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至今已經走過了99年的輝煌歷程，明年就是黨的100周年華誕。在近百年的奮鬥歷程中，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多次大轉折，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之所以能夠不斷地化危機為機遇，從挫折走向轉折，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其中有一種不可忽視的力量，就是黨在大轉折中的危機領導力。習近平總書記日前在浙江考察時指出：「危和機總是同生並存的，克服了危即是機。」為了探尋中國共產黨的危機領導力，本刊記者專訪了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指揮學院一級教授、著名黨史專家——邵維正少將。
正確認識前進道路上的危與機
記者：中華民族的昨天，「雄關漫道真如鐵」；中華民族的今天，「人間正道是滄桑」；中華民族的明天，「長風破浪會有時」。總結中國共產黨人近百年的奮鬥歷程，我們應該如何認識中華民族前進道路上的危與機？
邵維正：領導科學的核心問題是領導力。堅強的領導力，是保證黨和國家事業不斷前進的最基本的力量。危機領導力是應對和戰勝前進道路上的困局與危機的領導能力。這是我們黨的一個成功法寶，也是我們黨的一大優勢。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過程當中都曾遇到過危機，從根本上講，它是由中國特定的歷史和獨特的國情所決定的。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這是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性質所決定的。近代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會，這樣一個社會在世界上也是不多的。發達國家是從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近代中國遭受的民族危機是中國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社會基礎帶來的，是由中國的階級結構和社會性質所決定的。第二，這是中國革命長期的敵強我弱態勢所決定的。近代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沒有民主自由，更沒有法治，再加之敵我力量的懸殊，因此從我們黨成立開始，革命形勢就長期是處於敵強我弱。大革命失敗，敵強我弱；十年內戰，敵強我弱；抗日戰爭，也是敵強我弱；解放戰爭的前期、中期都是敵強我弱；抗美援朝，一個剛剛取得政權的弱國，面對的是以美國為首的16國「聯合國軍」，同樣是敵強我弱。中國革命長期的敵強我弱，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很多困局和危機。第三，這是中國特殊的自然地理條件所決定的。我們的經濟、文化長期落後，地理條件、自然環境也不太好。中國雖然地大物博，但是我國位於世界兩大地震帶——環太平洋地震帶與歐亞地震帶之間，地形多樣，山區面積廣大；地勢西高東低，呈三級階梯狀分布，所以地震、滑坡、泥石流、洪澇等自然災害不斷。這些不利的自然條件給我們帶來諸多困境和危機。
談危機領導力，首先要正確認識危機。危機危機，有危有機，機中有危，危中有機。我們黨在近百年的奮鬥歷程中，確實遇到了不少難題、困局乃至危機。當前，我們正在經歷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個變局中，同樣有危有機。危機是客觀存在的，也是不可迴避的。也有人對危機有一種誤解，好像一說我們有困局和危機，就是我們黨犯了錯誤。這種認識不是唯物主義的。只有正確認識危機，把握其規律，才能抓住「機」來化解「危」，變危機為機遇，把黨和國家事業不斷推向前進。
中國共產黨成立：民族危機開始走出低谷
記者：您對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的許多重大問題有深入考察，並在20年前對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兩個80年進行了比較研究。明年就是建黨100周年，請您談談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兩個100年的轉折與變化。
邵維正：建黨80周年之際，我曾經對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的兩個80年作過比較研究。把中國共產黨成立後的80年和成立前的80年的不同境遇作對比，我們就會發現：中國的出路必然要靠共產黨來領導。明年就是建黨100周年，建黨前後的兩個100年的比較就更有意義。兩個100年貫穿了從落後挨打到走向復興的歷史進程。第一個100年是從1821年到1921年。1821年是清朝道光元年。清王朝不是一開始就落後。康乾盛世的時候，中國的經濟總量、人口總量、出口總量三項居世界第一。這不表示清王朝的強大，而是封建帝國的迴光返照。康、雍、乾之後是嘉、道、鹹，到了道光開始就走下坡路，鴉片戰爭就發生在道光年間。道光以後連著五次遭受西方列強侵略，使清王朝再也沒有緩過氣來。從道光年間開始下滑，鹹豐年間加劇，光緒成了傀儡，最終落入山窮水盡，中華民族的命運跌入谷底。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民族的命運從谷底開始上升。