」的同時，試圖求救與自救。
第一次校內心理諮詢以期待落空告終。很快，她被安排了第二場諮詢。當祁琪走進教學樓的一間教室時，意外發現，在場的有諮詢師、輔導員和母親，諮詢師是她曾經的任課老師。
「不是開口的氛圍」，四方僵坐了一陣，輔導員和母親走出教室。但祁琪的情緒已經受到影響，她拒絕敞開自己。
這也是祁琪最後一次走進校內心理幹預系統。
但她又是幸運的，祁琪找到了適合自己的另一套治療系統，在經過持續的藥物療程、精神科專業醫生的治療、返家休息之後，如今的她已經逐步恢復大學生活。
但不是所有的學生都能在一段下擲拋物線的人生之後，恢復上揚。
偶爾治癒根據公開資料統計，自今年 5 月至今，已有 51 位中國高校學生自殺，時間集中在 10、11 兩月。
也是在今年 9 月，國家衛健委宣布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鬱症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並重點關注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
事實上，早在 2000 年後，一些高校就已經開設心理諮詢室，如今，許多高校的心理危機幹預系統看似也一直處於運作中。
近期，偶爾治癒訪問了一些進入高校心理幹預系統的學生、參與的老師、心理諮詢師，以及一些游離徘徊在系統外部的學生。
把每個人的期待概括在一起，就能看到，TA 們對這個系統描畫出的最理想的形象是：專業且能夠滿足來訪需求的團隊；能夠準確識別危機信號，響應並有效幹預；「預警」和「保密例外」的體系下，建立信任和安全的諮訪關係；重視且了解心理健康的行政決策者；擺脫病恥並配合治療的家長。
新冠疫情的爆發讓這些問題變得尤為突出 —— 對重大突發事件的焦慮、與外界隔絕的生活作息、學習和未來規劃出現不確定因素，如此種種讓一些高校學生猶如崩到極致的滿弓。那麼，現有的高校心理危機幹預系統足以承載和應對這些問題嗎？
2020 年，是趙文河做心理諮詢師的第 8 年。
在這期間，他在東北一所大學做了兩年輔導員。從 2017 年開始，他在北京高校擔任單人兼職心理諮詢師。巔峰時，他同時接受四所高校學生的來訪諮詢。
諮詢需求完全飽和，很多時候甚至不能被滿足。趙文河經常會看到，當學生發起預約時，會被告知目前的時間段已經全滿，需要等待兩周。
但在另一端，高校配備的諮詢師團隊已經開始等待「被翻牌子」。在趙文河兼職的其中一所高校裡，全職諮詢師有 6 個，兼職諮詢師達到 20 多個。他們以 50 分鐘為一個單位，一上午三個單位，一下午三個單位，晚上兩個單位。
心理諮詢室諮詢師排班表 圖源：某高校預約登記信息表單
在今年疫情的特殊節點上，一些學校把線下的諮詢轉到了線上。
諮詢師們時刻處於被挑選的狀態，「看時間安排，或者認同老師寫的理念，或者覺得你長得好看，就會選你。心理諮詢中心的助理會通知諮詢師，在哪個時間有哪個來訪者，然後就進行首次約談」。
面對大量的來訪者，學校需要保證的是，「把每個時間段都排滿」，只要學生來，都能夠找到人。也因此，學生們的諮詢次數也被限制，一學期大概在 6 - 8 次。一旦超出限額，當學生提出延長諮詢的需求後，諮詢師需要上報申請。
但趙文河說，即使是這樣，一個學期結束了，還有 100 個人在預約系統外排隊等候。
這並非孤例，偶爾治癒在對北京、華中、西南幾所高校的訪問中發現，學生進入幹預系統的時間大多為一周到一個月不等。
對於過長的等候時間，在北京就讀研究生二年級的阿枝提出質疑。當她需要進入系統尋求幫助時，已經處於非常糟糕的狀態，「認知功能紊亂，沒有辦法聽懂別人在說什麼，自己也說不出來一句完整的話，自我認知到了最低的點」，甚至好幾次，她有了自殘行為。
「不能再等了」，阿枝向信任的老師求助，老師採取了緊急幹預製度，將諮詢安排在一周之內。
