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9年末開始肆虐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又一次把人類與動物的關係問題推上了風口浪尖：要不要大規模撲殺蝙蝠？野生動物市場要不要保留？到底哪些動物可以吃？實驗室裡的動物要如何加強監管？寵物是否會給人帶來難以防範的危險？……諸多問題引發了大量關注和討論。全國人大常委會也適時地在2月24日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由此，我們在之前通過和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以下簡稱《野生動物保護法》）之外，有了更有力的法律武器去保護野生動物。
但同時也應該看到，想要真正實現《決定》中提到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想，僅靠現有的《野生動物保護法》和《決定》依然不夠。因為「自然」的範圍，遠遠超過了《野生動物保護法》中涉及的那些野生動物，特別是珍稀野生動物；「和諧共生」也遠遠超出了禁止獵捕、交易、運輸、食用《野生動物保護法》中涉及的野生動物。這次疫情的教訓和這個《決定》的意義，或許更多的是讓我們進一步意識到，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值得反覆思考的問題，是一個不僅需要利用法律手段，同時還需要動用政治、社會、人心等所有資源共同面對的問題。
就在我們身邊，除了捕獵、販賣和食用野生動物，在現有法律的管轄範圍之外，傷害和虐待動物的現象並不少見。比如，隨意遺棄或殺死寵物；在一些實驗室、養殖場甚至動物園裡，動物的生存條件相當惡劣；在網絡上依然很容易找到虐兔、虐貓的視頻……放眼全世界，保護動物的潮流雖然非常強勁，但是到目前為止，只有少數國家制定了專門保護那些非珍稀動物的法律。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並沒有足夠的法律武器去對抗這些現象，只能從道德的角度去審視和批判它們。
我們當然可以訴諸同情心、同理心，甚至良知良能，來批判那些虐待動物的行為。比如，我們可以說，「受到虐待的動物好可憐」「動物是人類的朋友」，等等。但除此之外，研究行為對錯的倫理學，特別是研究「應該如何」的規範倫理學，對於這些虐待動物的行為能夠提出什麼反駁，能夠給我們提供哪些「武器」去批評這些行為呢？在如今的規範倫理學領域，有三種比較主流的理論——德性論、義務論和功利主義，它們都以不同的方式為保護動物、反對傷害和虐待提供了理論依據。
第一種理論是德性論，這種理論將培養人的道德品格或德性作為主要關注點，或者說關注培養「好人」勝過關注某個具體的行動。一個人只有擁有良好的品格，所做的事情才是真正正確的。這種理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古希臘哲學家亞里斯多德，他主張人的幸福在於充分發揮專屬於人的理性能力，這就是德性（或「卓越」）。德性又可分成兩類：一類是和我們的情感、欲求有關的倫理德性；另一類是和我們的理性認識能力有關的理智德性。與此處的討論關係更密切的是前者。倫理德性要求我們按照理性的要求展現情感和欲求，讓情感和行動得到「中道」，也就是在過度與不及之間的適度狀態。比如，勇敢是一種與恐懼和自信有關的倫理德性，它是在怯懦和魯莽之間的中道；慷慨是一種與我們對金錢的態度有關的倫理德性，它是在吝嗇和揮霍之間的中道。[1]德性論歷史悠久，是古代倫理學中的主導理論，中國傳統儒家倫理學也通常被認為是德性論。
尼各馬可倫理學
[古希臘] 亞里斯多德 / 著
廖申白 / 譯
商務印書館，2017-01
德性論的傳統形態只承認人擁有理性能力，而否認其他動物擁有理性能力。這樣一來，嚴格意義上的「幸福」和「德性」就只對人才有意義，動物對人來講只具有工具性的價值，談不上自身的道德價值。不過，這並不妨礙德性倫理學可以間接地為保護動物提供支持。因為虐待動物會傷害人的品格，讓人的情感和欲求中一些低等的、獸性的要素脫離理性的控制，使人變得放縱、殘忍、不義；相反，按照節制、溫和、正義的德性行事，就要求我們善待動物。
但是在今天，我們完全可以對德性論的傳統形態做出修訂，用更加直接的方式為保護動物提供更強有力的支持，而這裡的關鍵環節就是，打破在傳統理論那裡「人」與「其他動物」之間的截然二分。在這方面，演化論生物學提供了重要的借鑑。生物學家的大量研究已經表明：很多動物，特別是高級哺乳動物，比如狗、狼、海豚、大象、靈長目動物等，都具有相當高的認知能力，和人的理性能力之間存在高度的連續性，在這些動物的群體內甚至可以形成非常接近人類道德的規範。[2]如果借鑑這些研究成果，我們就可以將某種程度的理性擴大至其他動物，從而打破人與其他動物之間的截然二分，同時也就有了更好的理由去主張這些動物也具有內在的道德價值，也應該擁有類似於人的德性和幸福，比如充足的營養、正常的發育、可以繁衍後代、免於遭受無謂的痛苦，等等，而對它們的各種傷害和虐待，會破壞其德性或者能力的發揮，妨礙它們實現自己的幸福。當代著名德性倫理學家阿拉斯戴爾·麥金泰爾（Alasdair MacIntyre）和主張「能力進路倫理學」（capacities approach）的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就從這個角度主張動物的德性和幸福。[3]