當然這並不是說共產黨一成立中國革命就成功了，接下來的道路是曲折漫長的。在長達28年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中，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力最顯著的特徵用一句形象的比喻是「小黨大擔當」。我們黨剛成立時只有50多名黨員，而且處於秘密狀態，到二大召開的時候也只有195個黨員。中國共產黨的「小黨大擔當」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我們黨提出了對中國社會進行根本改造。黨成立之初就提出對中國社會進行根本改造。此前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等都是改良，都沒能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第二，我們黨解決了奮鬥目標的問題。歷史證明，資產階級道路走不通，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從黨成立開始，一大的綱領就提出黨的奮鬥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第三，我們黨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黨的二大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這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破天荒的。「小黨大擔當」改變了中華民族的命運，同時也說明我們黨的成立就是為了拯救民族危機。
從中國的近現代歷史看，前100年的到落入谷底，後一百年的逐步上升，中華民族的命運呈現出一個大馬鞍形。1920年成立黨的早期組織，1921年正式成立共產黨，1922年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三年走了三大步。因為我們黨提出一系列根本性問題，中國革命就有了正確的方向、目標和綱領。這就預示著中華民族開始從低谷往上走。經過近100年的拼搏和奮鬥，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實現了站起來，改革開放實現了富起來，我們現在又迎來了強起來的新時代。按照「三步走」戰略的兩個百年奮鬥目標，第一個百年目標馬上就要實現了，第二個百年目標到2049年也將實現。
八七會議：解決第一次革命危機
記者：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後，中國革命處於危急關頭。在關係黨和革命事業前途和命運的關鍵時刻，1927年8月7日，我們黨在漢口召開著名的八七會議。請您談談尚處於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是如何應對這次危機的。
邵維正：從中國共產黨成立，到大革命失敗，是我們黨遇到的第一次革命危機。建黨之前的危機是民族危機，八七會議前的危機是革命危機。當時國民黨形成了兩個政府：南京政府、武漢政府。到了七一五武漢分共，寧漢合流，大革命徹底失敗，57000多名共產黨員中有26000多名被屠殺，真是血雨腥風。八七會議因此成為一個重要轉折點。
在黨的歷史上，被命名為緊急會議的不多。八七會議是革命處在危急關頭召開的，加上參會的中央委員沒有達到合法多數，因此叫緊急會議。八七會議在危機時刻顯示了黨中央的領導力，主要解決了五個問題：第一，臨危不懼，穩住了陣腳。大革命失敗後，一部分人消沉了，一部分人叛變了，一部分人仍在堅持，形勢非常嚴峻，不知道下一步中國革命該怎麼走。這次會議堅定了革命信念並指明了前進方向。第二，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八七會議發表了告全黨同志書，公開承認我們黨所犯的錯誤。承認錯誤才能改正錯誤，改正錯誤才能繼續前進。第三，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革命總方針，提出了槍桿子裡出政權。第四，重申部署湘鄂粵贛四省的秋收暴動。第五，選舉了中央臨時政治局，改組了中央，解決了組織問題。
八七會議雖然只有一天，但卻有著非同尋常的歷史意義。這次會議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制定出繼續進行革命鬥爭的正確方針，從而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第一次展示了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危機當中的非凡領導力。
古田會議：解決新型人民軍隊建設的根本問題
記者：1929年12月召開的古田會議確立了「黨指揮槍」的根本原則。從「槍桿子裡出政權」到「黨指揮槍」，這個轉變是怎樣實現的？
邵維正：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村舉行。這就是著名的古田會議。古田會議是一個很重要的轉折點，它所解決的是新型人民軍隊建設迫切需要回答的根本問題，即建設一支什麼樣的軍隊和怎樣建設這支軍隊的問題，進而回答了以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為主要成分的軍隊能否無產階級化的關鍵課題。