「排隊有不合理的地方，很多學生的情緒可能是突發的，需要被及時處理」。基於自己的體驗，阿枝強調。
「心理中心反覆詢問你是否有自殺傾向、是否有自毀傾向，有沒有自殺的想法和念頭，有多強？一天出現多少次？有沒有自毀的念頭？是否已經有了這樣的舉動？我是一個喜歡描述自己情感的人，情緒有 100 分就會說 100 分，但有些同學可能比較內斂，TA 可能已經有 100 分了，但說出來只有 20 ，預約時老師就會把 TA 排在一個月之後。」
在這套系統裡，「早發現」和「主動幹預」，被反覆提到。人們希望，早在那些危機出現之前，警報就已經拉響。
為更早地識別與發現，高校往往會發放量表進行篩查，或者設置心理委員制度。但在實際操作中，這些措施低估了學生對成為「校園異類」的擔憂。
方斐與祁琪在同一所學校。每學年初，學校都會發放心理問卷，由輔導員在年級群裡統一發布，學生通過個人帳號登錄系統填寫量表。
量表大多由數十道選擇題構成，選項有著明顯的指向性，詢問學生的心情、睡眠等情況，在一定程度上給了學生「作弊」的空間。
今年疫情返校後，念大三的方斐在成都第四人民醫院被診斷為雙相情感障礙，她描述自己，「覺得活著沒意思，疲憊，有時候極度暴躁，不想社交，極度自閉，自卑又自負，有自殘行為，有自殺傾向」。
但儘管如此，她在 9 月開學初這份量表裡，留下的是一份「標準答案」。像這樣做的並不只她一個。
疾病和社會意識的雙重作用，讓生病的學生變得敏感，他們擔心以「異類」的身份暴露在更廣闊的社交網絡中。
方斐的「警惕」來自高中，在校內進行過一次心理諮詢之後，很快班主任就獲知了這一信息，找她談話，同時表達想告訴家長。「感覺像打小報告」，她攔住了班主任。那場談話並不愉快，對方「說了一些沒有任何幫助的話，還讓我覺得自己『不正常』」。
除了量表問卷的形式外，在一些高校，還設立心理委員這一職能，試圖起到「瞭望塔」的作用。擔任「心理委員」的學生需要觀察和評估班級同學的心理狀況，主動幹預，一旦超出能力範圍，則需要上報。
一位曾擔任「心理委員」的學生告訴偶爾治癒，因為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在解讀日常生活中同學的行為時會出現誤判，「放大一些問題」或者「錯過一些信號」。更多的時候，為了避免同學間的矛盾，他寧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諮詢師趙文河也發現，在實際操作中出現的問題還在於，心理委員一旦被選出，反而因為這個身份，難以和同學達成有效溝通。「如果是這個班裡的熱心人，大家願意跟他聊，但一旦成為心理委員，大家都不跟他聊，這種很常見。」
除了擔心成為「另類」之外，「休學擔憂」也經常被提到。學生們常會舉例，認識的某一位同學因為心理健康惡化，休學後產生了一系列問題。
「一位學姐，留了好幾級，失去了學校的社會關係，當她重新回到學校時，就像一個外來闖入者。實際上，大家也不會排擠你，但在這個已經牢固的集體結構中，你天然就是疏離的」，一位在武漢念書的學生提到。
武漢某校的心理諮詢室 圖源：該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官網
什麼情況下會觸發休學？
趙文河告訴偶爾治癒，除了自殺傾向問題，如果學生在諮詢中表現出精神分裂、雙相情感障礙或妄想症且會對他人造成潛在威脅的症狀，會被額外標註成「危險因素」上報，其後，學校會參考醫生的診斷，建議家長安排學生休學。
休學治療通常會安排一年，當學生提供主治醫生開具的健康證明，即可復學。
從學校的角度來說，休學是一種綜合性的考量，一種不帶任何褒貶意味的人生選擇。「希望學生在休學的狀態下，不考慮任何問題的情況下治療疾病，」趙文河解釋，這並不是一種甩鍋的決策。