依賴性的理性動物
[美] 阿拉斯戴爾·麥金泰爾/ 著
劉瑋 / 譯
譯林出版社，2013-10
規範倫理學裡的第二種代表性理論是義務論。這種理論主張，只有出於義務的行動才具有道德價值，而道德義務是由理性頒布給我們的，可以適用於全人類的、無條件的普遍法則，比如不能撒謊、幫助別人等。這種理論的代表人物是德國哲學家康德。[4]他提出了三個「公式」，從不同的角度表述這種普遍的道德法則，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二個公式——「人性公式」。這個公式對我們提出了這樣的道德命令：「你要這樣行動，在任何時候都要把你人格中的人性和他人人格中的人性，同時當作目的，而不僅僅當作手段。」這個公式也可以被簡單地概括為「人是目的」。不過這個公式也經常被人誤解，康德並不是說人完全不能被當作手段——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每天乘坐計程車、去商店買東西、去餐廳吃飯，都不可避免地會把司機、店員、服務員當作滿足我們出行、獲得商品、享受美食的手段。康德說的「人是目的」並不禁止這些把人當作手段的情況，而是強調「不能僅僅把人當作手段」，也就是說，在利用他人達到自己目的的同時，我們需要把他人當作一個人來尊重，在這個意義上，他人也是我們的目的。在康德看來，每個人之所以應該被當作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是因為所有人都相同地擁有理性能力，可以自由和自主地選擇自己的行動，在這個意義上是完全平等的。康德的這個理論給了每個人極大的尊重，同時又對道德提出了明確而嚴格的要求，因此一經提出就成為一種影響極大，擁有大量追隨者的理論。
不過在動物的問題上，康德認為除了人之外，其他動物是沒有理性、自由或者自主性的。它們產生了某個欲望，然後本能就會驅使它們去實現這個欲望，不會像人那樣進行自由的選擇，因此我們也就不能給動物賦予道德價值，不能將它們當作目的本身來看待。這樣一來，在如何對待動物的問題上，康德的理論就和傳統的德性論有相似之處，只能間接地為保護動物提供支持。一個理由是，很多人得知動物受到虐待，會感到非常痛苦和憤怒，而這些人在道德考量中毫無疑問應該被當作目的，於是我們就有減少他人痛苦的道德義務，這樣也就有理由停止——至少是減少——虐待動物的行為。康德還提出了類似於德性論的理由來反對虐待動物，不管是實際虐待動物還是觀看別人虐待動物，都會導致人變得更加殘忍，而殘忍顯然是違背普遍道德法則的，因此我們就有理由禁止虐待動物的行為。
康德本人提出的義務論的經典版本雖然只能為保護動物提供間接支持，但是我們也可以循著康德的思路向前推進，論證動物也具有內在價值，也就是論證動物應該成為目的本身。比如當代康德主義倫理學家克裡斯汀·科斯佳（Christine Korsgaard）就嘗試採取這種思路用義務論為動物保護進行辯護。[5]她主張，一個生物體擁有自由和自主性的標誌就是能夠在不同的選項之間進行選擇，而絕大多數動物顯然具有這樣的能力，因此也就具有一定的自主性。這樣看來，人對於動物就同樣具有道德義務，動物應該被當作目的（比如應該關心它們的生存狀況），而不僅僅是手段（比如僅僅為了吃肉殺死動物）來看待。
規範倫理學裡的第三種代表性理論是功利主義，這種理論不像前兩種理論那樣將道德考量與理性能力緊密聯繫起來，而是把最基本的「快樂」和「痛苦」當作道德的基礎。功利主義也不像前兩種理論那麼關注行動者的品格或者一個行動的內在動機，而是關心某個行動或某種類型的行動會帶來什麼結果，這種理論認為，對快樂和痛苦的計算就是道德判斷的最終依據，能夠產生最大快樂、最少痛苦的行動就是道德的行動。第一個系統地提出這種理論的是英國哲學家邊沁。[6]他將所有的快樂和痛苦都當作同質的，只因強度、持續時間、確定性、距離遠近等因素而存在量上的不同，這樣我們就可以根據這些參數對人的快樂和痛苦進行計算，那些能夠實現「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行動就是道德的。
邊沁最初提出功利主義理論時，就是將感覺當作功利計算的基礎，因此明確認為我們應該將那些能夠感受到快樂和痛苦的動物納入倫理學的範圍。但是邊沁本人和大多數他之後的經典功利主義哲學家，都不是動物權利的支持者，在他們進行幸福總數的計算時，考慮的依然是人的功利，並且堅持「一人一票」的計算原則，任何人的「功利」都只能算作一個單位。
