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陝西人民出版社在三秦大地成立，七十年風雨徵程，七十年碩果纍纍。幾代出版人為了陝西的出版事業嘔心瀝血默默奉獻，幾代出版人為了神聖的出版事業兢兢業業努力付出，推出一批又一批的精品佳作。
在陝西人民出版社成立70周年來臨之際，陝西人民出版社聯合《文化藝術報》全媒體舉辦「我與陝西人民出版社這70年」有獎徵稿活動。來稿請發送至sxrmcbs70@126.com。
《山 花》情 緣
——寫在陝西人民出版社建社七十周年之際
文/曹谷溪
一個偶然的善舉，往往能成就一個人的未來，一個偶然的事件，或許會影響一個時代。
1972年，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詩集《延安山花》，使地處黃河岸邊的一個偏遠小縣——延川，成為「全國群眾文藝創作先進典型」。
這本詩集，先後在國內外發行達28.8萬冊，在當時是一個奇蹟。《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和《陝西日報》等報紙，均發表了分量很重的評介文章，我本人也因此備受關注。
△ 1972版《延安山花》
一次省上召開全省創作會議，竟然安排我在柳青之前發言。那時，柳青剛剛從「牛棚」解放出來，還是個「半紅紅」。我向辦會方提出要求，變更發言次序。答覆是：議程是會議定的，不能改變。笫二天，我被宣布第一個登臺發言。我首先將要求變更發言次序的事作了說明，然後說：「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樣，要聽著名老作家柳青先生的經驗之談，我能講什麼？今天我只講一句話：向德高望重的著名老作家柳青學習！我發言完了，謝謝大家。」
我一句話的發言，引來與會者的熱烈掌聲。這些殊榮跟《山花》有關，跟陝西人民出版社有關。應該說，我與陝西的出版社有著久遠的「山花」情緣。
是的，詩集《延安山花》是我和路遙、聞頻、白軍民、陶正等幾位志趣相投的朋友，1970年以來共同編輯創作的一本詩歌集。詩集《延安山花》的出版，純屬偶然。原本，編這個集子的時候，我們只想「自己寫，自己印，自己看」，根本沒有想過公開出版發行。
△ 1972年5月，陝西人民出版社黨委書記林理明（左四）、《延安山花》責任編輯王平凡（左二）在楊家嶺「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舊址與師銀笙、楊明春、劉陽河、高建群、王武直、曹谷溪等延安文藝工作者合影。
1972年春節，陝西人民出版社一位叫「朱賢紹」的編輯到延川探親。他的愛人趙文藝是西安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今西安交大第二附屬醫院）的醫生，按照中央「備戰備荒」調遣一批政治可靠、技術精湛的骨幹醫生到基層醫院的戰略鋪排，來延川縣醫院工作。延川是個小縣城，人與人的交往，與大城市相比顯得親切而頻繁。一天下午，趙文藝領著朱賢紹到縣革委會通訊組串門，閒談間朱賢紹看到《延安山花》的油印本。那時的書名叫《工農兵定弦我唱歌》，是北京知青陶正刻印的。朱賢紹說：「讓我拿回去向出版社領導匯報，爭取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剛過春節，我就接到出版社的電話：速到西安研究詩集的出版事宜。出版社安排詩人王平凡做這本詩集的責任編輯。他是一位水平高，責任心極強的詩歌編輯。剛剛一個星期就完成了初編、送審的全部程序。經過反覆商討，將詩集定名為《延安山花》。1972年5月，紀念「延安文藝座談會」30周年前夕正式出版。我心懷感激的朱賢紹編輯因工作需要已調離西安，幾十年再沒有見面。
△ 1973年版《延安山花》
路遙曾感慨：「可以說這是『文化大革命』後期中國大陸上第一本有泥土氣息、文學價值的詩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日本國姬路獨協大學教授安·本實先生長期從事路遙及其作品研究，先後十次來中國採訪。他回憶：「1973年，在日本大阪市的書店偶然見到一本詩集《延安山花》，那時，在日本國所能見到的只有八個樣板戲和大批判文章。看到一本來自中國的詩集，非常高興。」從這本詩集上，他就知道了我和路遙先生的名字。現在，這本《延安山花》，他送給延安大學路遙文學館收藏。當年，陝西人民出版社能將這本充滿「泥土氣息文學價值」的詩集出版，的確是承擔了一定的政治風險，這本詩集的價值和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延安山花》的成功，催生了《山花》文藝報的誕生。1972年9月，我跟路遙通過一個晝夜的奮戰，一張16開4版、鉛字印刷的文藝小報《山花》破土而出，正式面世。以此為起點，「山花」以她的頑強生命力，紮根在陝北這塊貧瘠的土地上。圍繞「山花」成長起來以路遙、史鐵生、陶正、聞頻、梅紹靜、海波、厚夫、遠村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優秀作家。據統計，截至目前，延川籍和從延川走出去的作家詩人，中國作協會員有十三人、省作協會員十九人，創作出版的各類文學作品集二百八十多部。「山花」所營造出的濃濃的文化氛圍，被人們稱為「山花現象」。《山花》創造了又一個奇蹟。
△ 詩集《延安山花》最早的油印本