但對身處其中的學生來說，失去社交、生活和學業的停滯，感覺是一種「懲罰」，由此會產生更多心理負荷。
也因此，一些學生陷在死循環中，一些學生擔憂重蹈覆轍。不管是否進入幹預系統，他們都被卡住了。
被卡在系統裡的，不只有學生。
與校外心理諮詢服務不一樣的是，在校園內部，承擔諮詢師工作的並不只有趙文河這樣的專業人士。也有一些輔導員、心理老師或者其他從事行政工作的人員被納入諮詢系統中。
這意味著，本該坦誠、平等的諮訪關係，變得微妙起來。
比如本文開頭，祁琪提到，第二次進入教室後，她發現，那位諮詢師曾是她一門課程的任課老師。
「不敢說實話，」另一位在山東念書的學生與祁琪面臨同樣的處境，在那場漫長的諮詢裡，她時刻注意對方的神情，「老師皺了一下眉頭，就趕緊想，剛才是不是說錯話了，這個老師會怎麼看，什麼樣的回答她應該滿意」。
也有學生提到，因為諮詢師難以分清自己身份的轉變，原本的心理諮詢或者危機幹預， 變成了思想教育課程。
而即使是趙文河這樣經驗豐富的專業人士，在「保密例外」的原則下，也要花更多心思維護脆弱的諮訪信任關係。
什麼是「保密例外」？
按照規定，接觸到檔案和督導的諮詢中心工作人員和諮詢師被要求遵循保密原則。但在一些情況例外，比如來訪者有傷害自身或傷害他人的嚴重危險；來訪者有致命的傳染疾病可能危及他人；未成年人收到性侵或虐待；法律規定需要披露；有中度以上心理問題需要輔助性心理諮詢。
按照流程，趙文河在接到來訪者的第一件事，就是需要籤署保密協議，並告知對方在上述情況之下，會與親屬或者輔導員聯繫。「我會告訴他，我也是打工人對吧？我要按照規定去做這個事情，但我也儘量把這個事情對你的影響降到最小」。
在 2017 年秋季學期開學後不久，趙文河接到過一例來訪案例。女孩是北京高校大一的新生，來諮詢之前，已經在醫院進行確診。趙文河在接訪過程中，也能明確地發現女孩一些表現 —— 反應遲鈍，自我貶低。
女孩的創傷來自童年遭遇的一些經歷，但這些不被家裡人知曉，在生病初期，她也無法得到來自家人的支持。
趙文河提醒女生，根據他對情況的判斷，需要打破保密原則，把一部分情況報備心理健康中心，「我說這裡有個有一點危機的個案要關注，寫一份報告，由學校的管理人員啟動跟輔導員的溝通，再通過輔導員告知家長」。
「在此之前，我跟女生說，我們現在需要商量溝通一下，你認為哪些細節和問題是可以通過輔導員轉告的，哪些是不 OK 的，每個細節都談清楚。其實沒有人規定我一定要這麼做，但你要保護她的心態，就人性化一點。」
當流程開始運作之後，諮詢師所處的只是其中一個環節，但在一些關鍵問題上，主導並做出決策的很少是這些專業人士。
趙文河處理過多起危機個案，「一旦出現危機狀況，會建立一個微信群，把心理諮詢師、心理健康中心的主任，輔導員、學工部主管學生工作的副院長拉到一個群裡，形成一個專案小組。諮詢師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是行政領導。根據不同的個案進行不同的處理」。
李瑩在安徽一所高校兼任心理諮詢師，她的本職工作是學工部的行政人員。她在 2018 年提出離開諮詢師崗位，因為意識到「跟領導在對學生的安置問題上發生分歧」。
當事女生在李瑩的持續做了一段時間的諮詢，但是情況仍然沒有改善，甚至出現了情緒失控。學院主管領導出於大局的考慮，勸女生休學。
領導的表述讓李瑩很難接受，「他當著學生的面跟家長說，這個孩子的情況如何糟糕，如何影響其他學生，你需要帶她去精神病院，關一陣看看。大概就是很傷害家長和學生情感的表達，讓這個孩子也覺得很恐慌」。
作為「行政人員」的李瑩需要服從、配合領導以學校利益為先，但同時，兼任「諮詢師」的她又需要提醒自己要以來訪學生的利益優先。「整個人很分裂，找不到一個標準答案可以解決，最後就是，我感覺拋棄了這個信任我的學生」。
有人在這個系統中獲益嗎？答案毋庸置疑。