南昌起義使我們有了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但還不是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1928年4月，毛澤東與朱德在井岡山會師，部隊改編成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紅四軍的組成大體是這幾部分：起義部隊的舊軍人20%，俘虜兵20%，湘南和瀏陽的農軍40%，贛南閩西農民參軍20%，由此可以看出紅四軍基本上由舊軍人和農民組成，非無產階級意識十分濃厚。
古田會議通過了8個決議案，主要貢獻在於真正建設一支黨領導下的新型人民軍隊。明確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批判了單純軍事觀點，強調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堅決貫徹黨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必須同時擔負打仗、做群眾工作和籌款三大任務；確立了黨對紅軍絕對領導的原則和制度，包括黨代表制度、政治機關制度以及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等；規定了紅軍內外關係準則，包括官兵關係、軍政關係、軍民關係。這一系列創新思路和舉措，形成了紅軍區別於其他一切舊式軍隊的根本標誌，在當時是破天荒的。
古田會議後，幹部、戰士的覺悟顯著提高，部隊中各種不良傾向逐步克服，呈現出一片新的氣象，充分顯示了黨在人民軍隊建設關鍵時刻的強大領導力。
遵義會議和長徵：中國革命生死攸關的歷史性轉折
記者：1935年1月，在長徵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從幼年走向成熟。為什麼說它是生死攸關的轉折點？黨的領導力是怎樣體現的？
邵維正：在黨的民主革命時期，能稱得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的會議只有一次，這就是1935年1月15日召開的遵義會議。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著重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從而擺脫了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危機。
我們知道，由於「左」傾錯誤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蘇區原有30多個縣，只剩下了六七個縣。1934年9月，蔣介石又謀劃對中央蘇區實行「鐵桶合圍」計劃，準備出動150萬軍隊，270架飛機，1000輛卡車，徹底消滅中央紅軍。而當時中央紅軍不到10萬人。在此生死存亡關頭，紅軍被迫長徵。長徵出發後，幾十萬國民黨軍隊對紅軍圍追堵截，86000人開始長徵，血戰湘江後只剩30000多人，形勢非常危急；再加上長徵途中還有自然環境的威脅，不少紅軍在爬雪山、過草地時被餓死、凍死；還有紅軍內部張國燾分裂活動，這三大威脅，造成了黨和紅軍空前的生死存亡危機。
遵義會議和紅軍長徵艱難困苦的過程，再次彰顯了黨應對政治危機和軍事危機的堅強領導力，具體表現在「五力」：一是政治決斷力。批判和推翻了「左」傾的錯誤領導。第三次「左」傾上臺是共產國際的決定，推翻它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氣。二是理想引領力。長徵時有一句口號，革命理想高如天！紅軍為什麼能挺得過來，靠的就是理想信念的支撐。三是軍事應變力。四渡赤水就是軍事應變力的典型戰例。四渡赤水不是原來就設計好的，而是根據敵情、我情的變化隨機應變而來的。根據戰局的變化而變化，這是一種高超的軍事指揮應變能力。四是民族融合力。紅軍要經過少數民族地區，蔣介石認為紅軍過不去。為了團結融合少數民族，劉伯承主動和彝族首領小葉丹喝雞血酒結拜為兄弟，實現了民族融合。小葉丹派人護送紅軍順利地渡過了彝族地區。五是官兵團結力。我們的紅軍領導人身先士卒，吃苦在前，行軍中把馬讓給士兵和傷員，馬不夠了，讓體弱的紅軍戰士拽著馬尾巴走，十分感人。正是這「五力」產生了綜合效應，黨中央處理危機的領導力發揮到極致，使黨和紅軍走出危機，轉危為安。
瓦窯堡會議：作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策再次解決民族危機
記者：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者又於1935年製造了華北事變。這是中華民族自1840年之後面臨的又一次民族危機。第一次民族危機面對的是西方列強，這次所面對的是日本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化危為機的？
邵維正：中央紅軍經過長徵到達陝北剩下不到7000人，雖然到了陝北，危機並沒有完全解決。東有閻錫山，南有東北軍、西北軍，西有馬家軍，四面八方都被敵人包圍，如果處理不好，還會再一次陷入危機。特別是華北事變之後，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這是十年內戰之後一個大的轉折點。怎麼面對這個轉折？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如何破除這個危機，這就要看共產黨人的領導智慧。遵義會議解決了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瓦窯堡會議解決了政治路線問題，後來的延安整風又解決了思想路線問題。這幾個重大問題解決之後，我們黨就更加成熟和堅強了。長徵三大主力會師後，我們的隊伍是45000人。抗日戰爭結束後，我們軍隊發展到120萬，共產黨員也發展到121萬。我們不但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而且黨和人民軍隊的力量也發展壯大。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強大敵人的侵略，我們抓住主要矛盾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不僅取得了勝利，而且發展和壯大了自己，保證了奪取民主革命戰爭最後勝利。