在這個過程中，我與陝西的出版社多有來往。1973年，《山花》第20期發表了北京知青梅紹靜以信天遊形式創作的敘事長詩《蘭珍子》選章，隨後我將這部詩歌推薦給陝西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卻因新換的責任編輯與作者在文體上的分歧，拖了近一年。梅紹靜不得不長時間住在西安改稿，情緒十分低落。我與路遙一起去看她，她當著我們的面掉眼淚。我找到社長邊春光，替梅紹靜道委屈，邊社長看我情緒激動，安頓我坐下說：「谷溪，你就坐在這兒不要動，我們現場辦公。」他隨即召集林理明、胡海、楊青、劉善繼和王平凡等人到辦公室，就詩集《蘭珍子》「難產」的事請大家評說。問題解決了，這部詩集很快付印。敘事長詩《蘭珍子》單行本一經出版就引起了很大轟動。出版社這些前輩們的務實作風實在令人感動。
△ 《山花》文藝報
如果說詩集《延安山花》點燃了寫作者的文學夢想，那麼後來的《山花》文藝報，應該是眾多文學愛好者的鋪路石、加油站。
由於她立足本土，貼近生活，有著廣泛的讀者群體。特別是在創辦初期的特殊年代，更是一份伴隨人們共度艱難歲月的精神食糧。當年散落在延川各村的北京知青，更是《山花》的重要讀者群體。2015年全國兩會期間，曾在陝北與當地農民共同生活過七個春秋的習近平總書記與上海代表曹可凡聊到《平凡的世界》在全國熱播時說：他和路遙很熟，當年住過一個窯洞，曾進行過深入交談。路遙和谷溪辦《山花》的時候，還只寫詩歌，不寫小說。足以說明當時的《山花》在人們心中的位置以及發揮的巨大作用。
△ 《山花》第20期發表梅紹靜的《蘭珍子》
2018年12月23日至29日，中國作家出版集團主辦、中國作家網承辦的全國文學內刊工作座談會在京舉行。來自全國各地的37家文學內刊的主編、編輯參加會議，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書記處書記、出版集團管委會主任吳義勤代表中國作家協會出席了會議，並作了重要講話。會議發表了《文學內刊，寫作者溫暖的啟航之地》的文章。
△ 梅紹靜敘事詩《蘭珍子》版本一
令我始料未及的是，這篇文章第一句，第一節就講到谷溪與《山花》：「1972年，作家曹谷溪在陝西延川印出第一份小報《山花》的時候，一定沒有想到，這朵小花有如此堅韌的生命力，至今仍盛開在黃土地上，成為當地文化和文學的重要象徵。40年來，她不僅推出了一批本土作家，而且形成了文學精神的傳承。」回首往事，是《延安山花》出版所形成的氣候環境，《山花》才得以適時綻放。
△ 梅紹靜敘事詩《蘭珍子》版本二
偉大的作品，離不開作家辛勤的勞動，但任何一位作家的成功必定離不開特定的土壤。作家的勞動體現在個人創造性的勞動；文學刊物以及出版機構作為連接作品與讀者的橋梁，很大程度上充當的是「做嫁衣」的角色，他們的勞動顯得更為具體和平凡。但是，將任何一件平凡的工作當作一項恆久的事業，這項工作就會在恆久的過程中顯現出其偉大的力量。
在陝西人民出版社建社70周年之際，不禁想起48年前因《延安山花》出版，我與陝西人民出版社結下的一段「山花」情緣。以此為文，以示紀念。
情緣已久，情緣依舊。
曹谷溪，原名曹國璽，漢族，中共黨員。作家、教授。1941年農曆二月初一出生於陝西省清澗縣郝家也鄉郭家嘴村。1962年畢業於延川中學，曾任公社團委書記，延川縣革委會宣傳組副組長、通訊組組長，《延安報》記者、《延安文學》主編（編審），延安市首屆文聯黨組成員、常務副主席。2002年10月退休。
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陝西省作家協會主席團顧問、《路遙研究》主編，西北大學、中國延安幹部學院兼職教授。
1962年開始文學創作，著有詩集《延安山花》《第一萬零一次希望》《我的陝北》《天聲地籟》；著有文論集《與文學朋友談創作》《品芳錄》《遊歷與探索》；著有紀實文學集《高天厚土》《大山之子》《奉獻樹》《人民記者馮森齡》和《陝北父老》；主編《新延安文藝叢書·詩歌卷》、《西北作家文叢》兩輯21本、大型文典《綏德文庫》《志丹書庫》《延川文典》《寶塔文典》共84卷。
1999年獲陝西省人民政府「1949-1999首屆炎黃優秀文學編輯獎」和陝西省作家協會「雙五文學獎」，2019年根據他創作的電影劇本《周總理回延安》改編攝製的電影《周恩來回延安》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
本文選自2020年12月11日《文化藝術報》A04版 詳情請點擊左下方閱讀原文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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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編 | 龐阿倩
審 核 | 梁飛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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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我與陝西人民出版社這70年」丨曹谷溪：《山花》情緣——寫在陝西人民出版社建社七十周年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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