在杭州念大學的林琛在這個系統中得到康復。他的創傷來自於原生家庭，和父母的交流充斥著障礙和隔閡。在考上大學的一年之前，他已經確診了抑鬱症
2020 年，考上大學的他如實填寫心理問卷，學校知道後，諮詢師和輔導員先後找林琛了解情況，告訴他，可以去醫院複查一次再下定論。如果醫院不好掛號，學校可以聯繫醫院安排就診 —— 趙文河告訴偶爾治癒，北京高校也有這樣的設置，因為掛號難，學校往往也打通公立醫療機構精神科的綠色通道。
輔導員會時不時過問林琛的現狀，比如是否適應學校生活，對學校有沒有什麼要求或者建議，日常生活是否需要幫助。但基於對自己現狀的認識，林琛大多時候會婉拒輔導員的好意。
但林琛對學校的應對是滿意的，這遠遠超出他的預期。學校給他傳遞的態度是，正面且樂觀地應對這件事，而不是迴避或者無視，也沒有退學或者休學，「不是一個上下級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關係，我們是共同體」。
對於林琛而言，學校是讓他遠離心理創傷源頭，重新開始生活的棲息地。他對自己的專業和課程充滿熱忱，主動報了第二專業。「總之，對一切都充滿信心」。
但也有一些問題，是系統也解決不了的。
「比如說，很多高校老師自己是不能接受抑鬱症這個東西的存在，他感受不到的東西，就覺得不存在，這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很多困難，」趙文河說。
在他接訪的一些案例裡，學生的壓力源來自於導師，「因為抑鬱，學生的活力會下降，做不了工作，需要在學業和導師分配的工作上鬆弛一些」。但當趙文河啟動溝通流程之後，發現挫敗無處不在。
「一般來說，都是學工部告知，然後通過學院院長或副院長跟導師談。輔導員不行，級別太低。但學工部跟導師是兩套體系，走學術和管理。」
趙文河說，有的導師不太把管理當回事兒，如果跟他說，要讓學生去看病吃藥，一些導師的態度就是「好人誰去那地方，你就是不想幹活，諸如此類，孩子的壓力就更大」。
在趙文河接到一個案例中，學生最終只能以畢業的方式離開導師，「他所有的期待和盼望，就是能夠離開那個人」。
而在系統中，家長的配合和參與也從來不可缺少。
「有的時候，跟家長的溝通就經常出現問題，比如學校通知說，孩子有抑鬱症，家長就說，孩子在家沒問題，到學校怎麼就出問題了。或者說，學習都學不好，活著還有什麼意思呢？」
在對談的時候，趙文河始終強調，解決這類問題從來不是哪個群體或者個體的責任，而是一個協調性的工作。「理想情況下，學校、醫院、家長、孩子都往一個方向使勁，問題好解決，但凡有人覺得，你是壞人、你在害我、你在甩鍋，這個事情就不好了」。
在對話中，趙文河一再表達自己的顧慮。「我們做這一行的都不建議宣傳自殺類的問題，因為知道的多了，會模仿」。
但對這一話題噤口不談的同時，我們不得不面對的是，頻繁出現的高校自殺現狀。如果只是歸因於個體或者群體的身體或精神疾病的原因，並不能幫助我們了解問題。
武漢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劉燕舞在論文中提到，「自殺者個體具有焦慮 、疑心 、抑鬱、病態人格 、脫離現實等性格缺陷之類的導致自殺的身體或精神疾病的原因，幾乎可以成為解釋自殺現象的『萬金油』，對每個地區、每類人群的自殺都適用。
然而事實上，自殺者不僅僅具有巨大的性別差異、年齡差異 、城鄉差異 ,而且還具有巨大的區域差異 ，對這些差異的解釋 ，心理學或精神病學理論傳統實際上不可能做到或扮演成 『包打天下』的角色。
2014 年，世界衛生組織發布了首份預防自殺報告，向人們發出提示，在 15 – 29 歲群體中，自殺是第二大主要死因。
美國加州獨立執業心理治療師朵拉陳在一篇文章中引入了「青年危機」的概念。這是由「中年危機」演變而來的詞彙，心理學家 Dr.Alex Fowke 將此定義為「一段關於職業，人際關係和財務狀況的不安全感，懷疑和失望的時期」。一般來講，青年危機出現在人生的 20 歲到 30 歲中期。