我們黨在這一歷史過程中，處理危機的領導力主要體現在四點：第一，善於抓住時局變化的關鍵。這個關鍵就是民族矛盾上升，階級矛盾要服從民族矛盾，這一點最得民心。第二，沉著應對和妥善處理突發事件。此前，我們就積極做好東北軍、西北軍的工作，實現了局部停戰和局部聯合。西安事變突發後，我們又力主和平解決，並以此為契機促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我們的鬥爭策略有三個階段：反蔣抗日、逼蔣抗日、聯蔣抗日，體現了共產黨人高超的領導藝術。第三，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毛澤東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事實證明了毛澤東的英明。抗戰勝利的時候，我們的根據地達到了100多萬平方公裡，人口近1億人，軍隊120萬，民兵達到220萬。第四，正確把握黨的統一戰線策略方針。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有理、有利、有節。這也是我們黨的領導力成熟的一個標誌。
七屆二中全會：革命勝利前夜的轉變
記者：七屆二中全會是解放戰爭時期召開的唯一一次中央全會。會議的目的是迎接中國革命的最後勝利，擘畫新中國的未來。備受關注的是，這次會議提出了「兩個務必」。請您談談這次轉折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意義。
邵維正：七屆二中全會是在革命勝利的前夜，我們面臨著從解放戰爭勝利到新中國建立的大轉變時期召開的。當時我們解放了東北、華北，怎麼鞏固這個勝利，再從這個勝利轉到建立新中國；新中國成立以後，制定什麼樣的政策等，這些問題都要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定下來。七屆二中全會也是歷史轉變關頭。
這個時期我們黨的領導力呈現出五個特點：一是戰略性。我們黨要實現戰略轉變，就是把全黨的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1927年我們從城市轉向農村，以農村包圍城市。到了1949年，中央明確提出來我們的工作重心轉向城市，開始由城市領導農村的新時期。這個轉變是戰略性的。第二是全局性。七屆二中全會要解決一個全局性的戰略決策，即怎麼去爭取全國的勝利。為此全會提出了三種方式：北平方式、天津方式、綏遠方式。北平方式就是和平解放，天津方式是打下來，綏遠方式是先掛起來，放一放。最終我們以三種方式來推進和實現了解放戰爭的勝利進軍。三是政策性。戰略方針有了，就要出臺一系列的政策，包括經濟政策、政權建設的政策、土地政策、外交政策等。離新中國成立還有半年時間，這些基本政策都要事先作出決策和部署。四是制度性。對新中國的制度建設進行了一系列設計，規定了國體、政體。我們的國體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通過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共商國是。這是適合中國國情的。五是預見性。預見性主要體現在提出「兩個務必」。那時候我們黨還沒有全面執政，毛澤東就預見到如果共產黨人奪取政權以後，驕傲自滿、貪圖享樂，就難以抵擋住糖衣炮彈的襲擊。另外，一些黨員幹部存在打天下坐天下的農民革命思想，這些錯誤思想都要克服。毛澤東指出：「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裡長徵走完了第一步。」「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鬥的作風。」從「兩個務必」，我們再看後來的「三反」「五反」時暴露出的問題，就可以看到毛澤東是多麼地高瞻遠矚。也正因為如此，七屆二中全會的精神具有跨越時空的指導意義。
十一屆三中全會：撥亂反正與改革開放
記者：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撥亂反正，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徵程。中國共產黨人又一次充分顯示了在危機關頭的決斷領導力。您如何看黨引領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力量？
邵維正：「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我們黨和國家事業又面臨著一次向何處去的轉折關頭。在這個關鍵時刻，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共產黨人指明了前進方向。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誌，進入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