但不可否認的是，邊沁的功利主義理論可以為保護動物提供直接的支持。虐待動物的行為顯然給那些被虐待的動物和大多數看到這些虐待場景的人製造了痛苦，而最多只能給少數人帶來快樂，因此極大地降低了社會總的功利水平。也正是因為這個，當代動物保護和動物權利運動從功利主義理論發展起來。著名的功利主義哲學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在1975年出版了《動物解放》，在書中他用大量細節描寫了在實驗室和養殖場裡動物遭受的痛苦，從功利主義的角度論證了保護動物的倫理意義，成為如今轟轟烈烈的動物權利運動的旗手。
辛格將邊沁的理論推到極致，認為根據功利主義理論，在人和那些有自我意識、能夠感受到快樂和痛苦的動物之間劃定界限是完全任意的，是赤裸裸的「物種歧視」，應該徹底廢除。其他動物和人應該被放在完全相同的道德層面上考量，人沒有任何特殊的道德地位，在功利計算時，不應該一人一票，而應該一個動物一票。因此他主張素食，反對動物實驗、打獵、開動物園，等等。不過，也有其他功利主義的倫理學家認為，辛格的主張過於極端，比如在一場交通事故裡，我們要麼救一個人，要麼救兩條狗，難道這個時候應該按照辛格的原則，優先選擇救兩條狗而不是救人嗎？這麼看來，就算堅持功利主義的原則，也應該找到某種標準去比較不同生命的生命價值，不同生命感受快樂和痛苦的程度，而不是簡單地從能夠感受快樂和痛苦的角度將它們等量齊觀。[7]
動物解放
[澳] 彼得·辛格 / 著
祖述憲 / 譯
中信出版集團丨湖岸，2018-08
從以上討論中可以看到，不管從哪種規範倫理學的代表性理論出發，我們都有豐富的資源來主張保護動物。但是這些規範理論還只是提供了一個整體性的框架，指導我們對人與動物關係進行反思。在具體應用方面，還需要生物學家、倫理學家、法學家、政治學家，以及每一個人的努力，去進一步探討諸多細節。比如動物與人的理智能力雖然有連續性，但是否也有實質性的差別？這些差別是否具有倫理意義？我們對動物道德義務的界限到底應該劃在哪裡？如何界定快樂和痛苦，到底哪些動物可以感受到快樂和痛苦？我們對於動物的哪些使用（比如實驗、協助、陪伴、提供食物、提供皮毛）是必不可少的，哪些又是可以避免的？哪些虐待動物的行為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我們雖然有相對清晰的規範理論，但是在應用倫理學領域，依然有很多模糊的邊界需要澄清。然而不管怎樣，我相信，在這個時代每一個有道德意識的人都應該認真思考人與動物之間的關係。這不僅影響著我們日常的行為、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也關係到如何回答「我是誰」「我應該做什麼」這樣的終極問題。
【注 釋】
[1] 參見亞里斯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特別是第一卷和第二卷。
[2] 弗朗斯·德瓦爾的一系列著作致力於揭示動物與人之間在理智能力方面的連續性，比如《黑猩猩的政治》（趙芊裡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4年），《猿形畢露》（陳信宏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萬智有靈》（嚴青譯，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9年）等。
[3] 《依賴性的理性動物》，麥金泰爾著，劉瑋 譯，譯林出版社，2013年；Martha Nussbaum,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Species Membership,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這裡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努斯鮑姆認為 「能力進路」 不同於其他倫理進路，結合了康德主義和德性倫理學的長處，但是在我看來，這種理論在本質上還是一種德性倫理學。）
[4] 康德在《道德形上學奠基》中對這個理論做出了經典的論述。
[5] 參見Christine Korsgaard, Kantian Ethics, Animals, and the Law,
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Vol. 33(2013), pp. 629-648。
[6] 參見邊沁的《道德與立法科學導論》。
[7] 比如R. G. Frey, Utilitarianism and Animals, in T. L. Beauchamp and R. G.Frey eds.,
Oxford Handbook of Animal Eth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12, pp. 173-198。
（
原載於《信睿周報》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