基於自己的親身經歷，朵拉陳形容，「那是一種身不由己的焦慮感，就像是一隻在太陽底下被關進玻璃罐裡的蜜蜂——前途看似一片光明，卻不知道該怎樣衝破這層厚厚的玻璃，向著那光明飛去。」
研究者指出，心理上最容易被青年危機所影響的，恰恰是那些上進生。
一位來自 985 大學的學生這樣描述自己的壓力源：身邊的同齡人都很優秀，或者過得非常有意義，而自己卻始終追趕不上。相形見絀之下，被裹挾在焦慮、嫉妒、憤怒、自責之中。
這與趙文河的觀察不謀而合。「越是好學校，好學生，可能被發現出現問題的越多。」
其中有這些學生能夠更早意識問題並願意解決的原因；也有一些在於，重點院校的學生習慣向特別優秀的人對標，給了自己很大壓力。「 TA 們不知道自己可能在全社會已經排名前 1% ，只是覺得，誰比我強，我就看著誰。」
「內卷」「績點為王」一度是高校裡的熱頻詞彙。有人一度總結，這些中國最聰明的年輕人在極度競爭中，成功壓倒成長，同伴彼此 PK ，最終精疲力竭。
在偶爾治癒接到的一個案例中，林書晗，她在武漢高校念大三，這個來自西北的女孩寄希望於教育實現階層躍升。她向朋友描述自己的目標：北上廣一線城市工作，讓自己和父母都過上「人上人」的生活。
在林書晗的理解中，實現這個目標「沒有捷徑」，家裡無法負擔留學的費用，也不能為她提供在大城市紮根的人脈支持。面對一些公司「只招碩士」的學歷限制，她認為自己有且只有讀研這一條路。
保研成為女生大學生活的核心，要計算成績、科研、社會實踐三項得分，她艱難地分配時間，維持三者的平衡。
偶爾，林書晗會向朋友表達自己的迷茫，「一切都被量化了，保研要量化三項成績，考試要量化分數，『沒有獲得知識的感覺』」。
朋友描述，林書晗喜歡文學，卻經常勸讀文學的學妹轉專業，因為「沒出路」。
也因為競爭，林書晗的人際關係全面潰敗，她申請到的國家級項目讓很多人提出質疑，認為她擠佔科研資源。
疫情打亂了她的所有規劃，武漢封城被迫留校、創新項目無法推進、六級考試延期舉行。她被告知，如果 9 月之前沒有合格的六級成績，她會直接失去保研資格。
這似乎是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
在此之前，不是沒有人察覺到信號，林書晗在凌晨 12 點的朋友圈會流露出脆弱，「求學太苦了」「想家，想爸爸媽媽」，第二天一早，她又刪除那些朋友圈。她也會連續發十幾個消息給朋友，「你在哪」「你在幹嘛」「你怎麼不接電話」。
林書晗所在的學校有 6 個心理接待諮詢點，最近的一間辦公室距離她的宿舍有 900 多米。在今年疫情期間，心理中心不斷通過公眾號向學生告知可以提供援助。
然而，這個被朋友評價為，「追求完美，積極在各種場合發揮作用，渴望在每一重評價體系裡獲得認可」的女生，一直到她離世，都沒有被學校的心理幹預系統捕捉到。
參考文獻
[1] 劉燕舞.自殺研究:困境表述、理論檢視與進路轉換[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27(03):63-70.
[2] 朵拉陳 Dora Dui Chen.致所有正在經歷「青年危機」的人[N].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46期(1063).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受訪者均為化名。張穭元、楊燕、劉一、王思齊、史曉宇、陳華崟、宋佳玲對此亦有貢獻）
訪談：梁珂、兆木、秦姝文、易思思、張穎鈺、蘇惟楚
撰文：蘇惟楚
監製：李晨
封面圖來源：站酷海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