這個時期的領導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發端於中央黨校的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的大討論，打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鄧小平旗幟鮮明地批駁了「兩個凡是」，支持和推進了真理標準大討論。他一方面抓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破除「左」的思想束縛；另一方面又堅決維護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強調毛澤東的歷史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毛澤東思想仍然是我們的指導思想。二是全黨工作重心實現轉移。從以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個偉大轉變大大解放和發展了中國的社會生產力。三是以點帶面推進改革開放。鄧小平十分睿智地用小崗村的典型推動了農村的改革，用四個特區和十四個沿海開放城市，帶動了全方位立體的開放局面。中國的改革從農村起步，發展到城市，從經濟體制改革發展到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開放從經濟特區起步，發展到沿海各大城市，再輻射到內地，形成了多層次、全方位、立體式的新格局。四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強調，「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一百年不動搖是一個根本性的方針，必須堅定不移、與時俱進、永不停步。
十八大以來：新時代的偉大轉折
記者：自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黨和全國人民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黨的領導力這個時代命題，並為此提出了要增強黨的「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社會號召力」。您如何理解黨的新時代領導力？
邵維正：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們黨解決了許多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難題，辦成了許多過去想辦而沒有辦成的大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既充分體現了新時代黨的領導力，也是新時代的一次偉大轉折。
新時代我們黨的領導力在思想方法和領導科學方面，主要體現為「六力」：一是洞察力。習近平總書記十分強調統籌國內國外兩個大局，這主要來自他對形勢和大局的洞察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黨的十九大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些都來自對國內國際形勢的深入洞察。二是感召力。中國夢的提出為我們描繪和豐富了「兩個一百年」的宏偉藍圖，這是我們黨的歷史使命，也激起了億萬人民的美好嚮往和熱情追求，充分體現了我們黨的感召力。三是決策力。著重體現於戰略決策力。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定不移推進全面深化改革，中央成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後改為委員會），加大對改革的頂層設計、總體設計。尤其是軍隊改革、黨和國家機關改革快速推進，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相輔相成。四是執行力。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的執行力受到國內外的一致好評。中央出臺八項規定，一直到現在依然在「硬核」執行。再如精準脫貧攻堅戰，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抓，主持召開了多次脫貧會議，走遍了大部分貧困地區，五級書記一級抓一級，一抓到底，抓出成效。五是創新力。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實施「一帶一路」倡議，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這些都體現了創新力。六是監督力。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在堅決打贏反腐敗鬥爭、一以貫之踐行群眾路線、嚴格執行八項規定、馳而不息反「四風」等方面體現了超強的監督力。
抗擊新冠疫情：黨領導的人民戰爭
記者：今春以來，發生了一場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病毒疫情。疫情發生以來，黨中央領導我們打贏了一場舉國抗疫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由此再聯繫到九八抗洪、汶川抗震救災等，請您談談黨對防範自然災害和疫情風險的領導力。
邵維正：今年突發了新冠肺炎的疫情，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最廣、範圍最大、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疫情。再聯繫到1998年的特大抗洪、2003年的「非典」疫情、2008年的南方冰凍災害和汶川地震、2010年的玉樹地震等，20多年以來在歷次重大疫情和自然災害中，都反映了我們黨在社會危機面前堅強的領導力。
戰勝自然災害，化危為機，可以提高我們國家的組織力、動員力，增強人民的向心力、凝聚力。每一次災害和疫情都是一次愛國主義教育，都是對各級黨組織和黨員領導幹部的考驗和動員，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次戰爭動員。在這個過程中，也彰顯出了我們黨和政府的危機領導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重要方面：第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得到了充分體現。第二，黨中央直接指揮。這次抗擊新冠病毒疫情期間，三個月當中政治局開了十幾次會。特別是2月23日，中央召開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以電視電話會議的形式直達縣團級，共17萬人參加。這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上都是空前的。中央指導小組一直奮戰在抗疫前線，習近平、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同志都到了第一線。再回想當年的九八抗洪、汶川地震救災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也都到了第一線。第三，充分發揮制度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之所以能夠有力推進，根本原因是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發揮了無可比擬的重要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這次抗疫充分體現了我們制度的優越性。我們這幾次應對社會風險都是傾國家之力，這也只有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才能辦得到。第四，打一場人民戰爭。這次疫情防控，我們所打的是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人民戰爭就是要依靠人民，我們動員億萬人民在家隔離，這在其他國家是不可想像的。這次疫情鍛鍊了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我們的90後、00後經受了一次精神洗禮，得到了鍛鍊和成長。第五，充分發揮專家和科技作用。為了抗擊疫情，我們專門成立了中央指導組專家組、醫療救治組，鍾南山、李蘭娟、張伯禮、陳薇等院士和專家都奮戰在第一線。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分工越來越細，因此決策者要充分調動專業人員的積極性，用科學技術應對危機、化解困局，奪取勝利。
危機領導力：黨的寶貴財富
記者：危機領導力彰顯出我們黨的歷史經驗，也是我們黨走向未來的強大動力。總結我們黨近百年來危機領導力的基本經驗，您認為有哪些有益的啟示？
邵維正：危機是客觀存在的，它不是會不會發生的問題，而是如何應對化解的問題。黨的近百年歷史，每一次重大轉折關頭都充滿了危和機，這些危機有民族危機、革命危機、軍事危機、政治危機、社會危機、自然危機等。只要我們認清危機的規律性，就能夠戰勝危機。革命總是與危機相伴的，化危為機取決于堅強的領導力，勝利是要靠鬥爭取得的。我們黨近百年的革命、建設、改革的豐富實踐，充分體現了事物發展規律性，也充分體現了我們黨推進革命、治理國家的卓越領導水平和應對能力。
危機領導力貫穿黨的歷史過程。危機領導力在我們黨歷史的不同時期也呈現出不同的特徵，有著多樣化的表現方式，初步看具體有這幾種類型：內涵型領導力，如八七會議、古田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等；分解型領導力，如遵義會議等；哲理型領導力，如七屆二中全會等。尤其是十八大以來，著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力的豐富、創新和發展。
黨的危機領導力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縱觀黨的近百年歷史，我們黨在不同的時期，在歷次大轉折關頭，應對困局和危機，都表現出堅強的領導力，充分體現了我們黨莊重的使命擔當、嚴謹的科學精神、高超的領導藝術。危機領導力保證黨和國家事業渡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和困局，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和成就。回顧過去就能夠把握現在，立足現在就能夠展望未來。只要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繼承和發展黨的危機領導力，不管面對什麼樣的困難和危機，我們都能夠應對和化解。正因為如此，我們一定要把黨近百年歷史中積澱下來的寶貴財富傳承好、應用好、發展好，只有這樣黨的領導力才會不斷增強，黨和國家事業就會永遠立於不敗之地，滿懷信心地迎接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記者 程冠軍）
（文章來源於《中國領導科學》雜誌2020年第3期，有刪節）